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之间

梁启超通过康有为将维新精神引入近代政治之门，使梁启超由探索政治理论发展到探索政治结构与国民的关系。康有为敢于质疑的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影响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后来的教学实践，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园任职期间就强调学校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

一、“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自己太无定志，不像自己的老师有观点、有主见。年轻的梁启超跟随老师保皇，甚至为老师挨揍。前期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的道路问题。1901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其政治思考变得独立起来。“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骁将变大敌，他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二、“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

1913年后，康有为认为革命没有给人民平等自由，因为他们还不配享有民主，唯有当每一个公民行为如君子时才能享有民主。“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张勋复辟一发生，康有为支持张勋，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徒自师徒，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1922年，康有为元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维持着师徒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为其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作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徒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薄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拓展学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节选）

关于这件事，都有所论列。我想，我自己有说几句的必要！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如何，都很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的良心为相当的辩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应该把我的感想和主张顺带说一说……

割的时候，我上了迷药，当然不知道情形。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阳物。但是割后一个礼拜内，觉得便血全清了。我们当然很高兴……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局部迷药，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候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住院期间，对于我十二分恳切。我真是出于至诚地感谢他们。协和组织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进步的。他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我住院一个多月，令我十分感动，我希望我们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毁的态度。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我所得的智慧，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的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晨报副刊》1926年6月2日。

康、梁二人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的探索中，对中国社会都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康有为致力于儒学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扩充了儒家伦理和政治理论，但他夸大了孔子与德育的关系，夸大了儒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没有吸引更多的信徒。辛亥革命后确实社会动荡，传统道德消失，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关于儒家道德在中国文明中的作用，梁启超只承认孔子对人们行为、修养方面的作用，不谈孔子与封建政治的关系。梁启超反对过度地提高、附会或贬低、打倒孔子，认为这样都不利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梁启超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文化的理性认识，超过了老师，超过了同时代人。国学自卑是当时中国人的心理难题。抛弃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的国民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关于对家庭伦理的认识，康有为的大同说取消家庭肯定是不合实际的，但是近代科学与民主中强调完全个人自由，不要家长管理孩子，也是极端的做法。近代打破封建文化之后，中国的道德伦理失去文化依据，面对社会道德沦丧，梁启超注重国学教育，尤其是修身的教育，《明儒学案》、《宋儒学案》等都是当年康有为给梁启超上的课，当然梁启超有所选择和改变。从1897年梁启超去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到后于清华园国学院任教，他提出的教学计划与康有为的教育观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梁启超认为国学是人生思想的基础，先学习国学，再学习西方科技与政治等书籍。

研究性学习

《新民说》的主要观点是由君主制到群治。公德的核心就是群，群治指近代国家公民对同胞具有强烈的团结感和组织公民社团的能力。中国的传统伦理是有缺陷的，中国伦理的公私德的偏见，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强调修身造成的。另外，家族或者家庭也是中国公民凝聚力的绊脚石，中国急需公德和民德。但是梁启超在儒家思想中也找到了许多理论的东西，曾经一度也认为儒教为国教。1902年之后，梁启超在承认宗教的消极作用之后，认为宗教分歧对一个社会意味着战争，宣传一个统一的思想，将有助于社会稳定。宗教可能在道德上对人类的行为起熏陶和限制作用。宗教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人文精神。宗教的作用是以灵魂和彼岸说使人不能丧失希望。梁启超注重宗教的作用，不强调教义的内容。佛教不但有利于形成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有利于构建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他认为佛学思想是最善于群治的。选择佛教是因为佛教是智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入世而不是出世，是无量而不是有限，是平等而不是差别，是自力而不是他力。

问题与讨论

1．梁启超的群治观对现代民间组织建立的意义是什么？

2．儒学与佛教对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价值是什么？

思考题

1．有人说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总是与改革者合二为一，中国近代启蒙者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实际操作的差距，造成了中国近代改革和革命的失败，而欧洲的启蒙者与实践者完全分离，使他们容易完成近代转型。此观点有道理吗？为什么中国近代启蒙者和改革者总是合一的？

2．梁启超“新民说”的历史价值是什么？“新民说”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3．近代严复、康有为、王国维等学者因在晚年思想日趋保守而遭到历史的谴责，试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推荐书目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4．[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刘丽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6．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qingchao/20221015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