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致力办学

一

潘序伦作为会计学专家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难道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的全部吗？”他常常扪心自问。

他想起了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说过的一句话：“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潘序伦把这句话理解为，要理好财必须先设计会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而有了好的制度以后，还必须有公正无私、忠于职守的专门人才来执行。他还把这句话作为序言，写进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同学纪念册。

潘序伦根据自己从事会计师的体验，深感中国会计人才的匮乏和推广新式会计的紧迫。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设立事务所后不久，就着手进行会计职业教育。他先后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函授学校、专科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会计学校，向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会计人才，真可谓“立信，立天下之信；潘序伦全力办学，十万弟子，桃李芬芳”。立信会计海外校友会：《贺潘老从事会计教育六十年》中语。

潘序伦办学完全是适应社会需要的。辛亥革命以前，我国工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会计工作一直沿用古老的单式收付簿记。对于西式即双记式借贷簿记方法，除在殖民主义者设立的洋行里采用外，其他地方很少采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由几位留学日本的商科学生引进了所谓“复式簿记”。起初是在银行界试用，后渐及大型企业。随着生产的发展，新式会计的采用渐渐普及起来，可是熟习新式簿记的会计人才仍然非常紧缺，因此，新式会计的推行非常缓慢。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仁以改良中国旧式会计、建立新式会计为己任，专门为许多工商企业担任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但他们仍觉得对于改良会计工作的贡献不大，因而立志兴办会计学校，广泛收录学生，传授西式会计知识。当时工商企业急需新式会计人才，因此，在青年普遍失业声中，立信毕业的学生往往比较容易找到适当工作。这对当时工商企业采用科学管理方法，也有所促进。

1927年，潘序伦投石问路，先是在他的事务所内开办了一个簿记训练班，招收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让他们利用夜晚空闲时间上课。这小小的训练班，可以说是后来规模恢宏、名声远扬的立信会计学校的雏形。

潘序伦早就想在会计教育方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在刚办了个训练班，便深受社会的欢迎。因此，在1928年春天，他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钱乃澂、顾询、李鸿寿、陈文麟等一起正式创办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起初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附属单位。校址设在河南路吉祥里18号的一栋两层楼房内。每天授课两个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由于讲究实效，注重实用，迎合了社会需求，招生人数逐年增加，班级与科目也随之扩大，除原设的簿记班外，还陆续添设了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和审计等课程。学员不但有在职青年，还有不少失学、失业青年，这些学生为了取得一技之长，勤奋好学，成绩大多优良，普遍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

据潘序伦本人回忆说：

立信会计学校原以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为名，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附属单位。所谓校舍，只是在晚上占用事务所的半间写字间，教师和管理人员都由事务所的职员兼任，补习班的开支只有一些水电、文具、邮费等。而所收学生每月数元的学杂费，都作为事务所的杂项收入。我们会计补习班的目的，是因当时委托我们代为设计西式簿记会计制度的单位纷至沓来，这些单位原来任用的会计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学过西式簿记会计的旧式账房先生，所以在委托我们改良会计工作的同时，要求我们代为训练这些账房先生学会西式簿记。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人员加以训练，费时费力很多，不如把他们集成一班同时训练，所以会计补习班就作为会计师业务的一部分而创立起来。

到第二期开学前，自动报名要求入学的人很多，于是我们决定把事务所附设的训练班改为独立的会计补习学校，先后设置初级和高级商业簿记、高等会计、银行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等课程。到1936年秋，学生已达一千数百人。后来又在重庆、北碚、桂林、广州、南京、兰州、天津、北京等地先后办起各级分校，学生人数因案卷散失无从确计，但据1948年出版的《立信会计学校概况》估计，毕业学生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解放初期两三年内，学生人数还有大量增长。

后来我们认为补习学校学生肄业时间太短，缺少系统学习。难以成为高等会计专业人才且补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在学历方面不能取得正式资格会妨碍他们广泛就业的机会。因此，我们又陆续创立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三所。这些都是正规学校。图书等费用极大，在经济上成为整个立信事业赔钱贴本的重大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尽量把会计师业务收入，以及书社的营业收益捐给学校，并把个人或集体编著翻译的多种《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捐给学校作为基金，推动学校的发展。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见《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版，第2—4页。

