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重振“立信”

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举国欢庆。潘序伦的精神也为之一振，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设的决心。

严寒刚刚褪去，在潘序伦即将平反的前夕，他对人侃侃而谈的不是哀怨，不是感慨，而是他迫切要求党和政府支持他重振“立信”，为会计事业再创辉煌。

潘序伦清楚地知道，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会太慷慨了，所以他来不及唏嘘和叹喟，紧要的是再干番事业。

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年，组织为潘序伦以前的错案彻底平反，改正了错划的“右派”，他的上海市政协委员职务同时得到恢复。

听了这个消息，潘序伦只觉鼻子一阵酸，多年所受的委屈和抑郁，如今一下子恍若冰释，他的心情更加舒畅。

潘序伦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学习日程，经常提起精神，戴上老花镜，手握放大镜，认真阅读各种报刊和“学习参考资料”。在眼睛疲乏、卧床休息时，则在收音机旁收听国内外政治、军事、法律、财贸、科技以及体育比赛等新闻，从不间断。在他居室的案头上，高高地垒起了一沓沓国内外最新的会计文献。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有时腿肿了，就坐在床上写作。他还参加了各种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不过，他也自感体力难支，他说：“近年来，我年老体弱多病，但国内外来信来访的人日益增多，这使我感到有些力不胜任，难以应付。”

这一切，都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历经苦难而意志弥坚的老教育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回顾这段历程，潘序伦说道：

能使我自觉自愿地衷心乐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求中国”的真理，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经受十年动乱痛苦的时候，我也受到难以忍受的冲击，但对会计事业奋斗的志愿，却始终不渝，念念不忘。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当时我虽已年逾八旬，亦在绝望叹惋声中觉醒过来，精神振奋，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设的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了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对我1957年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问题，给予了改正。我更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经常参加市、区政协和民盟组织的各种学习、会议等社会活动，积极阅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历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是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觉得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近几年来，党中央的各项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和所有的主张措施，都深得民心，顺乎民意。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现四化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到2000年工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鉴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经济振兴和新产业革命时代即将到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学科研究，亟待跟上，1979年初，我首先在上海市成立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同时建议大力举办会计职业教育，以解决会计人员严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些建议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重视，于1980年秋，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使我平生夙愿得以顺利实现。同时还任命我为名誉校长，享受高级干部的各项待遇，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真使我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我现在起步虽已晚了点，但我要竭尽有生之年，积极响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号召，自觉自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多作贡献，坚决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3—54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使万象更新，百业复苏。潘序伦认为，“像我这样一个老朽，也如‘枯木逢春’，精力有所恢复。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我，当然希望我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大好形势下继续下去；更希望我的弟子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立信会计事业发扬光大，并能在振兴中华的年代里，为四化建设大业作出更大贡献。这对我的晚年将是个莫大的安慰！”在学生的眼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回大地，潘校长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任凭风吹浪打，潘校长毫无怨言，仍把落实政策补发的钱捐助办学。为了教育事业，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几次去探望潘校长和张老师，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着、工作着，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报道直到夜晚十点钟。对我们学生前去探望，两位老人家总是亲切、热情地接待。”王勉耀：《怀念潘校长和张老师》，《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4页。

鉴于当时国内企、事业各界的会计工作人员量少质差，青黄不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潘序伦在1979年就倡议并大力资助，在上海市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随即开展了各项学术讨论，出版了《上海会计》（初名《会计通讯》）和举办了业余会计学校。翌年，全国会计学会成立，潘序伦被两会同时推选为顾问。

1979年1月18日，潘序伦以上海市会计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上海市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上海市会计学会今天召开成立大会，我很高兴应邀参加。本会能在今天成立，完全要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提出了抓纲治国，拨乱反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决策，这才有成立学会的可能。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会计界从实际工作到学校教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这是大家都亲身经历到的。现在好了，在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确认会计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工具，财经学院恢复了，《会计人员职权条例》颁布了，这些都是调动会计人员积极性的有力措施。今天，上海市会计学会批准成立，社会科学院黄院长亲自兼任筹备会主任，更充分地表明我们党对会计工作的重视和对会计工作者的鼓励，这实在是会计界的一件大喜事。我今年已86岁了，而且身体多病，有幸还能和许多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在一起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我感到十分兴奋。我预祝上海市会计学会能够组织上海市的会计工作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工作作出巨大的贡献。”上海市会计学会编：《会计通讯》1979年第1期（创刊号）。

潘序伦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对上海市会计学会及其广大会计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第一，学会要组织总结我国过去的一些宝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的会计工作者，在30年的会计工作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如果能把这些亲身经验整理和总结出来，从而逐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那是非常宝贵的。我希望上海市会计学会，能够领导和组织这项工作，因为它对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会计理论水平，改进会计实务工作，打好会计学术基础和发掘会计科研人才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学会要组织会员学习外国的经验。过去30年我国会计工作者学过苏联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却学习得不多，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实际上，苏联会计方面的经验，基本上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可是3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出现了应用数学的方法进行管理的管理科学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管理情报制度（或管理信息系统）。这是企业管理上的大革命，叫做“科学管理革命”。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管理方面的情报制度，基本上是会计制度。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后，情报制度这个职能，被擅长这一行的经理人和情报制度专家们接过去了。会计界在这一方面起步较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赶上步伐。美国的一些主要会计学术团体，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努力，他们主办各种有关电子计算机和情报制度的讲座和讨论会，提供进修这种新知识的教学方案。大专学校也都开设有关这方面的课程。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还很陌生，特别是我们过去对于数学方法注意得太少。但是在大生产日趋现代化的今天，要想满足于我们过去的老办法行事是不可能的。会计学会和学会会员应当及早学习和研究这些新的课题，否则我们会在将来的客观要求面前感到措手不及。为此，学会有必要组织学习讲座，学习有关电子计算机（电子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有关管理科学、情报制度、运筹学等方面的知识。这对我们很好地研究如何吸取外国的好经验，做到“洋为中用”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在组织这种讲座时，目前可能还要争取“外援”，请国内外一些对运筹学方面、电子计算机方面有研究的人来给我们讲课。除此以外，为了要使广大非会员的会计工作者能够学习外国经验，组织收集和翻译出版会计书刊资料，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学会应组织研究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比如，“土地”一项在我国会计科目中没有被列入。现在我们如果与外商合办企业，占用的土地就不能不予以考虑。对于原来的国营企业来说，如果要比较占地面积很大的企业与占地面积较小的企业的经济效果，如他考虑它们各别占用土地面积这个因素，实际上也是不妥当的。又如，将来企业实行奖励基金，如果要以利润为基础，那么“收益决定”问题势必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时所遇到的问题就更多了。不仅是新问题，就是过去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很好研究的问题，也都值得我们仔细地检查一下，提出来进行研究。总之，组织研究会计理论与实务上的新旧问题，是我们会计学会理所当然的任务。

