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人物简介：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学革命”方面，他于1901年至1902年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在“诗界革命”方面，以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确立了“新民体”。他于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他一生著述宏富，《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新出版的《饮冰室集外集》有143万字。

一、梁启超的哲学观

1．梁启超的唯心观

梁启超的唯心观主要表现在宗教观和唯心论方面。梁启超重视宗教的哲学性和宗教对社会改革的力量。他的唯心观主要强调精神和修养问题。

梁启超曾经不信教，“吾畴昔论学，最不喜宗教，以其偏于迷信而为真理障也。虽然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虽然梁启超认为在一些人看来宗教信仰是“一件极幼稚、极野蛮、极不合理、极妨害进步、极破坏规律的东西”，但梁启超对宗教并非抛弃，他说：“哲学贵疑，宗教贵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论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则必至诚，至诚则能任重，能致远，能感人，能动物。”在梁启超看来，宗教的作用，“完全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宗教信仰是神圣的，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无宗教就无希望，无宗教就无解脱，无宗教就无忌惮，无宗教思想就无魄力。他归纳出了宗教信仰的两个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梁氏认为宗教对人的行为起着动力作用。理性只能让人知道某事该做不该做，却不能让人去做事，能让人做事的只有情感。“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如果有人打着一种信仰的招牌来达到别种目的，就不能承认这个人有信仰。只要人对一种事物有绝对信仰，就成了信这个事物的宗教教徒。

梁启超认为唯心思想是历史人物改造世界的心理源泉，“唯物派只能造出学问，唯心派亦能造出人物”。为何“甘鼎镬如饴，无罣碍无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学以代之也。唯心哲学，亦宗教之类也，吾国之王学唯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本朝二百余年，斯学销沈，而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心学者，实宗教最上乘也”。梁启超推崇王阳明的心学，形成了他唯心思想的境者心造论、心力神奇论。梁启超主张青年人应该践行王阳明的“致良知论”和“知行合一”。

但梁启超的世界观并非彻底唯心论，他的历史观最终落实在“心力论”上。他一方面论证人是受到精神制约的，但另一方面，又指出精神是受外部环境限制的。所以梁启超的心力论并非为所欲为，他强调的心力论是与国家变革和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梁启超的历史观和社会观

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三世六别”说。他把康有为“三世”之义和西方的民权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世六别”理论。“三世六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逾越、不能阻挡，要想实现民权，绝不能一蹴而就。他说中国正处在“君民共主之世”，要达到“民政之世”还需要经过君民共主或者不同类型的开明专制。“三世六别”说是梁启超民权说的基础。

对于梁启超来说，用进化论研究历史是为了得出人类的“公理”与“公例”，“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公理”与“公例”，即指人类一般进化原理与规律。梁启超注意用因果规律解释历史，并试图将历史学提升到“科学”层面。

梁启超并非唯意志论者。从他系统的史学理论来看，他的学术观点是从唯物论出发的，讲求研究的客观性。在对中国旧史学作了有力批判以后，梁启超继而提出“新史学”的创言。首先，新史学求其“新”，要“述进化之现象”。关于宇宙之演化方式，学者所论大体有二：如“循环之状”，即“去而复来，止而不进”；如“进化状”，即“往而不返，进而无极”，呈螺线状前进。梁启超倾向于“进化状”。凡述进化者为“真史”，否则不然。其次，历史由人群所造，叙述进化之历史也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历史。总体上，梁启超的历史学包括三层意思：人群、进化、公理公例。

拓展学习：“三世六别”说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他又说：“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所谓三世六别者，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二、政治中的梁启超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7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跟随康有为学习西学的同时，梁启超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梁启超在政治上先后经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海外保皇、维护共和、捍卫共和、支持革命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充满青春、响亮、前进的变革精神，影响了许多青年人。但是梁启超在多变的政治变局中，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曾有人以“善变”描述梁启超，而梁启超本人则说他的善变是“按脉论而投良药”。救国的方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因时而异的，时代在变，思想和行为也要变，不同的国情背景下应该采取不同的救国方案。梁思礼说父亲通过辩论思想的交流，可以启迪更多民众，从当年论争的结果来看，尽管失败，梁启超的思想和激情却影响了众多民众。

