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教育思想

一

一种思想的产生总可以追溯其源头。那么，潘序伦教育思想的源头是什么呢？我们经过一番梳理，不难发现他的思想渊源：既来源于“实业救国”的思想；又伴生于“会计革新”的运动；更受黄炎培等人提倡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启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潘序伦本人自身经历、个人体验的结果。总之，潘序伦职业教育思想，是这些思想交融的产物和智慧的结晶。

“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一样，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面临民族生存危机时提出来的，是带有爱国进步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意识，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积弱积穷的乱世局面，深深刺激了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他们脑海中激荡，并引起共鸣。顾福佑、王成杰在《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一文中指出：潘序伦“在青年时代受到旧民主主义‘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接着赴美国留学。回国后，他立志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会计事业，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创办立信会计学校，培养会计人才，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实际活动”。引自《潘序伦回忆录》附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1—72页。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了解潘序伦教育思想与“实业救国”思想的关系，非常有帮助。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中指出的：“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200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江泽民文，见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合订本，第2页。从19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舰炮的威胁，从中国取得了一大批特权。据汪敬虞分析，列强所攫取的特权有“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之分。条约特权有：条约口岸、协定关税、领事报关、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驻军、治外法权、免征税收、内港引水、雇佣买办、办理邮政等，凡30条；无条约根据的特权有：外国在中国开设银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等，凡5条。除去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民众，割占中国领土等。汪敬虞：《资本、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特权》，转引自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见《新华文摘》1997年第9期。国家的主权、民族的生存和人民大众的人权等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中国面前。

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不懈地探索爱国救国之路，他们从多种途径积极倡导维护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则从兴办实业、振兴实业的角度，提出了救国的处方。对此，习近平同志也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2017年10月28《人民日报》。

“实业救国”另一种表述即“振兴实业”。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振兴实业”的积极倡导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简称《实业计划》，由朱执信等译成中文，后亦称《物质建设》，收入《建国方略》一书）。这是一份近代中国振兴实业的建设蓝图。他在此提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进行修筑铁路、建设公路、开垦荒地、采矿、冶铁、炼钢等十大实业建设。孙中山还号召华侨“热心回国经营实业”，利用他们“最新之科学工业常识”，为“祖国实业前途之发达”贡献力量。辛亥革命后，国内比较重视实业，颁发了一系列扶植实业的法令法规，如南京临时政府拟定了《商业注册章程》等。振兴实业不仅是思想家在思考的事，而且成为代表时代脚步的社会思潮。工厂、商号随之逐年增加，产业工人从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增加至200万人。仅从产业工人的激增，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国内实业发展之迅猛。

平心而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实业救国”思想是带有鲜明的进步性和爱国性。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表现了人们力图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所以，实业救国、振兴实业的思想，就其本身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它影响了数代人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对其中的局限性，后人不能苛责。

潘序伦教育思想受益于黄炎培等人提倡的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黄炎培以首倡职业教育而著称。他数十年来不仅身体力行，坚持实践，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拓发展了职业教育事业，而且对职业教育理论进行潜心研究，写下许多论著，形成了颇有体系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和潘序伦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同道之好。潘序伦1979年曾写道：“我从1927年起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成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翌年又创设了立信会计学校。我们采取的教育方针与方法，可以说完全照搬了中华职校的教育方针与方法。立信会计学校在25年的时间内，训练了十万人以上的各级学生，这是以中华职校为榜样所取得的成就。”潘序伦：《中华职业学校是我办学的榜样》，见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11月版，第149页。循着潘序伦本人的这一段自述，再看黄炎培、潘序伦两人的师承关系和著述实践，并把立信会计学校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实施职业教育方面的许多措施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推断，黄炎培和潘序伦的教育思想存在着前后相通的内在联系。

1908年，黄炎培时任上海浦东中学校长。是时，潘序伦15岁，闻悉浦东中学的黄校长对学生德、智、体的训练极为严格，便前往报名应试，经录取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由此，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黄炎培亲自担任修身课教师，“讲课时，讲得有声有色，富有兴趣，发人深思，学生认为是件难得的乐事。任师（黄炎培号任之）真是一位教育家和心理家。我们和他谈话，如见到了严父，又如遇着了慈母。”潘序伦：《缅怀黄任之老师》，见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11月版，第137页。对此，潘序伦在晚年还记忆犹新。1919年，潘序伦立志出国深造，为学好英语，他找黄炎培寻求指导。黄炎培为他修书介绍，才得以进入圣约翰大学就读。一年半后潘序伦正式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192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有志助学，委托黄炎培代为招考赴英、美的留学生。潘序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赴美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饮水思源，潘序伦对这总是牢记在心。1926年，潘序伦以工作和著述所得银元13000元设立“思源助学基金”，原本想请黄炎培出任基金董事，但于黄炎培社务繁忙，后改请中华职教社总干事江恒源担任。潘序伦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担任该社董事兼监事、中华职业学校常务董事。潘序伦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后，聘黄炎培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1965年，黄炎培逝世，潘序伦亲笔撰写了《缅怀黄任之老师》等数篇文章，寄托沉痛的哀思及对恩师“永久不忘的心意”。