第四，学会应迅速担负起会计人员的培训和普及教育工作。比如，有许多企业的领导人，对会计比较陌生，看报表也感到困难，这对提高管理水平是不利的。过去仅从报表通俗化、简单化的角度方面动脑筋，这是不够的。所以，学会还需要做些普及教育工作，使企业领导人不仅能看懂报表，而且还能懂得一些会计知识，这对管理水平的提高，好处极大。又如，会计人员现在青黄不接，这是大家知道的，单靠学校培养，恐怕不能满足迫切的需要。学会自当考虑组织一些力量，利用电台、电视，举办短期业余讲座，或为某些大型企业，举办会计人员的业余培训工作，以缓解急迫的需要。这也可以补充学校教学力量一时难以照顾到的一面。

第五，为了使上述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地开展，有两项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出版工作，二是资料工作。如果学会不搞出版工作，则上面所述总结、翻译、研究等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就不能发挥普及的作用。有关各种会计问题研究的文章没有在刊物上发表，也收不到广泛交流讨论的效果。至于资料工作，学会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设立图书馆，但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套有关会计方面的图书资料目录卡片，上面不仅注明图书资料的名称、作者及出版时间、地点，而且指明这项资料可向哪里（哪个学校、工厂或图书馆）取得。如果学会会员由于研究上的需要，要借用该项资料时，学会可办理介绍或代借的工作，为会员进行研究工作提供方便。这就要求学会资料部门能与各项资料的持有机构事先进行联系。这种服务，在国外图书馆行之已久，我们如能试办一下，倒也是个创举。

潘序伦在讲话的最后表示，他虽年老，体弱多病，但仍当追随各位，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在完成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一宏伟事业中，贡献出他最后的微薄力量。

潘序伦的讲话，高瞻远瞩，既富有前瞻性，又有操作性，对涉及电子计算机、管理科学、情报制度、运筹学等学科建设方面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潘序伦在那天的会议上风采不减，因而给当天在场的诸尚一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记，诸尚一回忆：

1月18日上午八时半左右，我去陕西北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参加会计学会的成立会。刚到门口，迎面一辆小汽车驶近，步下车来的是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李鸿寿氏。我正待招呼，见他神情肃穆，忙着鸲伛身往车厢里搀扶一位老者出来，便住口站过一旁，细看是谁。

冬日的上海，早晨每多云雾，可这天阳光煦和，分外晴朗。在李鸿寿的扶持下，那位老者稳稳地步出车厢，才踏上街沿，便挺直起身子，向四外注视，一眼看到了我，还没等我认出是谁，便直呼我的名字道：“尚一兄，好久不见了，你好么？”浓浓的宜兴口音，啊，是潘序伦先生！

已经十多年不见了，潘先生风采依旧，只是颌下的稀疏须髯略见灰白了。听说他也受到了“四人帮”的折磨，如今虽然已落实了政策，可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谁能想到他还是那么矍铄，那么神采奕奕。

他也是来参加会计学会的成立会的。这位会计界的老前辈，仍然不能忘情于他所毕生倾注其心力的会计学术。他的到来，一下子便歆动了整个会场——这边叫先生，那里唤老师，亲亲热热地簇拥着他步向二楼休息室。随同潘先生来的张蕙生先生和钱素君女士，这时，也被他们的门墙桃李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再也顾不上潘先生了。

开会了，潘先生由会计学会会长黄逸峰、副会长王眉征等陪同在主席台就座。早一时没见到潘先生的与会者，闻风之下，都争相把目光投向他。他笑迎着满场掌声，微微点着头，向全场扫视。我过去没有机会亲承他的教益，但可以想见他在执教当时的风度也就是这样的吧？！

轮到潘先生讲话了。他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谈起了他正在读的新从国外寄来的会计、系统工程等方面的书籍，随即用英语介绍了这几本书的原名，发音咬字还是那么清晰确切，完全不像是高龄而又荒废了多年的样子。

……在出席成立会的二百七八十位会员面前，他侃侃而谈，提出了那么几个问题：会计学术应该如何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如何为经济改组和企业管理服务？如何运用电子计算机到生产管理和会计工作中来？等等。老前辈虽然白了须髯，可是宝刀不老，壮志未已，精神反而有胜于当年了！

上海市会计学会的基金，也就是在这时候由潘序伦捐助的，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财物，全部作价人民币八万余元发还给我。我得到这笔发还的钱以后，当时想到自己已是年逾八旬，风烛残年，我的两个女儿也都已自立，我老夫妻两人不需要这样一笔巨款。那时，正当上海市会计学会成立，我就把发还的半数四万元，捐赠该会作为基金。”《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7—58页。

对于筹建上海市会计学会等往事，当年做过潘序伦助手的丁苏民曾回忆说：“经受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很大冲击的潘老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已年逾八旬，但思想豁然开朗，精神焕发，决心做个‘老来红’，誓为祖国会计事业的复兴贡献终身。自1978年起，潘老师亲自召集立信老校友陆修渊、陆梓樵、王成杰、顾福佑、凌廷熙、蒋春牧、王庭桂、施明璋、黄子仁、周以箓、周四新等，商讨成立上海市会计学会。此举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黄逸峰和市财政局局长王眉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我国第一个会计学会终于在1979年1月18日在上海诞生了。学会选举黄逸峰为会长；聘请潘老师为名誉会长。为了支持会计学会开展工作，潘老师以‘平反’发还的抄家财物——人民币四万元，捐作学会基金，而自己依然过着粗茶淡饭、勤俭节约的日子。”