留日之初，梁启超坚信老师的变法思想，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写了多篇反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又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生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作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端木赐、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后对众人说：“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起康梁门人愤怒，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孙中山的革命共和思想比康梁的维新思想对旅日的青年人更具说服力，因此在日本华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于是康有为放下架子，派梁启超拉拢孙中山协商合作。孙中山和陈少白按约赶到，革命与维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协商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梁启超当场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并加入他们的勤王运动，并且搞突然袭击，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中山当然拒绝，梁恼羞成怒，指使手下不让他们走。一旁的陈少白大怒，抓住梁启超的衣领抡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启超差点摔倒。他还没缓过劲来，陈少白又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骂道：“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梁启超和他的人一见这阵势，再不敢阻拦。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等人接触，接受了革命观点。康有为在己亥年2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梁继续留在日本，负责主编从戊戌年10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份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西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排斥满清”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梁和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倾向于革命的主张。他的时务学堂学生（1897年，梁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11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有为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启超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并为一个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组合政党。康有为逼着梁启超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

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在孙中山的介绍下，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梁启超热情招待。孙中山的哥哥孙德彰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梁启超在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并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正好檀香山发生瘟疫，不许离境。康有为命令梁启超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启超在庚子年2月29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于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启超在檀香山为“庚子勤王”募款，筹得十几万元巨款，同时也替广智书局招股募得5万银元的股金。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10万元以上。

1904年春，孙中山回到檀香山，为革命开展筹款活动。他发行了一种“军需债券”，声明此时借款10美元，革命成功后还款100美元。但他最终只筹集到2000余元，与梁启超筹集到的款项相比，相去不能以道里计。孙中山失去了最早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檀香山，责问梁启超，梁启超的答案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

梁启超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遇到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后来，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责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梁启超于1900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

次年（辛丑年）4月，梁启超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1900年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他就在1902年另办《新民丛报》。1901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于革命、排满。1901年12月，梁启超一直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到1902年，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骁将变大敌，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提出批评，末了，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1903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梁启超离开横滨，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2个月，去美国，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漫游各埠，受到各埠保皇会会员及一般华侨的招待，作演讲、募捐，而且在纽约见到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哈利逊，在哈特福德（Hartford）见到了容闳，在华盛顿见到了美国国务秘书约翰·海（JohnHay）与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最后又在洛杉矶办了一所秘密的军事学校。梁启超于癸卯年（1903年）10月23日回抵日本横滨，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放弃了排满与革命。1904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后，在给黄遵宪的信中认为，当年自己追求的孟德斯鸠之类的实践结果不过如此。半年以前，他还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见三月初四日所写的一封给徐勤的信）。4个多月以前，他接到蒋智由（观云）的信，又看到横滨保皇会的人所抄寄的章炳麟从监狱里写给吴敬恒的信，以为章炳麟之所以入狱真是由于吴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骇于吴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极”，慨乎其言之时说：“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沪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龙积之）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纷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命矣。”到了横滨以后，他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3篇反对革命的文章：《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此后的两三年，他保持了这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1906年梁启超写了长达5万字的《开明专制论》，全面反对革命派的思想，阐述中国不能实行共和制的理由，论证革命后中国是不是一定能建设好、不革命是不是一定会亡国。他认为与其用暴力引起损失，不如用损失来搞建设。共和制一定是最好的未来吗？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认为：“我们素来以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角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倌，也一个个像我们一般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

1907年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同盟会政治纲领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民报》上与立宪派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笔战，张继坚决反对立宪派的主张，并曾在立宪派的一次集会上大打出手。是年10月间，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立宪派政治团体——政闻社的成立大会，张继与许多同盟会会员混于其间，待机而动。当梁启超发言鼓吹君主立宪谬论时，张继突然起立高呼“马鹿”，同盟会会员群起相和，会场大乱。张继趁机跳上讲台，脱下木屐扑向梁启超。张继身材高大魁梧，幼时又跟一位姓周的师傅学过拳脚，梁启超乃一介书生，吓得抱头逃去。由于革命党人与新军、会党日益结合，频繁的民变有利于革命的宣传，革命声势浩大，战胜了立宪。但革命道路不是全中国人的选择，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讲演中更说道：“中国人大多数的心理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王’。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多不赞成革命党的行动；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其实，反对革命不一定是复辟派。在经济、文化领域，立宪派继续占有优势。中国后来的立宪派不是康有为而是张謇、杨度等人。

立宪派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以民主共和为目标，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国人民程度尚低，暴力革命起来后，破坏则易，转入建设甚难；也是由于人民程度低，所以民主政治难以实行，如果勉强实行，容易演变成“暴民政治”。孙中山“以辩术求快”，大力证明中国人民向来具有自由民权的性质。“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所以不能说“我国民无理想之资”，不能说“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其有“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孙中山在另一处甚至还说道：“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

