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信”立校

一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杜鲁门、丘吉尔在柏林郊外举行“波茨坦会议”，共同签署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称《波茨坦宣言》，向全世界广播。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时，也在《波茨坦宣言》上补行签署。该公告遂成为中、美、英、苏四国共同的文献，载入史册。《波茨坦宣言》发表后，日本未立即接受。美国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严加惩戒。8月6日，美国空军即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破坏半径达6千米，摧毁建筑物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惊雷般的爆炸声响，震动了全世界。8月9日上午10时，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大反攻。朱德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进军令。

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和华南解放区的各路大军举行战略反攻，向敌人发起了全线攻击，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典、瑞士两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

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15日公开对外广播。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投降的电讯传至中国，各报纷纷发表号外，群情振奋。潘序伦在第一时间听到了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

这天，整个山城像发疯了一样欢腾起来，老百姓自发组织游行，燃放爆竹，庆祝胜利，这是一个旷世未有的胜利之夜、狂欢之夜。潘序伦与山城人民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经过多年的英勇奋战，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用自己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1945年8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共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24～725页。

随着日寇的投降，在上海的立信同仁立即恢复了立信事业的原名。与此同时，潘序伦在重庆呈报相关部门准予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恢复招生。

很快便接到相关部门复电，准予恢复招生。于是，上海方面立即在吉祥里着手筹备招生、延聘教师、布置教室等工作。9月中旬，潘序伦校长从重庆飞往上海，主持学校工作，并聘任李鸿寿、陈文麟为副校长，钱素君为教务主任，张慧生为总务主任，开展各项工作，并向有关部门呈报学校的复校情况。

呈文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原设于上海河南路吉祥里，于1937年秋成立。因受战事影响，至1939年秋正式开学。1941年秋迫于环境，由沪迁川，建校北碚。上海沦陷，失学失业青年甚众，为使其免于荒废学业，乃用掩护方法，将上海学校改名为‘明信会计补习学校’，继续开办。现抗战胜利，复校伊始，校长已于日前返沪，主持复校事宜。”从此，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潘序伦校长的领导下，又谱写新的篇章。

潘序伦回到上海后，在柿子湾沿铁路附近，他向地产商购得空地，以待建筑专校校舍之用。战事的烟尘还未洗净，他就重整旗鼓，为上海的学校建造一定规模的校舍而昼夜操劳。

早在潘序伦去重庆之前，就有建立一所正规的“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计划。因为在徐家汇建造学校需要时日，而学校上课不能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潘序伦把自己在长乐路的一栋高级住宅腾出来，作为临时校舍。他还决定在购买的空地上建造教职员工和男女学生全部住校的校舍。

但是，出乎意料的难关又出现在潘序伦的面前，他所购柿子湾基地的一半，竟被当时一个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占用了，用以掩埋无主棺木。

潘序伦只好赶紧先在未占用的一半基地上建造校舍，以供专科学校的急用。

为了建造新校舍，潘序伦将自己的历年积蓄全部捐出，还动员立信同仁合力在上海工商界募捐。潘序伦虽然去南京出任政府职务，但仍牵挂着学校。有一天，他写信给留沪的李鸿寿先生，称周末回上海时想在国际饭店宴请数位已是沪上名流的知己。

这天中午，号称“火柴大王”和“橡胶大王”的刘鸿生、“面粉大王”的荣鸿元等人参加了宴会，潘序伦与他们寒暄之后，边吃边谈，在谈笑风生之间，道出自己的苦衷，只因阮囊羞涩，建造柿子湾的校舍，希望得到各位的鼎力相助。潘序伦遂拿出一本“化缘簿”，刘鸿生、荣鸿元等当场捐款资助。其中荣鸿元以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的名义，认捐法币1.8亿元，兴建一所礼堂，并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宗敬堂”。

由于“立信”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许多工商业者也认识到培养会计人才的重要性，因而乐于资助。

在立信的新校舍有一幢“纺织楼”，就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同业捐助的。一座可供800个学生同时就餐的食堂，是立信毕业的校友们主动集资8000万元法币捐献的，潘序伦把它题名为“思源堂”。此外，以潘序伦的私人存款以及本校历年经费的节余款，建起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以及一座专职教职员的宿舍，潘序伦和他的夫人张蕙生也同住在这座宿舍中。最后他还要用他的存款三万美元，建造一座体育馆。

