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错划右派

作为会计界的权威，潘序伦遭到整肃，并不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其实早在1954年就出现端倪。

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运动转向全面批判胡适思想，并从哲学扩展到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为了使运动有更加具体的斗争目标，中共中央提出，要批判各个学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把对胡适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的思想的集中批判，与对旧学术工作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般批判适当地结合起来”。《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63页。按照这个指示，各个学术领域、各大学、各研究单位纷纷找出自己的“资产阶及思想代表人物”，作为斗争的靶子，痛加批判。先前已经开始的对于梁漱溟的批判迅速形成全国性的高潮。陶行知、陈鹤琴乃至晏阳初、黄炎培等人的教育思想也遭到批判。许多有过某种影响的思潮的代表人物、学术权威，少有不被批批判的。“旧学术工作者”纷纷控诉胡适的“毒害”，检讨学术思想，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抛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接受唯物主义。

在各方的推动下，批判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党和政府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敢于对资产阶级的“名人”“权威”提出挑战，而那些响应号召拿起“大批判”武器的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解只不过是用几句话即可概括的教条，对于何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更难有科学的界定和正确的认识。他们有的不是学术上、政治上的更高见解，而是对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仇恨”，这就必然形成不辨是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局面。在大张旗鼓地讨伐“资产阶级思想”的热情激励下，政治批判的范围、对象和程度失去控制，就难免会出现荒唐可笑的事情。正是在许许多多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事件的反复出现中，以“阶级斗争”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扼杀了新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

把日常生活、工作中本来不具备政治内容的问题与“阶级”“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粗暴的指责与无理的批判，正是群众性大批判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这里可以看一下经过大批判影响的人们，是如何清理“资产阶级思想的遗毒”的。1955年8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署名“大麟”的题为《经济科学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的遗毒还很深》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过4000字，潘序伦及其著作得到了点名批评的“待遇”，其他被批评的还有樊弘、罗仲言、尹文敬、金国宝等8位经济学学者。这篇文章把历史转折时期新经济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某些概念模糊，借鉴旧的经济学理论时的认识偏差和一些完全正确的思想，统统归之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例如，罗仲言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改造了旧的价值规律与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价值规律仍然要以改造过的形式发挥作用。这种正确的观点，被指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表现。尹文敬所著的《国家财政学》一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他虽然加了批判性的意见，但是仍被指为“客观主义”，“不是分析批判而是介绍宣扬”。王文彬编著的《工业管理》一书介绍“泰罗制”时，提到泰罗估计当时工人的实际工作量只达到充分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大麟先生说：“这种不加分析的说法，无异于是对工人阶级进行诬蔑，对帝国主义奴才加以颂扬。”勾适生勾适生，统计学家，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0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统计学原理》，曾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扩大委员会委员。认为统计学是应用的数学，因此是自然科学。金国宝认为统计学是用数字表示社会或自然现象的动态或静态并分析其数字间关系的科学。王思立认为统计学是研究如何搜集、分类、分析数字材料的科学。这些定义被说成是统计学领域“长期泛滥着资产阶级统计学的错误理论”的证据。著名的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认为，会计工作的意义，是使经济事业的利害关系人，明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务情况，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不失为正确的定义，被指为“以资本保卫者自诩，未免把时代搞错了”。

这就是由《红楼梦》批判引发的极度泛化的、无所不及的学术批判，潘序伦当然也不能幸免。对这样的批判，处于当时的境地，潘序伦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学术上的回应。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了整风运动的目的、内容、方针和方法。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整风运动先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军队等展开。运动之初，广大党员和群众向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但是，与此同时，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散布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为此，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群众性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于这一事件的评价，邓小平同志曾有过评论。1980年3月19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4页。

下面，让我们深入一步，尝试进入潘序伦的心灵世界，探究一下1957年前后他的真实心态到底如何。

1957年，许多知识分子有机会就一些问题进行切磋，潘序伦也在某些场合与人交换看法。当然意见纷杂、时常交锋，在当时也在所难免，其中潘序伦的某些言论触犯了“时忌”，被人诟病。而当中央倡导反右之时起，许多正直之士被批。身历其境的老作家韦君宜在她的回忆录中说过：“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潮》，《百年潮》1998年第2期。

风气之下，性情中人潘序伦怎能幸免，这里就来追述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他说：“这原是给一个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可是由于我过去没有好好学习，阶级立场尚未改变，又不善于依靠群众，难以掌握会议和胜任学习小组组长的任务。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这虽然也是对我敲响了警钟，但我并没有接受教训。以后我又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在1957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这给我的震动很大。毫无疑问，这时候我的心是十分沉重和苦闷的。”《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3页。

由于潘序伦生性耿直，对某些社会弊端，敢于直言，在上海市政协的学习会上，讲了些不合时宜的话。这可惹下了大祸，不出半年，噩运便从天而降。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潘序伦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

一时间，批判他的文章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将潘序伦说得一无是处。这使他十分痛心，不知如何是好。

