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及其幕府

人物简介：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原属湘乡）荷叶镇。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一、大师曾国藩

1．曾国藩的学问

曾国藩得益于其师唐鉴的诱导，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因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在遵守程朱理学“仁德”、“心性”的基础上认为光讲“德治”远远不够，还必须深究经世之学，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结合起来，作为疗救封建末世的药石。曾国藩怀抱济世之志，他比一般汉学家更明显地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并把经济分为14个方面：官制、财用、盐政、箔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在经济方面增加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一般理学家的偏见。在他看来，这些既是国家的要务，又是治学的内容。不过，曾国藩毕竟以理学为宗，在他心目中，“义理”高居于“经济”之上。

清代中叶以后，汉、宋学之间门户森严，长期对峙，互相攻评，宋学斥汉学为空疏无物，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汉学家在学术成就上占有优势，而宋学家却拥有权势，二者成为清代经学中的两大学派。曾国藩认为：“汉儒之训诂，宋儒之义理，相须而行，阙一不可。”他这种相对持平和开放的态度，使他不囿于师承，不拘于派别，能公正地评价汉、宋学家的优、缺点。他的思想遭到时人的抨击。清朝末年有位学者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以杂为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

2．曾国藩的修身与生活准则

曾国藩受理学二元论和天命思想的影响极大。朱熹提倡先有理，后有气，精神产生物质。在《朱子语类》卷四中曰：“气有清浊，人则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朱子语类》卷四又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这样，他把贤愚、富贵、贫贱都归结于“气禀”的不同，这一思想影响了曾国藩的修身思想。不过，曾国藩不全是天命观，他认为程朱的读书修身是改变命骨的好办法。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术法，并言读书可以改变骨相。”

曾国藩20岁时，立志学做圣贤，自改原名“子城”为“涤生”。在京期间，他写下极端“二元论”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齐家则可以推而治国、平天下。他中进士后又将名字改为“国藩”。他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刑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自己是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就伟业的人，在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他又对传统文化进行自我调节，并传布于后人。

关于做官与发财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居家”胜“居官”。他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因而，务必“刻刻留心”，“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读书做官是科举时代一般家庭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国藩特立独行，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他认为：“凡天下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此，为了防止家道败落，保持家道长久兴旺，他教诫弟侄子孙后辈读书要勤，但“不可时时为科举仕宦起见”。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对儿女婚姻问题，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主张，“女儿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

曾国藩坚守克勤克俭的生活理念，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克勤克俭是他治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说：“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强，惰则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而“习劳苦为办事之本”。曾国藩嘱其弟，“每用一钱均需三思”。他告诫曾纪鸿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你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劳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认为，骄傲是败身败家的根源。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他称“傲为凶德”，并认为“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为了防止傲气在家中的滋长，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他时常要子弟以“骄、奢、逸”三字为戒。在曾国藩看来，治“傲”的办法，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要经常警惕自己，不要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而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劳而逸，谦而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

3．曾国藩人生理想的实践

曾国藩讲求理学，追求儒家圣人的标准，注重修己治人、“以立立人”的“自强”、“自立”之道。他以中国封建经济之下富足的小地主生活为人生蓝图，“君家田园足以自给，先生周视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杂莳嘉蔬。……门外方塘，广可百亩，旁置小艇。……君家早岁颇有外侮，自先生综家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视同仁。闾里细民，强梗者锄之，不肖者劝之，贫无告者周恤之，竭力之所胜而不德焉”。

在“理学经世”这一总体方针的指导下，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需要，面对西方文化与武力的冲击，曾国藩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主张“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正是这种“多觅榜样”的务实精神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障碍。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自古已然矣”，“孔子能治其国，谁敢侮之”的古训对他影响很深。

他认为“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曾国藩很重视“师夷”，认为“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他自己先后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与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在对外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曾国藩“理学经世”的宗旨是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在“中体西用”的同时念念不忘强调程朱理学这个治国之本。他能冲破心理的防线，承认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故曾国藩首倡“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

曾国藩吸收儒家思想中实用理性的成分，主张“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咸丰登基以后，曾国藩连上四疏，批评了清廷在吏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弊端，并且献计献策，以图振兴。在创办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研究清代军制的历史与现状，借鉴明代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变更营制与调遣成法，“另树一帜，改弦更张”，“选士人，领山农”，重建一支足以与太平军相对抗的新军。他告诫僚属行政须做到事必躬亲，特以“勤”字相劝，并总结出“勤之道”。这些主张和行动，贯彻了传统儒学的“力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程朱理学迁拘空疏、不务实际的弊病，使湘军人物在政治生活中与泥古守旧、苟且因循的理学家们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从而与现实紧密联系，为晚清政治服务。

