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神秘主义与秘密组织

一、晚清秘密组织的特点

晚清秘密教门不断发展，出现了江西的三皇圣教，山西平定的皇天教，河北、河南、山东的天理教等。秘密会党也不断发展，在江西有小偷和乞丐会、丫杈会、花子会，在湖北有拜老会，在湖南有黑会与红会。天地会分化为小刀会、添弟会、三合会、三点会等。

传统秘密组织的特点是秘密组织主体单一，参加者主要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秘密组织脉络清晰，任务单一，农民主要反抗专制，目标简单。生存是第一要务，不讲是非，缺乏理性。近代百余年的时间里秘密组织特别活跃，反映了时代巨变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

1．人员构成复杂化

除破产的农民外，秘密组织还有地方地主、知识分子、退伍军人等多种成分。广东三合会是天地会的一支，“田舍素村，衣冠巨族，亦皆乐于一试。闽广之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湘军成立之后，尤其是左宗棠领导的蜀军十营无一不是会匪。曾国藩的军规和左宗棠的“行军五禁”里都严厉禁止结盟拜会，犯者立即正法。陕甘地区的军营中也是同样情形。经济方面，农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许多农民出身的人选择加入政府的军队。许多哥老会（自称红帮）的成员也加入湘军，湘军当时给的军饷比较高，陆军4两，水军3.6两，而清军才2两。天地会的成员也加入清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湘军2年内遣散11万士兵，但由于经济低迷，士兵“家无恒业，不肯安耕”，库款支绌，无以赡其口实。清政府曾按月考试，给予奖励，但是很难实行。这些人都是哥老会成员。四川嘓噜是外省移民或者四川本省游民的武装团体，横行乡里，强乞强买，由抢劫变为杀富济贫。1853年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浙江一带的粮船水手失业后与安庆盐枭结合成为青帮。

2．秘密组织自卫功能减弱，反社会的暴力增强

据游历者称，1900年前后，广州湾至北海沿路一带，“三点会者，聚众万计，无处无之，会中人军械颇多，抢劫频仍”。1900年之后，全省各地匪盗形势严峻，各类反清斗争高涨，不明门类的土匪也活动猖獗，以至于百姓的婚丧嫁娶得有勇队随行。1902年一年之内，处死者除外，“各府州县正法者多至三千五百余名之多”，“惩办不为不严，而各属劫掠频仍，盗风迄未少息，辟以止辟，诛不胜诛”，“保甲团练昔为治盗良方，今则视同具文，乡族耆绅既约束无素，地方官吏亦化导不行，加以营务废弛，兵卒之偷惰已成顽钝，遂使愚民亦轻生重利甘蹈法网而不知悔”。

晚清的秘密组织以游民为主体，生存是游民的第一目标。各帮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格斗，秘密组织完全没有了传统社会的互助功能。以罗教为例，罗梦鸿创办罗教，最初是教门性质，主要从事传教活动。清代时，罗教分布于福建、浙江、直隶、杭州等地，主要信众是清朝运粮水手，他们也叫船帮。罗教是手工业行会性质、民间互济互惠的功能组织和宗教的结合体。清朝粮船需水手10万户，在二三十万人以上。乾隆年间水手回空，不必官府筹办，自行解决。水手无家可依，每日交饭食4文钱。一部分失去劳动力的老水手为了赚取生活费用，在庵堂内给水手服务，“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故，亦无处掩埋，所以设立各庵，以便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平素习念罗敦经卷”。随着水手所受剥削加重，其生活日益贫困化，罗教对水手的控制力大增。罗教变为老船堂，但是罗教的教门性质减弱，以互助为主。他们非僧非道，常聚集在一起打架滋事。雍正、乾隆都对其进行过查禁。嘉庆以前重运时，水手的工资待遇，头工6两5钱，舵工5两2钱，水手4两；空时舵工1两7钱。后来，因银价上涨，每月仅够买米5～7石。他们组织起来便于互助，“老船堂”的性质逐渐变为帮会。各帮为了争夺拉纤生意，争夺势力范围，互相厮杀，经常械斗，危害极大。他们或走私，或相斗；对民船收取买渡钱、排帮钱；由过去的要求增加工资变为敲诈和要挟。罗教的暴力倾向和反社会性加重。为了在暴力中取胜，他们建立严格的组织系统。老管掌握经济大权，实行严厉的帮规家法式的家长制管理，如棍打、割筋、割耳，轻则棍棒，重则沉毙水中，俨然变为地下王国。帮会蜕变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拓展学习：晚清警察的服务与镇压职能

19世纪90年代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警政思想是中国警政的萌发，维新时期警政思想不断传播，并且在上层封建官员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维新人物黄遵宪认为：“念警察一局，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办，听民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即警察制度是宪政和维护民权的根本。