当年上海的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批判“右派”分子潘序伦的消息。1957年9月8日《解放日报》以《同潘序伦论大是大非——市政协座谈会旁听记》为题进行报道。

市政协工商界和社会人士小组，在揭穿了右派分子潘序伦各种手法后，以再接再厉精神，用摆事实说道理的辩论方法，严正地驳斥了潘序伦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合营企业是两头蛇”？

潘序伦公然反对公方代表制度，他说：“一个企业中有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的制度是不好的，这正如一条蛇有两个头是不好的一样。企业里有公方经理和私方经理，那么市人民委员会不也要称公方副市长和私方副市长了吗？如果私方经理有能力，就让他负责，不一定要公方经理，如果私方经理没有能力，则可以有私方经理和公方经理。”

对这一论点，会上进行了激辩。工商界的鲍金荣说：“在合营企业中派遣公方代表；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根本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鲍金荣说，我们大中胶木厂未合营前，已亏了一万多元，私方厂长和工人很合不来，双方意见很多。企业合营后，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一年多来利润达到了四万多元，占清产核资数的50%，私方厂长也在公方代表的领导和教育下，明确了工人的监督作用，和工人们的感情也融洽了，并发挥了积极性，新设计自动化弹簧车和改进了胶木模型，两次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一位担任制药公司副经理的委员说：“企业合营后，私方人员还存在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需要继续改造，如果只有业务能力而缺乏一定的政治水平，是不能够领导合营企业的。潘序伦所谓私方没有能力，可再派公方代表的说法，只是把公方代表制度变质为‘备而不用’而已。因此，潘序伦的言论实质上是否定公方代表制度，否定企业的政治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位委员又指出：潘序伦把企业中有公方私方比作是‘两头蛇’，这是潘序伦仇视社会主义企业的表现。这与右派分子黄苗夫所说公方代表像恶霸，把合营企业变成地狱的讲法是一个调子。”申新二厂工会主席吴少青说：“我们工人是天天盼望公方代表下厂的。公方代表的存在是我们工人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标帜。公方代表一来，我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他用工厂合营后生产迅速提高的许多实例，驳斥了潘序伦的谬论。郭森麒揭露了潘序伦的所谓‘合营企业里有公方和私方经理，因而市人民委员会也要有公方副市长和私方副市长’的反动谬论，是对我们政权机关的恶毒污蔑。”郭森麒说：“我们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而潘序伦把政权机关看成是一个‘合营企业’。这和章伯钧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同一个调子。实质上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

潘序伦起来辩护说：“我的意思是，将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企业中反正没有公方和私方了。那么现在政府就可以任命有能力的私方代表来担任公方代表，这样也可取消了原来的私方代表。”这一个解释，实际上把他原来要取消公方代表的言论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用心也更恶毒和巧妙了。他的辩护受到了特邀委员方椒伯的驳斥。这位七十多岁平时很少发言的委员激动地说：“潘序伦的辩护，更证实了他的反动本性。他说要取消私方代表，就是说资产阶级分子不需要再进一步改造了，也就是否认现在还存在阶级矛盾的事实。潘序伦说私方代表可以成为公方代表，实质上就是要私方代表领导企业，使公方代表名存实亡。实质上就是要取消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

“社会主义产生官僚主义”？

今年五月十四日潘序伦在市政协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小组会上说，他有一架收音机坏了，送到一家公私合营商店去修了两次修不好，认为这是合营后产生的官僚主义。“因此觉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商业不会有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要克服官僚主义，尚待历史证明”。在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政协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潘序伦又明目张胆地说：“社会主义不仅在工商业中有官僚主义，其他地方亦有官僚主义，因此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这一反动论点受到了严正批驳。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祝百英说：“潘序伦修一只收音机就联系到社会制度，从而污蔑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这是右派分子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一种老手法。就从修收音机来摆事实讲道理吧。祝百英说，在解放前或未改造的私营商店去修理收音机，不是偷换零件，就是在机件上打下‘埋伏’，使你过了两天又要去修理。这种资本主义商业道德不是人所尽知的吗？国营和公私合营商店就不同了。如国营中百第三商店对轻微的损坏，不但当场修好，而且不要钱；并告诉客户怎样保护机件，因此受到莫大信任，修理的人多了，到后来要几个月前登记才能修理到。在合营高潮后，合营企业也有条件向国营企业学习了。祝百英质问说，潘序伦为什么看不到这种众所皆知的事实，而偏偏要把极个别商业企业的旧作风加以扩大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别有用心的污蔑是什么？”工人委员傅惠霖、季德培等也列举事实说：“潘序伦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克服官僚主义尚待历史证明。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官僚主义不但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而且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克服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

“新社会没有是非”？

潘序伦在今年五月中说：“解放以来，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论是非，老年人不能同青年人论是非，男子不能同女子论是非，医生不能同病人论是非，教师不能同学论是非。如论起来，前者总是错的，后者总是对的。”把我们社会描写成一个没有是非、漆黑一团的社会了。在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潘序伦又在会上说：“这是指每次运动而言的。”