他坚守做人的“派诚派信”，“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诚信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也是中国传统外交的重要原则。正如孔子所说：“言忠信，行笃义，而蛮貂之邦可行矣。”在对外关系上，传统的诚信就是讲求儒家信义以笼络外夷，达到“以德柔四方”的中外和好局面。曾国藩在对西人有较多了解的情况下，从现实出发，打破耻于同西人交往的传统文化心理，提出应该与西人外交交往，“与洋人交际”就要讲求“忠信”，“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谨慎”。归于一点，就是“凡中外交涉之案，总以必诚必信为主”。

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学术在前辈面前不足为鲜，而令后人难以齐肩比及的是曾国藩将自己的思想实践于他一生的生活和事业之中。李鸿章、梁启超、蒋介石等后人都不可望其项背。他在中国社会风气急转而下的时代，克服内心的一切矛盾冲突，坚守圣贤标准，克己律人。曾国藩的一生是中国文化凝集的一生，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化之下的第一代儒士的缩影。这正是他至今仍被即使不了解其学问的人尊称为大师的原因。曾国藩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坚守儒士的追求，“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是他历经风霜后的人格写照。

拓展学习：《曾国藩日记》选读：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仍，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议接家眷。又发南中请信。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曰日无可记录。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馀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馀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馀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熟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六月初七夜记。

二、名臣曾国藩

1．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1）曾国藩认为农民运动有原因、没道理

曾国藩认为农民运动缘由在于政府的苛政。精英们有责任来推动政府改革，以调节矛盾，农民不应自行暴乱。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后，竟至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在1847年前后，就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道咸之交的1850年3月至1852年9月，即太平天国运动酝酿及起义初期，曾国藩连续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重要奏疏，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反省和检查有可能激成民变的危险因素和潜在弊病，尖锐批评了清王朝吏治的腐败。1852年1月，他怀着急迫的心情，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他说：“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为什么“民心涣散”？他不得不承认民有疾苦：第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第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第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兴起“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这种认识透露出清王朝吏治腐败、官逼民反的事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曾氏认为“世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缺乏公正和正义之风，是非不明，好恶不清。曾国藩说：“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就封建官场来看，“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这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误人家国，已非一日”。他还从历史的高度对此种现象加以探究：“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曾氏认为，人心塌陷、道德沦丧，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全面发生危机，导致严重的“世乱”。贫苦百姓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任，希望改朝换代，人心思变。于是，他办团练以后，用严酷强硬的手段来整顿风气。曾国藩的解决办法是“乱世重典”，结果被冠以“曾剃头”的称号。

（2）曾国藩是正义的维护者和正统思想的捍卫者

拓展学习：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有三种分层秩序：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法律秩序指的是权力的分层，韦伯重点分析的是政党；经济秩序指的是经济的分层，也就是阶级的区分；社会秩序指的是声望的分层，即身份的区分。韦伯认为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是社区内的三种权力分配现象。阶级只是多种分层序列中的一个维度。

韦伯阶级理论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差异：

①阶级这一命题在马克思的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及哲学的系统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阶级被认为是解释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力机制。韦伯则相反，阶级这一概念在韦伯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中只占有很次要的位置，它只是多种分层体系中的一个序列，尽管韦伯声称阶级是其他分层秩序的基础，但实际上，韦伯更重视的是文化、宗教、种族，尤其是身份等因素的影响。

②马克思与韦伯的政治价值观是对立的。与马克思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鲜明立场相反，韦伯是赞赏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趋势的，而且他本人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韦伯认为科层制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管理都更有效率，而现代资本主义有利于科层制的发展。

根据程朱理学，曾国藩这群士人是先天赋予的精英群体，对社会下层负有义不容辞的规范和教化职责。他们不仅具有权力、身份、经济上的优越性，更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经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民族认同之后，儒家文化通过科举考试和宗法制度吸收了下层阶层的认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下层虽与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但是由于科举考试，中国社会儒士、地主、农民身份在三位一体的循环中流转，这使得在文化价值观领域内，社会下层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向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提出挑战。社会下层没有形成自己的自觉文化，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是一致的信仰、价值观及态度。正因为如此，儒家文化“为了取得文化霸权，社会上层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吸引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这就要求有选择地容纳各个阶层的文化。如果社会上层极力想赢得人们的同意，霸权文化就成了说服性的而不仅仅是权威性的。因此，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化霸权，人们可以实现跨阶层的联盟”。曾国藩之所以在天平天国运动遍及14个省的时候，还能召集到大量的人员，幕友和士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士人的边缘阶层领导的，当他们与统治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文化冲突表现为拜上帝教与儒教之间的冲突。曾国藩以文化正统自居，吸收了大量的文化精英和信仰传统文化的农民参加，形成了湘军集团。曾国藩的《讨粤檄文》，在移植来的、毫无根基的基督教面前铿锵有力，“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太平天国高举“尊耶反孔”的大旗，向清王朝和孔孟之道挑战，应者如流，四方响应，就是曾经维系人心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发生严重危机的最好说明。相反，洪秀全拒绝文化联盟，排斥了精英人群和一部分下层民众，为此，曾国藩统率湘军集团以忠义为天下倡，以畏难苟活为耻，以维护社会道德相标榜，以名利当宽、礼义当严为求治根本，力图涤清污浊不堪的晚清社会。

