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会计

一

当时上海的教育界、经济界对潘序伦已有所了解。原来，潘序伦在美国撰写博士论文时，曾将其中若干章节寄回上海，在一份名叫《大陆报》（China Press）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中新颖的见解、畅达的文笔，令人耳目一新。

1924年春夏之交，留学美国的潘序伦，通过3年刻苦攻读，完成了学业。启程回国的日子终于到了，当时中美之间没有飞机航班，只能靠海运交通。潘序伦没有走直接回国的航线，而是搭乘绕道航行的客轮，绕了一个大圈子。这样，一则是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再则是为了缓解疲劳，放松心情。

这次，潘序伦乘坐的是当时英国最豪华的“威仪”号邮轮，但他手头只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回国旅费和少数的积蓄，所以只好精打细算，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在邮轮上，舱位之间等级分明。

这位堂堂的博士，一路上除了在甲板上领略壮美的日出和汹涌的海浪之外，百无聊赖，只好待在床位上，浏览随身携带的书籍，其他地方哪里也不能去。这实在把他憋得够呛。如此坚持了7天，邮轮抵达英格兰的利物浦港。潘序伦赶紧上岸，退掉这一航班。他从陆路观赏了英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的众多名胜古迹，然后到达法国濒临地中海的马赛港。在这里，潘序伦购买了一张廉价船票，换乘了一艘破旧的货轮，顺着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南下回国。

在货船停靠在希腊、锡兰、马来亚等地的口岸时，潘序伦都尽情地上岸游玩。最后，从香港坐船回到上海。

归国途中，异国他乡的旖旎风光、民风物产，都给潘序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潘序伦回到上海，便有不少大学竞相聘请。经过考虑，潘序伦应聘了上海商科大学担任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随后又出任了上海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他在这些学校任教期间，主讲西方现代会计学，将复式簿记方式及其理论引入上海商界。他培养的数百名大学生，是中国最早接受会计专业教育的人群之一。

潘序伦在教学和管理上一向以严谨著称，他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尽管教务工作繁忙，他还担任了许多骨干课程的讲课，如簿记、成本会计、审计学等。不少课程用英文讲解，通晓易懂，对学生帮助很大。因而他受到了人们的拥戴。后来，潘序伦要辞去教职，去执行会计师业务，学校里还掀起了一场声势不小的挽留活动。

曾经辅助潘序伦先后在桂林、广州和香港创办立信会计学校的蔡经济，是潘序伦在暨南大学的得意门生，据蔡经济忆述：

我第一次见到潘师是在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的前身）教务处前的大堂内，当时他戴了一顶圆形的向上卷边的铜盆草帽，满面笑容地由火车站走来，进入大堂之内，再转入教务处。可是，教务处的大门正在装修玻璃，他未能即时进去，只好回出来同其他教授商谈事情。不久，他又想转入教务处，可是大门仍未修妥。他对修理工说：“再过五分钟，我一定要进去。”结果，等了一阵，他终于进入了教务处。此时已有许多学生在教务处等他解决关于学科和学分的问题，同时也有若干教授来同他商量关于教课的问题。他干净利落地一一处理完毕，使他们满意而归。不久，上课铃一响，他即带了教科书上课去了。当时有一位同学在我旁边，就对我说：“毕竟是博士，一切照规定的原则办理，处事爽快，真是难得。”蔡经济：《潘序伦博士百年诞辰有感》，载《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4页。

蔡经济这里提到的“火车站”，是指上海的真如火车站，暨南大学当时位于那里。“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暨南大学恪守“忠信笃敬”的校训，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

在蔡经济的印象中，当时潘序伦教他们的学科，是簿记（即初级会计学）和成本会计两科。潘序伦对于会计理论的讲解非常清楚，而且举例很多。因此，学生学后相当得益。潘序伦特别强调理论与实务结合，每教一课，必有相当多的习题，要学生在课外去完成。如果学生偷懒而不做习题，则习题会愈积愈多。所以，学生绝不能偷懒，否则，不但习题无法理清，而且连下一课的理论恐怕也听不明白了。

潘序伦的学生都认为，做他的学生的确是相当辛苦的。当时有些同学因为偷懒，修读了两个月，就无法读下去，只好少读簿记一科，实在是相当可惜！

潘序伦主张理论要与实务结合，然后，可望有专长。所以，会计学科除平时有相当多的习题外，还专门设有一科，即“会计实习”。会计学科的各种习题，有专人为之批改。批改中发现的问题，则由批改人分别摘出，交给有关教授在上课时答疑，务使学生弄懂为止。潘序伦还主张教学和实习分为两人处理，吸收分工合作之效。因为习题太多，一个教授无法批改，所以可能减少作业。如果请专人批改作业，教授既可按时教授学科，而习题仍可照常进行。这对学生来说实在是获益匪浅。此后，上海各大学对于会计学科的教学，也采用潘序伦的方法。所以，潘序伦不但是中国会计的改革者，也是会计教学方法的提倡者。