校舍建筑虽已初具规模，但全校职工和学生们面对累累荒冢，都急于收回这块地，以便修操场和足球场。那时，担任“同仁辅元堂”董事长的是杜月笙，潘序伦当然要他负责搬迁这些棺木。杜月笙一再推诿，不肯负责。

经过几个月的周折，潘序伦最后请杜月笙出任立信的校董，这才收回了这块土地，操场总算开始平整了。

那时天天挖坟迁尸，有些人常对潘序伦说：“你掘了那么多坟，使几千名鬼魂不安，当心那些鬼魂来找你索命啊。”

的确，直到立信校舍建成几年后，还常能从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发现零散的尸骨。不过，潘序伦是无神论者。过去，他在耶稣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就不信仰“上帝”，如今他也不信鬼神。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10.25亿元法币资金终于筹集齐备，徐虹路柿子湾校舍遂于1946年6月7日动工兴建，1947年春季基本建成。学校于1947年2月15日进入新址办公。

校园内的建筑计有：三层教学大楼（含礼堂）一幢，由纺织界及申新纺织总公司荣鸿元等捐助所建，分别命名为“纺织楼”和“宗敬堂”；饭厅一幢，由立信校友捐助所建，命名为“思源堂”；男生、女生宿舍东斋、西斋各一幢；教职工宿舍一幢，命名为“乐群堂”；还有体育场等；共耗费法币10.25亿元。以后又由潘序伦本人捐资，兴建了一幢体育馆，命名为“序伦体育馆”。柿子湾校部以高中毕业生为主要招生对象，全日制上课，被称为“校本部”或“一院”。蒲石路校部招生对象以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在职青年为主，晚间上课，被称为“市区部”或“二院”。

望着这错落有致、颇有气势的十几幢楼房，潘序伦异常兴奋，这是“立信”的希望呀！学校建有自己的校舍，入学人数日益增多，形成了一定规模。这时候，他曾设想将单一会计专业性质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扩建为立信商学院，只是由于形势变化而未能实施。

立信的新生进入这样的校舍，都非常兴奋，感到很幸运。朱宗煜同学回顾说：

我是立信会专第14届毕业生。1947年9月，我踏进了设在上海徐家汇柿子湾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两年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时的住读生，每晚有两小时自修课，阅览室灯火辉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看书做习题。学生宿舍的每张床位，都铺着印有“立信”校徽的白底蓝字的洁白床单，显得既素雅又洁净。最令人难忘的是，潘老校长不仅经常利用早操时间，集中同学训话，而且亲自为我们讲授由他自编的英文高级簿记。他的教学作风严谨细致。为我们讲课的著名教授还有：黎照寰（讲授《工商管理》《财政学》）、张蕙生（讲授《政府会计》）、钱素君（讲授《审计学》）、陈文麟（讲授《所得税会计》）、祝百英（讲授《货币与银行》）、郭森琪（讲授《经济学》）、夏高波（讲授《成本会计》）等。他们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对学生百问不厌，诲人不倦。学校经常举办英语演讲和珠算比赛，及时奖励优胜同学。

有一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记得我读二年级上学期时，同学们选我参加伙食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任期一个月）。为了让同学们在午膳时间能听到轻音乐轻松一下，我商得潘老校长和张蕙生教授同意，把他们自用的收音机拿到饭厅去使用。用毕再归还他们。张蕙生教授还带领我们伙食委员和总务处职员到上海中学参观学习该校搞好伙食管理的经验，以进一步改善学生伙食。朱宗煜：《忆往昔 情意切》，《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7—158页。

1948年7月，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简称高职校）开始设立，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按其性质，相当于中等专业学校），校址在蒲石路。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的设立，弥补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创办以来还没有一所培养中等会计专业人才的正规学校的不足，使在上海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得以形成包括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内的兼备大专、中专、补习教育、函授教育等多层次、多形式自身较为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与此同时，恢复后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由四川迁回上海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业务都有很大的拓展，从而使“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复员返沪之后，学校董事会经过数次调整，有了新的变化。至1948年上半年，除前列者外，刘攻芸（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吴蕴初（时任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吴羹梅（中国标准铅笔厂经理）、荣鸿元（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章剑慧（申新第四纺织厂经理）、杜月笙（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徐永祚、奚玉书、顾谘博、叶朝钧、周仲千（5人均为注册会计师）曾先后出任过校董事会董事。1948年11月，学校又加聘曾任交通大学校长的黎照寰为校董。

