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拆电线、铁路再认识

义和团运动拆毁铁路、电线是不是证明中国农民盲目排外和不懂得现代科技的价值？不是，义和团运动中农民对金表、手枪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中国有实用的传统，中国没有宗教，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实用性很强的文化，所以中国农民在选择各种思想和事物时以实用为准则。对于铁路修建，当时的李鸿章就提出如果给农民以高补偿，中国农民的祖宗和迷信问题立即就不是障碍。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取决于这些现代化的事物与农民生活发生关联的水平。如果当时的农民每家都安装了电话，他肯定不去破坏别人的电话、电线。仇恨是因为那个事情与他的自身利益无关。如果中国农民不接受新事物，外国就不会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外国的商人就不可能来中国倾销产品，一次次修约也证明中国市场很有拓展价值。洋火、洋布、洋灯等普遍被接受。如洋布“目下内地服土布者日少，而服洋布者日多，以其价廉质细，而又受染”。连山西这样的内地省份，也以穿洋布为时髦，“晋俗素称俭朴，然十室之邑，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

二、“怪力乱神”与祸首慈禧

政府将义和团的“怪力乱神”放到国家级会议上来讨论，意味着儒家文化失去价值，“读《孝经》以退黄巾”的模式失去了意义。在关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宫廷讨论过程中，光绪与徐景澄、袁昶拉手痛哭。“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得不格外审慎。”1900年狱中的袁昶感叹“人生百年，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尔”。徐景澄“死后当知，爽秋何不达也”。8月15日慈禧逃跑，下令剿杀义和团。反对利用义和团的大臣冤死九泉，慈禧也不想认这个错了。慈禧被帝国主义列为首个罪犯，是因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命令“怪力乱神”杀害外国人，对丑陋政权不可接受。慈禧利用“怪力乱神”的方式让外国人看到这个政府毫无价值。慈禧请公使夫人的失败在于此，而不在于义和团杀了多少外国人。“怪力乱神”正是当年曾国藩等士大夫攻打太平天国的理由。清政府自己对正统文化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将“怪力乱神”放到中央级会议上讨论，给高层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一个信号：政府不足为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看得很清楚，因而提出“东南互保”。清廷召见李鸿章去北京时，李鸿章说是假诏，臣在外可以不奉诏。革命党人的活动频繁，很多新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

1902年1月跟随老师保皇的梁启超在日本革命党人的影响下，给康有为写信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舍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旧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恨，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三、义和团运动是倒退还是进步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起义有洪秀全等低级知识分子的领导；义和团运动时期，“怪力乱神”，各自为坛，没有组织也没有精英作为领导者参与其中。

1．近代乡村的人口结构、文化道德发生变化

近代以来乡村的精英文化人进入城市谋生，乡村的文化素质下降。19世纪中后期，随着开放口岸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兴起了一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城市商业增长，城乡分化加剧，城市吸纳了大量的精英人口，乡村精英来城市经商，重庆就是因此而诞生的新兴城市。城市中的精英职业以买办、文员、教师、商人等居多。王韬就是从乡村去上海在翻译书局做文员的职位。上海在1840年前后城乡人口约为50万，到1852年市区人口就达515万，1910年市区人口发展到1304万。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价值受到冲击，农村中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随着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变化，西学被大量引进，在城市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士绅及市民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观念变化。他们接受和传播着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国家观念、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权主义等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其中，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自由为人之天赋权利的认识，使他们激烈反对封建的伦理纲常，要求冲破封建礼教的网罗。文化人在乡村中的文化和道德感召力减弱。

近代教育需要的成本提高，在城市里才有可能实现。农村的宗族可以办几个私塾，但是养不起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制。殖民经济的掠夺中，乡村在产业链上受到的压榨最深，很多农民都变为赤贫者，书籍又相当昂贵。随着清政府的衰败，科举考试名存实亡，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晚清政府因为办学校收捐而引起民变的事件此起彼伏。

2．近代乡村的社会组织松动

传统社会有两个政府许可的民间组织：行会和宗族。它们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各种民间组织的职能，促使中国社会出现相对稳定的状况。

乡村的宗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利益群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由于传统习俗的力量，加之某些物质、经济力量的联结（如祠堂、家谱、族规族训、族田、宗族公益金等），使它具有多种功能，并能在农村社会发挥广泛的作用。宗族的组织功能是指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载体、以广大族众为基础，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的功能。此外，宗族还有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福利救济、教化等功能。一般是由有威望的、有文化的长辈掌握。但是随着近代人口的流动和科举的废除，社会经济的凋敝使宗族的民间救助、服务和福利功能都受到挑战，传统宗族的威望逐渐降低。由于宗族的人地冲突，许多农民从宗族中分离出来，流落为流民。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地方绅士在掌握武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豪绅集团。宗族传统的民间组织的整合功能消失，社会松散，进入无组织的混乱状态。

四、全民武动与秩序恢复

义和团运动曾经被称为民族主义的大爆发。义和团运动几乎全民皆兵，杀外国人，杀教父，杀中国的教民。在他们眼中，中国教民分得教堂的田地，有的被高工资雇用，有的借势欺人。他们杀中国儿童、妇女，还要杀光绪皇帝、杀大臣。他们烧房子、拆电线、拆铁路，没有法律概念，为所欲为。他们给中国出了一口恶气，也让世界震惊。旧中国的迷信与野蛮向世界暴露无遗，也向世界真实地显示了旧中国的落后与深层次的脆弱。西方媒体对中国义和团口诛笔伐，难以描述愤怒与震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保持缄默。只有赫德这位在中国生活太久的外国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说：“这个民族酣睡很久了，但是最后他终于醒来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把外国人赶出去。”但是赫德在中国的所有积蓄和准备养老的钱被义和团烧为灰烬。

