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及农民运动

人物简介：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1851年1月11日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咸丰八年，天京变乱。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4月病卒。太平天国遂告败亡。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中国变革过程中的阶层表现和阶层特征值得探讨。历史上的农民阶层表达自己的方式是暴力。失败者居多，成功者鲜少，如刘邦、朱元璋。历次农民起义都会对政权渐次地推进。有的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农民发起的，如黄巢是进士未中，王小波是贩卖茶叶被政府通缉的人。近代的农民起义面临千古未有的复杂局面，有半殖民地时代的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

一、“拜上帝教”特殊亚文化的命运

传统社会的农民运动很多都有宗教的因素，著名的有白莲教、弥勒教等。这些宗教被统治者称为异端或者邪教，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文化一统性不容许异端文化的出现。封建社会的农民产生异端思想主要是因为经济矛盾引发思想变异，宗教只是反对统治者的一种号召。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皇权思想之下，只有神秘主义才是敲开封建社会的钥匙，只有宗教才能最合法地反抗君权，并使农民从血缘和宗法中脱离出来。近代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又因为中国民间的经济矛盾而产生的新的宗教异端，与以往农民运动不同的是，他的宗教旗帜是统治者不可接受的西方神灵。

1．太平天国的参与者决定了其亚文化性质

生产关系是阶级的基础和条件，阶级意识和生产关系有关，也与文化传统有关。阶级意识的出现，意味着首先要分清集团利益以及与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性。而且，社会分层还常常导致文化分层，所以人们有时将文化分解为不同阶层的文化。阶级意识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里，互相对立的社会阶层提出各自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文化霸权既指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指导社会生活的确认，又说明社会下层在某一文化之下如何发展自己的生存策略并进而改变文化霸权。

为了取得文化霸权，社会上层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吸引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这就要求他们有选择地容纳各个阶层的文化。如果社会上层极力想赢得人们的同意，霸权文化就成了说服性的而不仅仅是权威性的。因此，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化霸权，人们可以实现跨阶层的联盟。科举考试就是中国跨越阶层和达到文化霸权最好的容纳和吸收方法。整个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形成一致的信仰、价值观及态度。

洪秀全、冯云山等都是科举失败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不被政府收纳的人。这些底层知识分子，略通文墨，又有一些财产，有一定的改变社会的理想。洪秀全的文化程度是秀才以下，但洪秀全认为自己在当地是很聪明、很有才华的，因为考官的舞弊才造成自己的边缘化。秀才以上享有政府的一些补贴，关键是在当地社会地位高，使有抱负的人的心理需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杨秀清有胆、有谋，不怕死，要求改变生存现状。他本身就是巫师出身，带有神秘主义。

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基本上是流民，也就是被主流社会忽略和遗忘的人。1851年，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年份，该年全国人口达到43216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据历史记载，从1749年（乾隆十四年）到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人口由368万增至782万，一百年时间内人口翻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则由2.4亩降至1.1亩，全国平均值为1.7亩。由于地瘠民贫，流民遍地，落草为寇，两广地区盗匪如毛、会党纷起的社会，终于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普通老百姓参加拜上帝会一是为生存忧愁，二是为得到保佑。一般人是不想走上反抗道路的，因为反抗的后果是被宗族开除出去，死了都不能入祖籍册子，被族人视为耻辱，是不可提及的人。这是一个亚文化群体的结合体。

拓展学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与流程

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兴起时期；唐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时期；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明清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清代末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考试一般分为四步：童生试，也叫“童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相公）资格，这样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的一次考试，由秀才参加，考取的叫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的资格，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又称中式进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又称御试、廷试、亲试。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殿试题目一开始是策问，后来改为诗赋，到明清时，主要仍是策问。录取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甲鼎”；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

2．亚文化完全排斥主流文化是其失败的根源

社会上不同阶层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过程。上层文化对下层文化有控制力的一面。社会上层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在于维持这种不平等的阶层化的社会制度本身，即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层，就有维持社会制度尤其是上层文化的责任。洪秀全拜上帝会不仅仅是洋教，而且相对于圣人之教的儒家文化来讲，可以说是下里巴人。社会下层培育出本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要获得社会中间阶层和上层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社会中间阶层和上层的价值评判标准，向社会上层“看齐”。洪秀全没有看到阶层文化斗争中的融合和互动，而只看到上下阶层的文化裂缝。社会要想平衡，就要在接受和融合中缩小差距，创造对同一个整体的归属感，使人们对社会一致认同。曾国藩和洪秀全都没有找到融合的可能，只能用战争来解决。

曾国藩抓住太平天国政权和思想理论的缺陷，“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洪秀全坚决烧毁一切儒家书籍，破坏一切儒家圣像，排挤一些主流正统文化，失去了精英的支持和民众的支持。中国封建社会的体系是经过几千年形成的，日益完善，没有上层精英的策划和参与，洪秀全政权很难超过前代的水平，况且他又面对近代复杂的环境，注定他的政权走不远。

