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日风云

一

在上海，潘序伦俨然是一位成功人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偶尔会去跳舞、打麻将……与妻子鲍亚晖仳离。鲍亚晖（1895—？），是著名书画家，名韫，与潘序伦同乡，也是江苏宜兴人，樊少云弟子，寄居上海，初学五一亭，曾与陆小曼、李秋君、顾青瑶、吴青霞等组织中国女子书画会，擅花鸟、人物、山水，无闺阁萎靡之气。

然而，潘序伦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教育活动的始终。起初，潘序伦如同当时的先进教育家一样，主张“教育救国”，设想通过教育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之巅。“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计问题。因此，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他参与了为抗日将士以及民主人士的募捐活动，为《生活》周刊等进步报刊义务审计等，并从会计教育、会计实务、会计出版等不同层面，有效地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他还积极支持立信师生的进步活动，保护了爱国师生。在国民党撤离大陆时，他坚持留在上海，等等。所有一切，都说明潘序伦先生的一生都是爱国的。

潘序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与邹韬奋是分不开的。

潘序伦与邹韬奋，同是美国圣公会在沪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邹韬奋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潘序伦则是知名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

从小喜欢文史的韬奋先生原在南洋公学攻读工科，1919年转入圣约翰，改学文科。为了改变经济上的窘境，他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便是那时候翻译的。邹韬奋先生的兴趣和志愿是从事新闻事业，但一时没有机会，只好走“曲线就业”之路，先做英文秘书，后兼任中学英文教员。1922年，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后来主编该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他根据读者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同时开辟“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生活》周刊销路日益扩大，受到社会的欢迎。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加紧，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他的《经历》一文中记载：“当时我们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戴，民众纷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募捐活动，并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表达抗日的决心，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2000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只收到100多万元。据此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听此传闻，潘序伦暗中思忖：这不是在影射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等单位有贪污行为吗？在顾准等人的支持下，潘序伦让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13个经募单位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元，援助了东北义勇军337万元，其余165万元作了慰问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将全部收支账目，出具证明，公诸社会，使谣言不攻自破。

不久，邹韬奋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较长，不能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很想办一份符合人民大众需要的日报。1932年3月，应读者建议开始筹办《生活日报》，邹韬奋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毕云程等人发起，由读者集资创办《生活日报》。当时办报须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注册，并成立股份公司。邹韬奋便委托潘序伦代理。这年3月，潘序伦代拟了《生活日报股份两合公司章程》，刊登在《生活》第7卷第12期上。不料，事情又有了变化，公司的性质要作调整。8月，邹韬奋给潘序伦回了一封信，内称：

序伦我兄大鉴：

昨晚畅谈，无任快慰。关于《生活日报》股份，本定股份两合公司之章程，现拟改为有限公司，特行奉上，乞为依法修改。

邹韬奋还在信中与潘序伦商讨了修正意见的细则。潘序伦接到此信后，又忙碌不停，多次奔走，欲促成《生活日报》的早日创刊。

邹韬奋以《生活》周刊名义公开招募股款，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到9月中旬，不到半年就集资15万元，有2000多人参与，但是各界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不准《生活日报》办理登记手续。潘序伦和邹韬奋的努力成了泡影，邹韬奋只好忍痛宣告《生活日报》在上海停办，后在香港择机创刊了。

1932年4月2日，邹韬奋在《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一文中说：“我们深信言论机关新闻事业非有独立的精神，决难始终维持其公正的态度。”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终于在香港面世，日销2万份，总共出了55期，邹韬奋在上面发表了55篇社论。6月20日，他写了《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21日发表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3号），他理想中的《生活日报》“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是五万万中国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中国人）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登载的消息都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他憧憬着有一天，《生活日报》在120层楼上办公，每天飞机送来各方面的专访通讯，短波无线电台接收几千万封的国际特约电讯，发行量达到500万份，平均每100人拥有一份《生活日报》，同时用多种文字出版，并至少在全国十个地方出版。他的梦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不到两个月，《生活日报》就停刊了。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出版，但也只出了14期。参见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48—249页。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人士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在这一高潮中，爱国工商界和金融界团结起来，“星五聚餐会”便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国货厂商与银行家等的联络组织，潘序伦先生参与了它的筹建工作。“星五聚餐会”的会址位于南京路大陆商场（今东海大楼）内。

每逢星期五中午，会员们聚餐一次，参加人数由最初的两三桌扩展到后来的三四十桌，主要是联谊、学习和交流，了解国内外工商经济情况。餐前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作报告，会员受益匪浅。对于“星五聚聚会”，潘序伦先生花费了很多心血，颇受会员们的敬重。他长期担任总干事，在发展会员、邀约名流、安排节目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星五聚餐会继续活动，并持续增加不少新人。时值潘序伦先生出任南京政府经济部副部长，他与王云五部长出于国民党的压力，对当时的经济主张“统制”，因而引起不少民族工商业主的不满。在星五聚餐会上，有人当面向潘序伦先生提出责难，如诸尚一先生提出的问题虽然尖锐，却切中要害。潘序伦先生对此非但没有怀恨在心，反而引为诤友。他们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恢复后，诸尚一主持了事务所的工作。

“淞沪之战”的一声炮响，给埋首于办学与会计实务的潘序伦先生以极大的震动。在爱国之心的感召下，潘序伦和黄炎培、邹韬奋、杜重远、陈光甫等进步人士，一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潮流之中。他们携起手来，积极参加支持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的活动，为抗日军队征募军需用品和慰劳品。潘序伦捐了不少钱，出了不少力。

陈光甫（1881—1976），银行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日战争贡献很大。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住在香港。