说起丁苏民先生辅佐潘序伦，那是丁苏民与立信的渊源。据他本人说：“1934—1935年，我白天工作，晚上到河南路吉祥里常常工作到深夜，星期日也很少休息，任课老师有：高级商业簿记和会计学的陈文麟老师，成本会计的施仁夫老师，审计学的顾询老师。最后结业时，潘序伦校长、李鸿寿教务主任和我们一起摄影留念。同班同学有：周信、凌廷熙、吴履绥等。师生之间感情非常亲密，直到现在仍未间断。由于我的学习绩名列前茅，在修完成本会计课后，母校就叫我担任成本会计助教。同时，我的工作也由簿记员、会计员跃升为主办会计，并最后考进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会计科。不久，抗日救亡燃遍祖国大地，立信同学会在进步校友顾准等人的领导下，经常组织了歌咏、话剧、学术报告等活动，不少同学都由此踏上了革命、救国的征途，我也是其中之一。”他还说道：“1979年起，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黄逸峰之约，受聘为该院特约研究人员。此时潘序伦老师兼任该院顾问。由于潘老师年老体弱，需人帮助料理公私杂务，我受陈敏之（顾准胞弟）副所长之嘱，兼任潘老师的助手，直至1985年11月潘老师病逝为止。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追随潘老师左右。”

1979年3月，潘序伦出席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理事会联合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1984年社联再次开会，又推举他为顾问。

1980年7月，潘序伦应邀参加了国家教育部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讨论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开展，会计工作又被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3月5日，潘序伦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撰文，呼吁全社会重视会计工作。

1980年7月，当潘序伦得知提高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与财会队伍青黄不接的矛盾相当突出时，他又一次提出复办“立信”。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潘序伦算了一笔账。他指出，就数量来说，上海工业企业财会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0.9%，按规定比例推算，还缺财会人员一万名左右。而且，现有人员中将近一半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很难进行财务分析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靠现有的几所财经学校，每年只毕业1000名学生，远远不能满足各行各业加强管理的需要。谈话之中，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名会计教育家，面对这种状况，怎能不心急如焚。潘序伦想：国家急需会计人才，而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却缺乏专门学校培养，如果恢复“立信”，不是可以为国家输送不少有用的人才吗？

于是，他多次给上海市的领导部门写信，述说自己办学的心愿。他的双腿肿得不听使唤，只好把老立信的一些同仁请到家里，商谈有关办学事宜。潘序伦提出，学校开办费由他承担。说着，潘序伦把一张5000元的银行存折交给了他们。

潘序伦还设法找到了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顾树桢，详细陈述了复校计划。谈着谈着，只见他兴奋得脸上泛着红光。顾树桢倾身用心听着，不时地插上一两句话。不知不觉，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一位教育家、一位局长，两人虽然素昧平生，但为了祖国的四化大业，为了培养会计人才，他们想到一块了。

他们的手紧紧地握着，他们的心息息相通，他们决意共同肩负起历史重任，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复办而共同努力。直至华灯初放，他们才握手告别。

立信正式批准复办是1980年10月20日。但是酝酿复办立信早在1978年就开始了。据老校友施明璋介绍说：

1978年10月11日，凌廷熙学长收到北京吴履绥学长一封关于编写立信同学会史的来信。1978年11月5日，在上海新昌路87弄75号老凌家中，立信校友陆修渊、陆梓樵、李燮泉、王成杰、蒋春牧、王庭桂、施明璋、周豫康、丁苏民、朱柏青、凌廷熙等11人终于相聚在一起，共同追忆立信同学会史。会上，陆梓樵同学提出成立会计学会的建议。11月9日再次在老凌家聚会，参加者增加了黄浦、张更生、唐根才、顾福佑、沈尉平5人，集中讨论成立会计学会问题。1979年1月18日，上海市会计学会诞生了。凌廷熙、周豫康参加了学会工作。由成立会计学会，便引发了复办立信会计学校。1979年9月30日，在我家聚会，重点讨论了立信同学会史料和复校两件大事，出席的有：陆修渊、黄浦、丁苏民、蒋春牧、周以箓、王成杰、凌廷熙。在此前后，潘校长也一再指示要复校。在凌廷熙的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9月23日，潘老对凌说，可以考虑由立信同学用立信校名办校。10月7日，十几位立信老同学在人民公园茶叙会上表示：只要恢复立信校名和立信校风，大家都愿“拼老命”。10月11日，丁苏民、凌廷熙、施明璋3人去潘老住地专门汇报办校事宜。10月15日晚，丁苏民、周以箓、王成杰、凌廷熙又去黄浦家中商谈办校事宜，并由丁苏民向陆修渊通报近日酝酿情况。10月16日，凌廷熙向蒋春牧通报情况，并由蒋转告王庭桂、黄子仁。10月18日，黄子仁、王庭桂、凌廷熙同往蒋春牧家中交流近日办校活动的进展情况。10月23日下午5时，丁苏民、施明璋、蒋春牧、凌廷熙在王庭桂家中共商去教育局申请办校的打算。11月4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309会议室讨论立信复校筹备工作，出席的有：王成杰、周四新、徐一尘、凌廷熙、李燮泉、丁苏民、陆修渊、陈敏之、黄子仁、施仁夫、王庭桂、施明璋、江麟年、周豫康、王文彬、詹家忠、姚爱珠、杨其昌、周以箓等19人。会议最后由陈敏之同志作总结发言，确定：（一）立案报批；（二）建立领导班子；（三）组织工作班子。11月13日，丁苏民、李燮泉、王庭桂、王成杰、江麟年、黄子仁、凌廷熙、施明璋8人在老凌家开会，讨论复校计划和报批问题。12月4日，又在老凌家开会，讨论立信挂靠单位等问题，出席的校友有丁苏民等15人。吴履绥学长适来上海，也参加了讨论。12月30日，在丁苏民家中讨论办学的备案问题，参加者有：王成杰、凌廷熙、周四新、王庭桂、丁苏民、陆梓樵、施明璋、杨其昌、蒋春牧、李燮泉等10人。

施明璋提供的材料表明，立信复校是在潘序伦登高一呼的情况下，广大立信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

1980年8月25日，潘序伦会同顾树桢等11位教育界、经济界知名人士，联名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发出倡议书。他们为国家兴办会计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也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首肯。

由潘序伦领衔的倡议书的内容如下：

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急需的财会人才，满足更多青年的升学愿望，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对教育工作所提出的“广开学路”“各方办学”的精神，经过反复酝酿，并获得中国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的赞助和原立信同仁、校友的支持，倡议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下，于今年下半年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一、校名、性质和校址

