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奕䜣（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中称他“绸缪宫廷，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

一、皇权的错失

1．皇帝的选贤与选能

《清稗类钞》的记录和清朝野史等记载中有关这段历史的四种传说表明了人们对奕䜣错失皇位的惋叹和给予奕䜣的厚望，希望奕䜣带领清王朝迈向富强。

（1）传统社会的选优与师生关系

传统社会选拔皇子首先是对老师的考验，从两位老师的教导可以看出考皇子其实是考老师，但不是考能力，是考察先皇的心，并且皇帝的命运与老师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从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命运就可以看出，皇子的命运对老师多么重要。翁同龢回首一生，“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谈”。

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教导他打猎时不要与兄弟争雄，当父亲问起缘由时就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道光赞叹“此真帝者之言”，而奕䜣则满载猎物而归。奕䜣的老师卓秉恬告诉他当父皇问起政务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咸丰则谨守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道光皇帝在“选贤还是选才”中犹豫不决，最终奕䜣获得“恭亲王”的遗诏，咸丰获得“称帝”的遗诏。道光两份遗诏的用意是保护和安慰奕䜣，告诫奕䜣恭慎行事。道光对强者和弱者都要给予保护，免得与皇权碰撞出火花，而其最大的错误是在千年转型的时代，没有以“能”作为选择继承人的标准。

此事件传达出两个信息：传统社会的选优标准和师生关系。中国传统社会选优的标准是“贤”而不是“能”。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思想适合封建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皇权的统治。封建经济相对平稳，“贤”是保持江山社稷的最佳途径。汉武帝因为“有为”与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冲突极大，雍正皇帝因为“有为”增加库银5000万两，被视为暴君。有为的皇帝一般都被称为扰民的君主，因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小政府模式不需要统治者多有能力。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就是好的政府。但小政府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捉襟见肘。时代需要政治家有胆略、风范，坚忍不拔，具备治国之才。道光帝依然选择贤者，很明显没有认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

其次，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如此密切和信任。学生能够听从老师的教诲，并且老师与学生的命运紧紧相连。传统的师生关系特点是尊师重道，尊师爱生。《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为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传统学校中，强调“师”与“道”的统一，“师者，人之模范也”（《扬子法言》卷一）。因为“儒”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体道之人，儒即师，师即儒；师即范，范即师。师、范、儒都指向知识和德行的统一。传统的经师、人师合一的“士”与学生精神和知识的联系，保障了尊师重道的师生关系。

（2）平庸的皇帝与优秀的臣子

位置与能力的错位注定了奕䜣一生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因为其优秀所以被统治者利用，又因为其优秀而被视为权力的威胁，对于奕䜣个人来讲，是人生悲剧的开始。“妒贤嫉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国儒家文化的“尚其贤”源于《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原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中国人在弱与强、贤与能之间的价值选择充满玄机。

2．恭亲王奕䜣的恭与谦

1850年3月咸丰皇帝继位，一直没有给奕䜣下诏正式册封。两年内奕䜣韬光养晦，藏材示拙，以示顺从。他在《赓献集》里对咸丰皇帝暗示顺从的愿望：“宵旰勤政期无遗，竟业亲贤永弗忘，……自揣疏庸惭莫报，常聆训示慎毋忘。”咸丰皇帝看到他恭顺有加，于1852年2月册封奕䜣为恭亲王，但是不给重位，命他担任负责祭祀、扫墓之类礼仪的职位两年。18岁的奕䜣在代皇帝祭祀陵墓的扫墓路上题诗一首表达心迹：“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当年曾扈跸，今日泪两行。”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政权对峙，北伐军逼近京津，4月咸丰决定化金钟三口接济军费，恭亲王勤谨奉公，皇帝很是欣赏。9月，咸丰命其为署理侍卫内大臣，负责巡防，10月破例让奕䜣入军机行走，第二年2月又指定奕䜣为领班军机大臣。奕䜣踌躇满志，荣耀至极。不太拘于小节的奕䜣，忘了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渐渐露出性格中的锋芒。1855年7月因母亲孝静皇太妃埋葬的问题，在母亲入葬后第二天奕䜣被罢免，回上书房读书。7月11日皇帝发布上谕：减太后丧仪12日，太后不升太庙。21日奕䜣因办理丧事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被解除全职，丧事由翁心存办理。10月25日埋葬之后，咸丰27日发谕旨：“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䜣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知奕䜣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是皇考遗命，不足以传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以昭信史。”此时，奕䜣心灰意冷地赋诗一首：“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忠荩遗骚雅，高风问楚滨；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