在陈光甫的私人日记里，人们找到了关于潘序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描写。

五月七号日记（5月7日）

苏战区救济委员会开会及市区塘工借款宴会情形记录。

五月六日，江苏战区救济委员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开会，余依时前往列席，各委员几全体到会。讨论结果，通过上海办事处简则草案九条，内容系在原拟草案之第二条，加入“本处各组主任、副主任得由大会推定人员兼任之，其不足人数，本会推定后，报告大会追认之”一条，列为第三条。第八、第十两条删去，而将第三、四、五、六、七条改为第四、五、六、七、八条（简章附后）。并预先由大会推定驻沪常务委员三人，乃朱子桥、史量才、张公权三君，此外分设六组，计推总务组主任江问渔君，财政组主任张公权君，设计组主任赵厚生君，救济组主任黄任之君，审计组主任潘序伦君，而余则被推为统计组主任，又推余为请愿代表之一。统计之责，在于调查，应先调查太仓、嘉定、昆山、常熟以及浏河、大场等处各战地难民状况，暨其困苦情形，设法救济。惟难民待赈之殷，急于星火，事关紧要，不容延缓，而余下星期四有汉日之行，无术兼顾。查商则第三条之规定：各组主任、副主任之不足人数，得由本会推定后，报告大会追认。财政组主任张公权君已依照上项规定，推林康侯君为财政组副主任。余既不克兼顾，而调查又急不容缓，遂商得邹秉文君之同意，推彼为统计组副主任，积极进行。先从调查人手，其调查旅费，及一切必要经费，均另行设法担任，为救济难民计，为服务社会计，均应尽力赴之，此余之目的也。至请愿代表一节，经众讨论，推史量才、冷御秋、张云搏三君及余住财政部商请拨款协助。余谓代表请愿，期于事之有益，吾与财政部宋部长不甚接洽，若必欲令吾同往，恐财政部本可同意拨款者，转致因而扦格，无益有害，似非所直。惟自今岁以来，国难当前，外交紧急，外界与余接洽商筹之事，日多一日，致余为时间所限，不能尽力于行务，一至每日下午，竟有无暇到行之势，或为地方公益之事，或赴各处开会之约，或筹划难民之救济，或商筹财政之维持，汲汲往来，日无暇晷，实乃十七年中所从来未有之第一次，顾大局之环境如此，无从推委（诿）。倘无此次战事之发生，国难之紧急，则余可以全力筹划行务，不至分心，此则吾人分内所应为之事，而无可如何者一。上海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61—163页。

这些记录好似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二

顾准的成长与潘序伦先生的关怀是不可分离的。同时，两人超越年龄、政见，缔结了深厚的友谊。立信独特的人文环境，聚集了一大批民主主义色彩浓厚的兼职教授，如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江问渔等知名专家学者。顾准的思想和语境，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

顾准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也不拘泥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顾准在立信有一份很好的职业，他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他先后担任地下党上海“职委”书记、“文委”书记，为抗日救亡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期间，由顾准发起，成立了立信同学会。他组织30多位同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36年，同学会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茅丽英烈士的追悼会，后来还参加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示威游行等。

潘序伦先生当时虽是无党派人士，但对抗日是拥护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对顾准的这些革命活动，潘序伦和立信同仁总是采取默许态度，有的还暗中支持，乃至积极参与。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训告潘序伦，要其“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明知顾准他们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未予理睬。

如果没有甘愿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勇气和胆识，潘序伦先生是不会顶住国民党当局的压力，采取这种正义的态度的。

顾准于1931年发起组织了立信校友会。

潘序伦举办的立信会计学校由于讲求实效，符合社会需要，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校友众多，遍布上海工商企业。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不满的，富有革命精神和进取心。当时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侵略我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1931年，在顾准的鼓励下，由立信毕业生李建模、张明荣、冯尧忻、陆梓樵、袁恒通等共同发起，成立了立信同学会。该会的第一个章程是由顾准起草的，其宗旨为“敦睦友谊、切磋学术、交流经验”。顾准还被推举为同学会主要负责人。

在顾准等人组织下，立信同学会出版了由顾准主编的《会计季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学术刊物之一。该刊出了第一卷四期以后，自第二卷起更名为《立信会计季刊》，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办。后来，同学会又编纂发行了《会计学报》。上述两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由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撰写的，包括各行各业的会计制度等。1934年，顾准还创办了会刊《友讯》，除刊登会务活动外，每期都发表时事短评，其中不少就由他本人执笔。

为了搞好同学会工作，顾准殚精竭虑，编印同学录，组织参观工厂企业等。他还经常举办时事讲座和学术报告，邀请马寅初、李公朴、黄炎培、马叙伦、章乃器、潘仰尧、钱俊瑞、薛暮桥、艾思奇、柳提、杨卫玉、杨荫溥、刘湛恩等社会名流、知名学者，作关于经济、哲学、时事政治方面的专题演讲，从各个方面启发大家思考，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立信元老李鸿寿先生的记忆力不错，他晚年还记得当年顾准组织发动立信同学会的情形，如他在《忆顾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所忆：

1931年间，顾准同志发起组织立信同学会以及其他职业青年的社团，活动有进步人士作报告，演话剧，唱革命歌曲等。他邀我参加。1934—1935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派我们两人和其他同事到南京查账，同住在东方饭店，晚上他和我们讲国内外大事，也讲一些小故事，颇受大家欢迎。他还带领我们去看进步电影（如《十字街头》之类）。在抗日战争时，他鼓励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介绍我读《西行漫记》。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思想上有了变化。李鸿寿：《忆顾准同志二三事》，1995年5月30日《立信校友通讯》第39期。

正如李鸿寿所言，顾准发起的立信同学会是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在顾准等人的领导下，立信同学会的许多成员还参加了支援“一二·九”运动的第二次大示威活动。通过游行，很多同学看到了集体的力量，提高了觉悟和爱国热情。他们还参加了鲁迅先生的丧葬活动和茅丽漠烈士的追悼会等。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进步，自1936年起，顾准还发动立信同学会成立了“立信歌咏队”“立信音乐研究会”“立信剧社”，以及舞蹈队、图书馆、读书会等。著名的音乐家、戏剧家，如冼星海、吕骥、徐韬、孙慎、沈默心（麦新）、孟波、洪荒、殷小勤等都亲临指导。刚开始，演出还只是在学校开学和毕业典礼时，后来就扩大到社会上去了，深得各界的好评。参加演出的立信同学，有些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或话剧演员，如顾也鲁、于苗等。上演的剧目如《芳子》《东北之夜》《放下你的鞭子》《夜》《父子兄弟》等，不仅反映了当时职业青年要求进步、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也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因而社会影响很大。