黎照寰（188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教育家，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代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青年时期，黎照寰就接触新思想，1906年参加反清运动，失败后转到香山当小学教师，后以半工半读形式求学，得清华半费的助学金修学两年。191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他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团结华侨及同乡，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创办中国科学社、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并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著有《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1927年夏，黎照寰随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出国，一年后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执教，次年6月任铁道部次长，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1930年10月，黎照寰被正式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后，辞去铁道部次长职务，专心办学。直到1942年8月离职，他主持学校达12年之久。他在任职期间，在发展学校、整理教务、改革教学、培育人才等方面，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主张学校要加强理科建设，培养造就“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才。他提倡智、德、体三育并重的方针，要求学生“注重知识的获得，身体的锻炼，道德的修养”，做到“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俱此三者，始能任重道远，为国效劳”。他在办学中坚持“注重基本学科，务求实用”的教学原则，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办学方针，为后人所仰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黎照寰深感民族的危机严重，在上海处境困难，为保护交通大学不给日伪接替，曾多次密报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经同意把学校改为私立大学。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次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他毅然辞职离校，与一些爱国人士在上海参加社会福利工作。

1946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从重庆复员回沪，位于徐家汇柿子湾的新校舍落成后，校长潘序伦特聘黎照寰为全校总导师兼教授。黎照寰在立信开设了工商管理、经济学和财政学等课程，讲课内容深入浅出。学生们反映，听他的课，时间过得最快，而且获益良多。他学问博大精深，讲授经济学时，不仅列举李嘉图、亚当·斯密等各派学说，也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48年12月5日，经立信校董事会决定，黎照寰被聘为学校董事，同时由他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潘序伦校长外出请长假之际，全权处理校务。12月8日，黎照寰就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首次主持了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改善教职员待遇，提高薪金标准。

潘序伦对于办学有两句话：“刻苦耐劳办学校，然后可能有成就”“理论实务相结合，然后可望有专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潘序伦的自我写照。他办学的成就，已实践了上述两句名言。潘序伦自己回忆道：“学校建成后，我亲自主持校务，一切坚持‘认真’两字。具体要求：办学人员要少，工作效率要高；教师要认真备课、教课、批改作业；学生要认真听讲、多做练习题。我还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质训练，规定学生每周要上体育课，每天早晨要做早操。我和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带头参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培养好的学风，使我校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时能对所任工作认真负责。”潘序伦：《创业散记》，《人物》1983年第6期。

潘序伦的教育思想十分深刻。他认为，一个合格的人才，不但专业知识扎实，而且要身体健康。因此，他每每到校视察，体育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于是立信的学生，除了注重会计学科外，对于体育运动也相当注意。当全上海专科以上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时，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学生，曾经得到许多的奖品，而名列前茅的项目有很多，如田径、球类等屡获冠、亚军，还获得过女子总分第一，男女总分第三的好成绩。

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开办之初，借用立信补习学校校舍，设有体育场地，并借用青年会篮球场上体育课。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家汇校舍落成前，学校千方百计借公园、体育馆，甚至利用弄堂、通道作为体育场地。徐家汇校舍建成后，既有宽敞的运动场，又有潘序伦捐款1万美元建造的体育馆，使学生有良好条件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重庆北碚，全校师生几乎每天都要举行早操，学校实行点名制度，若点名缺三次，则要扣除学分。当年的学生孙庆元回忆说：“潘老一贯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关心青年一代的身体健康。原立信学校的体育馆，就是潘老自己捐资兴建的，定名为‘序伦体育馆’。此外，他还发动师生一起搬掉了一个大坟场，将其建为具有400米环形跑道的体育场。潘老当时工作十分繁忙，但每次回上海，多数时间均住在校内。晨起在学生早操时总能见到他的身影，又经常见他观看学校运动队的训练，即使在冷天的清晨，也是如此。学生食堂方面，他决定由学生组织膳食委员会管理，逐月公布账目。这不仅是关心伙食的一种办法，而且也是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管理能力，甚至也是会计实习的一种好办法。”孙庆元：《怀念潘老，努力办好立信事业》，《立信学刊》1993年特刊。

有一天，一清早潘序伦就来到学生宿舍视察，并参加学生的早操。这时，一名学生边跑步边吟咏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云：“……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由于口音较重，“早朝”听似“早操”。恰巧潘序伦从这个学生后面经过，便斥道：“什么，从此不早操？”这位同学连忙解释，潘序伦方才欣然点头。这个笑话也说明了他性格的一个侧面。

为了立信事业，潘序伦心挂两头，他对外地的立信学校的也很关心。1948年春天，重庆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开春季运动会，体育场地处嘉陵江边、北碚公园山脚下。