革命党人谈的是理想，立宪派谈的是实践；革命党人谈的是最理想的目标，立宪派谈的是实践过程。近代关于国民素质与民主政权的建设问题，孙中山革命后还是遇到了，由此产生了训政之后再宪政的思想。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同一社会形态里两种并存的政治模式，其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体制则一样。理论上，卢梭主张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孟德斯鸠反对主权在君主，但他们的法律来源为自然，为理性。西方国家各选其一，都获得了成功的建制。立宪派有资格与革命党人争论国家的构建问题。历史上改良之所以被视为灰色和骑墙的反动角色，是因为他们被视为阻止和对抗革命的政治力量，而后来的政权是通过革命取得的。正如陈旭麓所说，革命是通过暴力以旧变新，改良是通过渐进的斗争以旧推新。它们相互依存，才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三、梁启超的“公民观”

要解决中国近代国民与国家的民治关系，就绕不开中国的家族本位问题。封建时代人民是劳役和税赋工具，臣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局势的权力。而且中国的传统社会被分割为许多家庭，家庭又是国家的私产，家族本位主义是中国民主的障碍。近代出现了关于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的论战。传统社会中个人和身体被家族化，只见少数家长不见国民，没有家族的支应，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杨度认为“天子治官，官治家长，家长治家人，达到国顺民立”。家族主义伦理法之下的法权不是众生平等的原则。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礼教标准的讨论，如子孙犯违、无婚妇女犯奸问题等。近代对外要有竞争能力，必须使国民直接归属于国家，使人人有独立的生计和自由，有相对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即近代化赋予了国民更多的职责，个人必须先从家族中解放出来。

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出近代公民与国家关系建立的基础是民治。梁启超认为“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平等”。近代公民需要平等意识和主体意识作为民主的基础。梁启超的民权与人权是一个概念。梁启超提出：“人权运动含有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他把这三项权利视为人权最基本的层面。

戊戌维新夭折后，严复曾感慨如果“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梁启超从总结维新失败的教训中提出“新民说”，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梁启超说：“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梁启超从公德与私德、民族主义与国家理想、竞争与进步、进取与冒险、权利与自由、社会功利与经济增长等角度论述了近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梁启超的“新民说”关于公德与私德的论述中，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道德归为私德，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称为公德。中国人公德之心的培养是近代民主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将个体从家族中解放出来，又纳入民族主义的范畴。梁启超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在列强的包围下，中国只有天下主义而没有竞争精神，必须建立起国家主义思想。国家之间的竞争取决于本国内政的好坏，而内政的核心就是民权。梁启超的个体自由是民族主义之下的个体自由。梁启超是中国国家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发明人、阐述人。

拓展学习：国民属于谁？

关于近代公民的归属问题，近代中国有多种观点，属于国家？属于家族？属于政党？属于民族？属于革命？属于机器？还是属于自己？如军国民主义说，1902—1919年蔡锷的《新民丛报》认为：“国民改造运动，居今日而不以军国主义普及四万万人，则中国其真亡也。”不诉诸国体和军备的能力加强。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介绍日本的军国民教育。“凡社会上一切之组织，皆当以军事的法律布置之；……社会之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军人形质于外者，国家赖之以安宁，军人精神之于内者，则国之所由立也。……军人耶，国民耶，则一而已矣。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结合。体操、兵操、拳法、刀法、枪法、游泳等。卫生、预防等工作。”

陈独秀的《新青年》，把青年从学校引向革命，而胡适极力反对这个做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区域的思想教育，以扫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个体与革命团体相结合，实际也是革命教育的继续。共产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充分发展，达到无所不能的状态。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将公民归于政党之下。1923—1929年国民党实行公民教育。1929年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民国训政时期的约法都强调政治上一党专政，社会生活上将人民纳入训政的格局。男女平等，除了义务教育外，党化教育被提升为社会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唯一方针。党化教育是通过三民主义达到党治的效果，以进行国民身心的改革。党化的公民教育空间狭窄，党治色彩浓厚。党治与民治冲突很大，民治退出教育领域。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使人回归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以理性对待问题。理性化、科层化、智识化的结果是人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人的自由度减少，成为一种被管理和生产的工具。

