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学术建树

一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潘序伦的成名作，由其主编，并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从1929年起，该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工余时间抄刻讲义，每张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2张左右。顾准边刻边学，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逐渐熟稔起来。这年年末，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等到全书定稿誊正，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跑印刷所等。这本列入《大学丛书》的会计书籍，一炮打响，十分畅销，为商业企业和会计学校广泛采用。

对潘序伦的这本《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的成书过程，吴君实的《难忘岁月》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1930年2月，我奉潘序伦先生之命，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任编辑主任之职，负责《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前后历时约六个月，是我一生中充满激奋和进一步再承师训，增长会计知识的难忘岁月。

当我初到事务所时，潘师已亲自写出第一章初稿，葛益栋先生写出了有关商品进销的几章，好像韩曼涛先生也写有一二章初稿，但书名、全书章节目录等均未定。我建议应该首先确定全书之编写目标、章节内容和书名，借以指导全书之写作。在潘师亲自主持下，决定：（一）此书既是初学会计者入门必读之书，又是“学以致用”，学完后即能胜任一般会计业务或者较小规模商店之全部簿记、会计工作；（二）以商业簿记为对象，分阶段步步由浅入深，可以适当叙述会计学的若干初步原理，使读者对簿记能有较深之理解；（三）贯彻学好簿记必须经过习作之旨，认真编好练习题，一章数题者必须每题各具特点；（四）文字叙述必须简练畅达，易读易懂，既能作学校教材，亦能便于自学；（五）参考书采取潘师回国后以英文写作之Bookkeeping and Accounting（由商务印书馆出版）、Klien：Bookkeeping、Kester：Accounting——Theory and Practice第一册等书，但不能直译；对当时最负盛名之杨端六先生所著《商业簿记》（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亦作为参考，但不得有所雷同，并要求内容上有所超越。根据以上各点，将书名定为《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潘师指定由我拟出全书章节目录，责成我按章节顺次执笔，已有之初稿，亦由我加以修改或重写。

实际编写定稿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在每章执笔之前，先写出这一章的主旨要领，以及章内各节的要点，然后与参考书的相应章节对照，作些必要的修改补充，力求具有自己的特点。由于事前做到胸有成竹，下笔时一气呵成，一般日写五千字左右，以求行文措词之自然连贯。而后再由自己审改，并请潘师核正，誊清为初稿，交给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试用。听取授课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意见后，我再作修改或部分重写，并请潘师核正。有时潘师修改了，我又改回来，意见两歧时，共同商量定稿，潘师虚怀若谷，有时还征询事务所其他同仁之意见，择善而从。全书写出后由我再次统稿，并由潘师最后定稿。如此几度往复，全书内容质量逐步有所提高。对各章之练习题，亦同样重视，反复订正。我体会此书之编写过程，是潘师创建和珍惜“立信”会计事业之声誉以及坚毅之办事精神的具体体现。

是年八月中，全书最终定稿誊正，潘师嘱我将全书清稿，送交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何炳松先生审稿出版。我两度找到何先生，馆方要求提出保证发行量及经济利益，又一再询问此书稿比该馆已出版之杨端六先生所著簿记一书孰优？我感到，前者难以明确保证，后者未便信口评说，颇有人微言轻之叹。不得已如实报告潘师，最后由潘师直接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先生才解决了出版问题。此一转折似对其后决定创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自己掌握立信会计丛书以及立信会计用品之出版发行发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原计划一俟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付样，随即着手编写会计学一书，仍将由我执笔。由于上述出版上之周折，潘师决定从缓再筹。我因“使命”告成，即于八月间向潘师辞职，从此离开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时名称仍为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

在编写过程中，有一次我在潘师办公室之文书柜里查阅参考资料时，无意中看到哈佛大学发给潘师在该校攻读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的成绩报告单，其中会计学、审计学、成本会计学、会计制度学、统计学各课程之评分均为最高分“特优”（distinction），足见潘师师承有自及其会计学识之精深。此项学业成绩单活师从未出以示人，更为后生楷模。相信知此情况者不多，故敬附笔录之，以致“高山仰止”笃敬之诚。吴君实：《难忘岁月》，《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版，第61—63页。

立信是一块绿洲，容纳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职业者），除了人称“会计界的泰斗”的校长兼主任会计师潘序伦外，还拥有会计界许多杰出英才。

