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

人物简介：慈禧（1835—1908），叶赫那拉氏，名杏贞。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外人有以“慈禧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太后”、“西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

一、慈禧的权力

作为一个女性最高统治者，慈禧紧抓政治斗争的核心权力，一辈子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在扩张权力中度过一生。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里说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说过，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自由，那个人就是皇帝。而事实则是，中国没有一个人有自由，连皇帝也没有。严复说在专制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皇帝一旦自由，非昏即暴，要被当作“一夫”来诛伐的。慈禧落下的绝对是专制的历史罪名。慈禧在专制体制中自由吗？

1．“垂帘听政”与违反祖制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慈禧不愿意给同治过继儿子，因为这样的话，垂帘听政的应该是同治的皇后，而不是她自己了。慈禧给咸丰，也就是给自己过继了一个儿子，即5岁的载湉（光绪皇帝），光绪等于是同治的兄弟。光绪的父亲奕㊣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晕倒，不知是害怕，还是对慈禧违背祖制的震惊。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宇、御史潘敦俨上奏反对，有不怕死的官员，慈禧则以“枉国法，干舆论”给予申饬和夺职处分。她继续垂帘听政。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感觉无望，在同治死后的75日绝食而死。到了光绪亲政时，慈禧又不想交出权力，在皇后的人选问题上一定要让自己的胞弟之女当皇后，以把持政权，光绪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意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变法失败后，被软禁瀛台。之后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光绪死后，慈禧给同治过继一个儿子溥仪，兼顾光绪。溥仪是载沣的长子，醇亲王的孙子，母亲是荣禄的女儿。据历史记载，溥仪祖母得知消息后当即晕倒，嚷嚷道“她弄死我们的孩子，又要弄死我们的孙子，万万不能答应”。

维新变法中慈禧对光绪大谈祖宗之法：“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然而慈禧自己却多次违背祖制。

1879年在同治与皇后合葬的路途上，吴可读就极力反对慈禧违背祖制。吴可读，甘肃人，道光年间进士，曾因“语过憨直”被降三级官职，后于蕲州的破庙里服毒而死。他在遗疏中指责慈禧一误再误，违背以子传子的法则，并说坚决不葬回老家，就葬自己于蕲州，意思是就在这里看着慈禧违反祖制的下场。

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慈禧对耆英自尽、胜宝自尽、刚毅自杀、徐景澄等大臣被处死都可以无视，并且慈禧是个在大臣面前即使感觉自己错误，也不愿回头承认错误的人。但这个五品官员吴可读却令慈禧不知如何是好。这次慈禧不敢再处分以激怒大臣，而是“妥议具奏”，让大臣为自己解围。翁同龢、张之洞等都反驳死去的吴可读不懂事。李鸿章上奏折说蕲州士民倾心向慕，请为吴建专祠，以供景仰，安抚人心，补救破坏祖制的危害。慈禧为表示大度，下旨吴可读以死谏言，孤忠可悯，给五品官议恤待遇。

2．光绪皇帝之死

关于光绪皇帝之死，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等机构部门都进行了相关的检测工作，他们先后提取了光绪分别长26厘米、65厘米的两小缕头发，清洗后晾干，剪成1厘米长的截段，逐一编号、称重和封装，然后用核分析方法逐段检测光绪头发中的元素含量。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化学元素砷，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第1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10段（2404微克/克），第2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26段（362.7微克/克）和第45段（202.1微克/克）。而同时对比测试的头发中的砷含量，当代人为0.14至0.59微克/克，与光绪同时代并埋在一起的隆裕皇后为9.20微克/克，清末一个草料官干尸头发中砷含量为18.2微克/克。

后来，他们又按照规范的法医检验要求和方法，提取了光绪遗骨及衣物样品测试，结果发现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都很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再对光绪棺椁内、墓内物品和陵区水土等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头发上的高浓度砷物质并非来自环境沾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光绪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尸体的胃腹部，尸体腐败过程中进行再分布，侵蚀了遗骨、头发和衣物。砷化合物也就是剧毒的砒霜。经过科学测算，光绪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关于凶手，现在没有可信的史料佐证是慈禧，但是根据内务府的医方记载，临死前的半个月光绪一点药都没吃，精神很好，反而是慈禧自己身体不好，不能看戏了。有人推断这是慈禧临死前害怕光绪在其死后进行报复的唯一办法。