校名定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属于大学专科性质，以培养“助理会计师”人才为主，并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培训与财务会计专业知识有联系的计划、统计、物价和企业管理等专门人才。附设立信会计职业学校，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性质，以培养“会计员”人才为主，分别呈请市高教局、市教育局批准和领导。以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再考虑附设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当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附设的立信会计职业学校先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以满足升学的要求。今后，根据形势发展，兼搞在职干部培训。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址设在上海市山海关路育才中学内。附属的立信会计职业学校设总校一所，校址也设在育才中学内；另设分校若干所，在市内各区租用各中学校舍，以便学生就近入学。

二、组织领导

由热心会计教育的有关部门领导，会计界知名人士，原立信同仁、校友中有声望的同志以及办校负责人员组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选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呈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校长、副校长中的党员同志组成学校党组，加强党的领导。目前先成立筹备小组，由顾树林、胡远声、段力佩、顾濂溪、陆修渊、顾福佑同志参加。办公地点设在育才中学。

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决定教学方针、发展规划、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按照市高教局、市教育局规定，推荐专科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正、副校长人选，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后任命；定期听取总结汇报，检查教学工作；筹集办学基金，审批经费收支预算和决算；研究决定其他重大校务。

专科学校正、副校长负责专科学校日常教学行政工作，任免教师、助教和职员，职业学校总校正、副校长负责职业学校日常教学行政工作。

学校行政人员编制：本着精简原则，专科学校和职业学校总校行政人员定为三十五至四十人。其余都聘请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兼任。教师原则上都由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兼任。

三、学制、设课和教学管理

（一）学制

专科学校学制两年，每周上课十六至十八小时，每学期上课二十周；职业学校学制两年，每周上课时数和每学期上课周数与专科学校相同。

（二）设课

专科学校第一期除政治、语文、数学、外语四种基础课外，还增设珠算、书法课。第二学期起学习专业课。

专科学校先设会计和物价专修两科。会计专修科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商用英语、会计原理、企业组织与管理、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统计原理、企业财务、管理会计、会计数学、审计学、会计报表分析和会计制度设计。物价专修科，除选读会计专业课程外，增加物价专业课程，课程另订。

（三）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专科学校的教学管理、学生毕业后去向及待遇与今年高校招收自费走读生的办法相同。职业学校的教学管理、学生毕业后去向及待遇，参照其他中等专业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四、招生对象和名额

招生对象，今年均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凡高校统考来录取的考生可以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不另考试。

招收名额。专科学校三百三十名，其中：会计专修科二百五十名，物价专修科一百名，设八个班级；职业学校一千三百名至二千名，设三十至四十个班级。每个班级平均五十人。

五、师资和教材

（一）文化基础课的师资，从有关高等院校和育才中学中选聘。珠算、书法课另聘珠算、书法专家执教。

（二）专科学校的会计、物价专业课师资，聘请大专院校财经会计教师、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师和市财政局及工业、商业系统的会计师与上海市会计学会中有资望的会计专家担任。职业学校会计专业课师资，聘请大专、中专财经会计教师和市财政局及工业、商业系统的会计师与上海市会计学会的会计专家担任。

专业课要求在开课前一个学期组织备课和试讲，开展教研活动，以保证教学质量。

（三）专业课教材，一般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其他省、市财经学院编写的教科书，结合现行财务会计制度编写补充教材和实习题及习题解答。

六、经费收支

（一）教学经费，属于编制内人员的工资、兼职教职员津贴。校舍租赁费和必要的教学设备购置费用，每年编制经费预算，从地方财政教育经费中拨付。其他办学费用，从学费收入中开支。

（二）学费标准，专科学校按高校自费走读生标准每人每学期收费二十元；职业学校每人每学期收费十五元。

（三）教职员待遇

1．教师：按讲课课时计算，致送讲课费。一般教师每课时一元二角；讲师级教师每课时一元五角，副教授级以上教师每课时二元。助教（改卷）参加听课的，每课时一元，不参加听课的，每课时六角。讲课费每学期按五个月计算。专业课教师在开课前集中备课，比照讲课时数发给津贴；参加编写教材、实习题及习题解答的，酌发稿费，每千字按三至五元计算。

2．职员：专职的，按编制、级别计发；退休的以补差为原则，另发交通费津贴；在职的或已在外单位领取补差的，按职务每月酌送津贴十元至三十元；每学期按六个月计算。

倡议人：

潘序伦（中国会计学会顾问、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创办人和校长）

马一行（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出口办公室副主任）

顾树桢（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

胡远声（上海市物价局副局长）

段力佩（上海市育才中学校长）

黄朝治（人民银行市分行副行长、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会计学会副会长）

陈敏之（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顾濂溪（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副经理）

陆修渊（上海市棉纺公司顾问、上海市会计学会秘书长）

张更生（上海业余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上海市会计学会副秘书长）

顾福佑（上海市财政局企业财务处总会计师、上海市会计学会副秘书长）

1980年8月25日

1980年10月10日，上海市教育局、市高教局、市财政局联合向上海市委、市政府报送关于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请示，并附上述倡议人正式拟就的《关于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倡议书》。有关部门在请示报告中对学校性质提出的意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地方政府举办的财经类专科学校。它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是参加本市高等学校自费走读生的统一招生，为地方培养高级财会人才；二是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培训和提高工交、财贸系统在职财会人员的业务水平；三是附设会计职业学校，培养中级财会人才，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增设会计函授学校，为待业青年和农村财会人员提供学习机会。附设的立信会计职业学校属自费走读中专性质，拟在每个区设分校一所，总校负责教学业务指导。

10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沪府（1980）135号文，同意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批复指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系财经类大专院校，由上海市财贸办、市教卫办共同领导。人事、财务和规划由上海市财政局负责，专科学校的教学行政业务由上海市高教局管理和指导，附设职业学校的教学行政业务由上海市教育局管理和指导。批复要求“复校工作，要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挖掘潜力，以广开学路，培养急需的财会人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这一天，标志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学校校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经各方磋商产生的45名校务委员名单，除潘序伦之外，还有马一行、顾树桢、胡远声、段力佩、黄朝治、陈敏之、顾濂溪、陆修渊、张更生、顾福佑（以上为学校复办倡议人）、王眉证、黄逸峰、黄凉尘、许毅、杨纪琬、郭森琪、龚清浩、娄尔行、姚惠泉、史景星、吕更、李贤达、吴羹梅、陈铭珊、诸尚一、陈穗九、王文彬（以上为财会主管部门、财经院校等方面人士）、李鸿寿、李文杰、张蕙生、钱素君、施仁夫、王澹如、黄浦、储启蒙、王庭桂、陆梓樵、徐日清、徐惠勇、丁苏民、李燮泉、蒋春牧、王成杰、施明璋（以上为立信同仁、校友）。名单的先后以及括号中的文字均为当时原稿记录，见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档案。与会者推选黄逸峰为校委会主任，马一行、王眉征、顾树桢、李鸿寿为副主任，并推举潘序伦为名誉校长，推选王眉征为校长，顾树桢、段力佩、胡远声、顾福佑为副校长。校务委员中的党员另行开会，推定由王眉征、马一行、顾树帧、段力佩、胡远声、陈敏之、陆修渊组成党组，王眉征为党组书记。