事隔多年，许多立信老校友还深切怀念立信同学会，称其为“投身革命的摇篮”。吴履绥是这样说的：“1932年，我在立信读书，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在顾准老师和许多老同学的帮助下，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记得那时同学会举办现代经济讲座，由薛暮桥、骆耕漠、狄超白等经济学家讲课，对我启发教育很大。我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1938年，立信同学会介绍一些同学参加以中华职教社名义举办的现代知识讲座，由周予同、郭沫若等著名学者讲课，内容是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同时，立信同学会还介绍新出版的进步书刊，如《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列宁选集》《唯物辩证法》《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立信同学会还组织读书会，同学之间互相学习探讨，共同提高思想认识，使我们对当时形势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立信同学会在顾准等人的关心下，与‘益友社’‘银联’和其他爱国团体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协作。顾准同志还不定期地跟陆修渊、邵君美和我一起谈论形势，讨论‘立信’‘益友社’‘银联’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使我从中受到很多教益。”

顾准不仅从政治上关心学生，而且十分注意关心他们的学习与工作。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位校友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李鸿寿回忆说：“我在立信补校教课后，听到社会上有轻视职工业余教育的言论，认为这种学校不正规，没有前途。我思想上有一些动摇，就与顾准同志商谈。他说：‘这些学生年龄比我们大，他们工资微薄，生活艰苦，没有钱读正规学校。许多会计人员为了保住饭碗，要求提高工作水平。广大失业人员为了谋求工作，也迫切要求学习。我们有机会为他们讲课，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到正规学校工作呢？而且立信的学生会越来越多，开设的课程也会越广，大有可为。’事实证明，顾准所言极是。”

在事务所工作期间，顾准还热心带教实习学生。知名学者娄尔行教授（后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对此印象深刻，娄教授说：

顾准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治学勤奋、寻求科学真理锲而不舍的学者。我和他交往不多，但他这一高大形象深印在我脑海之中……

我之结识先生，为时较早。本世纪30年代初，我在国立上海商学院求学，曾于暑期由学校安排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实习期间，有几次与先生分在一个小组，奔赴客户处查账。他颀长的身材，双目炯炯有光，动作敏捷，查账很熟练。娄尔行：《怀念顾准同志》，《上海会计》1996年第5期。

在那个年代，时时有“毕业即失业”之虞。顾准多次推荐立信同学，为他们解决职业问题。在这方面，顾准利用自己为大客户查账的机会，广泛接触，适时推荐立信同学。如老校友陆梓樵就是在1933年，经顾准的推荐，到刘鸿生创办的章华毛纺织公司主持成本会计工作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三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范围虽说非常广泛，但涉及企事业的项目，大凡都要经过查账，正如潘序伦所说的“一是确定某企业机关之偿债能力，及其净余资产即资本之实值。二是确定某企业机关之收益能力。三是确定某企业机关之账目有无弊端。”潘序伦：《查账标准程序之拟订》。为了准确、有效地查证账目，潘序伦于1933年制定了会计师查账的程序及方法，分资产、负债、资本、损益四个步骤，凡27类，十分详尽，手执一册，犹如宝典。

然而，在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会计师的查账工作，不是有误解，就是存在偏见，或“以会计师为点缀职务”，或“视查账为一种照例手续”，这样便使查账效益受到限制。对此，潘序伦不以为然，他凭着会计师的良心做事，因而在查账过程中难免风波频起。

潘序伦受任国民政府二五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建设委员会所属厂矿、水灾救济委员会等委托，担任常年查账员。他还曾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身份，应聘出任中国银行准备基金的检查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银行总行被迫迁往香港，该行代表当时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钞票。按照规定，发行钞票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作准备金，由会计师进入金库，盘点实物，核对账目，然后出具证明登报公布。

潘序伦作为中国银行的查账会计师，应聘担任了该行准备基金的检查员，每年都要去香港执行公务。这次当他前往香港查核该行发行准备基金时，发现金银数额不足，而是以其他银行的本票来抵补。这种做法，显然有悖规定。他一向痛恨弄虚作假，于是便不顾情面，决定不予签字证明。

这可把他们惹火了。中国银行派了一位副经理跟到上海，以“破坏抗战”的帽子相要挟，潘序伦顶住压力，不畏高压，不为谋私利而失信于民。因此，他辞去了中国银行发行准备基金会会计师的工作。

这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潘序伦公正无私的形象，在社会上更加鲜明突出。

1940年7月，潘序伦搭乘飞机抵达香港。为何潘序伦仓促决定出走香港呢？这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经多方查证，笔者终于破解了这一累年之谜。

原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潘序伦的一个学生在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76号，看到了被通缉人员的黑名单。孜孜办学、富有爱国热情的潘序伦被敌人排上了黑名单。这个学生马上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潘序伦。

在这决定立信生死存亡的关头，潘序伦毅然决定出走香港。他打点了简单的行李，只身到了香港。在港期间，他栖身在王澹如的家中。王澹如曾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与潘序伦交谊甚厚。

旅途的风尘未褪，潘序伦就不甘寂寞，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潘序伦了解到，一些大专院校设有会计学系或计政班，高级中学则开设会计训练班，此外还有几家会计补习学校。对此，潘序伦心里很高兴，从上海出走时的压抑之感，稍有缓解。

对于香港等华南地区学习会计专业的学生增多，潘序伦认为这是华南商业急速改进的一个征象。可是，当地的商界人士并不都是这样认为的。不少人对新式会计在工商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并不是很清楚，以致会计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向政府机关和银行谋职。