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事业60多年，他的名字已载入中国会计发展的史册。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正在蓬勃兴起，用毛笔直写的那种上收下付，项目又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财务活动，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古老的会计事业，遇到了新的问题，会计学科已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会计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会计界所兴起的一场会计革新运动，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当时知识界、实业界涌动着一种改革与改良的思潮，大批有识之士力图由此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有的试图通过振兴中国近代工商业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有的试图通过医学或文学改变国人的国民性，有的则力图通过会计的改革或改良，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促进实业的发展。

可以说，会计革新运动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因而发生了是否以科学的西式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的论争。其中一派是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后者则当推潘序伦为旗手的引进西方会计的改革派。平心而论，这两个学派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都要求改革中国当时的会计学术，为民族经济服务。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所选择的道路或方法不尽相同，双方互相尊重，各自发表不同的见解，而不是互相攻讦，但在原则问题又不是敷衍，或妥协。

1933年，徐永祚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全面推出十条“改良大纲”。他认为中式簿记虽有四大弊端，但“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之价值，即在实质上，更有保存之可能”。因此，确立以账户的分类、账簿的组织、账表的格式，以及记账的方法，是改良的重点。详见郭道扬编著：《中国会计史稿》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515页。

针对这一观点，潘序伦与立信的改革派一起，予以反驳。潘序伦对徐永祚的观点，“则觉尚有慎重讨论之余地，未敢曲为附和”，遂于1934年7月，在《立信会计季刊》上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书》，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潘序伦针对徐的改良纲领的前四条逐一进行批评、商榷；顾准的《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对改良派的基本原理从原则上加以否定；钱乃澂的《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又进一步提出了质疑。会计学者张心澂也著文参加论争。对来自改革派的批评，改良派未作正面交锋，而是继续竭尽全力推行自己的观点和做法。潘、顾、钱、张诸人的文章初载于1933年10月《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4期。

顾准撰写的《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影响也很大。这篇文章是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基本原理从原则上加以否定，从而使对改良中式簿记的批评纵深化。顾准首先表明：“在本文中，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改良中式簿记之一般理论及方法，如何能适用到我国这个时期中，又根据一般会计理论去批评，改良中式簿记中有何谬误点，因此决定在一般簿记推行完备以后，改良中式簿记会失却其重要的性质的。”

顾准在文章中虽然列举改良中式簿记的某些适用之处，但他仍以革命者的气魄，进一步强调：“我们仍旧希望改良中式簿记有推移簿记到一般簿记，而造成会计制度统一的作用，并且事实上也必然会如此做的。因为正确的理论，是必然会排除一切不正确的理论的。”上述顾准原话，均见《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4期。这段话出自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学者之口，不正预示着顾准所要进行的“武器的批判”吗？

这场论争结束后，潘序伦收集各位专家的论文，汇编成《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中国现代会计学术发展史的一页重要记录。

这场论争，是我国会计史上影响重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与交流，也是我国现代会计学术取得初步进展的重要标志。潘序伦等人推进复式簿记，其功绩不可磨灭。可以这样说，中国会计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与他的贡献是密切相关的。郭道扬教授在其《中国会计史稿》一书中中肯地指出：“借贷复式簿记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具有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它在本质方面要优越于中式簿记，故中国会计之改良必须以引进借贷复式簿记的理论与方法为前提。这种引进不是简单地凑搭，而是通过较为全面的引进达到改革中国会计的目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应当肯定改革派所持的立场。改良中式簿记派过高地估价了中式簿记的长处，而较低地估价了西式簿记的优越之处；过多地强调继承中式簿记的长处，而事实上将一些短处也保留下来；尤其是因西式簿记以‘借、贷’作为符号，而斥其为‘奥涩难懂’或认为不合于中国国情，这些看法显然是片面的。”

这一论争的具体内容的评价，不是本书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有一点需要指出，西方会计中的先进方法诸如借贷平衡原理、永续盘存制、成本计算和经济分析，以及超然会计制度等，在中式簿记中，即使经过改良，也是难以实施的。因此，作为改革派的潘序伦，从会计师业务、会计教育、会计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等多个层面，积极投身引进、推广西方会计的会计革新运动，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新式簿记人才。上述提法，可以从1948年出版的、由潘序伦作序的《立信会计学校概况》一书中得到印证。他的原话是这样的：“20年前，序伦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诸同仁，鉴于我国工商组织之不健全，经济情况之不振，以为必须确立现代会计制度，使工商业依循正轨，始能获得稳固的发展与繁荣。因即立下信心，以教育会计人才供国家社会应用为己任。”

