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遭受外敌入侵之后,以天国自居的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制度与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挑战。鸦片战争期间,士大夫的言行和争论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科技、政治的态度。回想18世纪的王朝历史,西方的入侵早已风雨满楼,只是王公贵族、士大夫们的虚骄麻痹了自己。随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国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以自身阶层认识作出了各自的反应,但总是摆脱不了自身的时代和阶级局限;而在今人看来,正是他们本能的、迂腐的、落后的反应在不觉中改变着落后的中国,他们在先进的技术和经济领域的探求推动了中国的体制、思想慢慢进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逐渐脱去封建社会给他们的嫁衣,在政治领域开始切割清朝腐朽的肌肉。维新派在切割中反思和退却,革命派在激进中不自然地妥协。要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作深入的认识,不然就会出现误解和偏差。
关于晚清的几点认识
一、晚清的落后与皇帝的素质
中国的宗族关系反映在王权上是嫡长子继承制,但嫡长子继承制本身具有不可回避的缺憾。
首先,嫡长子继承制不可能使最优者继位。明朝皇权跌宕不定,在于明代皇帝贪财好色、荒淫无度,炼丹、嗑药比比皆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就是一例,他继位才29天,就因为服用“红丸”来刺激性欲而暴毙。
其次,有时候也会违背皇帝的意愿。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想立贵妃生的福王为太子,但福王非嫡也非长,遭到群臣反对。万历皇帝为此与大臣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致使其30年不上朝,最终立明光宗为帝。嫡长子继承制在实践中不能避免皇权危机。明朝经常出现皇帝奢侈、搞法术、几十年不上朝、宦官专权、亲情间互相残杀、夺权等。
最严重的是引起动乱和战争。朱元璋将帝位传给喜爱的嫡长孙引起了“靖难之役”。1399年,燕王朱棣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并公布《靖难檄》,称“皇考太祖高皇帝未省何疾,不令诸子知之,至于升遐,又不令诸子奔丧,欲屠灭亲王,以危社稷,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不得不起兵御难,誓执奸雄,以报我皇考之仇”。朱棣起兵的理由是朱元璋的丧事没有严格按照礼仪进行,建文帝屠戮兄弟宗亲,所以要报仇。观察明代皇位继承的危机,不管用何种方式都是危机,而其中最常用的是“礼制”,这套礼制既规定着权力继承的方式,也束缚了可能的继承人变动,把明帝国推向了危险的处境。可见,没有可行的制度,最高权力的继承将是何等的危险。
清朝的皇帝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不科学性,变为密封立储。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避免了相互的猜测和厮杀,一定程度上比嫡长子继承制有了择优的可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使所有的皇子和重要王宫的孩子都要一起接受天子的教育,即接受“以天下为重”的理念教育,任何人今后当皇帝都要有“天下”的理念和责任。这样专业的皇帝培养机制,是明朝不能比的。即使权力危机引发政变,上台的还是具有基本素养的皇帝。此外,清王朝坚决以礼法治家,清朝很少出现明朝那样的皇权互相篡夺和残杀,降低了皇权动荡的损失,使政权维持了几百年,至清朝灭亡时,清王室内部仍然秩序稳定。阎崇年的《清十二帝评说》中明确指出清朝没有坏皇帝,尽管最后还是没有避免没落的命运。
近代以来清朝皇帝最大的弱点是不愿正视外面的世界。中国革命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除了中西间的法律文化不同和革命党人的温和革命理念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朝没有让人发指的暴君和昏君。但是清后期的皇帝能力很明显弱于时代要求。道光皇帝临终遗恨:“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结果“遗留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之大乱,外有鸦片战争之奇辱”。对于鸦片战争,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认为不过是历来边疆的一次挑衅而已。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深掘英国的档案,从英国国内的战争舆论与中国船只、炮舰、人员部署等角度深入考证,论证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究竟是因为实力差还是人的失误,认为这与林则徐、耆善等人的虚假奏折和错误的判断有关。但是道光皇帝却恰恰没有当年康熙亲征、乾隆下江南的魄力,最终造成整个王朝的悲哀。
二、经济问题是晚清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个王朝衰亡往往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关于封建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王亚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各有所长,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政权变革和封建土地的经济问题。明代后期,皇帝就开始滥用权力搜刮,钱不够花,要靠发放牒片度日,这样的政府垮台指日可待。宫廷内部的情商和权力斗争的结果只是皇位的更替和几个大臣的死亡,不会太大地影响百姓生活,一个王朝最终灭亡还是由于经济失衡,造成百姓揭竿而起。再高的情商和谋略也解决不了封建王朝的经济问题。