这天上午，同学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体育场。入场式后，同学们展开了激烈而紧张的竞赛。忽然传来消息，潘序伦校长也来观摩运动会。这时全场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情不自禁地奋勇参赛，全场进入了一个新的竞赛高潮。

接着，掌声由远而近，潘序伦夫妇健步进入体育场，然后神采奕奕地迈进了同学们的休息室。猛一瞬间全室肃静了下来，两张慈祥的面容立即呈现在人们面前。没一会工夫，这一肃静的气氛就被潘序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度冲破了。大家设座的设座，送水果的送水果，有的同学还向潘老问长问短。

潘序伦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班得分很高，班里的体育人才不少，这都是平时锻炼的结果，希望你们今后坚持锻炼。我们立信的毕业生，不仅要成绩好、作风好，更重要的还要身体好。”

潘序伦讲完话后，同学们虽然没有大声回答“是”，但他们却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中，下决心去做到。

为了把这件富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应同学和部分老师的要求，潘序伦夫妇与他们合影留念。

当时在场的杨光映校友不禁发出如下感想：“潘老那时工作那么忙，年纪又大，还赶来参加运动会，说明他想把学生培养成德、科、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因此，我认为，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会计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那时我虽然对体育感兴趣，但并不真正懂得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自那以后，潘老的教导一直鞭策着我坚持体育锻炼，使我从事会计工作38年来，身体仍然很健康。我真正体会到：坚持锻炼，收益不小。”杨光映：《与潘老在运动场合影》，《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0页。

二

校舍问题解决以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潘序伦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如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先后在立信担任过教职工作。潘序伦本人虽业务繁忙，也要抽空上一些课。这些资深人士的讲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潘序伦聘请他的老师黄炎培出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讲授国文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章乃器是遐迩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一身正气敢于直言的爱国人士，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潘序伦与他关系不错，1947年春请他在立信讲授商业通论课程。他授课切合实际，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

据立信老校友姜新祥同学回忆，章乃器从“日中为市”讲起，条理分明。他平日讲课顺章按节，慢条斯理，只讲课程内容，从不夹杂政治言论。只有一次经学生的强烈要求，提前结束讲课，即席作针砭时弊的讲话。讲话内容有些已经淡忘，而其中一句结束语则是“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金石铿锵，至今言犹在耳！姜新祥：《章乃器老师》，2005年10月20日《立信校友通讯》第75期。

另一位老校友陆伯钊的印象则是，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内战，占领延安，章乃器却冷静看待形势。每当讲课结束行将放学之际，就有同学请求章乃器谈谈时局。章乃器总是不辞辛劳，据实分析，义正词严地揭露事实。这时已经放学，兄弟班级同学下楼看见章乃器正在评论时政，都不愿离去，拥在教室里“旁听”。那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一讲就至少延长一节课的时间。

那时候，在立信的讲坛上名师云集，立信老校友陆伯钊为我们勾勒了半个多世纪前名师授课的风采：“李正文教授讲授工商管理课程是在1948年下半年，正是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大贬值，物价飞涨，市场大溃败的‘三大战役’前夕，上海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紧张。李先生授课时却巧妙结合工商管理主题，介绍苏联工商管理（其实那是苏联计划经济管理，制度严密，但比起当时旧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是向往的，尤其是介绍苏联银行储蓄所遍布城乡，人民存取方便，不会受损，在那个年代，敢于介绍苏联是很不容易的。）还有王思立、祝百英的授课风采让人印象深刻。王先生的统计学授课条理清晰，中英对照，图文并茂，深受同学欢迎。祝先生的货币银行课程，一口宁波话讲得生动幽默，时不时引来同学笑声，还未听够下课铃就响了，大家都依依不舍。”

陆伯钊深有感触：“58年过去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老师外，还有许多老师的授课风采还深深留在我的脑海中。母校为我们聘请了这么多的优秀老师，给我们传授专业知识，教我们分清是非，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陆伯钊：《难忘名师授课的风采》，2005年7月27日《立信校友通讯》第78期。

当时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教职员工生活没有保障。为了使他们尽可能生活得好一点，潘序伦想尽了一切办法。如每学期开始就将本学期的教师薪水，从所收学费中一次发给。学生的伙食也由学生会民主管理，预先购足一学期吃的粮食。这样，才保证了每学期上足20周课。