因此，7月20日那天，潘序伦应邀在香港青年会商科职业学校，专门作了一次题为“华南工商界对于会计应有的认识”的演讲（该文后发表在1940年3月出版的《立信月报》第3卷第11期）。

在演讲中，潘序伦首先肯定了近年来华南会计教育的迅速发展，接着指出了华南工商界对于会计“似乎还缺少应有的认识”。他强调说：“会计是工商管理中的一件重要事务，完善的会计制度是科学管理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希望华南工商界对于会计的重要性加以注意，并期望会计学校和各校会计系科的毕业生尽量为工商界服务。商店、工厂的现任职员、练习生也能加入会计学校补习会计知识，这使华南工商企业的会计日趋改良。

不久，潘序伦还接受香港广播电台的邀请，发表广播讲话。同时，香港地区发表了潘序伦撰写的《华南工商界对于会计应有的认识》一文。

香港之行，使有志于开拓会计事业的潘序伦，感到自己任重而道远。

潘序伦在香港滞留不久，很快便与重庆方面取得了联系，赴重庆开辟立信会计事业的新天地。

潘序伦一到重庆，先要考虑立足之地，于是他先担任了那时四川最大轮船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的会计顾问。

民生轮船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中国航运界的先驱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创办后，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从航行于嘉陵江的一艘70吨的“民生”小客轮开始，经过20余年的惨淡经营，到1949年已拥有船舶148艘；航线从长江及其支流开始，延伸到中国沿海、东南亚各国、日本、印度；分支机构遍及长江沿线和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以及东南亚各国、美国、加拿大；员工9000余人。此外，它还拥有造船厂、发电厂和各港口的许多码头、仓库、投资银行、保险、钢铁、机械、纺织、煤矿、水泥等60余项实业，是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卢作孚先生领导的民生公司不仅为中国的航运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在1938年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中，全力以赴帮助工厂、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运输兵员、武器、弹药、物资到前线，为此，民生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民生公司还以其先进的管理和优良的服务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生精神享誉中国，蜚声海外，至今为中外人士所称颂。

潘序伦到重庆与卢作孚结交后，成为亲密的朋友。他请卢作孚担任重庆立信专科学校的副董事长。这时潘序伦已将刘芷休等人在当地所设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改组扩建成专科学校。迁入四川后，学校董事会除原有成员外，新增在校任教的王逢辛、陈文麟、刘芷休3人。由于潘序伦的威望，许多政府要员、实业巨子、学术大师都欣然受聘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除了卢作孚（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之外，还聘请了四川工商界名流顾翊群（四联总处秘书长）、康心如（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刘航琛（川盐银行董事长）、苏汰徐（裕华纱厂董事长）、潘仰山（裕丰纱厂经理）、杜梅和（重庆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庞怀陵（四川省银行经理）、查济民（大明染织厂经理）、黄凉尘（宝元通号副总经理）、吴羹梅、卢子英等人为校董。校长仍由潘序伦担任，许复、余肇池先后担任过副校长。

就这样，潘序伦在重庆，费尽心力建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了会计专科学校。

重庆立信专科学校首届开学典礼时，各界名流云集，除了校董出席以外，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到会祝贺，潘序伦校长请他首先训话。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陈立夫在讲话中大谈学习工程技术和军事的重要性，而于会计等财经学科却不置一词。他的一席话，使许多新生感到莫大失望，出现如此尴尬的场面，这是潘序伦万万没有料到的。

潘序伦抢过话筒说：“我对陈部长刚才的训话有不同的看法，陈部长讲的是问题的一方面。国家好比一架飞机，有双翼，如果一翼是军工，则另一翼是财经事业。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试想，离开了会计，民族工商业如何发展，又如何抵御外侮，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呢？”潘序伦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消除了他们心中的疑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针锋相对的发言，使原本欢欣的开学典礼，笼上了几丝扑朔迷离的气氛。最后，陈立夫铁着脸悻悻而走。

回顾初到重庆的艰苦创业的岁月，潘序伦说：

我当时已年近50，单身入川后，生活上无亲人照顾，住宿在望龙门的江边。从住地到办公地点光走山路就有一百六十级石阶，每天来回四次，不胜疲劳，更受不了的是一日数次钻防空洞。那时日寇轰炸频繁，而防空洞设施又极差，常有炸死人和闷死人的事情。我曾亲身经历了当时震动全国的大隧道惨案，上万人被闷死在条件很差的防空洞里。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派人清理隧道，从里面拖出的尸体像一条条沙丁鱼那样，被扔进卡车运出郊外埋葬，情景极为凄惨。那段时间的生活艰苦，身体疲劳，以至随时有生命的危险，都没有使我在事业上松劲，我的脑子里只有六个字：“立信会计事业”。首先是忙着开办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创业散记》，《人物》1983年第6期。

由于日寇常来狂轰滥炸，潘序伦只好将学校迁至重庆市郊的北碚，租用了房地产公司的房子作为校舍。当时潘序伦最感困难的是校舍问题，他费尽了心血，才在北碚租了某私营房地产公司的一处房子。不料，该公司又突然改变计划，要把这处房子卖掉，而不愿租给学校。

不久，这个公司想将校舍以高价出售，并与买方签订了合同，收受了定金10万元。本来按照当时租赁房屋的惯例，应先让原租户购买的，但这家房地产公司料定学校付不起10万元，因而威胁潘序伦在10天内付款，否则强制搬迁。

潘序伦收到逼迁的函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求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经理老板们。以替他们培养企业会计理财人才为由，请他们共同捐赠10万元，这才把这处房屋全部买了下来，学校才有了立足之地。