很明显，义和团运动的最大特征是暴力，而且几乎是全面暴力。革命过程中经济的损失肯定有，暴力革命最可怕的是人精神深处的暴力激发出来的对人文精神的破坏。关键是革命后需要弥补和修复，以恢复社会原有文明的核心价值。

拓展学习：义和团运动之评价的变化

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是一种“落后”的象征。

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实际上是这种救亡语境的继续。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在反帝问题上，“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在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

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认为戊戌维新高于、优于义和团，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高于、优于任何农民运动、农民革命，义和团是农民的自发斗争，一开始就使用了暴力手段，矛头对着外国侵略者，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但是，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

这大体上可以看作曾经统治过舆论的语境变迁史。看得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义和团的面貌有很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与“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一样，都是社会学意义上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均非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在百年中国为义和团运动所作出的许多基本结论中，也许只有“反帝爱国”带有最基本的性质。这是唯一一个50年来为各方各派所认可的定位。

——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近代中国处于变革时代，士人和精英对变局作了各种斗争和尝试。近代中国的外部形势越来越复杂，需要民主构建和民族重建。农民阶层在复杂形势面前遵照旧法，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政权构建和思想构建。近代社会变革从晚清到民国基本是上层精英主导完成的，农民只是参与者，从洪秀全政权到共产党政权都摆脱不了精英模式。近代的上层精英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农民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精英代替农民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拓展学习：近代中国农民的特征与教育问题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

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他们简直目不识丁，80%是文盲。

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

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

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有此四大问题，“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我们便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这四种教育是：①文艺教育；②生计教育；③卫生教育；④公民教育。也就是我们从十九年秋季起，决定集中人力财力在定县“做一个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县单位实验的内容”。

——节选自宋恩荣主编：《晏阳初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研究性学习一

南斯拉夫分裂出的克罗地亚在内战中死了很多人，现在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利比亚战争中全民参战，每个人都会制造和使用武器，改装和改进废旧武器。将苏制UB-32直升机火箭发射器装在地面皮卡车上，发现准确度出了问题，于是又改为肩扛式火箭发射器，而且改为一个按钮、一个电池就可以了，可以随意走动，炮击6公里之外的地方，一节电池可以支持50次发射。利比亚民众关于战争的回答是全部埋葬，删除记忆。我们不爱打仗，但是残余势力还需要我们有武器保护自己。民间大众对暴力的态度很平和，但是个体的经济损失无法弥补，因此，可能还会有抢劫发生。利比亚革命后立即宣布宗教治国，并且连与现代社会相违背的一夫多妻制也暂时默认。

问题与讨论

暴力革命之后，社会文明秩序如何快速恢复和构建？

研究性学习二

重农派以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漆琪生、王鸿一、严慎修、米迪刚、杨开道等人为代表，持论者众多，阵容强大。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是重农。复兴农村，是解决流民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重农派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农业的复兴，可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他们视农业化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

重农派思想概括为七大要点：第一，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而中国农民现皆困处于贫苦至极的地位，如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最迅速地可使贫苦农民脱贫，国民经济好转。第二，农业是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不仅因数千年来农业经济根深蒂固，并且还因中国国势屈处于半殖民地地位之故，复兴农村，重建农业，则可奠定国本，舒缓危急；不然，如轻弃农业而趋重工业，则在眼前工业阻力未除之际，工业建设非特徒劳，甚至还将此一息仅存之农业命根轻视不顾，终必因农村解体而国民经济全体亦覆亡。第三，中国之农村经济，乃是工商各业凭依之所，只有在农村繁荣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是以复兴农村，乃为工商各业树立发展之前提与基础。第四，农村复兴，比较工业化容易而可能，因为外来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业建设之抑压，较之发展工业的竞争与冲突小。第五，在中国之外在的国际形势与内在的经济结构等历史命运支配之下，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前途，比较工业化，希望为多，此乃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第六，建设农业，改良农作，可以增进中国农产品之输出贸易，调整入超的关系。第七，建设农业，可以解决千百万过剩人口的失业问题。

与重农派论争不休的另一大学术流派是重工派。重工派以吴景超、陈序经、袁聘之、张培刚等人为代表。该派理论要点也有很多，如袁聘之所阐发的“重工”的四大理由，其中之一是从解决流民问题归根到底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阐发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工业，吸引农村人口向都市集中，逐渐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型，毫无疑问，是世界各发达国家所普遍遵循的道路。近代思想家对此作过探索，薛福成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解决近代人满之患的著名人口论学者。重工派只不过旗帜更鲜明、理论更系统而已。

当重农派与重工派论争不休之时，“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的呼声又起。“走第三条路”，即走“农村工业化道路”。

——参考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462页。

问题与讨论

中国近代经济建设理论中关于中国出路的论战分为三大派，这三大派观点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借鉴意义是什么？

研究性学习三

在传统中国文化里面，祖国是母亲，政府就应该是青天大老爷，县长是父母官。而在西方文化中，政府是靠不住的，总统是靠不住的，是要制约的。课后请阅读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

问题与讨论

近代农村的基层组织经历了松动、破坏和修复的过程，现代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居民委员会和乡政府，农民通过居委会和乡政府能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见？现代如何建设保障农民表达的机制？

思考题

改变中国农民的特征必须从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开始。关于小农经济如何改变的问题，在当前农村经济集约化的改革中，很强势的思想潮流是农村土地的流转，你如何看待中国土地流转的实施？

推荐文章和书目

1．秦晖：《农民地权六论》，《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5期。

2．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罗志田：《传统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4．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北京：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5．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的比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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