从上述简要回顾可知，黄炎培与潘序伦的师生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关于他们两人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贡献，专家、学者已有评价。徐立元评论道：“可以说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所举办的各级各类的职业学校与各种办学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是我国职业教育两支突起的异军。黄炎培和潘序伦虽有先后，但是同道而齐驱。前者开辟了职业教育更广阔的天地，后者在一门学科的专业范围，创新拓展，惨淡经营，取得了非常的成果，为我国职业教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徐立元：《黄炎培与潘序伦》，《立信学刊》1989年第2期。

黄炎培职业教育的思想核心是教育必须与职业沟通。他认为，“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惟实业教育，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而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黄炎培：《职业教育》，《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4页。黄炎培起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宗旨，1917年7月在《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同时发表，提出宗旨凡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后来，黄炎培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值得注意的是，黄炎培理想中的职业教育，是“办成一种民主化、科学化、实用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把学生培养成崇尚民主、平等，热爱劳动并乐于为群众服务的人，同时这种教育还应教会学生一两种确实能为社会‘生利’的劳动技能”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30—31页。。据此，黄炎培认定职业教育是解决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的唯一途径。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给潘序伦等许多追随者以启迪，激励着他们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如何适应社会需求。

二

潘序伦教育思想，是潘序伦先生毕生从事会计教育工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和经验结晶，内容极其广泛丰富，并有许多独特的建树。

潘序伦积极倡导教育与政治、经济相适应，为振兴中华服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前所述，潘序伦教育思想虽然带有浓重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色彩，但是他所倡导的会计教育是建立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教育活动的始终。起初，潘序伦如同当时的先进教育家一样，主张“教育救国”，设想通过教育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之巅。“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计问题。因此，他在倡导会计教育、积极从事会计教育的同时，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他参与了为抗日将士以及民主人士的募捐活动，为《生活周刊》等进步报刊义务审计等，并从会计教育、会计实务、会计出版等各个不同层面，有效地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他还积极支持立信师生的进步活动，保护了爱国师生；在国民党撤离大陆时，他坚持留在上海，等等。所有一切，证明潘序伦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家。

潘序伦提倡会计教育距今已有数十年了，但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如力图通过教育的手段，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来解决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从而使国家走上繁荣昌盛之路。这对今天我国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作用，值得人们加以研究。

潘序伦是培养我国会计人才和发展我国会计事业的先驱。20世纪20年代，他满怀振兴祖国经济的愿望，从西方学成归国，投身于立信会计事业。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办学实践，充分体现其高尚的爱国主义品德，以及为祖国繁荣而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他坚持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奋斗不止的高尚情操。

早在创办立信会计学校之初，潘序伦就明确提出：办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他积极倡导办学与政治、经济相适应，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潘序伦艰苦奋斗，全力以赴，开拓适应中国国情的会计研究事业。尽管道路坎坷，他总是锲而不舍，千方百计将事业办得精益求精。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将学校由上海迁往重庆。他虽历经“反右”和“十年动乱”，但在落实政策后，不顾年事已高，仍以全部精力投身于会计教育事业。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祖国现代化建设对财会人员的迫切需要，经潘序伦等人倡议，恢复了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出版社等，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对潘序伦来说，确是桃李满天下。

在潘序伦的晚年，他多次强调办学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要与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他曾说过：“当前我国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而财会工作在提高经济效益中，担负着控制经济活动，提供经济信息，核算经济效益，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营决策等极其重要的任务。但是，目前我国财会人员的现状，与所担负的重要历史任务是不相适应的，迫切需要迅速加强财会队伍建设，提高财会人员素质、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潘序伦：《向<广东财会>编辑部致祝贺——岭南会计学界同仁和我们上海同仁共同策励前进》，《广东财会》1984年第1期。而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和培养财会人才，必须靠办好财会教育。潘序伦真正做到了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会计教育事业。

1980年前后，潘序伦会同各界知名人士发出倡议书，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呼吁，恢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他又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请求尽日解决学校的校舍问题。潘序伦认为，政府批准复办立信，系“一生夙愿，在共产党领导下，立信得到发扬光大，我真万分高兴”。《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8页。他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的宗旨，捐赠45000元给学校，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后经他发起，立信老校友、老校董杨国树、查济民和立信会计纸品厂共同捐资5.5万元，以十万元在学校设立“潘序伦奖学金”，鼓励更多更好的会计人才脱颖而出。

潘序伦教导立信学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政治思想的高度对广大同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在1983年立信复校后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你们首要的学习任务，是要继续好好学习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理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理想；目前还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知识、人才、科学和教育等问题的论著，以提高你们的政治思想水平。”笔者在这里引述的讲话稿是潘序伦的手稿，现收藏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档案馆。

潘序伦教育思想指明了会计职业的特性，以便更好地为教育事业服务。早年，潘序伦在求学时就反复斟酌，确定以会计事业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以后，随着事业的发展，他逐渐加深了对会计职业特性的认识。