为了搞好学生的伙食工作，潘校长亲自下厨，核算柴米油盐的价格，同时决定每天派学生轮流下食堂监厨，防止贪污、偷工减料或粗制滥造之类的事情发生。学生们也愿意照此办理。这样一来，学生食堂的司务和厨师尽心尽力，将学生伙食搞得丰富，价廉物美。

潘序伦晚年在回顾他早年的办学历程时说过：

我校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除了社会的需要，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和事务所同人的协同努力外，我在办学方式上，采取事务所、学校、图书社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办学，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图书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校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又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图书社发展业务。这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推动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我办了60年教育，深有以下体会：

（一）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我凭自己求学的经验，治学素主严谨，重视教育质量，注意教学方法和效果。我亲自主持校务，一切坚持“认真”二字，对师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认真批改作业，认真做练习题。考核也是很严格的，考试成绩以70分为及格，还经常举办簿记、珠算、会计等学习竞赛。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一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者，以旷课一次计算，等等。我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体格锻炼，早晨都要带领师生一起做早操，并经常对他们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和纪律教育，以培养他们有一个好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二）自编自教，切合实用。我校教师大部分是从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历届优秀毕业生中挑选。他们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经过两三个学期的试讲，不断进行补充修订，经事务所编辑科审定后，才能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图书社出版发行。读者普遍反映《立信会计丛书》是比较切合实用。

（三）边学边做，讲究实效。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我校非常重视实习，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对夜校学生，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正规日校学生，要求他们苦练珠算、书法和应用文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经常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因此，我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便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

（四）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我历来提倡节约，讲究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无论在上海、重庆，还是桂林、天津，开始时都是租用中小学夜间的空闲教室上课；或利用机关、团体、企业的房屋，和他们协作办校。每校除有两三位管教务工作的专职人员外，每班5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负责管理。总务勤杂工作，大都是请租用和协作单位的职工兼办的。那时夜校教职员和学生人数的比例，大体是1∶20；就是正规的日校，也不过是1∶10。房租、水电和办公用品都是处处节约，精打细算，因而学校经费每期都有节余。

（五）尊师爱生，团结友爱。我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所以，我总是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学生生活尽可能给予照顾，就业时尽力予以推荐。有的学生在校时虽感到我管理他们太严，但到了工作岗位后，才体会到“严师出高徒”的好处。许多三十年代夜校的老同学，至今还对“立信”有很深的感情，我想是和学校的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校风分不开的；特别是立信同学会做了大量团结友爱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校因为有一套严谨的教育制度，有一支理论结合实际的师资队伍，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自编教材，有一批热爱母校的历届同学支持，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迅速发展壮大，为培养我国财会专业人才，促进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我想立信的上述办学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财会教育事业，可能会有某些值得借鉴之处，因此，特回忆叙述出来，以供参考。当然，由于个人水平和解放前的社会条件，立信的这些经验也是不能不有它的局限性。《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3～35页。

潘序伦创办的学校、事务所、出版社这“三位一体”的会计教育事业，均以“立信”命名，绝非心血来潮。建立信用，被潘序伦奉为圭臬，成为办学至高无上的信条。可以这样归纳：“立信”是潘序伦教育思想的内核，它贯穿于潘序伦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实践当中。

早先，潘序伦取孔夫子《论语》中的“民无信不立”之义，采用“立信”校名。后来，在1937年7月，他又将“立信”作为校训，并引申为：

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

潘序伦认为，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必须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等方面，建立信用。无论对人对事，都要坚定不移地守信重诺，严禁弄虚作假。他深深懂得，建立信用对于事业会产生长远的影响。“立信”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得到壮大，确实与立信精神不可分割。

对“立信”这一校训，潘序伦不仅经常对学生讲，而且在同事之间也时常互相勉励。他利用一切机会，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其他全校性的集会，不遗余力地弘扬“立信”精神，不失时机地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赵友良回忆说：“潘老师强调‘信’为守身处事之本，但他对‘信’的阐释是辩证的。记得有一次，他到教室里来听听同学意见。同学们请他讲几句话。他点头同意，就说会计在技术上并不难学，难的是会计人员如何立身处事。他说关键是一个‘信’字。但守信是双方的事情。当对方失信时，你们怎么处理？他提出问题却不作结论，而引述了一个故事：鲁国有个人叫尾生，与女友约定在桥下相见。到时间了，女友失约没有来，而河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不走，结果被水淹死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死守信用的害处，现实中大概不会有的。不料后来我却看到了‘尾生’式的会计人员：有个企业的应收账款中，一外地客户欠款有增无减，我问会计为什么对这个客户只发货而不收回货款。他说，遵守合同按期发货，他们不按合同规定归还货款，有什么办法呢？意思是错在已不自觉地做了抱柱而死的尾生。目前有些企业三角债越积越多，其中也可能存在类似尾生式的守信情况。想不到潘老师几十年前讲的话，仍具有指导现实的意义。”赵友良：《纪念潘序伦老师百年诞辰》，《立信学刊》1993年特刊。

