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道光朝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暑兵、吏等部侍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使人民无法再生活下去,各地的起义和反抗连续不断。曾国藩于1852年受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
曾国藩认为,要图谋大业,必先呼朋引类,齐心相顾,才能开始言战。为此,他十分重视拉拢人才,有一套独到的用人之道,世人称他“知人善用”、“人乐为用。”他在“应诏陈言疏”和其他遗著中,曾系统地阐述过延揽人才的“访求之道,考察之法和待遇之方”。
所谓访求之道,他谈道:“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土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骄得意,而贤者反挥头去矣。”(《复方存之函》)也就是说访求人才,一要求贤若渴,广采博收;二要分辩真伪,慎选择优。
所谓“考察之道”,他谈道:古人询事考言,二者并重,但应以考言为主。此外,还得观其志趣、品性。对志趣的考察主要看“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对品性的考察主要“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复方子白的信》)曾国藩对政治人才的考察则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二语为尺度。
所谓“待遇之方”,他认为“人才有高卑之别,待遇之法,亦因人而异。”他在复李筱泉的信中说:“高明者好顾体面,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对他们应实行“薪水稍优,夸许稍过”。而“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所以“其才高者因宜另眼看待,其才卑者因宜执法以绳。”他还指出:为官者应有父兄爱护之意,师弟督课之风。总之,他的待遇之方就是一要奖贤罚卑;二要循循善诱。
曾国藩对用人之道曾作过精辟的概括,即“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具体说来,就是求之不嫌其广,用之唯求其慎,加上诲人不倦,执法无私,则“行见人才济济”就不难实现了。曾国藩的这套用人之道曾经对他团结幕僚,实现其政治目标起过重要的作用,并受到当时人和后人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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