潘序伦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说起来很惭愧，现在我被有些人称为‘会计专家’，甚至过誉为‘会计界的泰斗’。但是，在30岁以前我还不知道‘会计’是什么样的学科呢！……直到进入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才在学习会计学的征途上迈出第一步。……我觉得会计是一门应用面很广泛的学科，公私事业单位以及农业方面都有需要。所以，我认定我国日后对于会计人才的需要定会逐年增加。现在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0页。潘序伦对会计职业的认识是正确的，确实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作为经济核算、经营管理的重要工具，会计为各行各业所需要。

为了搞好会计教育，潘序伦对会计职业、会计学术和会计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寻根溯源，煞费心血。他撰写了《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会计学发达史》《我国会计学术之追溯》等文章，在会计领域颇有建树。

为了搞好会计教育，潘序伦阐明了会计职业与社会的关系。早在20世纪40年代，潘序伦迁校至重庆时期，他曾应邀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深刻地指出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这篇题为《当今会计人员对于国家应尽之职责——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会计人员的演讲辞》，后全文发表于福建省政府会计处刊行的《会计知识》杂志上。潘序伦的这篇文章通篇说理严谨、设喻生动、文情并茂。他要求发挥会计在社会生活中的防腐剂作用。他呼吁全体会计人员，“尽能激起天良，严守岗位，对于各机关的账目，绝对抱着不做假账，不隐蔽舞弊的态度”。这篇文章说明，作为会计教育家的潘序伦，他的目光是长远的。在当时，像潘序伦先生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怀着振兴经济、整顿财政和防范贪污盗窃、改善吏治的愿望，致力于会计的规范化和培训会计人才，使会计在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搞好会计教育，潘序伦对会计职业与经济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任何工厂、企业、机关、事业缺了会计，资金就不能畅通，效益无人衡量，经营必然紊乱。因此希望同学们，千万不要歧视自己所学的会计专业，会计是一门很重要的实用学科，一定要学好它，今后会学有所用的。”

潘序伦教育思想主张要积极沟通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把学校和社会、学习和服务联系起来，着眼于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潘序伦的教育思想非常强调教育与职业的沟通，通过多年的精心运作，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为大批青年解决了就业问题，达到了为社会培养适用人才的教育目的。

潘序伦本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在建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第二年，抓紧创设了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就是因为看到当时除了少数大的银行、企业采取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以外，其他仍然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这对我国工商各业发展是不利的。对此，潘序伦认为，“改良会计的事情，成为我国现代社会各界的普遍现象，但改良会计的工作，要赖专才，方能举行。”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版。而在那时，一方面，熟悉新式会计的人员极其缺乏，从业的账房先生对学习新式会计的要求也非常迫切；另一方面，潘序伦又鉴于“当时教育不普及，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规模不大，而旧会计人员熟习的上收下付的中式簿记，又不能适应引进大生产技术后日益扩大的企业需要，这就产生了介绍西式会计，以适应新形势的任务。”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版，第15页。潘序伦看到当时失学、失业的人数众多，他们都希望学习会计技术，以谋取职业。所有这些，都激发了潘序伦对教育与职业沟通工作的探索。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设，正是为了促进新式会计的推行，以利于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求学者施以会计学的专业训练，便于他们谋职就业，服务社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工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培养会计人才，是潘序伦一生的愿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潘序伦已是古稀之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实现四化，振兴中华，需要人才，我们会计队伍老化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十分严重，我作为一个会计教育工作者，培训会计人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转引自徐立元：《黄炎培与潘序伦》，《立信学刊》1989年第2期。在潘序伦的积极筹划和倡议下，停办了20多年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终于得到恢复，在新时期成为会计教育的一块重要的基地。

潘序伦从教育与职业紧密沟通的思想出发，提出了重视学生素质教育、基础教育以及吸纳女生的教育理论。潘序伦针对某些人鄙视会计、不重视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落后观点，提出要加强会计人员的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建立信用”是会计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他认为，会计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极强的职业，必须真实可信，绝不能弄虚作假。因此，他反复强调的便是“立信”精神，要求以“立信”精神从事培养会计人才的工作。

1937年，潘序伦以精粹的语言阐发了“立信”校训：“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这一校训被潘序伦作为进行教学活动的准则。他多次呼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必须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等方面建立信用。这就是他教育思想的主旨，也是开展会计诚信教育的出发点。