潘序伦自1928年开设补习学校（这一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为了适应业余人员的需要。学生都是各企业或机关的在职人员，年龄比较大，三四十岁的学生很多，甚至有五十几岁的学生。其中一部分是旧会计人员为适应改账需要而来学习的，一部分是适应当时社会对西式会计人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来学习的。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为了照顾上海各区职工学习，补习学校除在黄浦、卢湾区自有校舍可开日、夜班外，曾在黄浦、静安、提篮桥、南市、虹口各区，租借其他学校教室开办夜校。）开始，潘序伦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来普及会计知识和技能：

1930年，办函授学校，解决了学生的入学问题，函授学员遍布全国。

1935年，办晨校，让在职青年在夏季利用早晨上班以前的空隙时间学习。

1936年，办星期日校，让在校学生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学习会计知识，以备日后就业所需。

1937年，办日校，又称“速成科”，旨在帮助失学和失业的人在短期内修完几门会计课程。

此外，每年还开办短训班。立信曾办高级会计职业训练班（高中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中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初毕业程度入学，一年毕业）、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程度入学，三学期毕业）。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委托各校设立各种中等技术短期训练班，并发给必需的经费，立信亦曾几次接受委托，因此立信训练班一度设有公费生。

这所补习学校，从1927年至1952年，共计举办了50届，学生累计达7万余人。鼎盛时仅上海一地，它就设有11所分校。另外，在潘序伦大力支持下，北京、广州、桂林、衡阳、重庆、南京、天津、兰州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分校。有人说，这是一所当时中国最大的从事成人会计教育的学校。立信学校的发展，是用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来适应普及和提高的不同要求的。

潘序伦在办学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广收女性学生。这在学校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受传统思想影响，在其他各校中，女生所占比例很少。立信学校开办前期，女生也很少。社会上很多人对妇女就业仍有歧视，妇女求职困难，因此，她们也想学习专门技术，以便找到适当职业。潘序伦认为，妇女的性格一般适宜担任财务会计工作，因此在录取学生时，一律以成绩为标准，不歧视妇女。这就使女生入学人数逐步上升，在后期，有些班级女生超过半数。例如，1946年秋，北碚立信高级职校学生77人中，女生占41人，1948年春，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入学人数167人中，女生占79人，最突出的是1948年1月上海立信职训班毕业生71人中，女生竟占48人，这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另外，还需澄清的一点就是，立信会计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盲目性”。立信原是私立学校，设在上海，并附设函授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内迁厂商增加，学校随即向国统区的后方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工商企业向沿海复员，学校又开始向沿海城市发展。1949年后发展更快，1951年仅上海一地，立信学生共约1.9万人（包括函授），仅补校就设有分校十所，入学学生15000多人，重庆、广州、北京、天津的各级学校也有3000人左右。立信学校在1949年以后迅猛发展，但不能说是“恶性发展”。按照现在的认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立信集中在沿海城市，这与1949年前民族经济首先在沿海地区发展有关，那时失学失业的人数众多，他们都希望学习会计技术，以谋职业；二是由于立信以会计为专业的学生众多，与其他技术学校培训人才的比例不能协调，以致出现一时一地会计人员过剩而其他技术人员不足的现象。

二

潘序伦创建的立信学校，是与上海河南路吉祥里联系在一起的。一听到立信，就想到吉祥里；一谈到吉祥里，就想到立信。常常会听到有的立信老同学说：“我是在吉祥里读书的。”有的老同学则说：“我是在吉祥里毕业的。”吉祥里因立信而闻名。

是的，立信会计学校在吉祥里有十几年之久，从暂借，到租赁，到购置。在此进进出出的学生有近十万人，当然其中立信教职工也不在少数。就拿李鸿寿来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在吉祥里补习学校教课，每星期有六个晚上有课。40年代初，他又在专科学校教课达六年之久（从1939年到1945年）。他对立信有深厚的感情，对吉祥里也有好感。

李鸿寿回忆说：“1930年前，我在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补习班教课，地址在江西路452号楼上。那里，白天由事务所办公，晚上加一些长课桌和长板凳则成为教室。我每周教课6个晚上，周一、周三、周五教中文簿记，周二、周四、周六教英文簿记。不久，事务所迁到宁波路（河南路附近）的一家小银行楼上，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学校也改名为立信会计学校。上午银行开门前、下午银行关门后，均由后门进出。后门对面就是吉祥里，都是石库门三楼三底房屋，专供开商号、钱庄用的。房租很贵，吉祥里房屋空关着租不出去，大门上贴着‘招租’的条子。但是，因为补习学校收费很低，所以负担不起巨额房租。于是我们与经租账房商量，借几间晚上上课，进出走后门，大门上的‘招租’条子照样贴着。如有人要租，我们让出，但我们可以少付一些租金。他们同意了。后来局势稳定了，市面好起来了，租房的人多了，所有房屋都有人租，就连我们用的房子也有人要租。然而，我们感觉几年来在这个地方办夜校，地点适中，职业青年来去方便。所以，我们决定勉力租下，并充分利用。当时除夜校上课外，早上开晨班，上午开上午班，下午开下午班，星期天开星期班。1939年秋到1945年秋，专科学校也在这里开班。班数多，学生多，房租的负担相对减轻了一些。”李鸿寿：《立信会计学校的策源地——吉祥里》，《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版，第23—24页。