1941年，学校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潘序伦为了使同学们能加强对学校办学方针和对时代的认识，约请词曲作家潘佰彦、丁善德谱写了立信校歌，内容如下：

美哉，校之名；大哉，校之训。立信，立信，正其本。学万千，此则一，会计当而已，今古应无异。

百业兴兮裕民生，万商集兮衡重轻；财物兮充盈，平准兮无争。

愿吾同学努力迈前程，矢艰贞，翊赞建国大功成。昭其信，正其名。

这首校歌歌词，是潘序伦约其堂兄、时任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的潘佰彦先生写的。潘佰彦古文根底深厚，他作的词言简意赅，句式、韵律流畅多变，说它辞理并茂，似非溢美。

立信校歌歌词为三段。第一段“美哉，校之名；大哉，校之训。立信，立信，正其本。”“立信，立信，正其本。”用“立信”二字则揭示了校名，尤其是校训的根本，惟其“根本”，才说“美”，才说“大”。“大”，指的是校训内在含义重大。

“学万千，此则一，会计当而已，今古应无异”。“学”，指学问、学科；“当”，即账实相符；或释为“值”，即所谓物有所值。全句说世界上学问、学科极多，会计只是一门，会计最要紧的就是“当”，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只做账实相符的真账，不做假账。为什么跟着又说“今古应无异”呢？因为“会计，当而已”是孔子遗教，《孟子·万章》下篇引用了孔子这句原话。孔子当过管仓库的小吏，这应属经验之谈。潘序伦认为，这话在孔子时代是正确的，在现时代也是正确的，所以说“今古应无异”。孔子说“会计当”，前总理朱镕基说“不做假账”，潘序伦说“立信”，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所见略同。

下面四句是校歌的第二部分。四句由两个对子组成，用了古文修辞中的“互见”法。所谓“互见”，即语句间相互补充说明。四句话有两层含义：一说“百业兴”“万商集”，就会“财物充盈”，民生丰裕；二说“百业兴”了，“万商集”了，就要“衡重轻”，衡得好，才能“无争”，和谐发展，从而确保民生丰裕。怎么“衡”呢？就是对子所说的“平准”。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和班固《汉书·食货志》对这一概念均有涉及。“平准”是西汉常用的经济概念，后世注家多有诠释。就歌词看，理解为以公平的税负平抑物价似较为合适。

还有就是“衡重轻”。“衡”指权衡；“重轻”就是轻重，歌词不说轻重，而说重轻，是音律的需要。“轻重”是我国古代更早的经济概念，管仲说轻重的文章很多，梁启超的《管子评传》作了详备的引证、透辟的评析。他认为，管仲轻重说的“枢纽”“不外操货而以进退百物”。大要做法是对全国所有财产“悉簿籍之，准其数以铸币”，则货币与“供求相剂，而无羡不足之患矣”。所谓“悉簿籍之”，就是造表登记所有财产，当然这主要是会计人员的事情。

“平准”需要“会计当”，“衡轻重”也需要“会计当”，这部分的主要意思就是咏唱“会计当”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校歌的第三部分唱道，“愿吾同学努力迈前程，矢艰贞，翊赞建国大功成。昭其信，正其名。”这里的“矢”，与“誓”音义俱同；“艰贞”，艰难危急中保持贞信；“翊”和“赞”都是辅助的意思，连在一起，强调辅助；“昭”，昭示；“正其名”与开头的“正其本”都是使动句。全句勉励立信同仁以“矢艰贞”，助成建国大业的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的诚信，为立信会计正名争光。

“愿吾同学努力迈前程”是白话文九字长句，“矢艰贞”却是文言文三字短语。前三句是散句，后两句却用对偶。文白相间，骈散并用，文随意走，控纵自如，促节文音，鼓荡人心。这种长处，跃然全诗。顾炎甫：《言简意赅 辞理并茂》，2006年3月20日《立信》校报。