以潘序伦为代表的改革派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不但著书立说，还致力于会计师业务和培养各级各类新式会计人才。简言之，带来了会计实务的繁荣与发展。复式簿记的引进，新式会计制度及方法在大中型企业的推行，使我国工商企业的会计面貌为之改观，加上中式簿记在小型企业（主要是手工作坊、商铺）的运用，从而把我国工商企业的会计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

当代知名的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对潘序伦的学术造诣曾有如下一段评论：“特别是在治学、讲学和做学问上，潘先生有一股顽强的精神，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终于攀登了会计学术上的高峰。特别是潘先生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值得赞赏的。”杨纪琬：《潘序伦回忆录·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页。杨教授的概括，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潘序伦一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特征。

潘序伦晚年在其回忆录中说过：“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20世纪初叶，我国会计业务水平很低，会计学术更是一块未经开耕的“处女地”，在大学里攻读会计专业者寥寥无几，教科书大多是外文原版，少数译著以簿记居多，缺乏高深之作。潘序伦早在留美期间，就陆续写过一些经济、会计方面的论文，寄回上海，在英文报纸《大陆周刊》上发表。归国初期，潘序伦就出版了《公司理财》《簿记与会计》（两书均为英文版，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在潘序伦的精心组织下，编辑出版了包括簿记、会计、审计等内容的《立信会计丛书》。通过广泛地传播流布，对我国会计事业的兴旺发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有些老同志回顾，这套丛书，当时在延安等解放区也得到人们的青睐，为人们研习会计提供了方便。

潘序伦先生编撰的许多会计学著作，成为传世之作。譬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会计学》，厚厚四卷，有90多万字。它集各门会计之大成，除阐述普通会计学原理之外，还涉及公司会计、成本会计、解散及破产会计、遗产及信托会计等，对预算控制，财产估价、决算报表分析、统计报表应用等内容，也作了深入的研究。这部著作，不仅富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各章附有习题，可供自学。该书是潘序伦先生在助手协助下，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的，是我国会计学不可多得的重要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立信会计丛书》先后收入各种会计书籍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潘序伦著作、翻译和主编的约有40种，其余的则由其他知名学者撰写，他们当中有：顾准、王澹如、陈文麟、顾洵、李文杰、张蕙生，钱素君、杨汝梅、李鸿寿、黄组方、莫启欧、张心澂、祝百英、管锦康等人。这些著作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杨纪琬先生评价说：“《立信会计丛书》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水平也较高的会计著作，……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也都流传很广，在发展中国的会计学理论，推动会计工作，培养会计人才等方面，这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杨纪琬：《潘序伦回忆录·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页。

作为中国会计学界的泰斗，潘序伦对会计学的研究是全面而又独特的。人类对会计的实践可以追溯至古代，但是，会计究竟怎样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需要作专门的历史考察。早在1933年，潘序伦就已着手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成果是题为《会计学发达史》的长篇论文。他在序言中写道：“会计学系应实际需要而逐渐发达，其历史颇为古远。据专门学者之考证，纪元前2600年之前，巴比伦人关于商业上之交易，即多记录于金属或瓦片之上。至罗马共和政治时代，不特政府征收租税，有完整之计算组织，即家族之间，为家长者，且设有账簿以记家之出入。我国《周礼》天官亦有岁月考成之说，是皆会计史料之最古者。至14世纪，意大利自由都市成立，会计学之雏形初具，因社会经济生活之发达而递相演进。产业革命而后，经济现象愈形复杂，会计学遂亦辉煌焕发，蔚为大观。”据此，潘序伦认为，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进步的，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会计发展的论述道：“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经营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潘序伦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观点并无二致。

毫无疑问，现代会计是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管理的工具。作为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会计，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会计尤为重要。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是应该永世长存的。

对会计学研究的对象，会计的性质问题，潘序伦的看法是有所演变深化的。早年，他比较看重会计的技术性的一面。如他在《会计学》一书说：“会计者，用有系统有组织之方法，将各个人或团体一切经济之可以货币数额表示者，予以记载及整理，使此等经济活动所影响于财产上之增减变化，得以正确明了，因而计算其财产状况与营业成绩，并将此等财产状况与营业成绩，予以审核观察及应用之技术也。”潘序伦：《会计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38年修订本，第1页。在《会计学教科书》一书中，潘序伦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会计者，实为一种应用技术。”潘序伦、王澹如：《会计学教科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年版，第2页。基于这种观点，潘序伦认为会计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一是会计记录之研究；二是财产估价之研究；三是会计表册应用之研究；四是会计检查之研究。显然，这一看法，是着眼于会计的应用技术角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潘序伦根据会计学基本理论和实务的需要，对早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增益，并编写了《基本会计学》一书。对会计的性质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潘序伦在书中指出：“会计是管制一桩事业活动的工具。”显然，他在这里是持“工具论”的观点的。