这样租赁双方，相安无事没有多久。1943年间，吉祥里房东认为上海房租低而顶费贵，打算将整个吉祥里的房子分宅出售。但是，他们知道立信办学没有钱买房子，却又不肯迁让。所以，开房客座谈会时，他们不邀请立信师生，生怕立信师生反对，对他们不利。于是，他们专门托人来与立信商量，无论买还是迁，都给予优惠。立信坚决不同意。‘买’，没有钱；‘让’，师生不同意。后来，他们又提出愿以半价卖给立信。

但是，吉祥里的房子半价也要几百两黄金，立信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组织一个地产公司，学校作为二分之一的股东，其余由社会招募，不足之数则请立信老当事人投资入股。后来，吉祥里18号终于归新组织的地产公司所有，其中立信占半数。抗日战争胜利后，潘序伦校长由渝返沪，肯定这些做法，认为这是为学校立了一大功。

一天晚上，潘序伦在南京路新雅粤菜馆宴请全体股东，一则表示感谢，二则商讨房产的善后事宜。潘序伦提出：凡愿意将股份捐给学校的，学校出感谢信；调回股份收据有困难的，作价收买。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捐献。这样，吉祥里18号房屋就全部归立信学校所有。

三

潘序伦初创补习学校时的目的，在于为青年人解决职业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提高办学层次，进一步满足社会对精通业务、具有管理水平的高级会计人才的需求，已刻不容缓。这成了潘序伦牵肠挂肚、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尽管补习学校已初具规模，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声誉。

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尽管入学者很多，且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的声誉，但潘序伦并不以此为满足。潘序伦认为，会计是一门实用学科，服务各行各业。随着社会的发展，既需要能够记账做账、精打细算的中初级会计人员，更需要有精通业务、具有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补习学校及函授学校时间短、所学内容少而简，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继续学习。因此，潘序伦经过与会计师事务所同仁商量后，决定筹办以培养高级会计人才为目标的一所高等学校。

1937年2月，潘序伦等为筹备设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事呈报上海市社会局。按当时规定，所需建校资金法币17万元也已筹集齐备。此前，潘序伦提出创建大学的倡议，迅速得到了立信同仁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很快筹集到这笔建校基金，其中包括潘序伦自己捐出的6万元。他延聘著名的教育家、会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实业界的巨子，如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兼主计长陈其采、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中国职业教育社总干事汪恒源等8人，组成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潘序伦出任校长。

当年4月20日，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召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第一次校董事会，潘序伦和学校董事陈其采、王云五、钱新之、宋汉章、江问渔、钱乃澂、李文杰、李鸿寿出席。会议讨论通过《学校组织大纲》及其他章程，并推定董事长、副董事长与校长的人选。5月，校董事会呈报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7月15日，校董事会备齐建校有关文件，由董事长陈其采签署报请上海社会局转呈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准许学校开办。8月12日，上海市社会局发文称，奉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准予建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建立，标志着学校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前期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开始形成立信会计专业教育更为完整的体系。

潘序伦在向当时教育部的报告中，将该校办学方针归纳为：“管教务期严格，学生学验并重，出路必予保障。”经备案后，学校于7月开始招生。不料招考完成，“八一三”战事发生，学校只好暂行停止建造校舍。

