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流年浮沉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能被称之为思想家的，顾准是其中之一。在那个非常时代，顾准用独立思想维护了生命的尊严。潘序伦时常为有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顾准，而感到荣幸。

1962年5月，顾准应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邀约，担任会计研究工作。到研究所不久，他即开始这项工作。

鉴于会计这一门学问，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用得着，而当时又面临着提高和改革的形势，顾准虽然脱离会计工作已有20年，然而他对会计理论和技术早已吃透，驾轻就熟。一旦重新进行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他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顾准在短短两年中，结合多年来实际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立志编著一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学巨著，计划写七篇，后来只完成了《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顾准逝世后于80年代初正式出版），终因遭到政治上的冲击，而不得不中辍，成为令人遗憾的残篇。

来到经济研究所的最初几个月，顾准为这项研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顾准的会计研究，是从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开始的。这时候，顾准打算深入基层考察会计工作的实际运作情况。他想到上海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师友众多，企业熟悉，到上海做这项工作，容易取得必要的帮助。所以，他就向所长孙冶方提出建议，自己到上海去一次。

孙冶方当即同意了顾准的这一建议，但孙冶方主张他先熟悉一下研究所内的环境和气氛，在研究所待上一段时间再走。这样，顾准于当年9月去了上海。

顾准的上海之行，从9月至12月，总共花了4个月。在此期间，他见到他的老师潘序伦。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即1962年8月，潘序伦夫妇参加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各地参观活动，来北京住在前门饭店。他的女婿管锦康告诉了顾准这个消息，顾准专程去饭店看望潘序伦。同行的还有高云樵（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周信（上海市驻京办事处），他们都是当年立信补习学校的同学。这次见面，是1952年分开后的首次晤面。

9月，顾准一到上海，便去潘序伦寓所拜访。顾准向老师潘序伦开口要了些会计书籍。潘序伦非常喜欢自己的学生，就推说：“我现在根本什么书也用不着了。”

潘序伦说着就让顾准随便挑选他家中所存的书。于是，顾准共挑了二三十本书，都是上海解放后两三年间他搞会计研究时置办的。后来，两人又多次会面，潘序伦积极支持顾准搞会计改革的研究工作。在上海，顾准还见到娄尔行等人。娄尔行后来回忆说：“……先生趁他来上海调查研究之机，多次去潘兆申教授家中，或来我家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事先不定主题，兴之所至，自由展开，既有争论，也有相互补充。各自不存戒心，没有顾虑，颇多启发，颇能得益。”娄尔行：《怀念顾准同志》，《上海会计》1995年第6期。

据顾准自述，上海之行，孙冶方为他给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和宋季文开了介绍信。调查的安排是由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顾树桢负责的，市财政局和统计局各派一个助手协助他工作。顾准觉得，由于安排稳妥，“加上上海各厂会计人员都知道我这个人，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

4个月的上海调查研究工作，很快便告结束了，顾准自认收获不小。他觉得从上海调查中可以发现，从现行会计制度的技术结构来说，证明苏联1940—1950年这一套会计制度的根本用意，是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因而大大限制了工业会计本来可以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方面的要求。他在调查中又获悉，“净产值”的计算，虽是统计系统的任务，但是离开会计账目，就无法把净产值计算出来，因此初步研究了企业内部统计系统和会计系统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潘序伦和他夫人张蕙生，都步入了老年。他们的家庭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两人的琴瑟和鸣，相濡以沫。

抗日战争时期，张蕙生在重庆帮助潘序伦从事立信教育事业，名扬国内外。但是，他俩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们的宗旨是“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他们的后半生约有20年历经坎坷。王勉耀目睹了潘序伦夫妇那时候的一些生活片段：

1960年的一天，我到曙光医院看病，碰到潘校长和张老师，我急忙上前招呼。他俩似想回避的样子，后来张老师问我：“你大概不在上海吧。”并说潘校长是来医高血压的。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说：“我一直在上海。”张老师有些愕然。那时候强调‘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我虽在报纸上看到潘校长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不幸消息，但我坚信潘校长是好人，是一位热爱祖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并为党的事业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不可能是“敌人”。所以，我敢于上前同两位老人家打招呼。我知道他们是多么忧郁、内疚啊。后来，潘校长再次蒙难，牵累了张老师。有一次，我去嘉善路菜场遇到张老师，她老人家别过头迅速回避了。又有一次。我去永嘉地段医院看病碰到张老师，经过二十年折磨的她变得苍老多了。王勉耀：《怀念潘校长和张老师》，《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3—154页。