二、慈禧的修园子与亡国

说起慈禧的腐朽，人们都会联想到她的生日与修园子问题。慈禧40岁生日时，由满洲御史德泰首次上奏修圆明园，奕䜣认为这样会加速亡国，极力反对，德泰因此遭到革职处分。50岁生日时，正赶上中法战争，慈禧耗银63万两重修储秀宫，作为自己的寝室，并动用海军军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慈禧60岁生日适逢中日甲午战争，她对自己生日最经典的宣言是“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章太炎写下的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这是对慈禧过生日极大的讽刺。1904年慈禧70岁生日时，革命党宣布起义，其生日更是惶惶而过。

慈禧挪用军费修圆明园与甲午战败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个设问的前提不否认慈禧作为领导者的奢靡与裕仁天皇的节俭之间的反差及其应负的责任。中日之间的鲜明对比就是慈禧挪用了军费。日本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提取30万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1/10作为海军的购船之补，日本贵族纷纷响应筹集100万元，这确实与慈禧正忙着挪用经费形成鲜明的对比。圆明园这项工程耗费了480多万两白银，有100座、500间殿阁亭榭动工在建，没有一座完工就停止了修建。如果一个大国修一个园子就亡国了，那现代的政府工程早就都停了。但是集资建海军与修园子都不是摆脱危机的办法。从中日两国的对比看，1886年日本国内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元。可见，集资比起公债来只是杯水车薪。

关于海军的经费问题，自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成立海军衙门，慈禧十二月内一个月三次懿旨，要从粤海关、内务府、海军衙门借款，海军衙门最多，给了40万两白银。之所以造成中日之间经费的差距，最根本的是日本政府已经实行开放的财政体系制度，采取了发行国债等举措。日本发行国债意味着由封闭的财政体系变为现代开放式的财政制度，这是“大政府”管理模式的优势；而清政府还停留在传统的“小政府”思维当中。财政体制的近代化能够为政府提供改革的资本。改革是要资本的，如借债、发行国债、增加税收，而中国只能举借外债和收税，而且税收还是包税制，即由商人包税的承包制度，谁交钱多承包给谁，政府没有税收权。赫德说中国如果实行税制改革，可以得到的税收将是清政府统计数字的4倍。清政府不建银行，更不可能发行国债，只能加税。其实中国当时已经有一些金融组织和民营企业的体系基础，如果对民营企业采取鼓励和放开政策，银行自然就诞生了，捐税也就多了。

传统社会“小政府”的弊端是财政预算固定，遇事只能向社会捐输或者加税。清政府“失道”无非是因为收税加捐。清政府规定工商业税为3%，土地税是十一税，厘金是3%～5%，到了新政时期财政极度困难时有的地方收到20%，但是每个地区都负担沉重。现代企业税为25%～50%。清政府的税收不算高，遇到事情只能捐输。面对近代化改革，清政府没有经济支持，甚至没有人力支持，晚清“小政府”要想变大，需要制度改革，比如财政预算、银行发行债务等。换言之，若不解决“小政府”的问题，清政府实际陷于两难境地，不作为则无能，欲作为则无财，而解决之道又处处威胁自身的统治。

清政府决心改革，遇到的难题是财政问题。教育的普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但是人口普查、教育普及需要钱，触动不了地方绅士的利益根基，许多需要经费的改革难以推行。土地被地方绅士隐藏不报，人口普查进行不下去。老百姓反对因办新式学堂而加税或者征用祠堂和氏族用地，也反对绅士的暴敛，所以民变愈演愈烈，清政府错过了改革时机，不合时宜的改革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记，慈禧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其实立宪并没有错，只是立宪之外的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

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政府原来的财政盈余结构被打破。甲午战争失败和庚子赔款后，财政赤字数额进一步加大。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统计，1900年中央财政收入8800万两白银，支出10100万两，赤字为1300万两。到1910年，收入为29696万两，支出为33865万两，赤字为4169万两，是庚子前的三倍多。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协款制，推行摊派制。1903年，各省应向中央解款2500万两，可当年户部实收不过1422万两。

关于中国封建财政的困境，清政府有所意识，但实践较晚，且困局重重。晚清银行的改革起于1898年康有为提出钞法和工业立国，钞法指银行。中国第一个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设立于1897年，由清大臣盛宣怀主办，是一家官督商办的特许银行，业务上与政府联系紧密，被看成准国家银行。1905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邮传部于1908年设立交通银行。大清银行除行使国家银行职权、发行纸币外，还经理国库、承接内汇、为官办实业筹措资金并为财政垫款，这当然也正是清政府批准筹设国家银行的主要目的。当时有评论说，大清银行营业“咸以官款为重，入款之大宗，如地丁、钱粮、关税等类，出款之大宗，如官吏俸禄、宫廷费用及其他地方行政诸费，悉属数项之大者巨者，不似商业银行专与商家往来”。