这首校歌出来后，传诵一时。抗日战争复员回沪，立信的校歌乐谱没有改变，歌词内容略有改变。

潘序伦用人不任人唯“亲”，宜兴潘氏家庭人员到上海投靠他而进入立信学校或事务所的，先后有23人，约占事务所的教职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但他们没有一个在事务所内占据重要职位，都是锻炼一段时期后介绍到别处工作。其中有很多成为专家、教授，如潘志扬、潘勤孟、潘达元、潘可群、潘沛霖、潘秀章、潘更苏、潘生元、潘景元等人，他们或在立信本校毕业，或从其他大学毕业后在事务所工作，职位一般为助理员、书记、助教、稽核员等，在30岁左右就离开事务所了。潘序伦的女婿管锦康虽然家境清寒，但勤奋好学，潘老培养他进大学。管锦康留学美国归来后，在京、津、沪等执行会计师业务。然而，潘序伦没有让他继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领导职务。

潘序伦经常提起中国的一句古话：“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并以此鞭策自己。他认为，多财不一定是坏事，但一个人若多了财富，应当先考虑用财之道。潘序伦的聚财用财之道，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

就拿收取学费来说，潘序伦对那种把学校办成“学店”的做法深恶痛绝，因而所收学杂费极为低廉，对一些贫困者，还给予减免。尽管收入不多，但每学期仍有节余。潘序伦就用这些钱为学校购置多处校舍，并屡次捐给学校建房资金。为了“立信”，他甘愿倾尽所有。

潘序伦治学严谨，十分重视教育质量、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他一切坚持“认真”两字，无论师生都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做好练习题。考核也很严格，他规定成绩以70分为及格，作弊者一律开除学籍。对此，孙庆元回忆说：

潘老十分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认为财会人员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标准是诚实。所以，潘老在课内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讲解、辅导，但对考试作弊，则是深痛恶绝的。最典型的事例是，在一次考试中两个学生作弊，当时教务长曾为那个让别人看考卷的学生求情，要求减轻一些处分，然而潘老认为，贪污和行贿同样是犯罪，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担任财会工作，断然将这两名学生开除。上海立信复校之初，潘老曾说过：“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几十年来未发现毕业学生因贪污行贿而判刑，你们现在能否做到这一点？”这是否可理解为，这是潘老在学生思想教育中强调职业道德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教学上，潘老非常重视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在教材编写以及师资配备上均有体现。立信一贯非常重视现实习课，习题用纸往往是空白的横格纸。要建立哪些账簿、设置哪些账户、编制哪些会计分录，都要由学生自己安排。如果在习题演算时发生错误，决不允许涂抹或用橡皮擦去，而是要求如同在账簿上一样整齐地用红色双线划去予以改正，甚至盖上学生的小图章以示负责。教材的编写，要求有理论、有实例，每章后的习题，既要有与例题相似的题目，也要求有必须由学生独立思考才能完成的题目。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所出版的教科书，往往是由教材、习题集、习题详解（供教师用）以及习题用纸配套成龙。师资，既有较高理论造诣的专职教师，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既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又可避免近亲繁殖。这样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师结构，在立信来讲，并不是由于临时缺乏师资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政策。因此，可否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潘老的教学方针。孙庆元：《怀念潘老，努力办好立信事业》，《立信学刊》1993年特刊。

为了办好“立信”，潘序伦主张“学验并重”，讲究实效。他认为，要掌握会计这门学科，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他非常重视实务训练，要求学生打好珠算、书法和应用文写作等基本功。此外，他还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增加感性知识。因此，立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马上就能从事实际工作。

这种“立信”思想，不仅是潘序伦办学的宗旨，同时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政治面前，他更是公正有信。

出于潘序伦在会计界的名望，国民党政府请他任职。然而，旧中国官场的黑暗，使他深谙这里绝非久留之地。在很短时间内他就提出辞职，继续致力办学。

潘序伦涉足国民党官场，先后有三次。

1931年冬，潘序伦暂停执行会计师业务，去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主计处的筹备委员，主任委员为陈其采。1932年春，潘序伦被国民政府简任为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局长是秦汾。秦汾是一位学工科的留美硕士，根本不懂会计，但他跟随宋子文工作多年。当时主计处的筹备主任、后来被特任为主计长的陈其采，和潘序伦并不相识，出于仰慕潘序伦的“名会计师”的名声，特邀潘序伦去会计局担任副局长职务的。

因为秦汾和宋子文的关系好，所以让潘序伦屈居副职，而把不懂会计业务的秦汾任命为正职。会计局的权力掌握在秦汾手中，这种官场人事的丑恶内幕，实在使潘序伦不愿久留。因此在刚刚任命不久，他即辞去了这个职务，回到上海仍从事会计师业务。