在当年10月，潘序伦在《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缘起》一文中介绍了相关情况：

昔者，我国工商各界，对于会计一项，向不重视。回此本所创立之初，即深觉各公司商号及工厂之会计制度，简陋残缺，实有改进之必要。然欲改良各业会计制度，自必先从造就相当之会计人才入手。乃于民国十七年春，在本埠开设会计夜校，俾会计职员及职业学生，均得利用业余时间，补习会计学识技能。惟是远道学生，每不能舍职来沪入学肄业，因之于十九年八月，增设函授学校，适应环境需要，又设立展校、日校、星期日校，更于川滇黔康各省中心地之四川重庆设立分校。以上乃本所办理会计补习学校之经过情形。九载以还，入学者为数已达七千余人，毕业学生之服务于社会者，亦幸得一般工商家之信任，借使展其所学。是本所对于养成普通会计人才之目标，可谓已得相当之成就。惟查社会之进演，无时或已，企业之组织，亦愈形繁复。处现时代之立场，欲负改进会计之使命，盖非创办会计专科学校以造就高等专门人才不可。本所数年以来集中同仁心力编著立信会计丛书，迄今已出版者计有三十余种。关于会计学术之书籍，种类略备，以之作为会计专科学校之教本，亦勉可适用。会计专校一旦建立，则所有丛书可借学子研求之力，而时加修订，傅切实用，一方并可将丛书版税，充作学校基金。此项版税，嗣后每年可收两万元，用以补助专科学校经费，已无虞不足。序伦复出执业十年所积余之现金六万元尽数捐作本校建筑基金，本所各会计师又共同捐助图书数千册，再由本所于本期业务收入项下，捐拨本校设备费五千元，总计基金一项包括现金及财产，总值有十七万元之巨，以之办理一会计专科学校暂时不致竭蹴。今岁正值本所创业十周年，故决于本年起，创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资纪念。学校一切章则，均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颁法规办理，期于最短期内，呈部立案，俾卒业同学，可应国民政府高等考试，或充任会计师。兹者，校董会业已呈请立案，校舍亦已觅定。所有本所附设之补习学校，拟即改为专科学校之补习科，并于两年间，在本埠中区地带，自建校舍，以垂永久，至于今后，校务之进展，则全赖于工商各界及全校同学之时赐协助也。原载《立信月报》1937年第十期。

有位哲人说过：“事情的开始，一般总不是那么顺利。”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创建伊始，应验了这句话。

迫于形势，1940年7月，潘序伦只身经香港来到重庆，即刻将设在北砖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分校，加以充实改组为专科学校，另组校董事会。

对这段潘序伦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经过，亲历者李鸿寿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

1937年春，我常到南京去查账。一天，潘序伦先生写信叫我立即回沪，商讨筹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我于次日返沪。潘先生邀集钱乃澂、李鸿寿、李文杰、章钦贤等商谈。潘说：历届补习学校学生以及社会上青年学生和职工纷纷要求我们办一所高等会计学校，现已向教育部了解，凡举办专科学校，必须有建筑基金10万元，流动基金6万元，图书设备5万元。潘又说：他本人从事会计师职业以来，已积蓄了6万元，可以全部捐出。立信同仁共同编写的《立信会计丛书》每年版税2万元，用“资本还原计算法”估值为10万元，即版税可收10年，每年2万元，以5万元作为利息，l万元作为回收资本，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出具证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所藏书籍全部捐出，估值1万元。在研究筹资的基础上，又商定请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长陈其采任校董会董事长，王云五为副董事长，聘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职业教育家江问渔为校董。立信方面，除潘本人外，请钱乃澂、李鸿寿、李文杰为校董，李文杰兼校董会秘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以上方案。随即由潘先生亲自聘请各位校董。李文杰到教育部领取各项表格。1937年4月15日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召开第一次校董会。到会校董计有陈其采、王云五、宋汉章、钱新之、江问渔、潘序伦、钱乃澂、李鸿寿、李文杰等九人，推举陈其采为董事长，王云五为副董事长，潘序伦为校长，李文杰为校董会立秘书。当即向教育部呈报。不久，上海市社会局转来教育部批文，准予开办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于是，潘校长便聘请钱乃澂为教务主任，李文杰为训导主任，章钦贤为总务主任，李鸿寿为秘书，负责筹备事宜。当即租赁北苏州路中国银行仓库四楼为校舍，屋顶平台为操场。还聘请李权时、金国宝、唐庆增、潘仰尧、周仲千等专家以及立信同仁为教师。正式定于同年7月招生，在《新闻报》用整幅出了一个特刊，将办学宗旨、办学方针、校董会组织、教职员名单以及校舍平面图一一列入。7月初，报名投考的学生非常踊跃。不料，“八一三”战火蔓及上海，我校校址适在苏州河北，靠近战区，只得暂时停办，补习学校仍在吉祥里继续开学。为了防止通货贬值，将银行存款购置在徐家汇柿子湾土地三十余亩，以备建造校舍。李鸿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创建经过》，《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6—28页。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建立后，当即进行校务运作，聘请钱乃澂、李文杰、章钦贤分任教务、训导、总务主任；黄逸峰为教授兼教务副主任；李鸿寿任秘书；聘请李权时、金国宝、唐庆增、潘仰尧、周仲平等专家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为教师。学校租借北苏州路中国银行仓库四楼暂作校舍，着手办理第一期招生事宜。但因1937年发生日军侵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学校原定的招生工作无法如期开展。