3．“拜上帝会”在亚文化圈内失去信任

洪秀全以传统的秘密主义的方式吸引大众。①“天父下凡说”，结合中国道家和民间的仪式，创造天父下凡的样子。远古以前没有人类，即使天父是中国原有的上帝，又有谁见过天父下凡？杨秀清是地方的神汉，敢扮演天父。②“末日论”，拜上帝会宣称上帝降言：“将遣大灾降世，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前来，都将得救。”③神秘附会，拜上帝会散布一首童谶说：“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与陈胜、吴广、王莽之类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方式的感召力是有时效性的。刘邦、朱元璋等是在夺取政权后神化自己，洪秀全是在起义之前就开始神化自己，并且要使神化身份继续得到民众的认同，只能加剧神话和宗教控制。天父和圣库都是实践和理论上不能持久的东西。定都之后，洪秀全没有反思，而是更加执着和疯狂，完全烧毁儒家书籍，将知识分子精英完全抛开。尤其是建立政权后不转入正常的国家政权建设，而是继续采取政、教、军三者合一的统治模式。单一的宗教信仰传统与中国百姓信教的功利主义思维相违背，注定了中国不可能有政、教、军合一的政权。

二元制的统治模式使统治失去了民心。原来的“同打江山，共享天福”的天国梦想变成了无尽的战争，和圣库制度这样消灭家庭的军事化管理一样造成了人怨鼎沸。虽然建立乡官制度（行政与军事合一），成立妇女组织女营，与男子并肩作战，提倡自由恋爱，建立婚姻证书的审批制度，废除婢妾制度，但各王妻妾成群，而且依王的等级确定妃嫔人数。曾国藩抓住太平天国二元制政权的脆弱，“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

洪秀全费尽心思编撰的儿歌、童谣和教导百姓的诗词，在民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太平天国军队打到上海，上海的人宁愿找外国人帮忙，也要把洪秀全这个魔鬼驱逐出去。拜上帝会没有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民间宗教组织的影响力。首先，中国不可能被基督教化。其次，完全脱离本土文化，完全是神怪，影响力不如白莲教，从宋到民国的农民组织中都有白莲教的痕迹可寻，天地会从乾隆到民国，到现在的海外都有组织存在。而拜上帝会的思想从知识分子、百姓到文学都没有看到它的影子。

二、“丁字形理论”与中国农民运动

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比如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就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占很大比例的社会结构。再比如，人们常说的“橄榄形”或“纺锤形”社会结构，是指中产阶级为主体，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拓展学习：社会结构分析法

社会学对于社会地位的剖析有很多种方法，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阶级分析即是一种定性的方法。马克思用所有权关系分析阶级现象，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分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大阶级。但是，如果将社会经济地位很高、受雇的高级经理、律师、医生、教授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酒吧饭店招待、收集垃圾工人、街道清洁工看成是同一个雇佣阶级，这样的分类对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没有什么解释力。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试图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他增加了两个新的分类变量，一个是组织资产，另一个是技术资产，于是他从三个角度将西方社会分为12个阶级（Wright，1985）。赖特自称他的分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定性分析的优点是能够解释总体的阶级关系，缺点是只解释了大的结构，而忽略了众多小的社会阶层。

另一种是定量的描述。定量的描述试图解释人们社会地位的细微差异，比如声望测量，可以根据人们对每一种职业的评分而确定该职业地位的高低，其缺点是仅仅为一种主观的评价；而按照收入将人群分组，虽然是一种客观标准，但统计数据并不是具有真实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意义的群体。

为了弥补单纯收入分组的不足，研究人员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布利深（Blishen，1958：519～531）和美国学者邓肯（Duncan，1961：109～161），该方法根据各个职业群体的客观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加权打分，有时还考虑到就业者的年龄因素甚至就业者父亲的财富、社会经济特征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综合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尽管该指数与职业主观声望测量的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在将此类指标国际化的过程中，特莱曼作了很多努力，他将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包括从发达社会直到传统不发达社会在内的60个国家的85套职业声望数据进行整合，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声望量表”（Treiman，1977）。此后，特莱曼又与甘泽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本文所使用的ISEI数值（Ganzeboom，Graaf＆Treiman，1992）。特莱曼等使用了16个国家的31套数据，这些国家包括了从最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国家，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同时将教育和收入的指标也做到了国际标准化，不仅具有国际代表性，并且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

——参考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在采用调研数据表现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模型有两种，一种是前文提到的赖特模型，另一种是戈德索普（JohnGoldthorpe）模型。赖特模型所依据的指标是三个，即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戈德索普模型的基础是职业结构，而职业结构本身与所有权、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中国社会分成十大社会阶层，其方法实际上是将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结合，仍然沿用了原模型的基本要素。