在晚年，潘序伦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的实施，他对会计的性质、作用的看法又有深化。他将会计置于企业决策和信息系统这些更为深广的背景中，强调“在企业的管理当局制订决策所须借助的信息系统中，‘会计’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精神体现在1983年出版的《基本会计学——西方会计》（与王澹如合著）一书中，其主要思路是，“从广义上说，会计是一种旨在传达一个企业的重要财务和其他经济信息，以便其使用者据以作出明智的判断和决策的‘经济信息系统’，即‘经济信息专门化’。……作为一种系统的会计——一种经济信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的经济数据转化为有助于制订该企业的财务决策所需要的经济信息的一种科学。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将企业的大量经济数据转化为有用的经济信息——‘会计信息’，以供管理当局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信息论”“决策技术”等新兴学科，如何应用于会计这一领域，潘序伦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他的会计工具论的学术思想也得到了深化。

潘序伦对会计的管理职能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解放初期，他就已引进翻译过西方的管理会计，譬如“收益论”“量本利分析”等，发表于《立信会计季刊》第二卷第十六、十七期上。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他的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管理会计又被重新重视，对此潘序伦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强调必须将“总结经验与学习引进相结合，研究我国自己的管理会计”。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财务会计制度和成本资金管理上，也有不少好的经验，有的依然可以进一步健全完善，继续应用。”他认为流动资金定额管理、大庆的仓库物资管理经验、群众性的班组核算、经济责任制等行之有效的财会管理方式，应该继续保留发扬。至于“我们过去没有的事物，需要虚心学习，好好应用，如利润、成本目标管理、价值分析、电子计算技术等”。潘序伦、丁苏民：《紧跟形势要求提高财会人员素质》，《武汉财会》1984年第1期。

在此之前，潘序伦曾发表类似文章，大声疾呼重视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1982年5月17日，他提出“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他说：“每个企业都应总结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加以提炼取舍，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厂情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新路子来。……科技普遍称为生产力，‘经营管理’也可以称为生产力，会计人员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参谋长’。会计也可称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对这些看法，潘序伦恳切希望社会“认真考虑”。

这些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的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的赞许。

潘序伦鉴于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存在着种种浪费的情况，他以特有的“会计头脑”，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他在上海《文汇报》（1980年12月19日）、北京《光明日报》（1981年4月2日）接连发表了《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和《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等文，其中前一篇文章是应约参加《文汇报》举办的“关于人才问题的讨论”而撰写的。

潘序伦在文中提出了一个“人才会计”的试行处理办法，供我国关心教育人才的同志参考。他的设想是，用“货币形式来计算国家或某一企业，某项事业对于培训各种所需要的人才所支出的费用（也可称为投资）金额，并计算被培训成才的人，是否能为国家，为某一企业、某项事业获得若干成果（或称利益）。假使所获成果、利益，超过培训他们的费用、投资，就是国家、某一企业、某项事业的纯收益，否则就是纯损失。”他还以一所学校为例，详细展开了他的论述。他认为，学校是为国家培训人才的专业机构，它也可以用成本会计方法，来核算培养人才的投资费用和可能产生的成果。工厂产品的成本应该用合情合理的计算方法，求得其货币价值。同样，学校作为生产人才的“工厂”，也应当采用这种成本会计方法来核算某一系科、某一专业、某一班级，某一学生的培训费用。这种资料可以在同等学校之间互相比较，以看出各校培训费用的高低。潘序伦先生强调，假如能把这种成本会计数据连续多年积存起来，又可看出某学校为国家培养多少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成果大小如何，与国家对该校投资是否相称。

潘序伦语重心长地指出，以前我国对于学校训练人才，基本上是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不作经济核算。现在开始讲经济管理了，因此有自费走读等办法。他说：“以我毕生办学的经验来看，自费生的成绩不见得比公费生差。有的在职青年，由组织支出培训经费，其中自有少数学生认为读书于己并无经济上的损失，往往不甚注重学习，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对培养人才不利。我建议有关部门重视‘人才会计’的研究，运用会计手段促进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以使人尽其才，也如地尽其力、货尽其流一样。”