黄逸峰是职业革命家，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经多次入狱。1936年，黄逸峰第六次出狱以后，经朋友介绍，到沪江大学担任了会计学教授。1937年春天，潘序伦创建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旋即，黄逸峰被立信聘为教授兼教务副主任。黄逸峰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组织工作外，还讲授会计、簿记等课程。这时，他还在中共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中担任组织部长。1939年，他经潘序伦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会计长张心澂（当时兼任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桂林分校名誉校长）。黄逸峰出任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并编写了《簿记学》一书。他在桂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转辗去苏北参加抗日斗争，担任了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司令员、苏北参议会议长等职。

1939年4月，学校准备利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的特殊条件，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准予招生。5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同意于暑期招生。9月，学校招收第一期专科新生38名。原来租借的北苏州路校舍因已被日寇占领，不能使用，所以只能暂在河南路吉祥里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校址内设班施教。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潘序伦与立信同仁齐心协力，艰苦办学，按照“管理务期严格、学生学验并重、出路必予保障”的办学方针，重视提高教育质量。学校不仅开足会计专业相关的全部课程，而且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作为校训。1941年7月，首届专科生修业期满，以潘序伦校长名义向有关方面推荐。用人单位收到推荐信后，大多复信要录用一两名。毕业生先后被银行、报馆、工厂等录用，也有留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例如，钱学钧到浙江兴业银行，孙家博到信谊药厂，顾福佑到新闻报馆，杨国树留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事后用人单位对立信毕业生的表现普遍反映良好。

1940年、1941年以及1943年学校又续招三期新生，在上海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前后共招四期学生。

为学校后续发展考虑，学校于1940年动用建校资金9.4万余元购置徐虹路柿子湾校舍基地，以备抗日战争胜利后建造新校舍之用。

1940年前后，上海形势恶化，潘序伦赴重庆创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离开上海时，将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的工作委托李文杰、钱乃澂、李鸿寿、陈文麟（不久也调到重庆去了）和叶朝钧几个人共同负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为了维护“立信”声誉，经请示潘序伦，他们商定将学校改名为“明信”，事务所则改名为“上海文件代办所”。为了维持立信同仁生活，他们又组织了一个“通达企业公司”，商请立信老当事人入股，公司经营商业、证券、保险业务。“通达”有双重意义：一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二是“通权达变”，不得已而经商。于是连夜将所有门窗上的“立信”全部抹掉，改为“上海文件代办所”“通达企业公司”和“明信会计学校”。他们当即向学生说明，等到立信恢复时，所有文凭和证件一律调换。

立信学校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胜任会计实务工作，因此，坚持严格和实用的培训方针。首先，在学习时间上，保证每学期授课20个星期，上课时点名，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缺课三分之一以上，不能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作旷课一次。其次，在考核学习成绩方面，各类学校都严格实行考试，补习学校规定70分为及格，不及格者不准毕业。

为了贯彻切合实用的方针，各项课程除讲授课本内容外，还特别重视练习。高级商业簿记等课程，平时加强练习并有实习题。学生通过实习，对整个簿记过程有更深的了解。同时，学校实行助教改卷制度，对各项习题编有详解，由助教掌握，认真改卷，对学生发现和纠正错误比较有利。此外，学校还通过簿记会计竞赛、增加习字课程、加强珠算练习等办法，使基础技能训练得到可靠保证。为了训练学生阅读英文书籍和担任英文会计工作或外贸会计工作的能力，学校曾设英文簿记会计课，或参用英文习题。设英文课程的班级，按英文程度进行分班教学，以便加强教学效果。

更重要的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同学会的配合下，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工商企业和政府机关参观、实习。委派成绩优良的学生参加查账实习，后期学校还让学生参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附设“会计职业咨询所”工作。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不但使学生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实际运用，而且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许多实习学生和查账员被机关、企业留用。同时学校也常留用一部分优秀学生当助教，有条件时将其培养为教师。