拓展学习：帕累托精英理论

一、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

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为“精英”。

帕累托认为，将广义精英概念中的精英阶级一分为二，“将直接或间接地在政府中居主导部分并构成执政的精英阶级的人们区分开来，他们将构成统治精英，其余者为不执政的精英部分”，即非统治精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①社会是分等级的——精英和非精英，即使人民群众内部也分“中、低”两个等级；②社会最高层是统治精英，社会的性质是由“精英，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性质决定的”。

二、精英理论的理论基础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的，他所认识的政治现实不是那种理想的、仁义的、和谐的、充满秩序的状态，统治精英在对广大民众进行统治时不是以道德为准则的，而是采取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因此社会不仅在经济财富上分配不公，而且在声望、荣誉等精神财富上也分配不公。他指出，由于实行统治的政治精英采用的手法不同，他们可以分为狐狸型（凭借狡诈手段维持其统治）和狮子型（凭借暴力维持其统治），两种类型的统治循环交替。基于这种政治现实的认识，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①人性是“恶”的，人是靠不住的，一个国家不应把社会秩序的良性有序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只寄托在几个当政者身上，不能依靠社会舆论和教育感化来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②从“人性恶”出发，国家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实行政治透明和民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人性善”的理论认识而更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解决问题，使人们“不愿”违犯规则，其实是教育家的责任和工作；政治家的责任在于建立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所有的人都“不能”或“不敢”违犯规则。这正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区别之所在。

三、精英循环理论

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他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不过是不同类别的精英之间的恒久性流动罢了。在实际的阶级循环中，统治精英总是处于缓慢而又不断的变革之中，要想将自己培养成为人才、社会精英，就要面对扑面而来的竞争，这就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高涨的“洪水”，压过其他的竞争者，同时，也应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其他的“浪头”盖过，在上进的激情中爆发自己，永远不落人后；也要在理智的深海中找回一丝宁静。其理论的保守性和反民主性是显而易见的。另外，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从两个模式进行描述，一是精英—精英流动，这一模式强调个体精英之间的循环；另一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精英层流动，它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不论是哪一种模式，精英主义都强调流动或循环的目的是维护和保证统治集团或精英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之所以更具有民主性实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

帕累托试图用精英及精英循环概念说明社会系统——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他根据性质不同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天赋能力的自然差别，一个是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别——进行交互分类，得到一个理论图式（如下图），在这个图式中，A类是执政精英，B类是非执政精英，C类是执政阶层中的庸才，D类是芸芸众生、庸常之辈。箭头指示方向则是精英循环路线。

帕累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的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才是稳定的；而要经常保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精英循环，即非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上升到执政层，以及执政层中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层。没有下行的循环，执政层就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腐败分子，使得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下降，从而不能确保其统治；同样，如果长期堵塞上行循环的通道，非执政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就有可能通过积累而上升，一旦具有执政能力的下层精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联起手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更新上层成员，补充和提高执政阶层所必备的管理能力。帕累托告诫说，一旦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执政阶层中蜕化分子激增，同时非执政阶层中的精英不断增长，社会将随之失去平衡和稳定，而征服或革命将使新的精英掌权而建立起新的平衡。

——孙青美：《帕累托精英理论概述》，《经营管理者》2010年第1期。

2．曾国藩与湘军的建立和管理

1853年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曾国藩把原来作为“保固省境”的3000名湘勇扩编成一支水陆相依的湘军。1854年2月湘军正式建成，计有陆师13营6500人，水师10营5000人，连同夫役、工匠等，共17000多人，以后又继续扩大，最多时达十几万人。曾国藩以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联结一批封建知识分子为将领，再由他们层层招募将士。由于这支地主武装的兵勇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称为“湘军”。

湘军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以“熟悉地势，性质质朴，自保身家，小民勤苦，得微利而感激出于至诚”的山区质朴农民为主；凡欲立军，经统领、营官、哨长、什长等层层挑选，以此收到“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的效果。同时利用忠孝、服从等宗法观念，建立起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使湘军成为一个封闭性、宗法性较强的武装集团。

曾国藩标榜封建等级和封建伦常意识，指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提倡以礼治军，绝对服从。认为忠义之将，可横行天下，从而激发“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的斗志。为了使程朱理学思想得以延伸，曾国藩十分重视用人、育人。他提出：“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他要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用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将士武装起来的湘军，成为曾国藩实现其政治理念的强有力后盾。