四、启蒙者梁启超

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夷学、西学、新学的转变过程，表明中国人对西学有一种从心理上逐渐接受的过程。但是最初接受西学的是士大夫中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那部分人，其余大部分人缺乏对西学的认识。西学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江、浙、皖等比较开放和发达的地区。西学的传播链式在下层民众面前中断，对整个社会的启蒙不够。真正针对下层社会的“开民智”是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从开民智的理论进入实践阶段。梁启超从这一时期办报纸开始就致力于启蒙的工作。报人梁启超通过办报纸，使新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面积向全国传播。梁启超有着丰富的报刊活动经历，从1895年开始办报到1922年停止报刊活动，一共27年。他亲自主编、创办报刊11种，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作为报刊政论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影响了一代人。

戊戌运动时期（1895年到1898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1896年参与筹办并主编上海的《时务报》，1897年主持澳门的《知新报》编务。这两报南北呼应，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1896年8月9日，在《时务报》第一期上，梁启超发表了他报刊思想的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集中论述了“耳目喉舌”论的报刊思想，他把报馆看作去塞求通的最好途径，并把这种功能比喻为人的耳目喉舌。

新民启蒙运动时期（1899年到1904年），梁启超于1898年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年2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新民”即对中国传统的道德、学术、风俗进行革新，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成为该报宣传的重要内容。他又于1902年11月创办《新小说》月刊，1904年在上海创办《时报》。

护国运动时期（1915年到1916年），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梁启超任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发表了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时事新报》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五四运动时期，1916年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晨报》。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

为了达到启蒙的效果，梁启超独创了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民体”。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赞扬他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启超结合文学革命的精神，发表了很多关于启蒙的文章，包括《论小说与群治关系》、《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一系列小说理论文章。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中也包含着对戏曲革命的呼唤。在《小说丛话》、《饮冰室诗话》等著作中，他又专门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他指出曲本体裁较为自由，能够根据作者的意图描写环境、表达感情，能够自由地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较易于表现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他肯定戏曲的社会作用，呼吁对雅乐和俗剧进行改良，提出了改良中国戏曲的设想；他用新观点评价古典戏曲名著（主要是《桃花扇》），也有开辟风气的意义。梁启超“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为中国戏曲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近代的小说、戏剧、白话、演讲等活动，对近代的书籍翻译、报纸创办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救国紧密连接在一起，自然有些理论局限性。启蒙的目的并不是简单教人认字，而是要灌输一套道德价值观念或者介绍某种专业知识。但梁启超的启蒙不是政治说教和党义教化。虽然他的启蒙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但是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比因启蒙而引入政治的狭窄或者引入战斗的激进的瑕疵要小很多。

五、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

1902年，在日本的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在给黄遵宪的信中第一次提到“国学”，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用“国学”替代了“中国学术”。他拟办《国学报》的目的就是“养成国民”，“去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他要从学术和教育的角度思考国学，力图解决近代国民塑造和文化革新的问题。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的“新国学”思想，又增加了“世界国民”的构想。1922年梁启超执教清华，开始践行他的国学学术与育人结合的理念，明确提出国学教育就是要达到“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两个目的。

我国近代教育的弊病是缺乏教育宗旨，尽仿西学，结果塑造出了被他化的国民。梁启超提出“教育二字之界，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器具”的宗旨，教育的目标是“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梁启超的国学教育目的是要国民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并且这种精神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中判断、解释、处理问题的规则和依据。这种精神由个体团结成群，最后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梁启超将国民教育融入民族主义理想，希望通过塑造新国民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道德修养和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即希望青年人“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他认为现代社会仅以智力程度作为民众的标准，远离治本原则。我国自洋务运动模仿西式教育以来，东西诸国智育书籍汗牛充栋而无裨于德育。国学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德育，“夫言群治也，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成就甚易，惟德最难”。梁启超认为德性的学问不同于科学方法，是做国民的必要条件，并认为西学不具备靠内省来取得人生智慧的功能。中国的伦理虽然存在不足，但是中国的道德绝对没有缺点，所以中国国民的教育必须从本国文化中寻找。关于德育方法，梁启超受王阳明的唯心论影响，最推崇陆王学派“致良知”、重实验、非功利和求自由的修身理论。

梁启超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新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并强调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作人格修养的工具。国学的科学方法和国学者的学术人格是国学教育的必要部分。他认为传统的学术精神构成了中国学者的人格，“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传统国学研究方法之义理、辞章、考据，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博通。梁启超认为国学的传统学术对国民的科学素质有影响力。他批判中国人在西方学术引入之后的自卑心理，批判“欧美人天生是科学的国民，中国人天生是非科学的国民”的观点。在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指出：“自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萃之科学头脑，凭此等丰富的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称为全世界一等之科学国民。”梁启超树立学者的学术信心，同时对中国的学者提出更高的学术要求。