潘序伦在会计界名震一时，享有盛誉，他的爱好也与常人一样，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人生。他还酷爱在工作之余旅游。早在20世纪20年代，潘序伦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途中，他顺道游历了西欧十余个国家。异国风土人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数年苦读不啻一种良好的休闲。

到了1962年，潘序伦虽年届古稀，他随政协一起参加旅行社举办的“大西北”旅行活动。这次旅游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多个省、市、自治区，既游历了祖国名山大川，又开阔了视野。潘序伦在一些名胜之地摄影，如天山瑶池、玉门油田、云冈石窟、青海湖边、嘉峪关头、金瓦寺前、大漠新地、行宫故殿等许多地方，他都拍摄了照片。旅游结束后，潘序伦请人订成两册影集以作留念。

1978年，当年影集的制作者途遇潘序伦于建国西路，被邀至寓所，出示照相簿两本，照相簿所幸留存下来。俯仰之间，屈指当年游伴，18人中已经有半数成为古人，两人相与叹息。

临别时，潘序伦对该同志说：“君少我十八岁，异日离开人世，也当较迟于我。因此，希望在我辞世之后，这两本影集，即请足下保存，以供今后旅游爱好者作为参考资料如何？”该同志当时笑而诺之，以为戏语也。

数月后，潘序伦果然发信相邀称“因年事日增，体力日衰，为了早日把预约之事料理清楚起见，两本照相簿，请及早前来取之”云云，潘序伦信守前诺，将两本珍贵的影集赠送给他人。这是后话。

蔡经济记得，潘序伦为人非常谦虚。以前潘序伦与他通信总称他为“吾兄”。蔡经济非常不安，屡次去函，请潘序伦称自己的名字，但潘序伦始终不改。后来，则来信称自己为“贤弟”，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都是如此称呼。

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油糖食物的供应相当匮乏，在香港谋职的蔡经济就从香港寄了些油糖给潘序伦。他收到后即来函告知，“我们对于油糖，并不缺少，此后请不要再寄”等语。

蔡经济收到信后便按潘序伦的意见而停寄。大约半年后，潘序伦给蔡经济去信说：“我们目前相当困难。生活十分清苦。”蔡经济除了先寄钱外，再每月寄油糖一次（当时当局规定不能每月寄多次）。如此维持了一段时期。

蔡经济后来收到潘序伦的来信说，“我们的生活已有好转，而且将收到的油糖食物分给钱素君女士若干，此后务请不要再寄为是”等语。

那时上海的情形已略有好转，但食物还是不够充足的。然而潘序伦的话蔡经济不敢不听，否则潘序伦会不高兴的，从此就不再寄食物给潘序伦了。蔡经济回忆说：“关于寄食物给潘师的事，我也和王蕴玉同学谈及。王蕴玉同学原是潘师会计师事务所内的职员，对潘师非常尊重而感激，有时王同学也叫我代他寄些食物给潘师。潘师知道后，即去函王同学，表示谢意。”蔡经济：《潘序伦博士百年诞辰有感》，《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9—60页。

有一次，蔡经济趁友人到沪之便，带了一件羊毛衫送给潘序伦，作保暖之用。因为上海冬天的气候相当寒冷，又无暖气供应，年老的人应当多穿些衣服，以保护身体健康。潘序伦收到后，致信说：“非常感谢你的好意，这件羊毛衫是纯羊毛的（Pure Wool），我很久没有买过纯羊毛的衣服，而且市场上很难买到如此好的羊毛衫，想来其保暖程度相当之高。可是我们想起欠一位医生的人情特别多，无以为报，就将你送给我的这件羊毛衫转送给这位医生，希望他此后能多照顾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潘序伦为人非常谦虚，且非常克制自己，宁可自己受寒受冻，而以人情为重，应当先还人情，真是难得之极。

潘序伦紧锁的双眉刚有所舒展，嘴角才刚浮现出微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冲击，审查、批斗、检讨、抄家……

红卫兵要潘序伦交代所谓的“罪行”，潘序伦要支撑衰老的身体，去接受“监督”劳动。他只好下放到上海纸品一厂从事“惩罚性”的劳动……

可潘序伦问心无愧，他说：“我一生培育会计人才，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自杀不失为一种抗议手段，但他才不去干那种傻事呢！

出于对会计事业的执着追求，潘序伦身居陋室，伴着一盏孤灯和几箱书卷，自甘寂寞，安之若素，岁月流逝，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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