3．曾国藩“将兵则败，将帅则胜”

曾国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具有超出常人的勇气和信心。1876年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共1.7万余人，会集湘潭，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1855年1月，石达开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水师，使其“辎重丧失，不复成军”，连曾国藩的座船也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花费数年心血经营起来的湘军水师竟落得如此下场，深感大势已去，羞愤难当，再次投水自杀，又被幕僚救起，仓皇逃入南昌。太平军乘胜穷追，三克武昌，挺进江西。到1856年上半年，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县望风归附，曾国藩坐困南昌，已成瓮中之鳖。但就在这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发生内讧，石返回天京，湘军曾国荃、胡林翼等因势占据江西，但曾遭到排挤。1860年李秀成攻克脐门，曾抱刀而卧。稳定军心后，太平军再次围攻，曾写好遗书，后来被左宗棠救下。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是儒者，是法者，也是一个道者，他一生的曲折和成就，既表现了中国文化内部儒、法、道之间的贯通和融合，又体现了近代之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拓展学习：《湘军志》

1875年曾纪泽给了王闿运6000银元要求他写一本《湘军志》，以纪念这段历史。王闿运不按纪事本末体纪事，而是按照时间记录，并夹叙夹议，7年成书。他对太平军前期的凌厉、湘军前期的失败、后期湘军的抢掠事件全部加以记述。王闿运认为曾国藩事功上不如张居正等名臣，但用兵策略高一筹；学问比纪昀强一些，但跻身名位没留下大著作。对湘军集团桀骜不驯的傲气和霸气描写毫不遗漏。王在成都出书后带到湖南，遭到贬斥。曾纪泽将书收回，印版毁掉。1889年曾纪泽又让王定安写《湘军记》。

三、曾国藩幕府

曾国藩幕府是中国近代幕府的开端。晚清幕府与传统幕府不同。首先，职能范围变化很大。除了传统幕府的刑名、案总、账房、书启等职能外，他们要负责征收赋税，处理诸如与外国领事进行谈判、维持由数省组成的防务体系、经营轮船公司以争回利权等问题。近代幕府需要越来越多的通晓西方政情和技术的专门人才。其次，与中央的关系发生变化。比如朝廷授予曾、李等人办地方团练的权力并可以节制一些等级较低的地方官，举荐官员，征收所需军饷等，李鸿章更是掌握几个洋务企业，坐拥巨大财源。晚清幕府对中央政权的分割度远远超过传统幕府。此外，幕友与幕主的关系由宾客关系变为主从关系，即“吏从幕出”。

1．曾国藩幕府的特点

（1）职能完备的军幕，文化程度高

曾国藩幕府最初是与军功连在一起的。曾国藩幕府由于战争急需，迅速扩张，规模宏大，职能完备，幕府除了负责公牍、刑名、钱谷、书启、账房、卷阅、奏折、发审等，又增加了练兵、筹饷、造军械、办粮台等；此外，曾氏幕府的职责还扩展到了盐法、河工、洋务、外交等方面。他的266个幕友分别有自己的幕僚。

幕友整体文化程度较高，497个幕府成员中，有74名进士、73名举人、监生154人，有科举功名者占60%。在182名帮办、营官中，有104个书生。

（2）人才云集，受到曾国藩的教育

曾国藩“持己所学，陶铸群伦”，注重德才并重。对幕友的学识素养、才干能力、相貌及语言文字全面考察，并且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曾国藩以独特的育人理论和实践，集中了大批的人才。容闳《西学东渐记》追忆：“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李鸿章后来追叙自己在湘军幕府中的经历，言之有味的也是师事曾国藩的那些情节：“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惭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绩，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3）发展速度快，吏从幕出

1852—1857年为幕府初创时期，1853年26人入幕，苦练湘军。1854年43人入幕，湘军占领岳阳、武汉，曾国藩获赏兵部侍郎，营粮局、捐局。1858年曾氏东山再起，有44人入幕。1860年曾氏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幕府吸引力越来越大，当年有58人入幕。1861年攻陷安庆，太平军成为强弩之末，曾氏掌握了主动权。曾国藩自己节制四省军务，举荐18人任巡抚、总督等职位。1865—1866年，曾国藩12万军队削减，剿捻无功，只有3人入幕。

近代幕僚薪水由从幕主的官俸中开支转向由政府支拨。传统幕僚的薪水是幕主从官俸中开支的，由于幕府扩大、人员增多、活动更加频繁，这样巨额的薪金使幕主的官俸不堪负担，曾国藩则根据幕宾所担负职责的性质不同，从不同途径予以开支：对在营务、粮台、军事任事者由军饷中开支，列入报销案；对抽厘办捐、筹粮办饷者则在该局中开支；而对可参谋赞画、拟折办文者多半由其官俸中支付。曾国藩幕府成员“不食君禄，而天下吏治已半出幕客之手”，幕府成员中，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2人，船政大臣2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次数30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次。