潘序伦还注意冲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重农轻商，不重视经济管理的传统观念，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会计不过是一种计算和记录数字的工作，有所谓“一把算盘一支笔，算来算去没出息”之说。潘序伦认为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会计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除有一定的思想素养之外，非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人，是不能胜任的。即使是一般簿记员，在记录会计事项时，如何简单扼要地说明事件的经过，也要具有表达能力。至于一个会计主管，对于年度财务会计工作的总结，决算报表的分析，财务状况的报告，没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和写作水平，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从事会计师和会计教学科研工作。参见赵友良：《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08—309页。所以，潘序伦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非常重视实习，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对夜校学生，教师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正规日校学生，教师要求他们苦练珠算、书法和应用文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经常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因此，我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便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4页。潘序伦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以利于职业竞争和有效地从事财会工作。他很早便认识到了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比如体育课，囿于条件只在专科学校设置。1947年，在上海徐家汇柿子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舍兴建之时，他慨然捐资一万美元，建造了一座体育馆，让同学们进行体育锻炼。在当时的大专院校中，这是第一流的室内操场。立信的学生在参加上海地区大专院校举办的联合运动会上，多次蝉联冠军。所有这些都表明，潘序伦的办学指导思想，是要将学生真正培养成为社会所需的、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而不是只会拨拨算盘、写写阿拉伯数字的“账房先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教育与职业的沟通。

潘序伦教育思想强调会计教育社会化的作用：办学施教，不拘陈法；因地制宜，应时而定；学以致用，按需培养。潘序伦教育思想体现了不拘陈法、利在施教，不拘一格、旨在便学的精神，如果从教育方针上来认识，就是“先普及后提高”。潘序伦在办学过程中，先以会计师事务所附设补习班的名义，为需要学习新式簿记会计知识的人员提供条件而开始办学的。到第二届时，他看见前来报名要求入学者众多，才决定将附设的补习班正式改为独立的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以后再陆续发展其他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学校，如高级职业学校（相当现在的中专）、专科学校等。课程也随着就学者增加而逐步增加，原设簿记一科，以后增设了会计学、高等会计、初级商业簿记、高级商业簿记、银行会计、政府会计、铁道会计、成本会计、所得税会计、审计学、英文簿记等课程。立信会计学校先后培养了十余万名会计人员，充分发挥了它的社会作用。潘序伦后来在总结立信办学迅速发展的原因时曾说过：“充分考虑学生来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满足培养人才的要求。这里包括：学制分正规与非正规；学程分初级、中级、高级；学习时间分日班、夜班、晨班、星期日班、暑期班、短训班、速成班；授课方面有面授、函授以至广播讲座；学生来源有在职人员业余学习，失业青年就业学习，家庭妇女谋业学习；学校还有住校和走读之分。这样，使有志来学的青壮年，甚至少数老年，不论文化程度、专业程度如何，路途远近，时间多寡，贫富悬殊，都能选择适当班级学成一技，做好就业的准备或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版，第15—16页。

潘序伦充分考虑到教育必须面向社会，方能发展，才有活力。他认为会计是一门实用科学。因此，他精心培育，要求学生做到学验并重。学生既要钻研会计理论，又要掌握会计实务技能。他说：“我凭自己求学的经验，治学素主严谨，重视教育质量，注意教学方法和效果。”《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3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从以下两方面提出要求。其一，以“认真”两字为主导，对师生高标准、严要求。教师要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学生要认真听讲，认真做练习题。考核也是十分严格的，考试成绩以70分为及格。学校还经常举办簿记、珠算、会计等学习竞赛。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一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或早退三次者，以旷课一次计算，等等。其二，强调教学内容切合实用，学以致用。对此，潘序伦曾作如下归纳：“我校教师大部分是从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历届优秀毕业生中挑选的。他们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讲义经过两三个学期的试讲，以及补充修订，经事务所编辑科审定后，才能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图书社出版发行。读者普遍反映《立信会计丛书》比较切合实用。”《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4页。

潘序伦十分注意勤俭节约，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办学。他说：“我历来提倡节约，讲究精打细算，勤俭办学。无论在上海、重庆，还是在桂林、天津，开始时学校都是租用中小学夜间的空闲教室上课，或利用机关、团体、企业的房屋，和他们协作办校。每校除有两三位管教务工作的专职人员外，每班5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负责管理。总务勤杂工作，大都是请租用和协作单位兼办的。那时夜校教职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大体是1∶20；就是正规的日校，也不过1∶10。房租、水电和办公用具都是处处节约，精打细算，因而学校经费每期都有节余。”《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5页。

潘序伦十分重视职业指导工作，确保会计教育和职业导相辅相成。潘序伦在推行会计教育的实践中，结合对社会状况的深入考察，认识到职业指导作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重要环节，必须加以重视。

在这方面，潘序伦深受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影响。潘序伦曾多次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部的顾问会议，对职业指导工作颇为看重，还专门作过题为“会计职业指导”的演讲，文稿发表于中职业教育社主编的《教育与职业》杂志1935年第161期。

潘序伦的这篇文章根据当时会计从业人员所任职务和所处地位，将会计人员分为四类：簿记员；会计员或会计主管；主要人员如经理或主任；会计师。他还分别说明四类人员所应具备的品德、业务技能、管理能力、学识经验等要求，指出什么岗位需什么样的人员素质，个人怎样的条件选择怎样合适的工作。潘序伦将职业指导运用于会计专业，犹如教育必须贯彻“因材施教”原则一样，做好职业指导也应因不同岗位选用不同的人员，根据本身实际选择适宜的任务，才能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这篇文章中，潘序伦特地说明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他希望有志于会计职业的人员要从早严格训练，抓紧准备。这一切，潘序伦都是考虑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会计人员，从更有利于造就人才，发现人才，选用人才出发的。