在暨南大学，潘序伦的“口头禅”也非常出名。蔡经济回忆说：“一个人有无口头禅，我初时并不注意。对于教授簿记科的潘师，是否有口头禅，我更不大留意。由于潘师在教授簿记科时为使学生易于明白，常常举例特别多。那时大学教授都用英语讲解，每举一例要讲一句‘For instance’。因举例多，上一堂簿记课，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但确实要讲数不清的‘For instance’。由此‘For instance’这个词组就被大三的学生——杨昌运同学，收集为潘师的口头禅。杨昌运同学收集了上海多个大学（那时最有名的所谓江南八大学）教授的口头禅，集中写了一篇短文，刊登于上海最畅销的《申报》‘自由谈’内。我们才知道潘师的‘For instance’也被收集在内。后来，我们再注意观察，确有这种事实。”蔡经济：《潘序伦博士百年诞辰有感》，《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5—56页。

潘序伦与他的学生蔡经济的结交还是学生成绩的缘故。因为蔡经济虽然是上潘序伦的簿记班，但潘序伦上课从不点名，一上课就是不停地讲解，直到下课，他才停止讲课而离开教室。他很少在班上与学生谈话，事实上也没有时间谈。除了学生问问题外，他一直在黑板上大书特书各种“For instance”。那时同学们的簿记作业，是由一位大学四年级的林仲川同学批改的。据林仲川说：“一次簿记期考，蔡经济得了第一名，我就将考卷交给潘老师看，潘老师看了相当高兴，同时对我说，‘有机会希望见见蔡经济。’”

不久，蔡经济到学校教务处有事接洽，那时刚巧林仲川同学也在教务处工作，就将他介绍给潘序伦。从此潘序伦就认识蔡经济了。数日后，蔡经济被调到教务处工作，受潘序伦的指挥，办理日常教学的事务。从那时起，潘序伦与蔡经济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潘序伦对于工作如痴如醉。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到了下班时，职员都走了，而只剩下潘序伦一人，还在做他未做完的工作，考虑明天做些什么工作。学校没有加班费的补偿。所以，蔡经济等人为他在晚上做些工作时，他总是会说“对不起”等客气的话。有时除了说客气话之外，潘序伦又给他们一两元钱或一些果品，作为工作的酬劳。

在蔡经济的印象中，有一次，暨南商科大学一位高级人员到教务办公室拜访潘序伦，潘序伦说：“要我做对不起人的事。我是不会做的。”原来此人要请潘序伦发起倒校长的台，他执意不从。

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潘序伦在大学就职，每月约有银币500元的收入。同时他还写了《簿记与会计》和《公司理财》两本英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全国发行。按照当时通行的办法，他可向商务印书馆抽取每书定价15%的“版税”，这样每月的收入又增加了数百元。由于潘序伦在生活上早已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因此不到两年，他就有了2.5万元的银行存款。

有了这笔钱，潘序伦首先考虑到自己留学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曾先后资助银币1万元。他想，他之所以有今天，与简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于是潘序伦就以“饮水思源”的名义，捐出1万元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基金”，既是纪念热心教育事业的简照南和曾经帮助他的黄炎培，同时也可资助学习成绩优良而出身贫寒的学生，帮助其完成学业。后来，潘序伦赴美时的同学王志莘听说此事，也要为他的资助人出资3000元，共同做好这项盛事。但由于王志莘当时家境不宽裕，潘序伦就为他垫付了3000元，这样助学金的总额为1.3万元。

他们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几位教育界老前辈黄炎培、江问渔（中华职教社总干事）等人的赞许。潘序伦和王志莘就敦聘他们为基金的董事，组成了一个董事会，全权管理基金的保管和分配。基金则存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行总经理陈光甫也出任基金的董事。潘序伦与陈光甫关系一直不错，他们后来并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接受这项奖学金的人数，先后有数十人，其中不少都已成才。可惜的是，这笔长期存在银行的基金，因国民党所发行的“法币”逐年贬值，直到这1.3万元的实值，已变成泡沫而告终。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选派分赴英、美两国留学的学生，总计约有50余人。潘序伦在几年后，又约同全体同学在简先生上海市北京西路的寓所“觉园”内，合建了一座“思源亭”，并请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撰写碑文，建立碑碣，以垂永久。