2．曾国藩幕府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幕府的建立造成了清政府“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央权力下移。这次权力的下移，涉及政治、经济、人才选拔等各个层面，与唐代节度使的藩镇割据对中央的权力分割完全不同，地方主义除了政治、军事外，还包含更复杂的经济、人事关系。清代定制，设置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在总督、巡抚之下又设立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弹劾与司法。两司虽在督、抚之下，但不听命于督、抚，而是听命于六部，可以向皇帝专折奏事，他们的权限是独立的，督、抚不能干涉，只有中央的部臣有管辖他们的权力，督、抚对两司仅仅处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来控制他们，全国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

清代这种政局，到湘军将帅爬上督、抚职位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因为以军事为急务，湘军将帅不愿受两司牵制，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就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手中有兵有将，最终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于是督、抚专政的局面形成了。到了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以至于康有为把当时中国十八个行省称为十八个独立王国。光绪元年，有一道上谕说：“官方亟宜澄叙。外省督抚遇有地方差委事宜，自应于本省各员内量材器使。嗣后不得率调他省人员，以杜营私奔竞之弊。”

尽管晚清督抚的权力在不断扩大，但是没有发生督抚与中央抗衡的事件，中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着督抚，督抚的请旨制度仍发挥着作用，中央对督抚仍有罢黜权。但这次国家权力重心下移、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局和近代化的改革。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与这个现象有密切的历史渊源。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自己还要遭到军阀的侵犯，直到1935年蒋介石发行全国的法币之后，军阀混战时代结束，才意味着国家政权开始统一。

清代的地方行政组织

3．曾国藩幕府主要成员

（1）郭嵩焘（1818—1891）：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湖南湘阴人，号养知先生。出生于商人之家。就读于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结拜兄弟。1847年中进士，与李鸿章、沈葆桢为同年进士。

1）帮办曾国藩水师，推行厘金制度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不是出使西方而是治平天下，说服左、曾投身伟业，策动年轻的李鸿章重返曾国藩的幕府。郭嵩焘说服左宗棠出山，“贤者不出，其奈天下苍生何？”对于曾国藩出山，郭嵩焘说“武昌失守，长沙人心惶惶，理应保护桑梓”，“公素具澄清之报，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秷从戎，古制也”。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生活的四年，随江中源、罗泽南进军江西，设计水师和木筏以拒敌。在曾国藩受到排挤的时期，力挺曾国藩，为其出谋和协助办水师。

厘金制度一般认为是雷以讠咸幕僚钱江在扬州办厘成功，咸丰皇帝决定下诏推行的。郭嵩焘负责湘军筹饷，开始大面积地推广厘金制度。郭嵩焘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对厘金制进行了阐述，肯定了厘金制推行的理由。他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厘金制的合理性，“全国受朝廷恩遇足够，漠然置身事外，若于国事无与，实在不妥。设立厘金标准，每百文抽取一文，而小本经营盖免。不伤财政，不伤农业”。并且厘金制自周就有之，与“汉之算缗、唐之官钱、宋之经制头子钱异名而同实”。另外，厘金制完全具有可行性，“所取于商贾也，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之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于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敢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由之，不可使知之义也”。郭嵩焘创立了士绅主办厘金制度，并要求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郭嵩焘认为那些批评厘金制的官员所言都是道德谴责和虚妄之词，无以立足。郭嵩焘坚定不移地执行厘金制度，并为此丢过官职，也被地方绅士骂为虎狼犬羊之人。郭嵩焘自身廉洁，他反对取消厘金，认为坚决不能取消厘金制，只有“天下无急需军需，各省无积欠之兵款，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而后各省罢厘金”。

郭嵩焘在后期推翻了自己前期的理论，要求取消厘金制度。因为厘金制在实践的过程中，负面效应凸显。厘金局越来越多，税额由1%～2%逐渐变为4%～5%，甚至无物不税，有的厘金局甚至公开扣押商贩的物品等。1866年郭嵩焘离开广东时奏议广东各地厘金失控的现象，“私捐私抽，多成数万……愚直如臣，亦不敢深究。地方风气，百姓惶惑愈甚，官吏整饬愈难”。1877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出裁撤厘金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厘金制不仅已经失去了战争集资的价值，而且滋生出许多腐败和贪污。郭嵩焘认识到厘金制度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阻碍中国的富强。中国为洋人免厘金，却对中国百姓加收，长此以往会失去商人的支持，甚至会伤到国体的根本。但是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国库田赋收入是31180000两，厘金收入是16740000两，数量已是田赋的一半。清政府没有新的财源补给，已经不可能取消厘金制度了。厘金制成为晚清历史的诟病之一。