北碚距离重庆市区80千米，为了使市区职业青年能有业余深造的机会，潘序伦决定在市区添设专科班。这样又需要在市区解决房子问题。同时，事务所和会计图书用品社，也需要办公用房。于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日寇轰炸的高潮过去，潘序伦就想在重庆市中心区建一幢“立信大楼”，作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市区班的校舍，招收在业青年在夜间上课。一方面，这样可以扩大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以事务所的收入补助学校；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仁们也可在夜间兼做学校教师，在人力、物力的利用上都比较有益。而要建造这样一座名为“大楼”但实际上只不过3000平方米的小楼，在当时来讲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包工头开价是40万元，分4期交付工价，并要有店铺作保。

潘序伦资金不足而办学心切。许多先后跟他去重庆的学生也和他一样着急，他们想了个办法，即以庆贺潘序伦50岁生日为名，向社会进行募捐。潘序伦之前从不搞庆祝寿辰一类的活动，但为了筹集建校资金，这次也只得违心同意。其中不足的部分，是靠大明纱厂的帮助，这才使“大楼”得以如期动工。潘序伦在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中称：“惟以本校原系私立，经费向感拮据，购地建校力有未逮，爰经校董会之商议自1942年6月始发起募捐校舍建筑经费，迄至本年2月止，历时8个月有余，辱承社会各界人士及本校诸校董暨历届新旧同学热烈赞助慨捐巨款，共募集建筑费国币121.92万元。”这样，校舍才开始建造。

到这时，潘序伦以为可松一口气了。谁知好事偏偏多磨，工地又起风波。就在大楼动工不久，四川军阀杨森部下的一个师长虎视眈眈，来找潘序伦的麻烦了。他一口咬定说：“大楼有一角侵占了我的地盘，应立即停工或赔偿我地价10万元。”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听到这一消息，潘序伦差点昏倒。

在那时，要办成一件事，每走一步路，竟会有这么多的险阻，这是多么的艰难。他真想一了百了，甩手不干了。然而当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他又想到要为社会培养会计人才，要使事业发展下去，他只能硬着头皮，横下心来。

潘序伦四处奔波，终于托了学校董事长陈其采和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进行调停，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与那个师长达成协议，付给他4万元才了事。

这样，饱蘸着潘序伦和众多立信同仁心血的“立信大楼”，如期于1943年在重庆市内筷子街竣工了。

当时，东南沿海及其他地方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入四川，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纱厂联谊会”等组织，共谋发展生产，为抗战出力，其中不少著名企业家都是潘序伦的素识。他们由于发展业务的需要，经常与潘序伦商讨有关改善企业管理、缴纳税款、工商登记、培训会计人才等问题，并希望得到潘序伦的帮助。为此，潘序伦决定设立重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所址在林森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办公大楼内，由先期在四川的王逢辛（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主任）襄助工作，并电召上海的陈文麟、蒋春牧、王庭桂、黄子仁调重庆共同办理会计师业务。此时事务所有11人，潘序伦任主任会计师。以后，张惠生到重庆后，协助潘序伦管理事务所。

随着事务所业务的不断发展，事务所人员增至30多人，办公室不敷使用，于是迁往千厮门行街。1943年筷子街立信大楼建成，事务所即迁入立信大楼。

重庆事务所起初设有稽核、文书、总务三组，后来承办外商业务，增设了外商组，接受的业务主要是查账及办理企业的注册登记。就承接案件数量和委托人的广泛性来看，几乎可与上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相比拟。客户中有从上海迁往重庆的天厨味精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也有其他地方的如昆明的云南欧亚航空公司、贵州贵阳的江南汽车公司、湖南辰溪的华中水泥厂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潘序伦和陈文麟等均陆续返回上海，重庆事务所由王逢辛继续负责，至1952年上半年结束。

四

办学需要教材。潘序伦早在归国初期，就写了《公司财政》和《簿记及会计学》两本书，引进了一些西方新式会计科学知识。之后，在事务所业务接触中，他深感中国会计业务水平太低，不能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那时大学里研习会计科学者不多，教科书大都是外文原版，少数译著也以簿记居多，缺乏高深之作。

为解决会计教材缺乏问题，潘序伦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内设置了一个编辑科，由他亲自领导，配备了一批专职人员，开始编译簿记、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书籍，出版了一套立信会计丛书。他吸取了自己学习会计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会计教材的编撰，提出了四条原则：

第一，书的内容必须符合实际需要，有关理论和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对引进的国外先进学术，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在当时法规和工商惯例的基础上，适当采用。教科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课程，分别编撰。每本书章节后都附有思考题和习题，供学生复习参考。书稿写成后，先作为讲义在立信试讲，经两三个学期试讲后，根据师生们的讨论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然后由事务所编辑科审定编排，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

第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者能够无师自通。例如，《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由潘序伦亲自主编，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各章顺序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并经实地试教，几经修订，并设有教学进度分配表。每隔若干章，就设一章复习，要求学生反复演习，务求熟练掌握所学内容。结业前，教师还要布置一整套模拟式实务实习题，让学生去做，以便学生参加工作后能很快胜任工作。因之，该书为各商业企业、会计学校广泛采用，修订过四五次，再版几十次，畅销国内外，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人在翻印发行。

第三，译文力求统一，含义力求确切。译稿都经潘序伦亲自审阅，几番修正润色，力求译文统一，含义确切。如《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是鉴于当时我国会计名词极不统一，各种书刊的译法都不一样，给编译工作者、读者和实务工作者都带来不少困难。于是潘序伦组织编译工作者，不时探讨，收集了会计名词2400余条。每条先把国内会计书刊原有的翻译名词列出来，然后从中选定一个适当的译名或者由他们暂拟定一个统一的译名，并加以注释。编译用词力求言简意赅，适合我国语言习惯。该书出版后，曾修订过两次，对统一我国会计名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1965年，还有人在香港冒以最新修订本翻印出版。

第四，编制注重合理，分高级、中级、初级三种程度，分别编写。

截至1936年年底，立信编译的各类簿记、会计和审计书籍共有5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潘序伦的《会计学》。它除了论述普通会计应包括的内容以外，还涉及公司会计、成本会计、解散清算与破产会计、遗产及信托会计等。对于预算控制、财产估价、决算报表分析、统计报表应用等当时比较新颖的会计内容，该书也作了较深入的研讨。各章都列了许多练习题，便于教师施教，学生选择练习。这本书的编写用了14个月，潘序伦排除困难，专心从事，寒暑无间，并得到六七位同事、朋友相助，经多次修改，才得以付印。