二、辛酉政变

1．奕䜣的能力与威望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奕䜣不主张咸丰去热河，上奏咸丰帝曰“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已”。25岁的奕䜣提出对策：①训练天津乡勇；②增强僧格林沁所部军力；③命令广东乡兵攻击香港。这“围魏救赵”的策略虽不算优秀，但表现了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已经胜于逃跑的皇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巴夏礼蛮横嚣张，要求带兵进京给皇帝递国书，并要清军撤出张家湾，载垣命僧格林沁逮捕了巴夏礼，导致谈判破裂。中国“团勇不过万人，只可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硬着头皮与英法联军决战于八里桥，结果战败，皇帝逃跑，沿途乡村仍愤然不平，不甘心接济夷人。奕䜣判断即使交出巴夏礼，英法也未必撤军。果然，额尔金拒绝和谈，烧毁了圆明园。奕䜣见事已如此，奏请皇帝“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未准。奕䜣面对满目疮痍的京城，再次向咸丰帝奏道：“臣奕䜣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复何所顾惜。……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皇帝回复曰：“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金息侯在《四朝佚闻》中谈起咸丰帝：“帝临终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帝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从两者鲜明的对比可知奕䜣的责任意识和对国家大事的认知水平。

奕䜣留守北京，受命于危难之际，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自己的一群骨干力量，被称为“恭党”，成为辛酉政变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与帝国列强的交往中，奕䜣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为辛酉政变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外部环境，同时也为日后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机会。奕䜣的对外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奕䜣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说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这是奕䜣坚持对外“羁縻”政策的认识基础。

2．政变中的奕䜣

辛酉政变中，共同的目标决定了双方联合的必要性与结果。奕䜣作为皇弟要为清王室生存负责，与慈禧合作的共同目标是权力不能落在八大臣手里。按照咸丰皇帝的安排，子幼母壮，八大臣辅佐国政，母亲不是皇后，又要保护皇后慈安，所以留“御赏”、“同道堂”两个印，但八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遗诏保护不了皇子和慈禧的安全。事情一开始就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奕䜣两次临危受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与京城中的军队首领僧格林沁、胜宝等联系紧密。慈禧的聪明和心计表露出来，要先回京，分散八大臣力量。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恃宠而骄，飞扬跋扈，连兴大狱，排除异己，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分裂。肃顺犯了愚蠢的错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放弃了军队。

皇室政治权力的标志也是政变所必备的军队、玉玺、人心，斗争从一开始就很有优势。政变是军事部署、政治势力的争夺与分割以及权柄（玉玺）的归属。奕䜣必须有慈禧才能参与政变，慈禧必定走上历史舞台。军队是政变和革命的重要基础。如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袁世凯没有谈到军队的归属，造成日后隐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停止内战也因为军队的问题导致谈判破裂。

政变7天后慈禧与奕䜣界定权力，注定了奕䜣一生沉浮的命运。这一时期，慈安和慈禧处在同一战线，慈禧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她们母子和慈安在皇宫不受任意的侵犯，保全性命，因为奕䜣也可能是夺权者。慈禧有玉玺，和同慈安发布诏书很容易，慈禧连发五个上谕：

十月初二日，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谨会议两宫垂帘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

十月初七日，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按照太后裁定意旨再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再呈请两宫太后审定正式颁发。

十月初九日，内阁又奉上谕称：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

十月初十日，又发布上谕，奉两宫懿旨，对康慈皇太后崩后一直未升太庙一事，着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尊谥，后“升祔太庙，永极尊崇”。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钦天监选定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仪式在养心殿隆重举行。

奕䜣手握议政王、军机处、宗人府大权，掌控朝廷内外，大有“垂帘其名，实权归己”之势。但28岁的慈禧有很强的宫廷生存能力，慈禧与奕䜣的权力界定中，慈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奕䜣注定不能登到历史的前台。慈禧的垂帘听政固然缺乏祖制，然而皇帝冲龄阶段的“辅政”体制在清朝以往的历史上也无一善终——从多尔衮摄政，到鳌拜等四人“辅政”，直至眼前的八大臣“赞襄政务”，正所谓“殷鉴不远”。