关于财政预算的改革，1899年盛宣怀提出国家收支会计，户部预先计算财政，公布于民，苟有所取，必见谅于民。1906年御史赵炳麟提出制定预算、决算，以整顿财务根本。1906年9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原先按照省来管理财政，现在变为10个司，分别为田赋、漕仓、课税、库藏、廉俸、军饷、会计、制用等。1910年全国财政清理，各省作出财政统计。各省设财政公所，原有的厘务局、善后局、清佃局等都被取消。

从1903年开始清政府着手税务改革，在户部之外设立财政处，统筹全国财政税务事宜。1905年预备立宪时期，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如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上书说道：“一切租税，分作两项，一国税，以备中央政府之用，一地税，以备地方行政之用。改布政使为度支使，每省一员，统司全省财政出入，征收国税和地方税，直接度支部，仍受督抚节制。”1909年清政府又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和督办盐政处。1910年，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新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国税与地税分离。1910年的财政预决算报告显示，中央财力大增，岁入从1903年的1.04亿两增加到2.34亿两，岁出从1.34亿两增加到2.36亿两。但是次年旋即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

关于发行公债的事情，晚清政府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进行的，并且效果甚微。晚清政府共发行了三次公债，即“息借商款”、“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中央决定向民间借款，期限为两年半，月息高达7厘，最后只募集到1102万两白银。1898年，昭信股票计划筹借1亿两，年息5厘，最后只筹集到大概1000万两。“爱国公债”推行没多久，大清帝国就轰然而倒。清政府发行公债缺乏市场基础，而且政府主导，可信度不足，购买对象基本是商人和官员。而日本政府由“小政府”到“大政府”的转型很快。日本明治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采用多种渠道拓展资金，大量发行纸币，还发行公债。1870年日本政府为修建铁路，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折合日币488万元，利息为9厘。1873年为发给武士俸禄，以便他们进行产业投资，在伦敦发行240万英镑公债，折合日币11712000元，利息为7厘。1874年日本政府发行金禄公债2亿日元，用于赎买大名和武士的特权。1873年大藏省发行公债2300万日元，用于替大名还清所欠商人的债务，以便能将商人手里的钱转化为工业资本。1878年日本发行1250万日元的“创业公债”，1883年又发行2000万日元的铁路公债。

与清政府相比，日本发行的债务属于“交付公债”，目的不是使政府获利，而是提供给社会进行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而清政府的公债用途主要是还债，解决财政危机，另外因近代化改革经费缺乏，在被东挪西借中碎片化地消耗掉了。中国晚清的改革从政治、经济等各个角度都没有形成明治维新改革所产生的系统效应。

当然“大政府”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是要有限定的，不然也会引发危机，我们已经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模式引发的危机。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谓的开放性的“大政府”的债务财政模式在许多国家正在接受历史的检验，作为现代人不得不思考政府的调控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平衡关系。

西方国家中的英国是“小政府”中的“大政府”。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在利物浦的演说中表示，民间组织可以自办邮局和图书馆，提供运输服务和参与政府住房项目。他宣布，伦敦的萨顿区、温莎和梅登黑德、利物浦以及坎布里亚郡的伊甸河谷等四个地区将设立社区试验项目。他说，每一个地区的试验项目都将有专家级的组织人员和特别指派的公务人员协助，确保“人民的力量”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最初阶段的试验项目包括一个让当地居民集资买下乡村酒吧的计划；招募志愿者维持当地博物馆的运作；号召居民支援提升宽频上网速度；让居民监督地方政府经费等内容。2011年《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顺德第一次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并且认为“大政府”如何变“小”，应先从社会改革开始，建立公民参与制度。

三、慈禧太后与晚清改革

提到慈禧与改革的关系，人们都会认为慈禧是一个个人权力欲望第一位、改革和对外关系第二位的人。我们不否认在支持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慈禧有提高自己权力和地位的心理，认为慈禧以保护权力为第一要务是没错的。

简单的权力关系分析可以使我们理解慈禧在改革过程中对保守人员的斥责。如果慈禧真反对改革，便无法理解为什么慈禧专权40年间晚清有许多著名的奏折和改革名臣；也无法理解1903—1905年的新政改革中改革速度之快，改革范围几乎涉及所有方面，这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想象，尤其是中国这个结满老茧的老大帝国。可见，慈禧自身对近代的认识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

