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道光朝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暑兵、吏等部侍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使人民无法再生活下去，各地的起义和反抗连续不断。曾国藩于1852年受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

曾国藩认为，要图谋大业，必先呼朋引类，齐心相顾，才能开始言战。为此，他十分重视拉拢人才，有一套独到的用人之道，世人称他“知人善用”、“人乐为用。”他在“应诏陈言疏”和其他遗著中，曾系统地阐述过延揽人才的“访求之道，考察之法和待遇之方”。

所谓访求之道，他谈道：“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土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骄得意，而贤者反挥头去矣。”(《复方存之函》)也就是说访求人才，一要求贤若渴，广采博收;二要分辩真伪，慎选择优。

所谓“考察之道”，他谈道：古人询事考言，二者并重，但应以考言为主。此外，还得观其志趣、品性。对志趣的考察主要看“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对品性的考察主要“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复方子白的信》)曾国藩对政治人才的考察则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二语为尺度。

所谓“待遇之方”，他认为“人才有高卑之别，待遇之法，亦因人而异。”他在复李筱泉的信中说：“高明者好顾体面，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对他们应实行“薪水稍优，夸许稍过”。而“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所以“其才高者因宜另眼看待，其才卑者因宜执法以绳。”他还指出：为官者应有父兄爱护之意，师弟督课之风。总之，他的待遇之方就是一要奖贤罚卑;二要循循善诱。

曾国藩对用人之道曾作过精辟的概括，即“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具体说来，就是求之不嫌其广，用之唯求其慎，加上诲人不倦，执法无私，则“行见人才济济”就不难实现了。曾国藩的这套用人之道曾经对他团结幕僚，实现其政治目标起过重要的作用，并受到当时人和后人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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