得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恢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潘序伦大喜过望，并愉快地出任了名誉校长。“立信”的复办，实现了潘序伦的夙愿，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老教育家、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将中学的部分教室借给了他们。

10月25日，众人翘首以待的立信复校首届开学典礼，假座黄浦区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潘序伦高兴地出席了典礼并发表了讲话。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勉励全体师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立信”优良的办学传统，以“建立信用”为目标，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逐步发展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按照严格和实用的要求培养人才，为祖国四化事业作出贡献。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发来书面贺词，祝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源源不断地培养大量的会计人才，为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王眉征在会上致开幕词，上海市有关领导舒文等参加了大会。财政部会计制度司、财政科学研究所等部门单位以及海内外校友发来贺电、贺函。次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均作了报道。

没过几天，潘序伦又来到育才中学，看看这，望望那。他伫立在校门口，抚摸着刚刚挂上的“立信”新校牌，不禁百感交集，回想往事，恍若隔世。

他兴奋地说：“一生夙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发扬光大，我真的万分高兴。”他深深感激党对他的关怀和支持。

据了解，复校时的立信在校工作人员有：陆修渊、顾福佑、李燮泉、王庭桂、蒋春牧、詹家忠、潘开乙、施明璋、朱仁镛、傅顺莲、夏慧娟、徐一尘、朱柏青、周以箓、王成杰、刘龙珍、江麟年、许仁全、张凤仪、顾树桐以及万陵西、李宝勇、乐爱利等。

在专科学校复办的同时，由专科学校附设的立信会计职业学校也在紧锣密鼓地操办之中。1981年1月，立信会计职业学校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中专新生816名，2月16日正式上课，2月22日举行开学典礼。经上海市教育局与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研究商定，并取得有关学校的配合支持，立信会计职业学校在黄浦、杨浦、虹口、闸北、长宁、卢湾、南市、静安、徐汇九区，嘉定、上海、宝山、川沙四县先后设立了分校。据参与复校的校友黄华麟回忆：

回顾三十年代，我从家乡来到上海，由于求知欲的驱使，进入母校学习。在潘序伦老校长和陈文麟、李鸿寿、钱乃澂、顾准、顾询等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使我逐步掌握了会计知识，并在工作中加以运用。数十年来，我所以能在会计战线取得一些成就，与当初各位老师，特别是潘老校长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饮水思源，对母校倍感亲切。

当1980年下半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办母校时，我出于对母校的热爱，欣然应邀参与复办工作。

根据当时市政府文件精神，除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外，还设职业学校（中专性质），并要求在各区、县设立分校。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在市、区部门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来进行。经过多方联系，决定在九区、四县成立十三所分校。其中重点分校由指定专人会同有关中学进行筹建，一般分校则派联络员与学校保持经常联系。按照当时的分工，由我负责筹建静安分校。我通过静安区教育局的介绍，同瑞金中学接上关系。经过多次与该校沈岳浩校长、郁桂英副校长等商量，很快在班级设置、教室安排、教师选聘、人员配备以及费用预算等方面达成协议，为建立静安分校奠定了基础。双方研究确定，由沈岳浩兼任静安分校校长，我担任副校长。郁桂英同志兼任教导主任，并由立信老校友陆梓樵同志担任顾问。

接着，我又和总校其他同志一起去市招生办公室看材料，办理录取新生事宜。1981年春，静安分校正式开学，当时，招了两个中专班、两个预备班。1981年秋，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又试办了一个职工中专班。1982年，举办了四个职工培训班。其后每年都招收中专和职工中专的新生，因而逐步成为十三所分校中办班最多、发展最快的一所分校。……

特别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潘老校长对静安分校一直给以极大关怀和鼓励。他总是当面或亲自写信来勉励我们，并加以指导。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我们编印的《教学动态》刊登静安分校开展作文比赛情况时，就写信来要我把优秀作文投寄给报社发表，我就照他老人家的意见做了。当时他已九十高龄。他对静安分校的关心和爱护，使全校师生深受鼓舞，是推动静安分校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黄华麟：《参与复校的一点回忆》，《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83—84页。

复校后一直在立信中专工作的徐瑞洁回忆说：“在立信复校之初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潘老，他老人家慈祥而又充满智慧，使我内心激动，久久不能平息。会后潘老和我们谈心，语句不多，但语重心长。大意是，到立信来工作不分先后都是立信的校友。立信创业不易，我们要齐心协力，继承立信传统，为立信争光。这次谈话我铭记在心，这也成为我以后做好工作的动力。为立信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一直驱使我竭尽全力，为立信事业贡献微薄的力量，不辜负潘老对我们的期望。”徐瑞洁：《缅怀潘老》，《立信学刊》1993年特刊。

1980年年末，潘序伦的活动繁多。据马钟榆回顾：1980年12月7日，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十六届在沪同学借市政协会场，欢聚一堂庆祝毕业三十周年，特邀请潘老和我们一起欢庆这一珍贵的时刻，潘老欣然赴会。不少同学在会上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历程，他们说自己在工作上、学术上能有所成就，离不开潘老和母校的培育。大家称赞潘老真是桃李满天下。潘老听了同学们的发言后，很诚挚地说：“我对桃李满天下这一句话的‘桃李’并不十分喜欢，我还是更喜欢‘松柏’，现在国家要兴国，我们立信要兴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已经得到市政府批准复办，我们要将立信会计事业办得像松柏那样，万古长青。”