潘序伦这次涉足会计官场，时间不足半年。

1946年5月，在立信校董会担任副董事长、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王云五，以无党派的身份被国民政府特任为经济部部长。王云五那时也想找一个无党派人士充当他的副手，以表示他的独立不偏的姿态。潘序伦那时也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因此王云五推荐潘氏担任了经济部的常务次长。其实，常务次长所主管的只不过是些日常事务，如私营企业的登记、变更、停业、破产等。当时任经济部主任秘书的是徐百齐，他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王云五的秘书多年，称得上是王云五的得力助手。王云五把一枚印章交给了徐百齐，凡是部内无关重要的事务，照例先要潘序伦这位常务次长“画行”（就是在常务次长名下画一个很长的“行”字）签名，最后主任秘书可以把部长交给他的印章在部长名下发出，不必再交部长“画行”。因此，主任秘书处理部内例行公务之权实际上超过了潘序伦。

潘序伦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只有一年，1947年5月就随同王云五一起辞职了。这时候，潘序伦的学生赵友良曾到南京的经济部去访问过，赵友良忆述道：

1947年，我在上海执行会计师业务，因事去南京，住在中央政大校友会（介寿堂），离经济部很近。当时潘老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副部长）。我在审计部工作时去见过他。潘老师不是热衷于做官的人，只不过碍于部长王云五的情面而出任次长。他虽身居显要而心在会计事业，不住官邸，只身下榻于部内。我知道他不参加官场应酬，也甚少社交活动，准能见到他。果然，他一个人在灯下看书。我直截了当地说明已辞去审计部工作而在上海执行会计师业务，请他指点一二。他欣然地说，你做过审计工作，执行会计师业务就不难了。但审计工作如有疏漏错误，可以再审查；会计师查账如果粗心大意，没有查实而作出证明，使委托人和有关方面受到损害，就要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风险很大，要特别慎重。他给我分析当时上海会计师状况，说有的会计师造假账，作伪证，帮助企业偷税漏税来发展业务。这种会计师迟早要出毛病。当时他谈兴很浓，引了一则典故（可能出自《吕氏春秋》或《韩非子》，已记不清了），说某甲有一妻一妾，妻端庄，妾轻佻，与某乙私通。后来甲死了，人们都认为乙将娶甲妾为妻。乙说，我不娶其妾而要娶其妻。他把不正派的会计师比之为轻佻而行为不轨之妾，最终被人抛弃。是非爱憎，非常分明。他以讲故事方式，导人于正，使学生们懂得立身处事的道理。赵友良：《纪念潘序伦老师百年诞辰》，《立信学刊》1993年特刊。

1947年秋，王云五又改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推荐王云五兼任“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又推荐潘序伦为该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这个所谓的善后事业委员会原想接管一些“美援”机关，但并未成功。因此，这一“委员会”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闲机关，他的这个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也终日无事可做，每月坐领干薪675元法币，而这只够他每星期从南京回上海的路费。

因此，潘序伦在那里干了不到半年，就辞职回到了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并兼任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这就是潘序伦先后三次涉足官场的简单经过，时间总共不到两年。

后来当王云五被国民政府特任为财政部部长时，王云五曾从南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找潘序伦，说是有“要事”面谈，要潘序伦即刻去南京。

潘序伦只得连夜乘车赴南京见了王云五。原来王云五是他要其担任政务次长，并说：“财政部的政务次长与部长职务只有一步之差，不久便会当上某些部长之职。”潘序伦当时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内部腐朽不堪，贿赂盛行，料定它不会久长，因此，当晚即留书向王云五告别，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事隔数月，王云五就因发行“金圆券”，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走笔至此，说一件轻松的事情，那就是潘序伦做媒“低了一辈”。潘序伦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字号起名秩四。潘序伦有一个堂侄叫潘景元，潘序伦非常喜欢。潘景元在青年求学时，受到潘序伦的资助才完成学业，工作后又曾较长一段时间追随潘序伦，深得潘序伦的垂爱。

潘序伦还有一位在沪工作的同乡沙彦楷，他们一直以同辈乡谊友好相处。沙彦楷的孙女沙庆喜，与潘景元年龄相仿。一次，在交谈中，潘序伦向沙彦楷提起侄子他们的婚事。1946年春天，潘序伦和沙彦楷一起以家长的身份参加潘景元和沙庆喜的婚礼。潘序伦风趣地对沙彦楷说：“这次联姻，我吃了亏——低了一辈。”众人听罢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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