作为一位教育家，潘序伦不但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而且十分爱惜人才。在他那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当时，一个青年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和亲朋好友的介绍，要想找到一份职业是困难的。他非常关心年轻人的前途，鉴于当时就业困难，他特地于1940年设立了“立信会计职业咨询所”，尽可能地介绍会计人才就业。

这个咨询所开办以来，广泛为社会服务。据该所章程称，它的服务项目有：“甲、答复贵界对于会计职业方面之咨询；乙、会计职业之介绍；丙、会计人才之征求：丁、代办招考及训练会计人员事宜；戊、国内会计职业情形之调查统计；己、与会计职业有关之其他服务项目。”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有许多项目都是免费提供的，极大地方便了供需双方。

潘序伦规定，进行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时，一般要与本人见面，进行谈话（即如今的“面试”），谈话要作记录，并从言语（洪亮——低微、文雅——粗俗、清晰——模糊），行动（敏捷——迟缓、活泼——呆板、安详——轻率），服装（整洁——污秽、朴实——奢华），仪态（强健——衰弱、和蔼——强横），体格（健康——衰弱、耳聪——重听），思想（正确——偏颇、有条理——杂乱）等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参见罗银胜：《“他们都是些有所作为的青年”》，1990年7月2日《立信》校报，第21期。这样做有效地促进了会计教育的发展，也扩大了会计队伍。

三

潘序伦是中国现代会计的奠基人。他从事会计工作和会计教育60年，集会计实务、教学于一身，融学校、出版社、事务所于一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会计学术水平造诣颇深，会计教育思想已形成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蕴含了一般教育的普遍规律，而且揭示了会计教育独具的特殊规律，归纳起来是五条：面向社会的教育观、服务经济的职业观、不断发展的革新观、追求卓越的效益观、以信为本的道德观。

一是面向社会的教育观。教育要面向社会，才能发展，这是一条规律。潘序伦举办会计教育伊始，就意识到这条规律的存在。他认为“惟有优越之会计人才，庶政府与企业之会计能日臻于完善，间接足以促进国家社会之进步，收效迅速而宏大”。而在日后的办学实践中，随着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深化，潘序伦越来越感到，教育与社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社会的进步，促进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又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现代教育的崭新观念。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会计教育兴起的时期。随着西式会计的引进和普及，社会对会计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潘序伦欣喜地指出：“今日创研究之风，已比较普遍。会计学术之普遍化，国资会计学之创建与进步，或为十年来会计之一新现象。此种可喜之现象，虽为各大学、各同业、各级政府工商机关领袖努力提倡推行之所致，然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毕业同学之工作，或亦不无微功存在其间，此种情形，益使序伦等欣然奋发，而力图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之扩充。”潘序伦以社会的需要，作为自己办学的出发点，作为学校发展的“原动力”，提出了一整套办学的新思路，采取了一系列办学新措施，使他的会计教育成为一个系列工程。在办学经费筹措和人力、财力、物力的融通上，他提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在办学层次和规格上，他提出：“社会需要什么会计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会计人才。”这使立信成为多种形式教育的结合：职教和普教的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结合，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结合，长距离教育和短距离教育的结合，面授和函授的结合。因此，立信的学生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覆盖面。在办学时空上，学校采取了长期教育和短期培训相结合。在短期培训班中，有日班、午班、晚班，有星期日班和节假日班，最大限度地扩大适应面，以尽量满足在职人员求学的要求。

在教学内容上，潘序伦提出社会需要什么内容，立信就教什么内容，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立信自编的教材中。潘序伦十分注意教材更新，以跟上时代的需要。1982年，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近年来，国外工厂规模和国际贸易日益扩大，联合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形成，国外财务会计理论的研究，已由传统的财务会计发展到管理会计，电子计算机也在会计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先进的科学理论，应该学习，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另外，在教材的编写上，他又特别注重中国国情，他曾说：“我国现在和过去的会计教材中，几乎全部是工商、财政、金融等方面的，农业会计和农村簿记教程，竟成为会计教程中的空白点。我国有八亿农民，数十万个农业社队，而社队会计人员中，受过正式会计学培训为数极少，在这种情况下，编写农业会计、簿记教科书已刻不容缓。”

二是服务经济的职业观。潘序伦从事会计工作和会计教育，正值我国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的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各类财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潘序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运筹规划，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会计工作和会计教育的立信模式。他先是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工商业提供财务审核、佐证和咨询。后来，他感到要改变中国财会事务的落后状况，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财会工作的人才问题。于是他办起了财会学校，把财会工作和财会教育联成一体。

潘序伦认为，会计与经济紧密相连，会计这个职业，是与经济共存亡的职业。人类有社会，便有经济；而有经济，便有会计。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是一个永恒的职业。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更予工商企业改进会计之工作以极大之推动。值此时机，我从事会计工作者之责任，自将益趋重大，而社会对于会计人才之需求，亦必愈见殷切。此种伟大时季，实予等以继续奋发努力，以贡献于国家社会之最大职责，而力图立信会计学校之扩充。”潘序伦将自己的职业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祖国的振兴联系在一起，并贯穿于他的一生。