二

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的发展，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简的中式簿记已难胜任日趋繁复的财务活动，现代会计在中国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这时，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推广应用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他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录、计算、分析、检查。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新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潘序伦的会计事业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扩展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后来又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编译所、立信会计用品社等。当时众多中小工商企业中从业的职员、练习生、学徒，迫切要求增进业务知识，改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业余补习、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不仅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多数业主的支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和会计事业在这一期间有极大的发展。

1927年1月，潘序伦看到当时工商界通用的旧式簿记亟待改良，企业会计急需人才，便辞去了各大学的教职，自行设立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师业务，并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和创办会计学校。

早在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就颁发了《会计师暂行章程》，领到农商部会计师第一号执照的是谢霖。他在北京组织了“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但因当时他还担任中国银行总行的总稽核职务，所以并未积极执行会计师业务。当时国内人士对会计师职业的性质和业务范围了解有限，因而会计师业务未能普遍推广。1921年，徐永祚在上海开设了“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这时，全国仅有13人领有会计师执照。1925年3月，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时也只有会员23人。为了提高各界人士对会计师职业的认识，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时发表的“缘起”中指出：

夫会计师制度，实为经济进步之产物。际此工商业勃兴，企业组织日益复杂之秋，举凡创始之设计，平时之检查，以及收束之清理，胥有赖乎会计师为之整理臂划，方诸律师、医师，其社会相需之切，未为多让，而又处于超然之地位，本其独立不倚之精神，证明财界诸般之真相，以坚社会之食用，而供公众投资之参证，其影响所及，正不独直接之利害关系从而止，此美国所以有“公共会计师”之称也。

1927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会计师注册章程》。其后，会计师移归国民政府工商部管辖，又另颁发了《会计师章程》。1929年，立法院又制定了《会计师条例》并公布施行。至此，会计师的职务范围便逐渐确定。比如，《会计师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会计师受公务机关之命令或人之委托，办理关于会计之组织、管理、稽核、调查、清算、证明及鉴定各项事务。”“会计师得充任检查员、清算人、破产管财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会计师得代办纳税及登记事务，并得代撰关于会计及商事各种文件。”同时它还规定：“会计师不兼任公务员或工商业之经理人员或董事、理事，对于其有利害关系之事件，不得执行业务，不得利用会计师地位，在工商业上为不正当之竞争，对于受命、受托事件，不得有不正当之行为，或违背废弛其业务上应尽之义务。”

由于有了这些法律的明确规定，会计师业务发展较快。到1933年，全国注册会计师人数已达1246人，天津、广东、武汉、浙江、九江、南京、山东、重庆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会计师公会”。但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专业者，仍远不如医师、律师那样普及。

尽管潘序伦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当时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旧式簿记和懂得经营管理的会计人才。他恨不得拥有三头六臂，使落后的局面尽快得到改观。1927年1月，潘序伦辞去两所大学的教授职务，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租了一间房子，开设“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起会计师业务。

上述会计师业务复杂多样，要做好这些事情，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实践中，潘序伦常常告诫自己，工商业者在业务经营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客户对自己的信任，而以财会工作为职业的会计师，则更需要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诚实不欺”的信誉，公正地为客户服务。

潘序伦深深感到，要开展会计师业务，就要取信于社会。出于这种认识，第二年他取了《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并以建立信用，争取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第一主旨。后来，他又把它引申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并把它作为训条，要求立信会计同仁共勉。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开业后，正值我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时期。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了主计处，在监察院设立了审计部，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经济法规，如《公司法》《会计法》《营业税施行细则》《银行业收益税法》《所得税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等，大大增加了社会对会计、审计工作的需求，因而促进了会计师业务的发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成立之初，仅聘用了一位计核员作为助理，承接一些查账、登记等案件。后来，随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发展，潘序伦不断扩充人员。钱乃澂、顾询、许敦楷、郭驹、张蕙生、钱素君、李鸿寿、蔡经济、王澹如、陈文麟、王逢辛、唐文瑞、施仁夫、管锦康等会计师，以及李文杰会计师兼律师、周鲲律师等都先后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增加了，办公场所也不断扩大。因为原址不敷使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便迁到江西路（现江西中路）452号正义银行2楼，开始设主任会计师室、会计师室、稽核科、文书科等。

几次迁移后，到1936年2月搬到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办公时，全所已有成员50余人，租赁房屋十余间，分设有稽核、信托、法律、文书、编辑和总务六个科。