中国近代警察思想初期来源于大陆法系，它强调警察的武装性质和国家职能的优先性。我国的警察制度对于海洋法系的文官制度与保护人民、维护公共秩序的思想兼容并收。警察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也是警察完成政治功能的前提。自产生之日起，警察的国家职能就隐含在社会职能当中。

晚清警察初创时服务职能有明确规定，《广东警务官报》发刊词明确规定警察的职责为：“民生财产惟警察保卫之，贼盗奸宄惟警察侦缉之，靡风俗惟警察匡正之，疾病之传染惟警察防于先事，天事人事之变惟警察备于然，其于民弥亲，于责弥巨，固肩警察之任者。”具体主要有户籍和治安管理、工商市政管理、科学普及、卫生管理、移风易俗等职责。

但事实上，清末十年警察的国家职能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的控制。清末政治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政府的政令能直接达于每个国民，即人民与政府间能直接建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必透过封建领主或乡绅”。清末警察制度的建立就是要从地方总督与绅士手里收回社会的直接控制权来强化国家统治。面对动荡和革命的浪潮，清末政府不仅要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还要控制社会成员的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人口的控制和对报界舆论的控制，目的是推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规范和对付少数与现实秩序对抗之人。

首先，警局将户口调查权和管理权从绅士、外国教士手里收回。清查户口是广东官员和绅士抑制盗匪、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次，通过人口调查，警察对流动人口户籍的迁移登记和迁移程序进行规范化管理，使经济发展之下的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朝着近代化方向发展；再次，除了对违法越轨行为镇压外，警察还加大了对非违法越轨行为的预防，主要采取劝诫与教养方式对越轨行为进行防范。

自新政以来舆论权一直掌握在社会手里，政府要维护专制统治，必须压制媒介的传播和与媒介争夺舆论权，警察担负着直接控制报业的重任。民主革命思潮是晚清政府控制的主要内容。1906年巡警部规定：“一、不得诋毁宫廷；二、不得妄议朝政；三、不得妨害治安；四、不得败坏风俗。”1910年7月巡警欲因演说兴大狱，禁止人民演说、宣传。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政府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已经达到对立状态，警察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间的一致性日益远离。官方所界定的“潜在犯罪”和“边缘犯罪”行为已经发展到社会群体行为，清末广东警察所要控制犯罪的对象范围在不断扩大，警察所执行的治安行政职能已不再是保护公众生活安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政治统治。

3．秘密组织与救国图存的各种人物重叠在一起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秘密组织的成员身份也不断发生变化，由流民为主体逐渐加入了农民、小地主，在甲午战争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也加入到秘密组织中，改变了秘密组织原来的特点和状态。1899年12月梁启超到达檀香山，为了得到三合会致公堂的支持，随后加入三合会，被破格推为“军师”。哥老会首领毕永年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与革命党、保皇派的合作。保皇派将哥老会“反清复明”的口号改造为“扫清灭洋”、“救国保民”。毕永年与唐才常合作，组织哥老会的农民反清，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当政，发动“勤王讨贼”，发动了“庚子勤王”。

1904年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组织了华兴会，当时哥老会的马福益被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洪江会共同拥戴为领袖。鉴于华兴会会员中多数是当兵的人，恐怕在与洪江会接洽时有隔阂，于是黄兴等人又另外成立一个“同仇会”，专门作为与洪江会党联络的机关。同仇会的组织，仿效日本的办法，设将、佐、尉军阶衔级别，规定将、佐、尉各军阶职务。黄兴自己担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负责掌握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负责管理会党事务。1904年因发动“甲辰起义”失败，马福益逃亡广西，1905年因计划起义被捕，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40岁。他们的活动为后来的萍浏醴起义奠定了基础。

1904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也抓紧联络帮会的工作。1904年陶成章在云和先志学堂任教习，利用学校作为基地开展联络会党的活动。在陶的影响下，徐锡麟访问并结识了一些帮会首领，在联络帮会的过程中，徐锡麟认为“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以教练，以兵法部勤，不能为用”，于是计划建立学堂，培训会党首领。1905年9月大通学堂在绍兴创办，成为浙东帮会的联络、训练中心。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按照这一规定，先后进校学习的帮会骨干和其他有志青年600余人全部成了光复会会员。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更是招金、处、绍三府帮会首领数十人进校学兵，又将各路帮会编为“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军，总称光复军，由龙华会、白布会、双龙会、伏虎会、平阳党、青帮、洪帮等首领组成。1907年5月秋瑾召集各路会党，以“黄河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华汉族豪”14字命名起义组织，徐锡麟为黄字协领，秋瑾为河字协领，后面分别由各会党协领。因为台州、武义、金华起义失败，走漏风声，徐锡麟被迫提前起义，但起义失败。得到消息后，会党王金发要秋瑾离开，秋瑾坚决不走，英勇就义。