立信的教材早先是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的。后来，商务印书馆迁到了香港，内地用书就出现了困难。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无力继续为立信出书。而立信在重庆招收了大批学生，急需教材。眼看学校教材无法解决，潘序伦不得不另谋出路。

在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的支持下，潘序伦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作筹资，于1941年6月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潘序伦出任社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除了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外，还印刷账簿、表单，满足了工商企业的急需，各方称便。之后，该社还在桂林设立了分社，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设立了特约经销处。为了适应高中商科及职业学校教材的需要，潘序伦又自任主编，于1941年编辑出版了一套内容较为浅近的立信会计教科书，计有《商业簿记》《初级会计学》《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和《审计学》等书。抗战期间，各地大专院校和自修会计的学生，十之八九都是采用立信编的教科书；而中专学校则几乎全部是用《立信会计丛书》作教材的。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接下来潘序伦又编印了一套内容包括财政、金融、保险、贸易、统计、计算技术、企业管理等的《立信财经从书》，初步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至此，颇具特色的“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已经形成。潘序伦将这三者紧密结合，围绕教学这一中心，互相促进，协同办学。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并可作为进行实务训练的重要基地；出版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学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可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出版社发展业务。潘序伦到重庆以后，眼见很多工厂内迁，这促使内地工、商、金融各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会计和管理方面力量薄弱。他就先后与重庆市基督教青年会、宝元通公司等单位分别合办会计学校和培训班，入学学生共达1.5万人。

五

校舍、教材问题解决以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学校还必须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和编制高质量的教学计划。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就是潘序伦亲自请来的。

马寅初（1882—1982），是我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嵊县。后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出任南京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马寅初和潘序伦曾经先后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同校校友。马寅初年长11岁，1914年以《纽约的财政》的论文获该校博士学位。他们两位均为“旧中国仅有的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的几位中的一个”（杨纪琬语），可见他们学识渊博，见地颇深。

两人先后回国，在国内经济领域发挥才能，潘序伦创办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对中国的会计事业贡献颇多。马寅初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倡议成立“中国经济学社”，自任会长，并邀请潘序伦出任常务理事。学社的常务会议多次假座潘序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开，两人交往甚密。1927年北伐战争后，马寅初常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财政政策提出质疑，潘序伦则以知名会计师的身份加以响应。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初与潘序伦先后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聘请潘序伦兼任教授，在该院开设“会计问题”的专题讲座。潘序伦思维缜密，深入浅出，对西方的税收、经济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此时，潘序伦在重庆致力于会计事业，对战时经济贡献很大。后来由于日寇的飞机昼夜轰炸重庆，马寅初只得迁居歌乐山，潘序伦亦因身患伤寒症，住进歌乐山医院治疗。马寅初夫妇时常至医院探视，两人友谊甚笃。

抗战期间，马寅初经常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腐败和四大家族，一时间非常出名。有一天，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马寅初毫无惧色，他带着女儿并一口棺材上台。他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让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

接着，马寅初话锋一转，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开始演讲起来。他为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算了一笔细账。最后他大声疾呼：“如今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了，还要这个捐，那个税，我看要捐、要税，首先应该向四大家族开刀！”他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春雷般掌声，使混在台下的特务不敢贸然下手。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连连派人去与马寅初“交谈”，以高官、金钱为诱饵，劝他不要再发表此类演说，但马寅初严词拒绝。后来蒋介石亲自派人去请他，都碰了钉子。

1940年12月，马寅初先生因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公开说应先征孔、宋等豪家门贵族的“战时财产税”，把这些不义之财充作抗战经费，反对用租税、公债、通货膨胀等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结果被国民党当局扣压起来，先关押在贵州息烽，后又移羁江西上饶。对此，潘序伦异常气愤，就不再到重庆大学授课，以示抗议。

潘序伦写信给商学院说：“本人事忙，不能再来重庆大学，讲课费全部捐赠商学院学生会。”

这时，社会各界发起了营救马寅初的活动，《新华日报》还发了消息。1941年农历5月9日是马寅初六十寿辰，重庆大学学生决定提前举行祝寿大会，声援马老师。3月30日举行了“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的活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了寿联，上书：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潘序伦也参加了这一祝寿会。会后，大家踊跃捐款，决定在校园内建造“寅初亭”，以资纪念。而捐款最多者便是潘序伦先生。

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终于释放马寅初，但仍继续迫害他，强令各大学不准聘其任教。而潘序伦不顾压力，独自敦请马寅初到“立信”上课，并让他带孩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内。

国民政府教育部获悉此事，向潘序伦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马寅初，否则后果自负。但是，潘序伦据理力争，声称：“立信者，立信于人也。既已下聘书，就不能无故解聘。”

潘序伦将这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保护了马寅初。

马寅初在立信讲授的是经济与哲学，他讲课不用教材，只手持教学大纲，全凭口讲板书，由秘书为他做笔记。他理论联系实际，临时发挥很灵活。这份讲稿，后来改编成经济学著作，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发行，流传颇广。

对于潘序伦邀请他上课，马寅初非常感激。后来，他对人说过这样的话：“潘序伦对开拓中国新式会计有功，不要说来教书，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壶，我也愿意。”可见，两位经济学家交情的深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序伦与马寅初两人在上海时时有过来往，照应不断。后因形势变故，两人均被错划为“右派”。他们被打成“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真是难兄难弟。尽管处境维艰，身在北京的马寅初还托人冒着风险到上海探望潘序伦。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互相慰问，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马寅初在北京托人到潘家探询，潘序伦得知马老夫妇都健在，甚为高兴，特地致函祝贺，后两人又互赠近照留念。马寅初先生以101岁高龄作古后，潘序伦不顾年迈体衰，多次呼吁尽快拍摄马寅初传记影片，他的倡议得到各界赞成。详见罗银胜：《潘序伦与几位经济学家的交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1期。