3．政变后的奕䜣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之后奕䜣遭到严谴，慈禧利用小小的起居注官蔡寿祺弹劾奕䜣，家务事朝上议，谁敢乱说话，慈禧亲拟奏折削去奕䜣议政王、首席军机等职务。慈禧和奕䜣的矛盾显露。这一时期，慈安与奕䜣和同治的关系都很亲密。慈安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慈安是他们之间矛盾关系的平衡器。慈安死后，平衡器消失，1884年甲申之战，中法战争大败，借此机会，奕䜣遭罢黜，“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惩”，奕䜣培养起来的洋务派被赶出军机处。

之后十年，奕䜣在家赋闲，慈禧继续孤立奕䜣。奕䜣十年丧失四妻、三个子女，亲王爵位没有人继承。甲午战争之后再次被起用变得保守，反对变法，希望皇帝尊重慈禧，改善关系，“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保泰持盈，首重尊养慈闱，以隆圣治，况值强邻环伺，诸切隐忧，尤宜经武整军，力图自强之策，至于用人之策，伏望恪遵成宪，维系人心，与二三大臣，维怀永图”。并劝告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信小人言”。

三、奕䜣的历史贡献

1．突破传统，学洋务

1861年奕䜣设立京师同文馆，计划从八旗中选拔子弟。威妥玛被聘为老师，但规定他只许教文字，不许传教。1862年只招到10名学生。同文馆因没有与科举考试成为一个体系，不方便招收学生。奕䜣想先让贵族弟子学外语、出国，但遭到了贵族的抵抗。京城中充满强烈的反对之声，有人散发传单，“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奕䜣获得“鬼子六”的外号。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奕䜣的带动下，出现了李鸿章建立的上海方言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校等中国第一批洋务学堂。在李鸿章办的上海方言馆，“方言”意思是不把它们当国家语言，以减少认识分歧。关于派遣留学生，1863年奕䜣等有意像日本那样派人赴美、俄等国学习技艺。奕䜣说：“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筹选。”后来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1872年中国实现了派遣留学生的梦想。

2．镇压太平天国，稳固皇权

重用汉人是清入关以来祖宗忌讳的政策，1862年慈禧发布上谕任命了左宗棠、李鸿章、郑元善、沈葆桢、骆秉璋、江忠义等11位督抚和几个布政使，当时全国是9府18省，全朝哗然。半壁江山掌握在曾国藩等汉人手里太危险了，恐重蹈吴三桂覆辙。为保险起见，清政府建立江南、江北大营，防止湘军哗变。曾国藩自己都觉得“权位太重，惟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渐成外重内轻之势”。政府很快又发一文擢升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管理兵部，并特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给予慰勉，称“如此委重权于曾国藩，实乃其至诚真挚无私为国效力之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攻剿，以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不许再作推辞”。

3．洋务外交

关于外交，奕䜣认为“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律”。镇压太平天国后，1867年，奕䜣提出《预筹备修约事宜》。奕䜣希望“天下随时筹划，以冀一日自强”。

（1）听从赫德的建议，派人出洋考察

奕䜣听从好朋友赫德的建议，派人出国考察。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了赫德的动机：“中国应当从离群索居中出头露面，并且取得在国际大家庭的地位，……并且应当通过他自己的代理机构，去了解各西方政府的目的和实行他们愿望的力量。”老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出去，因为在以前出去就是逆民，永不能登岸。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在1866年由63岁的斌春带领，成果有《乘槎笔记》和《诗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西方的记载。上海滩赫德的碑文上写道：“中国政府忠实的顾问，中国人民真实的朋友，谦和、容忍、明智、果断，克服艰巨的障碍，并且完成了一项伟大的造福于中国和世界的工作。”如果晚清王朝当时能够突破自己的意识，先出去看看，将比后来海外留学生反对自己要好很多。到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考察时，已经无法收拾残局。

（2）《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外交”的背景是1862年美国为了赢得侵略中国道义上的主动权，提出了“合作政策”。1862年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来到中国，声称：“任何土地的让与就是缩小了美国条约的利益”；“我们在中国，正企图用公平的外交关系代替武力，我们希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奕䜣派遣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的理由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蒲安臣的态度是“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䜣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我们愿意派你出任我们的使节。”最后，因为中俄谈判问题，蒲安臣致疾，在俄国咯血而死，清政府进行了抚恤。