拓展学习：龙华会章程节选（1904年）

革命的宗旨是“报我们兄弟家祖上的大仇，并现在种种暴虐待我们的新仇，赶走了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并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

第六条“黜陟”称：“大都督又有功劳，便在枢密府功劳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将来等新朝廷成立……若犯了十条戒约，无论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体治罪。十条戒约附载在凭票上面，不载在此。”

第七条“追恤”称：“我们众兄弟中有为了会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无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内又非凡的穷，妻子不能存活的时候，本会都有抚恤的费用。……但是要切实查明，不要滥领滥给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劳，枢密府簿上记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后，论他功劳的大小，还要封他的祖宗，荫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食禄做官呢！并且还要铸了他一个铜像，宣扬他忠义的名誉呢，另外若超度等时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旧规。”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二、孙中山与会党

1．孙中山与会党结合的原因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会党的反清目标一致，武装暴力斗争也是会党的基本斗争方式。当时的清政府统治还没有到革命的边沿，孙中山自己讲“内地之人，其闻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之上之人，实为寥寥”。

孙中山自己没有军队，经费奇缺，而中国农民在殖民经济的压迫下，很多都加入了秘密组织，是一个现成的和庞大的可用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会上表达了寄予会党快速地完成革命的愿望，“归国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外交牵涉，国难骤立”。

不独孙中山，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看到了会党的力量，《东亚时报评论》载：“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其会员约12万，多士兵，又间有武官，以阴成大事。留日学生游学译编《民族主义之教育》，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自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层社会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情形。”1902年欧榘甲在《新广州》发文说：“今日之秘密会党，能改革进步，以从豪杰之命，即异日中国国会议会各公会之起点，政党之始基也。”这些思想家甚至希望会党成为民间组织中的中坚力量，发挥现代政党的作用。

2．孙中山与会党的结合

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华侨多为洪门人士，广东开平人邓荫南早年到檀香山谋生，后经营农场和蔗园，成为当地的富商，他变卖家产资助军饷，支持孙中山革命。1895年兴中会香港分部共有49人，30%是会党。1895年广州起义，以香港3000名三合会成员为主力，失败后孙中山在三合会会员的帮助下逃离澳门。在伦敦，孙中山说，会员的人数恐怕我算不清楚，但是我们的中心省份3/4的居民都加入了秘密社会。1899年兴中会干部陈少白加入香港三合会，与哥老会毕永年等拥立孙中山为总会长，改会名为汉兴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胡汉民回忆，“盖同盟会之构成，以知识阶级（留学生与内地学生）为主，次则流氓无产阶级（会党和失业农民）与华侨之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为多数之成分，而皆集中于知识阶级旗帜之下。在当时为达到革命之战略，则政策亦无胜于此者”。

1896年6月至9月孙中山到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地活动，发展兴中会，因未能得到洪门致公堂的帮助，成效不大。1903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后，于1904年1月11日加入洪门。从此，孙中山在海外革命活动的局面被打开。当年4月6日他被困旧金山，洪门人士黄三德等解救了他。1904年4月28日孙中山从旧金山码头的木屋解禁上岸，受到洪门人士的欢迎、招待，与之前的局面相比已大有不同。5月，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全美洪门开始进行会员总注册，孙中山亲自在洪门致公堂制定了《致公堂新章》80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平均地权”为宗旨，比1905年8月在同盟会上提出的纲领早一年零四个月。在经费方面，规定“各埠堂友当年例捐经费，每人一元”，“现在举行注册，每人收银一元，为开办新章经费”，“各埠自后新进堂友，每人须缴堂底银两元，注册银一元，归入大埠公堂”。1911年，孙中山第四次赴美，并前往加拿大，主要目的便是筹款。孙中山称“筹款30万便可推翻满清”，同盟会成员加入致公堂。为了帮助孙中山，致公堂组建了“洪门筹饷局”，加拿大致公堂将该堂砖楼一座连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加币1.2万元，为避免法律纠纷，以中华国民救济经费名义捐出。此行，孙中山在加拿大得义款7.7万余港元，占黄花岗起义全部经费的一半以上。孙中山在美国各埠筹款，北美洲致公总堂便刊发布告，通知各埠同志优礼欢迎，称孙中山为“孙文大哥”。

会党与革命党人还发动多次起义。孙中山坦言：“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1899年惠州起义，由三合会的郑士良领导，队伍很快扩大到2万人。孙中山意识到“彼众知识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1906年湘赣萍浏醴起义，1907年钦廉潮惠起义，1906年新加坡华侨、三合会首领许雪秋潮州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都是会党组织的。海外的会党对孙中山起义十分积极，越南三合会首领黄景南等募集捐款12000元，以卖豆芽为生的黄景南捐出3000元，石锦泉组织敢死队，令孙中山十分感动。