2）出使西方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郭嵩焘奉召入京，任福建按察使。1875年的“滇案”改变了其命运。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英国获得由缅甸入云南、印度入西藏的道路，并在内地开设商埠。英国要求处死官员岑毓英，所有官员表示愤怒，唯有郭嵩焘上书弹劾岑毓英“不一研考事理，深求善处之方”。政府要派人去英国道歉，李鸿章推荐郭嵩焘，恭亲王奕䜣照会英国，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派郭嵩焘出使英国。

英国人威妥玛认为人选比较满意，郭嵩焘在广州是极有名望的人。赫德认为郭嵩焘是一个诚实、眼光敏锐、果断的人，一个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郭嵩焘入京见慈禧说：“入都以后，众垢益严，下流所归，几不忍闻。”慈禧宽慰郭嵩焘，“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竖皇上总知道你的心思”。郭嵩焘出使西方是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时代，一个士大夫高谈气节鄙视洋务的时代。只有谭嗣同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称郭嵩焘“精解洋务，可为湖南光也”。其余都是讽刺和观火之人。

李慈铭说“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老乡王闿运说“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刘坤一说“此公行将隐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士人送给郭嵩焘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1876年湖南全省考生烧毁湖南名刹上林寺以示抗议，那是郭经常去的地方。郭嵩焘在外部的压力下病倒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嵩焘为自己找到了出国的理由，“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乎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迹耳”，这是他豪迈而悲壮的选择。

使英期间，郭嵩焘坚持写日记，将自己的行程见闻写成《使西纪程》，涉及18个国家、三个宗教区，对三大洲和若干地理作了分类整理出版。他再次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为何肝肺，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王闿运说“殆以中洋毒，无可采者”。湖北翰林要求销毁郭嵩焘的《使西纪程》。

郭嵩焘超越了洋务派的军事救国思想，他认为单纯学习军事技术并非中国所急需。这与他的见闻有关，也是受了威妥玛观点的影响，“中国如果能从政治上改革，即使出现强敌也不可怕，改革政治才能利用地利人丰的优势。单纯军事改革不改变百姓的生活，难以立足”。郭嵩焘重点关注西方军事建设、市政建设、议会制度，尤其意识到中、西学的真实差异与中日近代化的速度问题。关于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为核心还是以军事为核心强国、是强国还是富民、学机器还是全面学习、战还是不战等问题都比国内的洋务派有更深入的认识。他反对向西方国家贸然开战，因为“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亦无可战之理”。

1878年郭嵩焘与刘锡鸿积怨过甚，患了不寐之症，郭竟要弹劾刘锡鸿和何金寿。慈禧谕旨“怀私攻讦，不顾大局”。最后，刘锡鸿被调到德国，郭嵩焘被调到法国。1878年5月6日，刘锡鸿迎奉总理衙门意旨，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进行严词弹劾：①诋毁时政；②欲使朝廷杀毓英以取悦英人；③不尚左而尚右；④考定国旗样式；⑤蔑视谕旨；⑥对洋人一味卑恭，有损国体；⑦模仿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不以忘本为耻；⑧让夫人四处应酬，有违中国闺教；⑨与威妥玛闭门密语；⑩对朝廷不满，心怀怏怏，动辄怨望。虽然全为鸡毛蒜皮之事，甚至还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但清政府无从查考，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此，决定将郭嵩焘撤回。

3）郭嵩焘之死

1879年5月5日郭嵩焘回老家，到善化等地，轮船受阻，湖南人不让他的小火轮上岸，大骂他勾结洋人。地方巡抚也不以为礼，他几经曲折才回到家乡。1891年郭嵩焘病逝，有官员要求给他赐号、立传，清政府上谕：“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不准行。”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在唾骂声中回国，在悲剧中死去。义和团运动中，他被开棺鞭尸以谢天下。郭嵩焘自书小像：“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相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留有《养知书屋遗集》、《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礼记质疑》等著作。美国人研究郭嵩焘的著作有《走向世界的挫折》。

郭嵩焘对自己一生失败的评价是“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严复曾评价郭嵩焘“负独醒之累”，将其与屈原相提并论。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将郭嵩焘列为中国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将康有为、严复和他本人等列为第二批人物，将郭嵩焘列为前辈和先行者，充分肯定了其对中国思想界的进步影响。王龙的《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书中提出在传统社会郭嵩焘比义和团更可怕的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传统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的一种常态，但郭嵩焘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颠覆，不能在既定的秩序里周旋打拼，挑战天朝秩序，挑战朝野世人的心理底线。