潘序伦的职业观，体现在他办职业教育的一个口号：“使无业者就业，使有业者乐业。”他在《从职业补习教育说到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一文中解释了这个口号：“没有相当职业的人，大约因为没有职业上相当的知识和技能，要想得着相当的职业，一定要把职业上的知识和技能学会，这便是职业学校的任务。有职业的人，不能胜任工作，一定要把日进无涯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学好，这便是补习学校的任务。”

到了晚年，潘序伦服务经济的职业观更趋成熟。他认为，会计是管理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的重要作用也愈益明显。1980年，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会计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即记、算、管。记就是记账，算就是算账，管就是管理。记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算账的资料，算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进行管理。由此可见，会计是进行经济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潘序伦不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落伍者，相反，他活到老，学到老，积极投入运动，在会计实务和会计教育方面一直处于“思想领先”的前哨，他的服务经济的职业观，又得到深化和提高。他在《新技术革命向会计提出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说科学技术等于生产力，是因为新的科学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力。而现在的管理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所以管理也可以说是一种生产力。那么，会计是管理的一部分，算不算生产力呢？”接着，他又详尽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科学有‘硬科学’‘软科学’之分，专家有‘硬专家’‘软专家’之分。软科学的中心是管理，而重点是企业管理，既有科技知识又有管理才能的专家被称为‘软专家’。会计是企业管理重要的一环。从发展来看，会计人员不仅要精通会计业务，而且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等知识。新产业革命的发展有赖于无限的智力资源。我们的会计专家应和其他专家一起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最优的方案、策略和方法，以帮助领导部门进行决策。根据上述发展趋势，我们会计人员今后的智力投资，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如何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采取什么相应的步骤来更新我们的知识呢？”

如果说潘序伦早期的职业观，是服务于经济，偏重于数量，那么他晚年的职业观更注重服务的质量。潘序伦赋予了会计这个职业以科学的新含义，并把它确认为“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无疑预示着会计学上的一次革命——传统的成本会计学向现代化的管理会计转化。

三是不断发展的革新观。潘序伦已拥有教育家和会计专家两个头衔，然而从他一生付诸会计工作和会计教育的革新来说，再给他一个改革家的头衔，是不为过的。他对会计工作和会计教育的要求是，日日新月月新。他的一生，是在会计和教育领域里改革的一生。他的改革思想和实践，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覆盖面及影响面非常广泛。他在1927年创办会计师事务所，以引进西方会计为宗旨，这本身就是一个革新的行动。翌年，他在事务所里办教育——中介机构办学校，实行产教结合，以产养教，这在当时也是首创。在创办立信会计学校时，潘序伦明确指出：“以改革我国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培养人才，发展事业，振兴中华。”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改革我国古老会计的先驱，被后人誉为“现代会计之父”。

1949年后，潘序伦率先树立典范，研究论证苏联经济管理方法，引进苏联会计学说。直到晚年，他孜孜不倦地研究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

潘序伦兴办的会计教育，从补习教育到职业教育，从成人教育到普通教育，办学规模越办越大，办学路子越走越宽，办学形式越办越活，处处充满着革新、开拓、奋进。这些革新举措和思想，特别表现在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复办时期。1980年，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恰逢其时，立信复办。立信该走怎样的路，该如何发展？潘序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改革之路，提出了“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供需见面”的改革措施，开启高等教育改革之先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对大学生一直实行统包统分制度，直到90年代才提倡缴费上学，自主择业，立信整整提前了10年。1980年潘序伦就提出，现在大学生就业由国家统包的办法要改一改。解放初期，国家为了保障工农子女能上大学而实行统包是必要的，但30年来，我国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守着老办法有三个不利：一是不利于摆正高教与普教的关系，现在大学读书不收费，还要发助学金，而中小学都要收费，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全局看，我国还没有富到把大学生全部包下来的程度。在当时，广大农村青壮年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我们应当从有限的经费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开支，抓好中、小学的义务教育。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拖四化的后腿。二是不利于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作风。当时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包括学校的基建等费用，直接费用就需要4000元（注：这是1980年的数字）。学生进入大学之门，就捧上“铁饭碗”，容易滋长骄傲之气。三是不利于学校集中抓好教学和科研，我们是大学办社会，一个大学成了一个“小城市”，什么都管，不符合专业化社会分工的原则。

潘序伦的“三不利”正切中高等教育的时弊。我们国家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着手对高等教育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改革的，而潘序伦创办的立信改革之路，已走过10个年头。由于这条路走得对，立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立信之路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改革开放相吻合。