各省独立的过程中，广东各会党首领在顺德、南海西樵乡、新会、东莞等地起义，三合会许雪秋等14万人进入广州。1906年陈其美在上海活动，1910年陈其美与青帮大字辈应桂謦因调节在宁波建学抢占民房而认识，帮会分子刘福彪加入，组成300人的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总局。浙江乌带党王金发组织100名敢死队加入新军，攻入杭州军械局，取得130支枪，洪帮的张伯岐、张子廉也加入革命。革命后，王金发因为汤寿潜杀害秋瑾愤然离开，去绍兴组织军政府。江苏、安徽地区青帮的徐宝山配合革命党江浙联军收复南京。陕西、甘肃、新疆、山西、河南等地会党也发动了起义。

3．革命后的会党政策变化

革命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为减轻负担、稳定统治，大量裁军，不触动农村封建地主统治，进行文明革命。退伍军人生活难以保障，帮会无法忍受。无法妥善安置广大军民的国民党，对已经进入政界和军队的帮会采取镇压态度。

陕西都督张凤羽要求湖北都督黎元洪帮助镇压哥老会未果，以制造分歧的方式制造矛盾，将张云山、万炳南除去。四川、江西对会党成员进行扫荡。江西前都督马毓宝以“勾结匪类……暴敛钱文”、扰害百姓为名，军令枪决。数十万民军进入广州以后，严重扰乱治安，使军政府威令不行。于是，军政府决定开始武力整顿民军。广州陈炯明将三合会敢死队的领袖石锦泉从虎门诱捕回广州处决；进攻惠军的王和顺部，使王的部队解散，打死数千人，陈炯明以5000元悬赏捉拿王和顺；海南黄明堂的部队遣散后，陈炯明以绥靖为名，杀死潮州起义的领导者许雪秋、陈涌波等人；大浦三合会的首领阿拱被陈炯明派兵逮捕杀害。孙中山3月19日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后致电陈炯明：“贵都督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兴。”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规定除政党性质之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1912年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计划用中华和平会改造旧式帮会。9月谭人凤与徐宝山发起筹组社团改进会。9月28日他们向内务部警政司递交了《社团改进会发起意见书》，并附《社团改进会章程草案》，该草案规定，本会以改良旧有秘密会党、维持地方永久治安为宗旨，“凡原属洪家兄弟姐妹，对于该原有之会，没有大过错犯者，均可加入”；并采用近代政党体制，对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机事业及安置会党成员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做法，但由于内务部不批准，谭人凤转向湖南。湖南谭延闿本来计划采纳，但是一农家出现炸弹，立宪派和权绅不看好会党。会党生存的最后希望破灭。

革命成功后，1912年海外会党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给孙中山贺电，要求在国内组织政党。同年3月美国致公堂黄三德带着洪门筹饷局的各种文件、卷册提出海外致公堂在国内立案的要求。孙中山虚与委蛇，避而不见。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主笔冯自由任稽勋局局长，认为：“致公堂实为世界历史所未有，莫如赏之以年金，以彰显政府崇德报功的美德。应有政府永久印信，彰其盛德，表其固有完备之组织，及保全其爱国党派之真诚，如是则后世永远为纪念，皆知致公堂为最高尚之爱国模范。”最后袁世凯于1913年通过了加拿大总领事和北京国务院的申请，使其成为正式社团，并极力表彰他们“倾心祖国，志存光复。深明大义，效忠共和”。二次革命时孙中山失去了很多会党的支持和帮助。

拓展学习：共产党的会党政策

大革命时期“农协中不应该有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排拒会党”。瞿秋白说：“游民、帮会都是新旧经济力量交替消长之间所生出来的新现象，绝不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而只会有宗法社会式的头目制度……暴动，终究是代表各个想自己变成富人的意识。即使游民的无产阶级暴动成功了，或者真正成了一种实力，也很容易受头目的出卖而完全丧失革命性，简直变成军阀官僚。”毛泽东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些人是中国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研究会党和土匪课题。1927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于是井冈山政权时期收编王佐和袁文才，长征期间继续收编秘密组织。1934年6月16日贺龙和夏曦、关向应、卢冬生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内称“亲爱的神兵同志们：你们受不了苛捐杂税的剥削，起来反抗万恶的军阀和区长、豪绅……我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有百万以上的工农红军，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因此我们与你们正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

思考题

1．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民间组织宗族和行会遭到了破坏，秘密组织几乎遍及每个村庄，中国的秘密组织被引入政治之后，如何处理、改造会党？

2．秘密组织与黑社会的区别是什么？

推荐书目

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2．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秦宝琦：《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王玉德：《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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