潘老这一席话，使在座的同学感触很深，潘老的思想境界多么高呀！他不只是满足于桃李满天下，而是要提倡“松柏”精神，一种经得起严冬冰霜考验的精神。他在启示同学们要为立信会计事业在各种磨炼中继续开拓发展下去。回忆当时，潘老不畏艰难曲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复办到处奔波。他自己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前来参加会议时，他穿着深蓝涤棉中式棉袄罩衫，一双黑色布鞋，而将“平反”后发还的数万元捐给了学校。党和政府看到潘老居室不宽敞，三次配给他住房。他都婉言谢绝，只希望已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有一个自己的校舍，为发展会计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马钟榆：《纪念潘序伦老校长诞辰百年》，《立信学刊》1993年特刊。

1981年2月，立信会计编译所恢复成立，潘序伦任主任，副主任为王澹如、管锦康。9月，编绎所恢复后第一本图书《会计基础教材》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会计编译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重新成立，潘序伦为之终生奋斗的“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以崭新的态势，呈现在人们面前。

潘序伦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谈论立信会计事业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他说：“我们还在1981年2月，组织原立信会计研究编译所部分同仁恢复立信会计编译所，专门编译《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财经丛书》，为培养财会人才提供教材。立信会计编绎所已经出版了23种财会书籍，发行249.6万多册，仍然供不应求。1984年年底又成立立信会计咨询服务公司，开展咨询业务。筹办的印刷厂现已正式投入生产。这些单位与学校的关系：凡是立信所办的各项事业是一个整体，以学校为主体；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学校是一个整体，以大专为主体。这些单位有主有从，相互促进，使立信专科学校向多功能的方向发展，逐年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力求自给。”

三

1981年，潘序伦即将九十寿辰。上海各界要为他预祝生日，他执意不肯。后来，这件事传到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那里，张副主席特意送请帖，诚邀潘序伦和张蕙生到静安宾馆，并宴请他们。

潘序伦婉谢道：“年纪大了，牙齿不灵，肠胃又不大好，就免了吧。”

张承宗悉心询问潘序伦，平日吃些什么。不想潘序伦随便报了一些菜肴之后，张承宗即吩咐宾馆精心置办。潘序伦感激之余，恭敬不如从命，愉快地接受了张承宗的款待。

没过几天，潘序伦的本家请他们夫妇到玉佛寺游览，并设家宴祝寿。

这两次祝寿活动被潘序伦的学生和会计界同仁知道后，他们便不肯放过潘先生。然而潘先生再三推辞，不愿兴师动众，铺张浪费，最后便在七月上旬假座市政协餐厅举办了潘序伦校长九十寿辰的茶话会。

上海的各界人士雅集一堂，预祝潘老校长九十寿辰。届时，国内外的很多友人也到会，他们赞誉潘序伦作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当之无愧。潘序伦十分感动，表示要为振兴中华，竭尽绵薄之力。

在潘序伦眼里，学生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命。每当年轻的学生去他寓所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要克服困难，好好学习。

潘序伦一生爱校如家，将精力和钱款都花在立信会计事业上。晚年他与学生的一次聊天中，他发问立信意何谓？有人说：“立信会计者，潘序伦也。”

潘序伦不以为然，他说：“立信是我的儿子。”一语而出惊四座，无不称是。

确实潘序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数次捐款给学校充作经费，最后一次是他将发还的巨款，共十万元捐献给学校，设立“潘序伦奖学金”。每次取其利息奖励品学兼优的大专生、中专生和函授生。而潘先生的生活起居却极为俭朴。有一年冬天，潘序伦应约前往锦江饭店会见外宾，饭店有暖气设备，非常暖和。潘序伦是穿厚实的棉袄去的，里面却是件破旧不堪的衬衫，因此如果脱下棉袄，会不雅观。他只得硬着头皮，以致汗流浃背，颇为狼狈。1984年，潘序伦向学校提出一个久藏于心的愿望：筹集捐赠人民币10万元给学校（其中有立信会计海外校友会顾问杨国树捐的4.5万元、香港地区实业家查济民的1万元），设立“潘序伦奖学金”，用以褒奖优秀学生。

名誉校长潘序伦对重振“立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复办以后的“立信”，继承了老立信的好传统，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办学，1981年复办了会计中专，1982年举办成人夜校，1983年又恢复了函授教育，此外还根据社会需要，开办各种短训班和单科班。该校实行收费走读，毕业时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这样打破了一上大学，一切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习惯，也消除了“铁饭碗”思想，促使学生提高学习自觉性。学校勤俭办学，据1982年统计，该校的开支，只相当于一般大学的十分之一。这种新颖的办学形式，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欢迎，为高校闯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人才培养的新路子。

我们知道，潘序伦在上海创办了立信会计学校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本人和他的学生，如蔡经济、刘芷休、王逢辛、张蕙生、管锦康等，去全国各地开办了立信的分校或训练班。在重庆、衡阳、桂林、南宁、玉林、柳州、抚州、容县、南京、广州、天津、北京等地先后设立了立信会计学校，一时俨然成了跨地区、全方位的会计教学团体。在各地，办学层次也分为补习学校、专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学员的来源非常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立信在上海的复办，各地立信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或恢复。潘序伦基于上海的经验，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各地立信要由当地财政部门领导；二是要取得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三是由当地校友会举办。这三条原则充分体现了立信的特色和继续发展的原动力。为了支持各地立信，潘序伦除了担任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名誉校长之外，还欣然应聘出任各地立信名誉校长或董事长，潘先生还再三嘱咐，要把各地立信办好。

在财政部和各地政府的关心下，重庆、天津、北京、广州、南京、成都、桂林、南宁、无锡、宜兴、洪湖、玉林等地，都开办了立信会计学校，为当地输送了不少会计财经人才。

香港新亚文商书院的黄强曾经写过《记潘序伦会计师》一文，节选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初期笔者在广州财经技术学校读书时，已拜读潘序伦先生主编的《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及后在从事会计实务工作和研究工作中，进一步知悉和了解潘序伦先生的业绩，敬仰殊深，神交三十载。

1982年6月，笔者在广州《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潘序伦先生的文章，编辑为了吸引读者，把文内引述美国一些会计界人士把潘序伦先生称为“中国会计之父”的尊称，改换了原来的题目。同时由于手笔之误，文内个别人名和年龄见报时有所误差。拙作刚好被身在上海的潘先生读到，他随即给该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指出有过誉之嫌，并一一更正了错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会计师风范可见一斑。

当笔者接获《羊城晚报》编辑部转来潘老先生的手书，立即将原文所提意见一一作了详细解释，还像对待会计工作那样，逐一提出了“原始单据”，另外寄奉拙作论文回函，乞请赐教。