四是追求卓越的效益观。江泽民同志于1997年3月指出：当前的高等教育要实现“一个适应，两个提高”。回过头看，潘序伦办教育，就特别注重“两个提高”。在办学效益上，他以特有的“会计头脑”通过对办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详细考察，明确地指出“学校成本会计”和“人才会计学说”，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逐步建立起以校养校、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这一点对于我们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序伦就对这一问题作了思考。1937年7月，他在浙江省教育厅附属机关会计人员讲习所的演讲“学校成本会计述要”中说：“无论经营哪一种生意，必须先看成本。各种营业，也必须知道它的成本，方可求出赚钱或亏本的数额。成本会计用很精密的方法，算得了各项产品的成本，至少可产生三个功用：第一，可以节省各处的浪费；第二，可以规定产品的价格；第三，可以决定营业的方针。”潘序伦接着说：“学校成本会计的意义和功用，也是这样。学校推行成本会计，就是想要把它的工作和费用互相参照和比较，计算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以决定学科和教职工的增减，保证学校的顺利发展。”

潘序伦说，尽管学校是“非营业机关的计划管理，也要使它商业化，虽然必须以谋社会福利为前提，同时也不得不讲究它的效率”。在这里，潘序伦实际上揭示了教育的特殊性。一方面，它是事业单位，必须按照计划办事；另一方面，它又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必须按照价值规律办事。

到了晚年，潘序伦的“学校成本会计”思想，已深化成“人才会计学说”。1980年12月19日，他趁上海《文汇报》进行“关于人才问题的讨论”之际，提出了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文汇报》为此专门编发编者按语：“我们对于人才的培养从来不计成本，也不大注意效益。潘序伦同志以他特有的会计头脑，提出了这个问题，发人深思。”

潘序伦在这篇题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的学校论文中说：“以前我国对于学校训练人才，基本上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不作经济核算。现在开始讲经济管理，因此有自费走读等办法。”“以我毕生办学的经验来看，自费生的成绩不见得比公费生差。有的在职青年，由组织支出培训经费，其中自有少数学生认为读书于已并无经济上的损失，往往不甚注重学习。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对培养人才不利。”

立信是全国第一个实行收费走读的财经院校，自复办以来，办学效益始终名列前茅，教学质量也是人才信得过的。所有这些都证实，潘序伦人才会计思想是正确的。

五是以信为本的道德观。潘序伦的会计职业道德思想，别具一格，以信、德为中心，一以贯之，贯彻于他毕生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1927年，潘序伦创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他的会计事业。不到一年，他就感到会计事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社会经济联系甚密，要开展会计业务，一定要取信于社会。翌年他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他的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这是第一次亮出立信的牌子。

“立信”作为潘序伦会计职业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那是1933年的事情。经过多年的工作，潘序伦越来越感到，对会计这个职业来说，诚实守信的品德，实在太重要了。他在为《立信会计季刊》撰稿《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一文中特别强调指出：“然会计师之为职业，而自丧其信用，则此项职业，即失去其根本存在之理由，殊背国家社会期望之愿意，可不慎哉。”此时，潘序伦已将信用视为会计事业的生命线，将恪守信用视为会计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准则。

1937年，潘序伦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的校训：“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此时“立信”，不仅是会计职业道德思想，而且内涵丰富，已包含立志、守身、处事、待人等方面的做人准则。

潘序伦以信为本的会计职业道德思想形成以后逐步显示出三个特性：

第一，坚持道德教育与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潘序伦在《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一书中说：“会计师之职业道德，亦可从积极消极两方面着想。所谓消极之道德者，即会计师行为之限制，不得于此限制之外，执行其职务，所以保存会计师之身份与人格，而防止其有不正当之行为者也。所谓积极道德者，即会计师应具有公正之品格，诚笃之心地，廉洁之操守，勤奋之精神，以恢复其信用，而发挥其效能者也。”实际上，会计师的积极道德，就是有所为，而消极道德，就是有所不为。有所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有所不为，则是法律的规定，已属法制的范畴。潘序伦主张这两方面应有机结合。

第二，慎独作风和开拓精神的结合。潘序伦先生特别强调会计工作者要树立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他在《敬告国内有志于会计职业之青年》一文中写道：“担任会计职务者之责任，较之其他职员，远为重大。因会计工作，直接与金钱财产发生关系，有错误或过失，以致管理金钱财产发生损害，较之应赔偿之债，其数或达巨万，重之应负刑法之责，而受侵占背信之名。故担任会计职务者，对于事务之处理，常应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稍有疏忽焉。”另外，潘序伦又特别倡导会计工作者要创造性地工作，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大胆地对财务制度进行改革。1947年，他在《为专科职训班毕业生纪念册序》一文中写道：“今当诸位同学毕业之期，尤望体教育部作育人之盛意，与本校诸师长启迪之辛勤，出其所学，以为进用，以推行新式会计，使我国各界之会计制度能与欧美诸国竞爽，退可以收缜密准确之效，进可以革新改造之规，有厚望焉。”

第三，中国的传统道德与现代会计思想结合。纵观潘序伦会计职业道德思想，一方面贯穿着儒家的道德思想，例如信德思想；另一方面渗透着现代会计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与现代会计思想的有机结合。有机结合的中心环节是唯物主义思想，中国的传统道德倡导一个“信”字，现代会计职业强调一个“实”字，要如实地反映经济状况。实是信的基础，信是实的保证，信实相联，相得益彰。