新政和预备立宪表明清政府决心改革。教育的普及和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但是教育普及需要钱，地方绅士利益的改革则触动中国封建社会乡村基础的根本，如土地被地方绅士隐藏不报，人口普查进行不下去。因办新式学堂而加税或者征用祠堂和氏族用地遭到老百姓的反对，老百姓也反对既得利益劣绅的暴敛，所以清末民变愈演愈烈，清政府错过了改革时机，甚至改革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1911）十月初一日记，慈禧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其实立宪本身没有错，主要是改革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金融、财政、税收制度），阻碍了政治改革。

拓展学习：按照《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安排如下

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回报各省人口总数，颁布户籍法；

第六年（1913年）颁布新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从清入关后战争平定，八旗就是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一律办定，化除畛域；

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

有人因为慈禧曾对张之洞说“不要学习外国人的皮毛”，由此断定慈禧反对现代化。其实反对中国人学习皮毛是当时中国精英们共同的态度，当时许多学者都提出中国人对西学认识太浅，郑观应说中国人“粗通西学文字，就食西餐、戴金丝眼镜、穿西装，徒袭西人外貌，未得西人实学”。中国改革滞后能不能全部归结于慈禧？有人认为慈禧不应该承担改革之误的全部责任，但是没有拿出论据。

我们分析中国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结论是中央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在思想上对东西文明的认识没有达成共识，统治者没有，思想家也没有。没有成熟的启蒙思想家指引，很难有最高统治者的实践。还是以中日近代化的比较来说明。19世纪60年代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1880年郑观应的《易言》发行后，流传到日本和朝鲜。1894年甲午战争后《盛世危言》出版，之后成思想、成体系，要求商战、政治改革，遗其体而求其用，君主立宪、商务局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兴起，轰动社会，天子嘉叹，大臣展诵，各处求书者络绎不绝，场中考试常以此书所序时务为题目。《盛世危言》强调西学，也承认中学的价值，尤其是道德根本。

不否认《盛世危言》的社会影响力很大。1894年一年就出版了4种版本，到1896年仅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3次，1897年又出版了3种版本，1898年竟达7种版本之多。有人估计，《盛世危言》的版本有20多种，共印刷10多万册，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畅销的书之一，被誉为是启迪思想、统筹全局的名著。不久，这部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靡一时。后来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都曾起过启蒙和催生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不少来自《盛世危言》。孙中山受其影响写了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鲁迅先生称赞：“郑观应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作家。”

郑观应的西学思想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严密的逻辑水平，但是西学思想的思路已经成熟和明确，对中国的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起了奠基作用，对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启蒙作用。他的思想被上层知识精英和当权者接受，但是郑观应的学说没有传播到民间，中国还没有开始大众启蒙层面上的工作。郑观应只能算是西学的传播者，不能算是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家一定能使思想在社会上生成根基，给民众启迪。这种直接传播西学的方式只对高级文化精英才有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启蒙很慢。

从日本这一时期的书籍可以看出，日本已经有很多启蒙思想家。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将儒家学说与西方思想融合，并以亲和的方式在社会上传播。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思想启蒙者。1875年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一是物质先于伦理。按照这两个命题，日本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的发展道路，成为按照西方主权观念行动的东亚强国。1873年由福泽谕吉等学者组织的明六社诞生，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达到高潮。神佛分离，儒学遭否定，断发脱刀，西装成为官服。鹿鸣馆通宵招待外国人。通过灌输神国武士道要求思想回归儒学，实行民族自决。冈仓天心针对全盘西化提出了回归儒学、恢复民族自决、重建日本文化的亚洲觉醒论。西村茂树主张用西洋新知识补充新儒学，成为日本“道德”立国的基础，并成功创办了大型现代纺织企业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号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的《＆lt；论语＆gt；与算盘》为开民智，1元一本。该书从《论语》中找到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道德、经济合一观点。

此外，日本有为启蒙牺牲的人，中国没有因启蒙西学的思想而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暗杀者，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民众受西学启蒙的刺激不够，也就没有日本民众反应强烈。中国西学还停留在上层精英的争论中，争论的不是怎样学，而是讨论要不要学、学什么、中国的文明价值怎么办的问题。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最后以完全根除中国传统文化宣告结束。为什么日本学习这么快？对他们来讲，中学与西学都是外来之学，直接目标是对比吸收，而不是一定要争论哪个学说优胜的问题。日本的转身相当之快，而中华帝国文化沉重，不易于转身。或如一位日本人类学家所说，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有骨骼而且很清楚，像马和狮子，“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架，……像是一个软体动物”，没有框框则没有包袱，不受束缚，“软体”则善变、易变。