近代中国政治腐败衰落，处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的时期，历史大潮中的人物有着大起大落的戏剧般的命运。面对愚昧的百姓、腐败的官场、落后的国家，落魄不羁的文人的最终命运足以透视出近代人的自我抗争与中国近代化的蜕变过程。随着历史的演进，国人识见日增，郭嵩焘的远见卓识逐渐被世人理解和称道。

（2）左宗棠

1812年生，湖南湘阴人。14岁县试第一。1832年因道光皇帝五十寿辰开恩科，左宗棠中第18名，为举人，其哥哥为第一名。1835年京试第15名，最后被刷下来。1838年没有考中进士，曾国藩考中。《清史稿》记载：“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满腹经纶、经世致用、忧国如家。正史野史都有好评。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1）“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1852年胡林翼推荐左宗棠给长沙巡抚张亮基，“廉公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张亮基调离后，新任巡抚骆秉章恳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为解决军饷问题，针对永州总兵樊燮贪污，不但不化刚为柔，还让樊燮到省，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非朝廷命官，大骂朝廷官员“滚出去”。咸丰下令左宗棠可以就地正法。骆秉章请郭嵩焘求情于肃顺、王闿运帮忙，郭嵩焘说“左君去湖南无以支持，必将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最后，潘祖荫上奏“骆秉章调度有方，左宗棠运筹帷幄决胜，此天下共见。……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湖广总督官文就此了结此事。

2）“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士人友谊

1860年左宗棠辞职回家，投靠曾国藩。曾国藩当时认为左宗棠“言高气大，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胡林翼劝导他“情挚而专一，性情偏激，……平时当小拂意。临危乃知其可靠”。曾国藩接收他入幕。1862年浙江巡抚王有龄战败自杀，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兼闽浙总督，开始了左宗棠的政治生涯。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给清政府汇报左洪福点火烧宫殿已死，太平军已经杀尽。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洪氏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说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于是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但是曾国藩仍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然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3）其他人物简介

1）罗泽南

罗泽南家境贫寒，33岁中秀才，43岁被举为孝廉，进入官阶。做学问刻苦，不太注重传统文字的表现，“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著有《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各一卷，《桃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各二卷，还有《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罗泽南比曾国藩大三岁，未取得任何功名，但出山前已经声名远扬了。

罗泽南曾任衡阳县令，参与湖北、江西战役。1855年石达开在鄂赣活跃，湖北危急，胡林翼求救，曾国藩被湘军切断内湖、外湖，本计划让罗泽南援助，但罗泽南认为武昌不稳，则江西、湖南不得保，决定进军武昌。曾国藩在江西处境艰难，可惜罗泽南虽义同生死，但不能回援。罗泽南49岁时在战争中死去，临终前他拉着胡林翼的手说，“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要胡林翼与李续宾互为支撑。

2）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军事家，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进士，授编修。著有《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10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为“中兴三名臣”。1861年春，会同曾国藩攻陷安庆，病死于安徽军中。谥号“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

胡林翼灵活好动，反应迅速，善于交往，情绪较易冲动，敏感而又直率，在湘军中具有很高的领袖素养和能力。他是湘军中相当重要的统领人物。有人评价他说：“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胡林翼以才著而德量亦宏。少年胡林翼以才气自喜，“于先儒性理之学，非所究心。后乃折节向学，研讨义理。……迨誉望日著，而自修愈虔，故国藩深叹其晚年进德之猛。国藩以德著而才略非绌”。也有人评价胡林翼：“历代史书人物，所弛不羁之士，建立奇功者有之，至号为理学者却少概见。胡文忠以纨绔少年，一变而为头巾气。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胡林翼以权术交欢官文，是很多理学家不屑于做，也做不来的。

胡林翼文武双全，且能诗能文，主张“用兵不如用民”，“用兵”只能治标，收一时之功，“用民”才是治本。胡林翼将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已经折服了许多历史名人。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然而曾国藩却说：“润之（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蔡锷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把《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

其实胡林翼于湘军的价值远远不止于他的治军。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多次将困境中的湘军解救出来。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经常与周围人起冲突。胡林翼成功协调了湘军将帅的复杂关系，增强了湘军的凝聚力。曾国藩赞扬他“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罗泽南与曾国藩在进军部署上意见不一。曾国藩抱怨罗泽南等湘将：“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客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脚下盘旋。”1854年湘军出省后，很快即有湖口之败而陷入窘境。胡林翼重用罗泽南，赢得了罗泽南的信任，使湘军水陆两军实力迅速扩大。罗泽南身先士卒急攻武昌，在冲向城门时，被城上太平军打中左额，不久死去。曾国藩不满王錱矜持自许，特别是王錱违背曾国藩的招募制度，与湘抚骆秉章取得联络，日益亲骆疏曾。曾国藩不仅将王部裁减，且决计不带他东征。王錱被逐的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与骆秉章等地方实力派间有矛盾，王錱后来完全投靠骆，独立于曾记湘军之外。在改变湘军窘境的过程中，胡林翼起用王錱以巩固湘军后方。事实证明，还是由于王錱的后方牵制，曾记湘军才可能勉强应付来自湖口等处的太平军。更为重要的是，王錱挡住太平军对江西的进攻，使胡林翼能够避免两头作战，专心进攻九江，从而解救了江西之围。同时，胡林翼协调好湖南骆秉章与曾记湘军的关系，具有较深远的影响，直到胡氏死后几年，湖南一直是湘军兵源、饷源的主要基地。