笔者在从事立信校历史研究的时候，通过北京的校友得知，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也曾担任立信的国文教授。20世纪80年代，胡絜青先生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愉快地回忆当年的情景。

胡絜青先生本人也是驰名中外的书画大师、作家。她与潘序伦和立信，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源远流长的关系。笔者曾慕名采访过她，她记忆犹新。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潘序伦为避敌伪的迫害，被迫出走重庆的同时，老舍偕夫人胡絜青也为抗日救亡而蛰居重庆北碚，与立信在北碚的校园相隔不远。

那时候，潘序伦办学广纳贤才，敦请社会名流来校执教。他素闻胡絜青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故聘请她教国文。胡絜青欣然就任。

那时，在北碚的小山坡，坐落着好几所大学，复旦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都内迁于此，师生大都是四川人或下江人（指江、浙、沪一带居民）。因是南方人，口音五花八门，普通话说得不标准，胡絜青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普通话发音纯正。潘序伦请她教国文，并教拼音，可谓是最佳人选。

胡絜青回忆说：“我在立信教了两个学期。”当时的情景她还能想起不少。她还记得，立信同学非常认真，求知欲强。在她的热心指导下，立信的学生常在大学生国文比赛中夺魁。

已是80高龄的胡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她关切地询问了一些老友的近况，当得悉潘序伦93岁时，连声说道：“高寿了，高寿了。”她还了解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潘序伦等人的倡议下，立信得以复校。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比在北碚时大多了，办好一个学校不容易，潘序伦倾家办学，精神可嘉。国家现在还缺乏财会人才，希望把学校办好。”

在1990年立信复办十周年之际，胡絜青先生应我们约请，提笔题词：

赞学校桃李成行，

流畅物资贯列强。

深研金融精细算，

富庶祖国振四方。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校十周年纪念，老校友胡絜青书贺庚午秋。

胡絜青的题词，对立信同仁是很大的激励。

这里不妨摘引一段《立信校友通讯》上的一段编者按：“中国台北李宏健会计师去年曾函本报：‘数年前一位会计前辈称潘老在世时，曾将会计在中国社会上之地位，比喻为一道菜里的盐巴，盖尽居次要地位，而不为人所重视，但无盐巴时，此菜即不好吃，甚至难以入咽，其比喻极为妥当。惟此一比喻是否果为潘老所说，弟存疑良久，亟盼借贵刊一角，裨就正于会计同道，或惠予指正，实不胜铭感。’（刊于1995年9月25日本报第40期中缝）上海罗银胜校友在整理本校校史时，偶然在20世纪40年代《会计知识》杂志上发现潘序伦校长的一篇题为《当今会计人员对于国家应尽之职责——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会计人员的演讲辞》的文章，述及了上述内容。现将罗银胜校友所撰《潘先生的一篇佚文》刊登于下。”1996年8月31日《立信校友通讯》。

罗银胜校友在《潘先生的一篇佚文》一文中谈到：

笔者在整理校史时，偶然在四十年代《会计知识》杂志上发现潘老校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当今会计人员对于国家应尽之职——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会计人员的演讲辞》，全文约3000字。《会计知识》这份刊物，是由福建省政府会计处刊行的。

潘先生这一演讲辞通篇说理严谨，设喻生动，文情并茂，对发扬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在讲话中打比方说：基督教圣经中说，耶稣是世界的盐。我们也可以说会计界人员是全面抗建工作（指抗日战争——引者注）中的盐。怎样说呢？盐在食品中间，不仅给予人生以必要的原料，且调和了食品的滋味，更紧要的，是对于食品和身体，发生了防腐的作用。目前抗战工作，人们都认为七分靠在经济，三分靠在军事。我们会计的工作，在经济方面讲起来，实在和食品中间的盐，同一重要，因为会计工作，成为公私机关事业中主要工作的一部分，会计上了轨道，能使整个机关或事业的各项工作，得以协调。潘先生对那些假造报销账目、侵吞国家公款的不良分子，深恶痛绝。他呼吁全体会计人员：“尽能激起天良，严守岗位，对于各机关的账目，绝对抱着不做假账、不隐蔽舞弊的态度”。诸如此类的观点，为该文所反复强调。这无疑说明了：在当时，像潘序伦先生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继承孙中山先生建国之初的遗志，怀着振兴经济、整顿财政和防范贪污盗窃、改善更治的愿望，致力于会计的改良工作，使会计在当时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潘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国内百万会计同志呀！我们就业于国内各地的数万立信会计同学呀！我们务要不为威屈，不为利诱；不造假账，不隐弊端，借以协助政府对于工商和物价的管制，维护国家税收，扫除营私舞弊，增进国民道德。”这番话，今天读来，是否依然振聋发聩？

这篇佚文未见收录《潘序伦先生的专著、译著、论文目录》（原载龙一圆主编《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版），今特借立信校报披露之。

笔者才疏学浅，但记得《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要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所以笔者很佩服潘序伦对会计工作之与“盐”的妙思联想，同时笔者也服膺王元化先生所说的：“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8页。

抗战时期，潘序伦分别在重庆市区和北碚办学。北碚有高级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两个层次，学生大都住读。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了民族着想，共同抵抗日寇。独山失守以后，湘桂吃紧，重庆民众心如火焚，为了慰劳过境国军冯玉祥将军发起募捐活动。北碚的立信同学闻讯后，在潘序伦的影响下，激发起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夤夜发运，将钱款积蓄、生活用品悉数捐献，不少同学置严寒而不顾，连过冬棉衣都捐了出来。余肇池副校长、管锦康先生和李宗光同学当夜将大批慰劳品护送至筷子街立信总部，受到潘序伦的赞许。