学者的求真、求博、求通是为大众提供榜样和依据。学术的最终目的是科学方法普及于国民，科学精神传达于国民。梁启超将学者的“科学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学者一定要能将知识传给他人，否则于社会毫无意义；其次，要讲究教授之法，让学生获得的知识有系统性；再次，“科学的理解”的最高境界在于“授之以法”，人人成为科学的国民。学生求学的根本在于“授取讲师之研究精神及研究方法。质言之，其获益最重要之点，则学者的人格感化之”。梁启超强调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将科学方法普及于国民。他强调国学研究者“科学的理解”的最高境界是科学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可以研究，人人都会发明，人人成为科学的国民。

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找到了中国文明不可能完全被他化的依据。他抓住了国学的人生哲学对科技文明的价值，确立了国学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他提出：“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的最特殊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也。”梁启超对中西文明作了理性的思考，对科学万能观和“唯物观”进行批驳。我们祖宗的精神可以救西洋人在机器物质生活中的疲惫，这是国学走向世界的理由，也是中国文明不会被构建成他者的依据。中西两种文明的前景由消亡关系变成互补关系。这种立论使晚清立足于“天朝上国”的“东学西被”观由茫然变得通达。只有坚持自己的文明特色，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我们的文明才能在全球化中成长。

梁启超从道德和科学两个角度解决了近代以来中、西学体系割裂的认识。梁漱溟认为不明白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就不可能真正地沟通和融合；梁启超认为中西文明的可通性和可融合性就在于道德、学术方面，认为国学就是一种普世的精神力量，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他确信在当今世界文明时代，我国在精神和知识方面的贡献是我们与人交换的资本，也是我们对世界应负之义务。这有利于回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

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对当今时代需求的道德与科学两大主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中国文化走向国际提供了思路。在全球化之下，建立以科学和道德为核心的普适性的文化主体才是文化竞争和文化策略的前提。

六、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拓展学习：梁启超的九个子女

1．梁思顺（令娴）（1893—1966），长女。曾编有《艺蘅馆词选》。

2．梁思成（1901—1972），长子，生于日本。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1937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3．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4．梁思忠（1907—1932），梁启超的三子，生于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5．梁思庄（1908—1986），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26—1930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或指导编制而成。

6．梁思达（1912—2001），梁启超的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做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

7．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的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8．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的四女，生于上海，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起，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

9．梁思礼（1924—），梁启超的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41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9月作为全国十名有突出贡献的老教授之一，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吴荔明：《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4-05-14/content27970.htm。

梁启超堪称“父亲楷模”，是近乎完美的好父亲。他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的热烈”。举一封他给孩子的信为例，他在信中说：“宝贝思顺，我又一次喝醉了，我那晚满纸写的我的思顺。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了没有？”曾国藩教育子女以严、规矩为主，是传统时代“外严内慈”的好父亲。而梁启超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父亲，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里，字里行间流溢着浓厚的慈爱和亲密。他与子女们谈学问、谈做人、谈修身、谈励志、谈前途，同时也坦率地向子女们陈述自己对事、对人、对己的种种想法和态度，也轻松地畅聊家常、谈家务。他在子女面前是一位温厚而乐观的长辈，是一位坦陈心迹的忘年朋友，是一位集天分、学养和阅历于一身的智慧导师，更是一位尽职尽责、春晖无限的好父亲。梁思礼回忆说父亲留给他的是趣味和爱国。

1．趣味

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无所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作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面，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深入：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的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它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玩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

2．爱国

梁思礼说，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没有父亲亲自给他们教学，但请了谢国桢给他们补课，而自己什么都没赶上，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妹中最差。尽管父亲去世时自己不到4岁，但还记得父亲带去吃起士林（西餐厅），2岁教他背唐诗等情景。梁思礼3岁就知道欧洲有文艺复兴运动。1923年因车祸，思成与思永受重伤。梁思成住院期间要读《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梁启超的爱国教育除了给孩子教授国学和历史之外，在信件中很少用大道理说爱国，零星片语化于内心的教育最自然。如“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是我之爱儿”；“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给思成夫妇的信说：“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最可怖之敌，我们需终生不许他侵入。”

梁启超注重教育，但是他最怕自己的孩子太听话。“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姊姊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但是新学期若已经选定生物学，当然也不好再变，只得勉强努力而已。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他把自己的人生智慧，把自己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观念以很自然、亲切的方式传递给子女们。他将自己的经济收入全部用于孩子的教育，使孩子能够充分成长。

拓展学习：祭梁夫人文

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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