广州鸦片走私40年,白银外流,通货膨胀。当时中国是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老大,白银相当于今天美元的地位。19世纪中期1两白银相当于1.5~1.6美元,1英镑等于5美元或25法郎。由于鸦片走私,使清政府库银很快从7000万两降到1000万两。现在叫黄金储备,当时是银本位储备下降。道光元年(1821)一两白银值1000文,到1836年变为1300文,到1838年变为1600文。中国政府反对鸦片走私,却不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无济于事。
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考证
首先,清政府宫廷内的花销有严格的规定:各个级别的补贴额度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如乾隆钱不够花,要委托南方的商人帮他放贷;咸丰需要穿补丁裤子过日子;慈禧大手笔花钱,但受到奕䜣严格限制,造成双方的积怨。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还是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雍正年间,为了革除这种弊病,就把耗羡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每年给“养廉银”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洁,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敲诈勒索,由于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比如,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银子;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他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诈的好机会。“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俗语足以说明当时司法腐败的严重。
县级官员的收入,以中山大学邱捷先生从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广东省城城郭包括南海、番禺,必须保证城中各官司衙署的需要。日记透露,省城办差,南海承担六成、番禺四成。同治十一年,杜凤治为上司衙署的支出是:督署11114两,抚署3445两,臬署1355两,藩署823两,粮署265两,府署460两,学署825两,将军署113两。这只是“正常”的支出。如果有新的上司到任,支出就大得多。同治十年,刘长佑来粤任巡抚,需要重修衙署,购署中物件用了4400两,两县要垫赔1400两。两个月后刘调任,杜凤治为新巡抚张兆栋筹备署中家具、用品,又花费了3000两(旧官离任通常会带走署中能带的一切物品)。对乡试以及省城官场的宴会、演戏、会议,上司的出巡视察,官员的送往迎来,两县都要垫赔费用。如同治十一年春节后的公宴,两县就垫赔了340两;同年庆祝慈禧太后万寿演戏三日,两县垫赔上千两。此外,还有很多自掏腰包的公务支出,如“羁所三处押犯五六百名,逐日口粮由县给付,无款可筹,均系捐廉发给”。至于私人的馈送数额更为巨大,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生日,杜凤治所送寿礼连门包费,共计3000两。巡抚少爷娶亲、总督添孙等均须送礼。其日记记载:“送礼以玉如意为先,其余还有金玉物件、绸匹,最是门包不易举动,动凡送礼一次,不论收否,门包先已由巡捕收下,一处一总在内约四百金,两处约计千金略少。”总督的亲属、幕客、巡捕、门房、厨子等,杜凤治都要打点到。总督购物往往发单要两县送银,杜凤治也无法判断是否真是总督的命令。每月总有几次不等,督署内还有人两面开账。省里还要给各衙以补贴,晚清官员工资不高,一些没有缺差的穷官日子更是难过。督抚在年节前会命令南海、番禺两知县发放给穷官“周恤银”,如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发给贫穷的候补道台(50两)、通州县(每人二三十两不等)、佐杂(每人十余两)“周恤银”,“不贫而冒领者颇多”;此外,又发给故员亲属银两。
杜凤治在粤任官十几年后,除清还债务、支付各种支出、维持多个家庭的生活、在家乡购买240多亩田产、为子侄捐官等之外,尚余现银3万两。广东南海县在全国算是富裕的县,而且杜凤治自身很善于经营官场,其他地方的官员收入很难高于南海县。可见,能达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收入的地方并不多。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要把握几点:①多少因素是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②多少因素是主观失误造成的;③他们的选择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要求;④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的突出特点或者超越之处。
重点讲述对晚清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宫廷人物:一个是清王朝内最先对西方有感触的亲王奕䜣,另一个是影响晚清40年的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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