中国近代的精英们不是讨论如何变而是争论变不变的问题，晚清落后的责任精英们承担不起，慈禧更难以承担。我们不可否认慈禧权力的长期存在，确实使中国上层不但没有达成改革共识，反而分裂了改革力量，压制了年轻人成长。缺乏历练的载沣面对改革的失败如惊弓之鸟，只能采取机械的方式收回中央权力，使清政府彻底崩溃了。

研究性学习

我国经历了“封建—帝国—全能—宪政—公共”财政的演化过程

（一）封建财政

在封建制国家中，国王以优势军事力量为后盾“裂土封侯”，以此类推，领主对土地、劳动力等进行层层“分封”，诸侯或各级领主分别领有主权。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王自有封地的收入，其次是不稳定的掠夺品。领主的贡赋主要用于共同的军事目的，或发挥象征臣服的礼仪性功能，不具有固定性。这时的政权相当于国王与领主之间脆弱的军事联盟，国王与领主之间的财政关系具有一定的契约性。

（二）帝国财政

一旦社会的暴力潜能垄断程度升高，垄断暴力集团就可能通过控制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实现军、政、财、经、教合一，形成高度专制的帝国社会。帝国政权掌控者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徐径为依靠暴力或暴力威胁进行掠夺。资产者在拥有的财富可能被随时抄没的情况下，要么隐藏财富，要么投靠官府，使自己变成政权体系的一部分。帝国财政的收入制度表现出“掠夺性”，支出制度表现出“消费性”，调控制度追求收支平衡，管理制度具有高度专权的特征。

（三）全能财政

一些国家的帝国制度在与宪政制度的竞争中失败，迫使其向宪政制度转型。在转型的过渡阶段，一些国家会出现威权国家体制。在具有现代化导向的精英领导下，为实现长远的国家利益，建立专政国家，实现有计划的赶超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实行全能财政。这时财政的公共性急剧扩张，但由于缺乏完善的财政公共决策机制保障，财政资源可能被泛利性甚至特权利益集团掌控，成为帝国财政走向宪政财政的过渡阶段。

（四）宪政财政

在一个环境开放、人口容易流动、商业贸易得到充分发展的多元化社会，暴力潜能垄断者难以控制财富所有者。强制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将引起资产者及其财产流往境外，从而资助敌国。于是暴力潜能垄断者不得不与资产者结盟，实现“共和”，组成政商联合政府，政权成为资产者的代理人。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失业等公共风险日益严重后，劳工的组织化抗争促使享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扩大，劳工赢得更多影响财政活动的机会，财政权力的参与者与决策者范围逐步扩大。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代议制下的宪政体制能够兼顾公共偏好表达与整合以及公共决策、执行与监督的高效率，在政权结构形式的竞争中最终获胜，成为先发现代化国家强盛的基础，并受到后来者的模仿和借鉴。这时的财政是宪政财政，财政收入体现出“交易性”，财政支出体现出“公益性”，财政调控体现出“功能性”，财政管理体现出“宪政性”。

（五）公共财政

宪政财政是公共财政的初级阶段，公共财政是财政的理想状态，是在个人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公共性的财政，是一种完全实现公共决策、公共监督的公共选择过程，其过程与结果均导向“公共利益”，用公共收入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并高效运行，是财政改革追求的终极目标。贾康等归纳出其四个基本特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基本方式（实质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前提下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在管理运行上以现代意义的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完整性、事前确定、严格执行、追求绩效和可问责的预算作为基本管理制度。

——闫坤、崔潮：《我国近现代财政体制演进轨迹及其现实框架》，《改革》2012年第4期。

问题与讨论

1．分析封闭式财政体系与开放式财政体系的特点。封建财政体系与现代财政体系的区别是什么？

2．财政体制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意义重大，我国当前财政体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什么？

思考题

1．中国传统社会“选贤”的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什么？现代社会的选优标准是什么？传统文化对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是什么？

2．中国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为何如此密切，教师的教诲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传统教育中老师与学生最紧密的联系是精神联系，现代教育中教师与学生精神分离，学分成为师生之间的纽带，如何克服这种现象？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有哪些借鉴意义？

3．高薪能否养廉？高薪养廉实践的条件是什么？

推荐书目

1．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

3．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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