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神秘主义成分，神秘主义与秘密社会是一对孪生姊妹。传统社会信众受神秘主义的影响，建立秘密组织。神秘主义文化在不同时代有自己的特征，文化具有不可断裂的特性，神秘主义文化亦是如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神秘主义一方面扎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哲学思辨、文学艺术之中，而且往往居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神秘主义往往都是成熟文化的异己力量。因此，它在历史上既是文化、宗教、哲学内在嬗变的一种力量，又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在科技发达和科技知识传播如此快捷的今天，因为人们对科学功能和理性分析的局限性，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不会自然消失，依然会有秘密社会组织存在，并且其形式多样而复杂。

一、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

1．传统中国的神秘主义文化

古代王者最信神权，远古即已如此。中国神仙说、天应说、谶纬之学历来盛行。“神仙说”来自战国时代的燕、齐两国。当时，由于时代变局，人民生活苦闷，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渴望脱离政治和贵族的约束，达到完全自由的生命状态，变为长生不老的仙人。庄子学说就诞生于此环境中。他们对着渤海，遐想无限，宋毋忌、郑伯侨、羡门子给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鼓吹过。他们称渤海有三仙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上面生活堂皇，并且可以成仙。对于“天应说”，历史上有很多故事，如商汤架起柴火要烧自己，以替民祈雨。秦始皇、汉武帝都信“天命说”，中国历史上不信“天应说”的皇帝很少。据说楚昭王就不信。楚昭王病了，卜者告诉他是河神作祟，楚昭王说：“江、汉、睢、漳是我们的‘望’（古代国中的大山川都称望），才去祭拜，河太远了，就算我犯了错，河神也管不着，就不去祭拜了。”楚昭王临死的前一年，天空赤鸟蔽日，一连三天，太史说：“你要祭禳一下，不过你不要害怕，移几个大官像令尹、司马啊都可以替代你。”楚昭王说：“我倘若没有大过，天为什么要我死；如果我真有罪，应当自己受罚，为何要害我的股肱之臣。”关于“谶纬之学”，中国的皇帝和老百姓都信，而且都会使用。陈胜、吴广通过“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发动了一场农民起义。中国的受命天子得到天的符应要去祭天，皇帝都想去祭奠泰山。齐桓公想去，但被管仲制止了。秦始皇去了之后，淋了大雨，遭到了儒生的讥笑。汉武帝认为自己是有资格去祭祀泰山的，司马迁的父亲因不能参与，含泪抱恨而死。这说明皇帝的天人说和神秘主义对民间的心理影响很大。这些思想，在董仲舒那里发展成为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

2．民间信仰与神秘主义

自然崇拜相信万物之灵，关注神话与自然的关系，侧重于探求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相对弱小的生命个体对自然的依赖极强，中国人的自然崇拜一直不衰。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产生了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中国的农业文明早熟且长期稳定的形式，造成了中国人的神灵崇拜，随着历史的变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崇拜，尤其是万物有灵、神仙崇拜、鬼神妖怪、世俗迷信。因此而诞生了巫术、降神术、炼金术、炼丹术、催眠术、星占学、神灵学、占卜学、堪舆学、数术等。

3．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使民间崇拜多神化

在封建专制下，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思想与佛、道中的鬼神观是相近的。君主在儒家治国、教化百姓的同时，又吸收和宣扬道教、佛教中的有利成分，达到用鬼神的威力强化儒家伦理的效果。在皇帝的推行下，佛、道观与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互相融合。

道教在与民间结合的过程中，其高雅、远离凡尘的本质哲理被抛却，而斩妖驱邪、禳灾救难的各种法术受到皇帝和百姓的超级信奉。道教的禁咒画符、占卜扶乩、印剑斩妖、祈风阻雨、相宅择墓等道术迎合了民众福祸长生的愿望，在民间深深地扎下根基。此外，道教的气功、武术、养生健身之道受到民众喜爱，顺应了人以生为乐、不死成仙的心理需求。道教尽力加入儒家伦理纲常，使其家庭化、伦理化，以便与统治者和大众现实生活接近。道教也与佛教结合和对照，以吸收信徒。道教中本来玉皇大帝是最高神，但是由于佛教中有三世佛，道教便拟出三清天尊。

佛教来到中国后尽力迎合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土壤，将原本出世型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结合，降格以求，尽力改变自己的超凡脱俗和厌世，变得和蔼可亲，具有人情味。菩萨就是能化解人间的不幸，怀着慈善心肠降恩赐福的化身。佛教的菩萨也由男身变为女身，树立美丽善良的形象，接近百姓生活，并由女菩萨产生出很多娘娘。中国的菩萨全知全能，主管送子、催生、治病等民间诸事。佛教也尽力与本土宗教道教融合。道教的人格神关公在佛教上被封为珈蓝神之一。佛教也吸收了一些道教的法术和仪式，以增加其神秘度，适应中国人的迷信心理。佛教还与儒家伦理和纲常结合，大力鼓吹孝道，为父母修行，救济父母，于是出现了在家居士。

由于儒、释、道三者逐渐合一，加之古代人识字率低，这就使民众不能分辨复杂的鬼神归属系统，造成了中国民间信仰多神而混乱的局面。中国人佛、道、巫样样都信奉，中国人心中的神灵非常广泛，如民间的诸神、历史人物、行业神等。

农业社会中温饱和生死是困扰人民的最大问题，困苦和艰辛使他们关注与自己生活相关的部分，因而宗教对来世的许诺显得空洞。读书是有闲的上层社会的事情，深奥的教义和理念是民众不愿意去思考的。他们的神灵信仰具有功利性和实用性，他们不会为某个神灵而牺牲自己，也不会守着一个教义抱死终身。神越多神力越大，保佑的就越多。于是，在中国树起任何一个神灵都可能建立一个秘密教门组织。

二、晚清神秘主义的泛滥

中国人寻求救国的武器只能从传统社会寻找。中国稀稀拉拉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抵御外来侵略。锄头大刀无法对抗西方大炮。中国欲自强必须加快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关键是先进文化的指导，慌乱之中只得重新解释传统文化，神秘主义趁机复兴，精英理论上的探究使普通民众对神秘主义更是信奉有加。士大夫的末世之感，使他们产生了遁世后求索的思想。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都倡导过宗教救国，绝非偶然。

生存的艰难和文化的愚昧导致了秘密社会膨胀式的发展。1846—1850年，直隶、山东等六省五百州县受灾；1848年广东、广西大旱；1849年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水灾，100多州县被淹没；1877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河南饥民620万，山西饥民500万。民间的神秘观念在晚清越来越严重，中西方的著作里都提到了这个现象。1903年陈榥《浙江潮》第二期的《续无鬼论》说：“亚洲之东，有待亡之老大帝国也，各行省中，庙宇不知其几千万，……香火不知其几千万。……某日某神诞生，某所某鬼现矣。浸淫滂漶，忘返留连，故风俗如中国，实可以陈为迷信之国。”黑格尔在《历史的哲学》“满清朝”里说：“各省、州县，山川江河都有相当的神灵。这一神灵都属于皇帝，在国家的年簿内，登记着司职守护全国江河山川等等的官员和神灵。……中国人的迷信是极深的，这种情形正由于缺乏内在的独立性而起，结果便造成了和精神自由相反的势力。……凡是我们认为是偶然机会的，认为是天然的联系，中国人却企图用巫术解释或者实现，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精神。”

近代的神秘主义与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但神秘主义与民族存亡、社会转型有密切的关系，一直围绕着大旋律做出姿态各异的表现，政治化、社会化、实用化是其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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