不日即收到潘老先生的亲笔回信。信中说：“经吾兄上次赐书说明根据，我已自认误会，向您道歉，……就让我俩做个‘忘年友’罢！南方熏风有便，尚祈时赐好音。”一位德高望重年近九十的大学者，如此谦虚诚恳地对待一个默默无闻的会计晚辈，也是我有生以来所收到过唯一如此真诚的致歉信。他这封信完全可以不写的，然而，他却写了。捧读之下，禁不住泪花闪坠！

此后，笔者真的与潘老先生成了忘年友，每每欲亲聆教诲，可是上海广州竟像天涯之距，始终未能成行拜会，趋前求教，但书信往返多次，即使潘老先生抱恙，也嘱其秘书捉笔，免我翘企。这些书信已一一珍藏，“忆来惟把旧书看”。

1985年冬，笔者正在办公室埋头做账。有人给我送来了上海会计学会和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一个大信封，里面竟是一份讣告。我噙着泪水匆匆读完，真不敢相信是事实，后来读了一遍又一遍，不得不承认现实，只好用颤抖的手，给《羊城晚报》写了一条新闻稿，以作纪念。那时还没有传真机，骑了40分钟的单车送去稿件，当晚便登了出来：《我国杰出会计专家潘序伦病逝》。

笔者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任教中国会计短期课程，讲授中国会计演进历史时，常常谈及潘序伦及立信会计学校，一天，一位女会计师课后说：“黄Sir，我在1973年九龙西洋菜街的立信会计学校读过，可惜后来这家学校结束了。”笔者有点茫然，心想，什么时候能在香港复校？届时，笔者将会尽献绵力！

不少立信复校期间的校领导，至今还记得晚年潘序伦工作、生活的情景。魏人英（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回顾他第一次见到潘老的深刻印象：“那天潘老接见我们是在一间只有20平方米左右，既做会客室又兼起居室的卧室里。小小一个房间置一床、一桌、一书写台、一书橱、一单人沙发、一电冰箱，还有几把椅子。除了床头挂着一幅他在林间小憩的国画外，别无他饰。这就是蜚声国内外会计界前辈的寓所吗？这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当时正值盛夏，老人穿着一身已经洗得很旧的白色中装布衫裤，套了一双黑色圆口布鞋，活脱脱像一位乡间塾师。这位就是留洋海外，并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会计学专家、教授潘序伦先生吗？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没等我在两个直觉的‘出乎想象’中回过神来，孙庆元同志就把我介绍给潘老。我随即奉上前几天填好的一首作为晋见礼的《沁园春》词（见立信校友通讯创刊号），对老人为开创和发展中国会计事业的贡献表示敬意。潘老非常高兴而认真地立即拆阅，边看边作低吟，还自言自语地说：‘《沁园春》的这个“沁”字，不少人常读成“xin”，其实应读“qin”。’接着他又简要地问了当时学校的近况和我的简历。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且又是第一次见面，不久我们就告辞了。”

徐文彬（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也追忆潘老的二三事：

“1984年上半年潘老的一位老友的孙女要投考我校，潘老的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就到潘老家中去了一次。潘老把他老友的信给我看了，信中的意思是要潘老‘鼎力支持，破格录取’。我看了信以后说：‘我尽量按信中的要求办就是。’潘老问我准备怎么办。我就把‘鼎力支持，破格录取’的意思说了一下。潘老听了后说：‘可不可以找个老师帮她复习复习功课，指点指点，让她考得好一点，这就是我对老友的支持。破格录取则我不能徇私，你们也不要为了我而徇私。’潘老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过去我常听说潘老经济情况虽较宽余，但自奉甚俭。我第一次去潘老家中时，看到他家中的家具、用具确实非常简单，证明传闻非虚。但后来有一件事却给了我更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潘老请美国著名会计师麦克劳在红房子餐馆吃饭。因为天气冷，餐厅中的暖气开得很大，在座的其他人都脱掉了厚衣服，只有潘老虽然额头流汗但仍穿着棉袄，大家劝他把棉袄脱了，以免出去时因室内外温差太大而受凉。可是潘老坚持不脱棉袄，大家都有点诧异。饭后送潘老回家，潘老脱下棉袄换衣服，大家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潘老里面的衣服打了一个大补丁。有位同志随便说了一句，劝潘老做一件新衬衣。潘老却认真地说：‘我的积蓄不多了，我要全部奉献给会计事业。这件衣服补一补还可穿，何必花钱去做新的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潘老之所以自奉甚俭，其目的是要为发展祖国的会计事业尽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潘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一向为会计界人士所钦佩。潘老早年的求学生涯，我们不可能见到。但他晚年仍然渴求新知识的情况，却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一次去探望潘老，见他正在做笔记，边上放着几本有关电子计算机的书籍。坐定之后，潘老就向我谈起学习电子计算机的事来。他说他最近身体较好，天天在学习电子计算机语言，读书不仅做笔记，而且也做习题。他认为，会计今后总要走向电算化，搞会计的人总要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才行。但是由于年纪大了，记忆力很差，已经做过的习题，过几天又不会做了，他说他采取了一种‘累计学习法’。做习题时把老习题先做一遍，然后再做新习题。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惊讶。用这样的方法做习题，每天要做的习题越来越多，到最后学完一本书，要做多少习题啊！可是潘老对我说，他就是决心要这样做下去的。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为了学习新知识，竟然有这样大的决心，实在令人钦佩。当时我对潘老学习计算机的决心还不大理解。我想，像他这样的年龄，恐怕不一定真能学会使用计算机，就是学会了也不会有机会让他亲自来操作计算机，那他为什么要下决心学习计算机呢？后来慢慢体会到，勤奋学习在潘老身上已成为一种秉性，渴求新知识已成为潘老的一种生活必需。潘老在会计学术上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的造诣，恐怕与这种秉性是分不开的。当然这种勤奋学习的秉性决不可能是天生的，而是他在几十年的奋斗中逐渐养成的，而且是老而弥坚的。对照潘老这种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识的精神，看看现在一些在学习上浅尝辄止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听一些立信的老前辈说，潘老除自己勤奋学习外，对后辈和学生一向是诲人不倦的。他在晚年，很喜欢与年轻人接触。迁到立信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去探望他，他总是显得非常高兴。潘老兴致勃勃地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潘老谈得最多的是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希望年轻人能够立志在会计领域中做出一番事业来。潘老也常常指导他们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凡是亲自聆听过潘老教诲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对潘老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都非常感动。我到立信的时候已经不属于年轻人了，但潘老也同样对我亲施教诲。有一次潘老问我过去写过些什么东西，现在有什么研究课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回答潘老的话以后又加了一句，说我年龄不小了，以后恐怕不会有什么成果了。话一出口，我就懊悔了，在潘老面前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果然，潘老听了以后就恳切地对我说：‘咦！你还在壮年，怎么能说年纪大呢？你担任行政工作以后，还是不要放弃专业研究，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我相信你还是可以出成果的。’我听了以后，一方面深感惭愧；另一方面也把潘老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在这以后，我还能拿出一点成果，写了几本书。这与潘老的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属私立（私人办学）性质。1980年立信复办，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三局请示报告的批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地方政府举办的财经类大专院校，属公办的性质。关于学校的隶属关系，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文确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教卫办公室共同领导；人事、财务和办学规划由上海市财政局负责；学校的教学行政业务由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管理和指导，其附设的职业学校的教学业务则由上海市教育局管理和指导。