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对潘序伦的这一建议很重视，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并在一些大专院校当中，开展了教育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

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潘序伦在会计文献编译工作方面的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会计学术领域还有不少空白。有鉴于此，潘序伦认为有必要加速引进国外先进的会计技术与理论，填补缺陷。他是会计学术领域编译工作的先驱者之一。

潘序伦对编译工作的要求是，“对引进的国外先进学术，我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在现行法规和工商惯例的基础上，适当采用。”《潘序伦回忆录》，第36页。他采取审慎的做法，有选择，有比较，精心地加以编译，而非“全盘照搬”。就拿《劳氏成本会计》一书来说，潘序伦从1933年开始翻译出版劳伦斯的《成本会计》（商务印书馆），潘序伦参照的原版本是1930年第一次修订本。后劳伦斯又在1937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潘序伦即根据这一新版本，于1939年重新改译一次。20多年来，国内各校学生及会计人员修习成本会计，均采用此书作为参考书。直到1950年，潘序伦摆脱种种冗务，又根据1946年劳氏第三次修订本，进行改译，使《劳氏成本会计》的内容得到更新。

潘序伦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此次译文一以原著为宗，在会计理论方面译者主张与著作颇有出入，但仍保存著作原意，不予更改，以存其真。至于文字方面，则力求通俗化，使其明白如话，而不犯近代体文堆砌之弊。”《劳氏成本会计·译者序》，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0年版，第1页。他在这篇序言中申明的主张，在其一生的编译生涯中是一以贯之的。

在潘序伦及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国外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会计学著作，便都以畅达通晓、含义确切的文字，与国内读者见面，如《斐氏高等会计学》《会计准则》《陀氏成本会计》《会计师查核决算表之原理与程序》《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等书。

潘序伦从事编译工作之初，我国会计名词极不统一，各种书刊的写法与译法都各行其是，给读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及编译工作者带来不便。1935年，潘先生组织人员，不断探讨，收集了会计名词2000余条，每条先把国内会计书刊原有的译名开列出来，然后择一适当的名词，或另拟译名，并加以注释。《会计名辞汇译》就是这样汇集而成的，该书言简意赅，适合我国国情，对扭转混乱局面，统一我国的会计名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该书自出版以来曾修订过两次。

1939年，潘序伦又向国立编译馆推举参加会计名辞初步审查人员名单，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不少会计界名流，均为一时之选，计有：上海商学院教授兼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辑科副主任黄组方，之江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兼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辑科副主任顾准，暨南大学会计系主任钱素君，东吴大学兼暨南大学教授张蕙生，复旦大学会计系主任袁际唐，上海光华大学会计系主任薛迪符，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主任徐永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李鸿寿，中央信托局总审核杨汝梅，广州大学会计学教授黄文衮等人（名单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们均为会计名辞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

在此之前，潘序伦围绕这一问题，还发表了一些论文，如《会计名词之研究——在复旦大学会计系学会上的讲话》（《会计期刊》创刊号，1943年7月）、《会计名辞汇译》（《立信会计季刊》，第二卷，1933年）等。

为普及和推进会计学术，潘序伦多次发表讲演，举办讲座，择其要者有：

1934年7月22日，潘序伦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托，向其附属机关人员讲习“学校成本会计”；

同年7月，他又应上海复旦大学之邀，在该校会计系的学会上作关于“会计名辞之研究”的学术演讲；

1937年年初，在上海商会上作有关税务会计的讲话；

1940年10月，他又来到重庆大学，为数百名师生开设讲座，题目叫“我国新兴的会计职业”；

1948年1月，在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发表“会计学之新趋势”的讲话……

在潘序伦的倡导下，整个“立信”校园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气氛，《会计季刊》《立信会计季刊》《会计学报》《立信周报》等形式不同的学术刊物，纷纷呈现，对切磋学术、交流经验的推动很大，颇受读者的青睐。参考罗银胜：《试论中国会计之父潘序伦的学术贡献》，《立信学刊》1995年第2、3期。

潘序伦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会计学、审计学、财政学、金融学、经济学、税务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他建树颇多，尤其在会计、审计学科的各个领域，造诣更深，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会计学家。

潘序伦生前曾对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作过回顾，这里转引其中的一段话，这是他对后人的殷切期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引进并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是必要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必须是实事求是，切合我国国情，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当今，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振兴时期，又面临世界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要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应用微电子技术，加强财会工作在信息、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上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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