自20世纪以来，在我国会计界较早倡导诚信思想，大规模开展诚信教育的当推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我国现代会计的发展与潘序伦先生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早在1928年，潘序伦先生就从孔子的古训“民无信不立”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发，以诚信理念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开办立信会计学校。几十年过去了，在潘序伦先生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下，经过几代立信人的共同努力，立信人造就了自己的立信会计精神，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构建了立信会计事业模式。从职业道德角度看，立信人体现了自己的风范，开创了中国会计诚信之先河，立信会计从而成为中国现代会计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以上这些，使立信会计在我国会计教育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宣传立信会计精神，弘扬立信创始人潘序伦先生会计职业道德思想，不仅对发展立信会计事业，而且对建设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完善我国会计诚信教育，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潘序伦倡导的会计诚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潘序伦一生的实践中。学生时代的潘序伦先后在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24年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怀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抱负，于1927年1月设立“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赢得社会信誉，体现诚信思想，他在次年将其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年设立“立信会计学校”，并任校长，开始了我国现代会计教育的积极大胆探索，并将会计诚信教育融入他的会计教育始终。潘序伦先生办学宗旨：适应社会需要，培养财会人才，重在务实，振兴中华。

第二，无私奉献精神。潘序伦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祖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他创办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的目标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伴随着立信事业的不断发展，潘序伦全身心地投入在会计事业和会计教育工作上，无私奉献，个人索取甚少。潘序伦本人生活非常朴素，从不奢侈浪费，从不肯轻易购买新家具和新衣服。1980年，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复办，潘序伦献出一生积蓄，设立潘序伦奖学金，将存书2000多册捐赠给立信图书馆，将事务所挣得的钱和立信编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的版税，全部投入会计教育，作为购置校具，扩充校舍等基本建设费用。

第三，大胆革新精神。潘序伦被公认为我国的会计泰斗。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前，我国工商企业会计一直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法，对于西方借贷复式簿记方法，几乎无人知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用和推广新式会计的历史重任光荣地落在潘序伦及其会计同仁的肩上。他们适应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以大胆改良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并大胆引进西方复式借贷簿记法，先后为许多工商业单位进行新式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同时兴办会计学校，开展会计教育，传授西式会计知识，使新式借贷会计源远流长，从而开创了我国会计事业的新局面。

第四，艰苦创业精神。潘序伦创办立信会计事业和立信会计教育，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就是后来立信会计事业发展壮大，实力雄厚，他仍坚持“精打细算，勤俭办学”。潘序伦先生办学实属不易，私立学校收费低，还要减免，教职员工授课全靠学费支付，故不可能多设教员，大都请人兼课，不发工资，仅给补贴。有的人周课时达二十几节，收入甚少，从无怨言，这与潘序伦以身作则分不开。潘序伦也常授课、代课，但从不拿教薪，都是义务讲课。立信会计事业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成功的。这是立信的优良传统，是立信事业兴旺发达的“传家宝”。实践证明，立信的办学效益是高的，它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消耗，获得了更大、更好的社会效益，为我国会计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会计人才。

第五，实事求是精神。会计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会计的精髓，自始至终贯穿“实”字。立信会计教育要求培养诚实守信的人，这些人应具备扎实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发扬踏踏实实的作风。潘序伦在办学实践中反复突出“实”字，格外重视每门课程的实务练习，还给学生创造模拟实践的机会，然后再安排学生到相关单位去现场实习。他平常要求学生注意练习珠算、外语、习字等基本功，并反复加强训练。通过重视实践，不断进行实践锻炼，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会计专业课本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而且使学生不断提高会计专业实用技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第六，敬业守信精神。会计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一个“真”字，这要求会计数据真实可靠可信，绝不可弄虚作假。潘序伦先生的敬业精神集中表现为，忠于会计事业务必“立信”：“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潘序伦认为，“立信”是做人的重要准则，同时也是会计的职业道德。他把信用看作是会计事业的生命线，“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这是潘序伦敬业守信精神的深刻表达。如果一个人失去信用，就会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至身败名裂，更为严重的是，会危害他人与单位，给社会和国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潘序伦一生看重“真诚”与“信用”。他常说，作为会计人员，得99分也不算合格，只有100分才算合格，原因在于财务会计账目容不得半点差错。严谨的治学过程，也体现了潘序伦的忠诚敬业精神。过去，立信学校考试及格分数线定在70分，而不是60分。一位立信学校的学生，如果在考试或工作中作弊，必定会被开除，概不例外。这样一来，社会就可能少一个徇私舞弊者。在学校搞投机作弊的人，到工作单位必然会发展成为弄虚作假者，害人害己，危害社会。

以上六种精神，既是潘序伦个人的诚信思想，也是立信人的立信会计精神。立信会计精神是一种具有优良传统的会计诚信精神，不仅具有鲜明的会计职业特色，而且体现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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