函授学校采用通信教学，学生对课业容易自流。针对这一特点，他们对函授学生解答疑问，力求迅速，批卷力求详尽，并发行函授刊物，作为补充教材，使学生减少学习困难。学校规定修业期限为半年，可以请假延期，并规定学生至少每天阅读讲义一小时，练习及解答问题一小时，使学生能按时学完课程。对中途停学的学生，学校经常函催复学，尽量使学生能学完全部课程，并规定70分及格，以保证毕业生的学习质量。

立信毕业生虽然大部分是补习学校学生，但由于在教学中注重全面发展，因此，不少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成为能够全面掌握企业管理的厂长、经理。这主要是学生自己的努力，但学校的严格训练也是有利条件之一。

立信是一所私立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所缴的学费，再加收少许杂费。立信补习学校收取学费以各科每星期上课的时数为标准。初级班在一学期内每小时收学费1.5元至1.7元。中级、高级班每小时收2元至2.5元。这都是按没有贬值时的通用银元或纸币计算的，后来“法币”迅速贬值，学费也按物价适当调整，但绝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为严格要求学生练好基本功，学校开设珠算、习字、商业算术等科，收费都照初级班计算。这种收费标准，在当时的私立学校中，是比较低的。另外，学校还对无力缴付学费的学生制定有减免费的办法，一般可减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全免学费的学生，往往会对课业不加重视，半途而废。

补习学校每学期所收学费，大致足以支付专任职员和兼任教师的薪金。补习学校教师基本都是业余兼职的，每授课一小时支薪一元。专任职员人数极少，所支薪金，在整个学期的工薪总额中所占百分比很低，这是因为学校职员大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或会计员兼任。补校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都不支付兼薪。所收杂费，用来支付校工工资和文具、水电等费用。至于扩充校舍、购置校具等基本建设经费，原则上由《立信会计丛书》向出版发行机构所收的版税负担。

事实上，上海立信补习学校在学生人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只有两三人，校工只有一两人，分校都在晚间上课，班主任都由教师兼任，每月略支数元补贴，分校校工则由晚间出租教室的中小学原雇工友兼任，每月给两三元补贴。总、分校所用的水电、文具、邮电、修理等费，都是精打细算，不许有一点浪费。少数专任职员的膳宿问题，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担。因此，上海立信补习学校学生人数虽逐年增加，有几学期增至1.6万人，但学校的经常费用，几乎可以全靠学杂费收入支付，有时还可略有盈余贴补学校扩充的经费。重庆和其他各地补习学校、训练班，在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情况下，也大都如此。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高级正规学校，也用这种作风力求达到自力更生。不过专科学校学生绝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规模较大，专任教授职工的人数也多，当然不能与补习学校相比。可是学校有书籍版税和书社投资盈利两项巨额收入，所以，学校的经费只有小部分依靠学费收入，且每年仍有积余。各地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虽也是正规学校，但学生大都走读，所以仍能做到自给自足。至于扩展设备所需经费，则由校董会筹补。因此，当1953年立信各校陆续移交人民政府接收时，除交了几十座建筑物和大量用具、图书以外，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还交了现金4万多元，重庆高级职业学校交了5000元。

对潘序伦来说，立信学校虽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他感到，在必要时也不能不争取“外援”。这里所谓“外援”，可分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来说。人力方面的“外援”，首先表现在师资的征聘，其次是教材的编写；物力方面的“外援”，则是图书的收集；财力方面的“外援”，则为校舍的大规模兴建，为此不得不向工商界募捐。

在立信最初建校的十几年间，所用教材都由潘序伦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顾询、钱乃澂、顾准、李鸿寿、陈文麟、钱素君、张蕙生、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王成杰等编著。图书馆的书籍，则是立信同仁自有的书籍凑集而来的。至于财力，则以学费收入为主，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作为补充。

可是年复一年，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逐渐增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人力方面，广泛征聘了数百位校外的会计专业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担任日、夜校教职员工，又征求国内政治、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的专家，来为本校的出版机构立信会计书社编写各科教本。到50年代，出版刊物200多种。在物力方面，由立信同学会数以万计的校友为本校新设的图书馆征募图书，在短短的数年内就征集到中外图书5万余册，其中最大的捐赠人是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云五，他捐赠了2万册左右，其次是潘序伦的胞兄潘伯彦，他捐赠了线装书3000多册，潘序伦本人也把存书2000多册全部捐赠。在财力方面，1941年迁往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复员回沪以后，因开始大量购建校舍，除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部分收入捐作建筑基金外，还靠立信同仁、校友、同学的捐赠以及立信书社所给学校的版税开支，此外还扩充校董会，大量向商界募捐，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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