原水师营官鲍超被胡林翼破格使用，胡林翼令其组建霆军。正是有了水陆配合，湘军遂于1856年年底再克武汉。1857年4月间，胡林翼令鲍超等马步军与杨载福水师回援，击败太平天国的第二次西征，曾记湘军挨打的逆境才得以根本扭转。由于多隆阿与鲍超的关系不和，胡林翼用“申多抑鲍”的办法协调了他们的矛盾，使湘军因此攻克了安庆。胡林翼讲究分寸，鲍超等人一直对他感恩戴德。在战争期间，鲍超不惜违纪过江到太湖探视胡林翼病情。

水师将领彭玉麟与杨载福因事不和，互不相让。按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记载：“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胡林翼成功协调了湘军将帅的复杂关系，为湘军从厄运走向强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胡林翼作为转型时期的人物，对于近代经济、政治的认识，基本还没有突破传统意识，但是胡林翼深知平息农民起义的关键不在攻战，而在于减轻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湖北被湘军“收复”以后，胡林翼作为湖北巡抚，采取了兴屯垦、劝课农桑、裁槽减赋等与民休息的农业政策，使湖北经济很快恢复。与农业相比较，胡林翼虽认为“商，犹枝叶也”，把商品货币经济仍看作“末业”，但他并不忽视商业对经济的作用，通过发展工商业，搞活经济，整顿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曾国藩称赞他“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

3）彭玉麟

彭玉麟（1816—1890），清朝大臣，湘军首领。字雪琴，秀才，湖南衡阳人，其父曾任安徽合肥县梁园巡检，彭玉麟生于安徽。其人生目标是“不要官，不要钱”。1854年跟随曾国藩，开始负责文稿工作，后来与杨载福辅佐曾国藩治水师。制定船制、营制章程，建炮船120只、民船100只，士兵5000人。在洞庭湖大获全胜后，曾国藩对其更加倚重。1953年3月击败太平军于湘潭，彭玉麟以功叙知县。继而随军东下，陷岳州，升同知。8月，率水师参与攻打武汉，焚毁太平军困守汉阳内河战船千余只。11月，又会合陆军塔齐布、罗泽南部攻田家镇，用洪炉大斧截断太平军拦江铁索，焚毁其船只约3000艘，以知府记名。1855年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告急，彭化装成生意人，说安徽话，行700里，装扮成乞丐混到曾氏在南昌的大营，曾国藩感激不已。曾国藩回家丁忧，彭玉麟坚持稳定湖北、江西大后方。

1861年，湘军集中兵力围攻安庆。彭玉麟创立飞划营，抬划船入湖，协同陆军在菱湖一带攻破太平军营垒。攻陷安庆后，授安徽巡抚，他却三次上疏力辞，有云：“以臣起自戎行，久居战舰，草笠短衣”，“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刑名不知，问钱谷不知”。清廷以其“真实不欺”，遂改任为水师提督，复授兵部左侍郎。攻克安庆直达金陵，配合曾国荃陆军。天京攻陷后，曾国荃纵容部下在南京抢劫，彭玉麟要求曾国藩处死其弟以谢天下。清廷授予其一等轻车都尉，世袭加太子少保，次年，诏署漕运总督，又辞，仍留治水师。1868年，设立长江水师，即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1869年回到家乡衡阳。1881年被诏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仍留督江防、海防。1883年擢兵部尚书，疏辞不允。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彭玉麟奉旨赴广东会场筹办防务，在短期内训练出一支守土御侮的兵力。1885年，法国侵略军进犯谅山，他大力支持老将冯子材抗击法军，清军大获全胜。他反对和议，多次上疏力争，疏中有“五可战，五不可和”之语。1888年彭玉麟扶病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后以衰病开缺回籍。是年秋，因病乞归。彭氏将自己20余年廉养银40万两充公，5000两存入当铺吃利息。1890年病逝，享年75岁。著有《彭刚直公奏稿》。

以上曾国藩幕府成员的出现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代儒士报国图存和接受西方文明的表现。曾国藩经历了从儒者变为法者又变为道者的过程，他带领的幕府群体人物体现了传统士人的精神和追求。他们的精神品质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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