这样的隶属关系延续到1983年。国家财政部为关心支持学校今后的发展，经与国家计划委员会、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反复商讨后，1983年9月30日发文给国家计划委员会、教育部，提出了“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改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财政部双重领导、以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主”的意见，国家计划委员会、教育部于当年12月6日复文给财政部，同意上述意见。复文中明确：财政部除在有关教学业务方面进行指导外，其他有关发展规模、专业设置、经费、投资等问题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负责。

1984年1月，国家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发文给学校，通知了上述隶属关系的变动，并在通知特作说明：“今后在教学业务方面的指导活动，视同部属其他院校。”1984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财政局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在隶属关系变动之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人事、发展规划等应同其他大专院校一样，单独设置，归属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管辖，财务经费仍由上海市财政局管理。

1995年10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划归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管辖，财务经费也划归上海市教委统一安排。

1980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时，没有自身的校舍，在育才中学的大力支持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得以设在该校，并在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协助下，学校先后商借大通、东风、绍兴、长新等多所中学的教室上课。夜大学、中专、函授各教学部分别设于新群、瑞金、陕西中学内。1983年5月，学校与长宁区教育局、长宁区体委签订在定西中学校舍加层和租用教室的协议书（加层面积为615平方米，租用期为3年，期满后归还定西中学）。该年10月，学校迁入定西中学。

潘序伦还一直为校舍而操心，多次恳请有关部门及早解决这一问题。仅据学校的大事记记载，就有多次。

1982年12月2日，潘序伦致函汪道涵市长，请求解决学校校舍问题。汪道涵批示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副主任舒文，要求提出处理意见。

1983年3月28日，潘序伦会同李鸿寿向上海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提出请求落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舍的议案。

1983年，复办后的立信，正沐浴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大专部和夜校部、中专部、函授部等各种学制的在校生有3000多人，身为名誉校长的潘序伦当然十分欢喜。当时，国家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酝酿成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总校，在各地设立分校，潘序伦等立信同仁也为此努力。

继立信复办后，由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重新恢复，为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给该社主任胡厥文写了信。这年3月，兼任该社董事的潘序伦在读了胡厥文先生的手示后，“亦同受鼓舞”。4月14日，潘序伦写信给胡耀邦，向他报告立信的办学情况。

潘序伦在信中表达了对复办的立信能继续为祖国造就财会人才，这一由衷的“钦幸”之情。他恳切地表示：“序伦今已年逾九旬，恐难有所建树，但当此国家中兴，总该为祖国教育事业竭尽绵力，并根据我公对胡厥老的指示精神，决心把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办好。”

潘序伦在晚年，一直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复办而不辞辛劳地工作。原先他拥有好几处高级公寓住房，后大都捐给学校。十年动乱期间，他家受到冲击，被迁居到一间房子里，没有回旋余地。

复校以后，党和政府出于对潘老的关心，在华侨新村、康平路、乌鲁木齐南路等三处，先后给他安排了住房，潘序伦都辞让了。他恳切地表示：“上海住房紧张，还是把房子先让给比我更需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吧。”

1983年夏天，上海市有关部门第四次给潘老分配住房。这次是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京西大楼，它地处闹市中心，四间一套，设施齐全，交通也方便。但潘序伦还是执意谢绝了。

他对来人这样说：“专校（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舍未落实，绝不为个人安适作打算”。

一时，“潘序伦四让住房风格高”在沪上传为佳话。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立信复校后，潘序伦即被任命为名誉校长，当时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同志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随之，潘序伦享受了工资、医疗待遇。由于潘序伦年事已高，校方专门为他配备一部专用轿车，他得知后甚为生气，认为这样过于奢侈，故屡加辞谢。

每月5日，校长办公室派专人将潘序伦的200多元工资送至他的寓所。有一天，这位年轻同志因故延迟数日，潘序伦关切地问道：“是不是学校的工资发不出了？”并表示，他的工资可以首先裁减。解释具体原因后，潘先生的焦虑之心才安定下来。据采访李旸先生的记录。潘序伦时时惦念着立信的前途和命运，牵挂着立信的师生们。

潘序伦在自己寓所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已经有些泛黄的笔记本。他因为年老，因此专门备了一本笔记本，用来记下来访者的姓名和地址。有一次，一位从新疆来沪的校友去拜访潘序伦。虽然三十多年未见面，潘序伦却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并记下校友的名字和地址。当他得知这位校友不久就要回新疆，便叮嘱这位校友去找自己在新疆的侄儿潘午生，共同搞好立信新疆校友会工作。

对帮助解决立信缺少教室上课的困难，领导部门一直很重视。学校除名誉校长潘序伦之外，校长顾树桢也多方尽力争取。终于在1984年，经国家财政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将立信校舍的建造正式列项，选址确定在上海市中山西路2230号。

经过征地、动拆迁、勘察等紧张的前期准备，校舍由上海市高等教育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承建。1985年10月举行奠基开工典礼，潘序伦为奠基石题了名，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亲临剪彩。

新校舍首期工程于1987年8月竣工交付使用。9月，学校迁入新址办公。新校舍包括综合办公大楼11604平方米，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共2432.26平方米，教学楼5346平方米，大礼堂、食堂3557平方米，厨房、浴室1084平方米，宿舍、车库2418.6平方米等，共计26518.86平方米，耗资1567万元。这比原计划投资额1845万元，节约了2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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