潘序伦的这种反动言论，受到委员们的严厉驳斥。肖觉天、张汇文和严秉沁等委员逐点地进行了批驳。潘序伦说资本家不能和工人论是非，我们来看解放前的情况。工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却住的是高楼大厦，过的是富足而荒淫的生活。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还要受到迫害，应该说这是无是非的社会。解放后，资产阶级以五毒向工人阶级进攻，这应该说是“非”。工人阶级用“五反”运动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应该说是“是”。极大部分资本家经过“五反”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明确了自己的前途，接受了和平改造，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是潘序伦却说“五反”运动是无是非的，资本家对工人不能论是非。这是潘序伦反对社会主义，故意颠倒是非的说法。

潘序伦说“老年人不能同青年人论是非”，这也是一种恶意的污蔑。解放后，“敬老”是党教育青年人的社会道德，老年人到处受到尊敬。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让座给老年人已成为社会的风气，这是解放前所没有的。七十多岁的肖觉天说：“以现在的政协会议上来讲，我们许多从六十岁到九十岁以上的老年委员，都受到青年委员们的尊敬，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明辨是非，而潘序伦闭着眼睛不愿看这些事实。潘序伦自己对待青年人倒是不论是非的。如他的女儿和女婿劝他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早些公私合营，这当然是‘是’，但潘序伦却大骂了女儿和女婿一顿。”

肖觉天委员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校长到处遭到打击，因此说教师不能和学生论是非。这是造谣污蔑。肖觉天责问说，哪一个老校长受到打击？潘序伦无言以对，只狡辩地说：‘解放后，立信会计专校在校务会议上讨论一件十万元（现在十元）的小事情，学生代表也参加讨论，但讨论好几次不能决定，我觉得我这个校长不能同学生论是非。’这个狡辩，正好证明是潘序伦颠倒是非。学校用钱要经过互相讨论决定，这正是是非的表现。”

潘序伦说有的医院里有病人骂医生，就认为这是“不能论是非”。肖觉天委员反驳说：“对这种病人，社会舆论不是在批评教育吗？这正是我们论是非的表现。而潘序伦却把个别病人的不良作风，夸大成为新社会没有是非。这也正是潘序伦反对社会主义的真实用意。”

“男子不能同女子论是非”，潘序伦说这是指婚姻法的宣传运动而言。这反映了潘序伦对妇女解放的仇视。女委员严秉沁驳斥说：“我们全国几亿妇女，过去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夫权的三重压迫下，女人只成为男人的工具和玩物，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无尽的摧残和压迫。多少姊妹在这种摧残下，牺牲了生命或过着非人的生活，解放后，我们妇女得到双重解放。政府颁布了婚姻法，使我们妇女的解放有了法律的保障。而潘序伦却仇视婚姻法和婚姻法的宣传运动。他以为只有像他那样拥有‘花烛夫人’‘抗战夫人’等三妻四妾才是正当的行为，而婚姻法中所规定的男女一律平等是不正当的，因此他说新社会‘无是非’了。”严秉沁正告潘序伦：“我们妇女要像保卫生命一样来保卫妇女的解放，你要反对婚姻法和妇女解放，我们妇女要起来和你斗争到底。”

黄启汉、薛笃弼等许多委员指出：潘序伦说我们历次运动无是非。这正说明他的反动本质。恰恰相反，每次运动正是辨明大是大非社的运动。潘序伦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用仇视的眼光来看新中国，我们认为是“是”的，他就认为“非”，我们认为“非”的，他就认为“是”。因此才说我们新社会“没有是非”。

经过充分的辩论，潘序伦只好承认他讲这些话的“动机是不好的，效果也是反党反人民的”，又承认：“仅此一条，也构成我是右派分子了。”

稍前的政协会议，还开会批驳了潘序伦“高唱剥削的赞歌”。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说：“早在章乃器发表‘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之前，潘序伦就已在研究这个所谓理论了。等到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在报上发表后，他更大肆宣传，并且还特别强调了劳动收入的投资不是剥削。最近两天中，政协第四大组委员们和潘序伦展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激辩。”封光汉：《潘序伦高唱剥削的赞歌》，1957年8月30日《解放日报》。

在这次批判会上，工商界委员季慕卿、鲍金荣等说：“不论资本从何而来，只要资本一掌握生产资料和产生剩余价值，就形成剥削了。”他们又说道：“潘序伦的讲法，用意在于挑拨资本家对党的不满，并为章乃器和李康年的反动言行撑腰，企图阻挠工商业者的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有人问潘序伦“对于这场辩论有何意见”，潘序伦只好说道：“我站在人民立场上说，没有话讲。”当时的报道最后还捎带一句说：“潘序伦还有什么另外的立场呢？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各种针对潘序伦的批判，不一而足。1958年，潘序伦被错划为“右派”，同时还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并从民盟上海支部中开除出来。

在这始料未及的打击面前，潘序伦没有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仍闭门读书。后来，他被安排参加上海徐汇区政协的小组学习。1960年9月，他得以平反。1961年，他出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并恢复民盟的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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