1868年7月，蒲安臣自作主张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国民都有游历贸易的自由，并要互相给予保护。《蒲安臣条约》签署后，他兴奋地说：“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1869年，根据条约美国获得大量的契约华工。《蒲安臣条约》在当时遭到士大夫的谴责，但在后来的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下，罗斯福总统被迫召开议会修改排华法案。2011年10月美国通过的对一百年排华法案道歉议案，也是根据此条约。

拓展学习：廉洁的晚清海关

晚清的海关税权在鸦片战争之前下放到十三行商人手里。1861年赫德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同治二年）正式担任该职，时年28岁。这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倒退。在腐败成风的中国，海关却以廉洁有为而著称，可以称得上奇迹。赫德作为海关的最高领导，恪尽职守、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当时掌权的恭亲王奕䜣就常感叹“我们如有100个赫德就好了”。更重要的是他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海关体系，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快速提高，其税收从1863年的725万两，增加到1866年的780万两，1887年达到20541399两，到1899年达到创纪录的26661360两，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恭亲王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赫德”。

赫德针对当时清政府衙门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在海关管理中借鉴英国经验，创建了税收、统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无论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还是征税章程都被置于一个严格、统一的体系之内。他还制定了《中国海关稽核管理章程》等十多项环环相扣的章程制度，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在人员选拔上，赫德坚持在全球公开选拔招考，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和伦敦设置考点，选入的人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还是硕士、博士。赫德管辖下的海关实行西方的公务员薪金制度，待遇很高。海关的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待遇之优厚，远超过寻常官员数倍。而且，海关工作稳定，只要不出问题，就可定期升级加薪。职员年老时，还可一次性领取相当于十年工薪的退休金，这也是其他衙门不能企及的。当然，外部的监督对体制的建设作用也不可忽视，赫德本人不仅受到清政府和德、法、俄、日、英等国家的监督，还要接受各国媒体的监督，一旦出事，随时会被替换。

——陈鲁民：《晚清海关为何清廉》，《学习月刊》2011年第2期。

4．冒死反对腐败的政府工程

慈禧修建圆明园，恭亲王奕䜣首先捐出两万两白银以示支持，最初只有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不许再议论。圆明园最初设计总共有3000多间建筑，包括正大光明殿以及九州清晏、上下天光等21个景区；实施中的重修工程也常因经费短缺中断，最后不得不把工程量削减到1420间，筹集到的款项也是杯水车薪。直到1874年5月，各级官吏报效的工银总共只有30万两，而工程所需经费预算高达数千万两。数位官员谏阻重修的奏章未见丝毫效果，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祥等十位重臣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同治看了一下奏章，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舌！”奕䜣等人继续陈词，同治大怒：“此位让尔何如？”大学士文祥听到皇上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伏地大哭，喘息几绝。醇亲王奕㊣则继续泣谏。恭亲王几次在朝廷与同治争辩，甚至争到了同治的风花雪月之事，同治恼羞成怒，罢免恭亲王一切职位，最后由慈禧来收拾残局。据晚清文学家吴汝纶日记记述：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

拓展学习：政府工程里的贪污事

有一个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要报销三十万两的银子买木材。当然，能领下大工程自然就有大赚头。他一想要上南方，去湖北、湖南、云贵运木头，又伐又运，很麻烦，不如干脆上香港去买，经上海，运到天津，往上一报齐了。内务府和他早就勾结好了，立即给他这船上竖起一面旗子来：奉旨采运圆明园木职李衔。他找到一个法国商人，花五万多洋元买了一船木材。当时跟人家订了一个合同，回到天津之后全数缴款，事后却只给了人家十块洋元，法国人立刻找来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天津道和天津海关，说他欺诈，要求扣留李光昭，引起外交纠纷。

奕䜣的很多政策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增强了清王朝的凝聚力，出现了“同治中兴”，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奕䜣是晚清宫廷里第一个真正接受近代化的人物。奕䜣算是敬业和开明的，但他没有“大政府”的构想，不可能带领贫穷的中国快速转型。他基本沿着李鸿章等大臣的规划行使权力，尤其对全国洋务的统筹和安排不够。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如果历史选择了奕䜣，中国近代化将提早20年，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奕䜣与其他王公的区别是他对近代化有飞蛾扑火的精神，这就已经超越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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