李强采用ISEI值的方法来展现改革开放25年来的社会结构是倒立的“丁字形”。ISEI值方法的不同点是依据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ISEI值所描述的社会结构更为细化，能够展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细节，这样就可以更为准确或精确地表现社会结构。再者，使用ISEI值时采用的是直接展现的方法，没有再作分组，这样反映的社会结构比较客观，不受主观干扰。其他模型则由于作了人为的分组，常常具有很重的主观成分。数据最后得出倒立的“丁字形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是城乡关系问题的结论。

李强认为倒立的“丁字形结构”不仅仅适用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结构也很适用。秦晖将丁字形理论引申应用于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古代社会相比，农民起义次数频繁，而且每次起义之后都是大面积的人口杀戮，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会大面积地烧杀，除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文化因素外，皇权与农民矛盾的直接冲突是很重要的原因。以四川为例，因人口被大规模杀戮，四川地区人口稀少，张献忠失败后四川人几乎全部被杀。清王朝为了彻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太平天国管辖地域进行大量的烧杀。如清军攻占南京后，大肆烧杀抢掠，“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几段，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清军还放火烧城，使全城变成一片火海。苏州、扬州、宁波、余姚、绍兴、湖州、无锡、常州等城市也都是如此。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封建政治体制相对于欧洲较为成熟，但因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更迭比欧洲频繁，这就不能说明封建社会“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正确性。原因是欧洲封建社会分散的贵族庄园制统治使农民与皇权的冲突有了很好的缓冲地带。而中国的郡县制，每当遇到暴政，百姓直攻官府，再捣“黄龙府”，直接夺取皇权。中国地方绅士很多都是家族族长，经常是与百姓站在一起的，不可能作为官府与民众矛盾的缓冲地带。奉命于皇权的官员与皇权紧密结合，一旦捣毁官府，就意味着谋反，所以农民起义直奔皇位。这样的理论正好符合丁字形结构，皇权与官员是丁字的竖，百姓是丁字的横。如果传统社会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士大夫或者绅士应当可以缓解农民与皇权的矛盾。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一样，反抗目标是皇权，攻打对象是地方官府，斗争路线从广西直奔南京，建立政权。皇权与农民的经济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拓展学习：基督教在中国的另一次实践

耶稣家庭创始人敬奠瀛1890年生于山东泰安马庄，1921年逐步走上基督教乌托邦的道路，敬的第一个举动是1919年开始酝酿、1921年在马庄创建“圣徒信用储蓄社”。该社实际上是信徒合资做小买卖和传教的组织。1923年敬更按《圣经》中耶稣对少年官所说的，实行“破产”，卖掉自己所有产业分给穷亲友，全身心投入到宗教活动中。圣徒社的经商没有成功，原因是马庄太穷，政局也太乱，但敬仍相信基督教精神下的合作能解决问题。1924年他们从经商转向了农桑生产，想通过种桑、养蚕、缫丝赚钱，办一个收养寡妇的“蚕桑学道房”。1927—1937年是这个团体的奠基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耶稣家庭进入蓬勃发展期。1952年4月在有关方面的参与下，耶稣家庭开始实行革新，恢复血缘家庭，重建与世俗生活分离的教会，8月耶稣家庭解体。

这与敬受到了泰安美国神召会（TheAssemblyofGod）活动的启发有关。神召会是由美国传教士安临来（L.M.Anglin）夫妇于1916年传到泰安的。安氏夫妇属于所谓“信心”传教士，和美国国内教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资金部分靠在美国和中国的募捐，部分来自农业、工业、副业的生产收入。机构创办时只有两元钱的资本，但在安氏努力下，到1928年已经有房屋220余间，土地36亩，织布机22台，织袜机18台，面粉钢磨5台及柴油机、发电机等。几百名孤儿被分配在制鞋、针织、漂染、铁木工、土石工等各部及奶牛场和农艺场中工作。生产收入可供全院人生活费用的一半。

家庭当时“上无片瓦，地无一垄”，住房是借的，两亩土地是租来的，敬奠瀛用齐鲁医院传教士送给他结婚的30元钱，从泰安孤贫院买了3台旧织布机，“弟兄姐妹十五六个人，就这样男耕女织地过起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来”。耶稣家庭的宗教生活与一般教会团体有很大不同，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属灵”氛围。家庭宗教活动时间特别长，平时每天约5小时，星期天约8小时，大聚会时约9小时。耶稣家庭是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家庭中人人烂熟于心的《耶稣家》中说：“耶稣家爱充满，少者怀老者安，鳏寡孤独也泰然，病养死葬各得所，宾至如归有余欢，残废格外有恩典，说什么大同共产，愿神旨在地如天。耶稣家信充满，不欠债不劝捐，靠主生活不费难，男耕女织各守分，能者多劳愚者闲，舍己主义在心间，说什么平等互助，灵同胞一体相关。”

——陶飞亚：《耶稣家庭与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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