潘序伦在重庆办学期间，赫赫有名的大明纺织染厂经理查济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港事顾问）是“立信”的校董。查氏多财善贾，筷子街立信大楼的兴建，他捐了数目不小的钱款。

潘序伦对查济民很敬重，不但向他的纱厂输送了不少人才，而且对其委以重任。当时，物价上涨，潘序伦想出一计。每当学校开学初，委托查先生将学费集中，购买布匹、燃料之类，将其囤积，以防不测。用学费换成物品，起了保值作用，也免除了师生员工的后顾之忧，保证了“立信”的学生在维持生活的基础上，每学期上满20周课。而在当时，其他许多学校一学期往往只能上到16—17周课，就难以为继，只得放假。与此相比，“立信”就更加声名在外了。

山城重庆道路崎岖，坡路陡峭，对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说，也是望而生畏的。20世纪40年代初，潘序伦校长来到重庆时已年近五旬。他蛰居于望龙门的江边，从那里到办公地点先走山路160级石阶，每天往返四次，不胜疲惫。而他对此全然不顾，他到处奔走，忙着迁校事宜。他为校舍、教材、师资、经费昼夜筹划，在他的心中只有立信会计事业。

潘序伦的学生、亲友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忧，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天，他的侄子潘九如自作主张，到街上买了一双滑竿，想让人抬着给潘校长坐，以免走坡路劳累。几位同事一看，就私下嘀咕着，这下可惹祸了。在他们看来这滑竿，潘老不论如何也不会坐，因为一来浪费钱，二来还要雇两个脚夫，于人力、财力两者均要破费。潘九如听了，不再去会计那里报账，甘愿自己掏钱给叔叔。

果然，没过几天，潘序伦看到滑竿，问明原委，就非常生气。他侄儿哑口无言，自认有错。

向有“雾都”之称的重庆，气候潮热，环境污秽，连立信学校的学生宿舍的床板上也是臭虫成群，直咬得同学们奇痒难熬。同学们身上又红又肿，痛苦不堪，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校之长，潘序伦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天，他下令校工砌一个大水池。起初大家颇为纳闷，但又不敢怠慢，水池砌好后，潘校长亲自煮开水将其注满，并把一张张床板浸入水池中烫泡，使之能够达到除虫杀菌的效果。

就这样，住校学生们的“皮肉之苦”解除了，学习的劲头更足了。潘序伦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确实让人永远难以忘怀。

抗战时期的重庆，其物资供应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生活用品，像大米之类，常常供不应求。在旁人看来，像潘序伦那样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吃的一定非常考究。其实，潘序伦和立信同仁吃的米糟糕透顶，霉米暂且不说，谷子、麸皮、稗子、虫屎、石子等杂物掺杂其中，令人望而生畏，食欲大减，有人戏称之“八宝饭”。

可是，每当吃饭的时候，潘序伦往往吃得很香。他对这种“八宝饭”毫不在意，没有什么佐菜，风卷残云，很快便吃罢。他对吃是从来不挑挑拣拣的。

当时，有的年轻人实在熬不住，趁星期日到“大三元”吃些早点，打打牙祭，回到学校或事务所，再喝点粥。但就是这点小小的“改善”生活，也要绝对保密，否则说不定会给潘序伦“剋架”的。潘序伦这样做，是否有点不近人情？

立信，无论在衣、食、住、行的任何一方面，都是谨严不紊的。潘序伦校长本身就是最严格的一员，他极力主张青年人应该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炼，在质朴的生活中熏陶。

每天，天刚破晓，一阵急促的铃声，把沉睡的同学从梦中惊醒，接着又是银笛催促声，他们谁也不敢懈怠地跑向操场，去出席那连微雨的日子也得参加的早操，点名，巡查。在种种严格的监督之下，谁都不允许无故缺席。

再来看立信的学生宿舍，那俨然是一个纯粹的休息场所，房间里除了20个床位和两个简单的书架外，没有一只桌子、一只凳子。宿舍的整洁检查，是潘序伦的工作内容之一。如果你偶然一次没有依照规定的格式铺上绣有“立信”字样的被单，那么他就会在你的床位上留下一张“不整洁”的纸条，作为初次警告。而同学们都是机警的，对潘序伦这一善意的警告，是心领神会的，他们不会再有第二次。

还有一件被称为“最经济的事情”，就是一年中除了冰天雪地的冬日外，立信的学生都以冷水盥洗，虽然有时学生会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在潘序伦善意的关心之下，同学们也只有唯命是从地接受锻炼肌肤的方法。

1944年春天，迁入重庆的各大学举办大学生英文、国文比赛，有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校参加，然而不让立信等学校参加，因为它们是私立学校。对这种悍然歧视私立大学的做法，潘序伦颇为不服，他立即联络了乡村建设学校（校长为梁漱溟先生）、江苏医学院等私立大学，另行组织了比赛。

为了搞好这次比赛，校方费了很大精力，在潘序伦的关照下，选拔了优秀选手。潘序伦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地干，“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实力”。他还亲临指导赛前训练，并修改润色讲稿。比赛结果出来，立信的学生王阿瑛、潘亚南两位双双荣获英文、国文比赛的冠军，大大显示立信雄厚的实力，也给潘序伦争了一口气。

追述抗战生涯，潘序伦无比感慨，他说：

一个人要想做成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的确是不容易的，犹如在大海中航行的船舶，其中只有很少数会偶然遇到一片平洋，得以顺风而行，到达目的地，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会遇到风浪与暗礁，总得熬着颠簸、折腾的痛苦，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从二十年代起，我就致力于会计事业，可算是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番创业的奋斗。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真是遍地荆棘，举步维艰，如果畏难松懈，就会什么也办不成。潘序伦：《创业散记》，《人物》1983年第6期。

抗战结束，潘序伦把“立信”的全部校舍和设备、书籍无偿地交与当地热心办学的人，并另组校董会，聘请四川有名望的实业家卢作孚当董事长。可惜不久，卢作孚先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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