潘序伦在业务活动中讲究信誉和公道的原则，加上他的文字、外语功底坚实，中西学兼擅，无论在承办会计及工商业的申请、咨询还是受托申辩、诉讼时，大都说理详尽，效率高，质量好，因而他的事务所很快声名鹊起。一时间，登门求助的客户接踵而至。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开办后十年中，承办各类业务案件4000余例，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当时事务所的业务对象主要是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和中外合办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申新纱厂、永安纱厂等。不少公营工商企业和社会团体也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办理各项业务，如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接受的委托业务遍及全国，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日，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民众纷纷募捐支援。当时传说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2000余万元，但是马占山将军只收到100多万元。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委托稽核了13个经募单位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502万元，援助了东北义勇军337万元，其余165万元作了慰劳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潘序伦对全部收支账目进行审核，出具证明，公诸社会，以后无端指责谣言也因之平息。

从1939年开始，潘序伦还委派他的学生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所，如1939年由蔡经济会计师主持设立了桂林分所，1941年由王逢辛会计师主持设立了重庆分所，1946年由张蕙生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南京分所，同年由蔡经济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广州分所，1948年由管锦康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天津分所，等等。潘序伦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俨然成为当时中国会计界的巨擘名宿。

潘序伦提倡立信，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潘序伦待人诚心诚意，即使有人批评他，他还是诚心诚意对待别人。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内，一位名叫唐荣山的职员，时时批评潘序伦查账手续上有很多不甚高明之处，潘序伦从善如流，以诚相待。唐荣山确是一位查账经验丰富之人，那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外查账工作，都靠他办理。蔡经济：《潘序伦博士百年诞辰有感》，《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7页。

潘序伦多次强调，人无信不立，信是立身之本。他自己的行动，就体现了立信精神，他以崇高的精神力量说服人、吸引人、团结人、鼓舞人。潘序伦总是严于律己，从不高高在上，尽说空话，不干实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上班没有签到簿，规定每天上午9点上班，当时全所工作人员数十人，潘序伦一般都是前3名到的。各个查账案件，他总是亲自过问，并经常抽样式地到被查单位，与查账人员一道进行审计，有时候，事务所工作繁忙，他提出每天加班1个小时，而他则带头作出了表率。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职员每天上午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而潘序伦总是在早上9点前到达办公室。

潘序伦到达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一看有什么新闻，二看有什么查账机会。当时，一般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大多是上午10点或11点才上班，而潘序伦则特别早到，可见他工作非常努力。

有一次，因为潘序伦早到而找到一次很好的查账机会。他会得意地对下属讲这件事。一天，他照常上午8点到办公室，翻开当天报纸一看，北方黄河的大水成灾，上海各界即成立“黄河水灾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有稽核一科，拟请会计师担任，以示公开。

潘序伦看到这条消息，即刻打电话给该委员会的主持人，拟担任该委员会的稽核工作。该委员会的主持人在电话中当即答应了潘序伦的请求，潘序伦立即筹划派人去接管这项工作。事后该主持人对潘序伦说：“徐永祚会计师曾于当日上午11点打电话来，拟担任该委员会的稽核工作。”

但该委员会的主持人对徐会计师说：“我已于今晨8∶30答应潘序伦会计师担任，非常抱歉。”

潘序伦一直以此为鉴，向事务所全体职员说明，每日很早办公不但对于身心有益，而且可以为事务所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

潘序伦晚年回忆说：“我国会计师职业不是从我开始，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只是我立信一家，而我之所以能略有信誉并稍有成就，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树立信誉。我认为会计师的信誉很要紧，可以说是会计师业务的生命力，所以我把我的事务所改名为‘立信’，就是要取得社会的信誉。但是，资本家委托会计师办事，总希望对他们有利。这样，有个别会计师就以造假账或出具不真实的证明书以迎合某些委托人的要求，而取得会计师业务。但是，这种业务我所是绝对不接受的，我宁可放弃这种委托。这样，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吃亏’了，但日子一久，就会给社会人士产生一种印象，认为‘立信’是信得过的，是可靠的，反而会引来大批的业务。‘立信’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在当时，这是从个人事业出发的。今天，我们会计人员应当忠实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权限，让党和人民信得过，努力为四化作贡献。

（2）关心会计人才的前途，介绍会计人才就业。在‘毕业即失业’的旧社会里，一个青年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和至亲好友的介绍，要找到一份工作是非常困难。因此，我很关心会计人才的前途，尽可能介绍会计人才就业。除了对本所德才兼优的学员大力进行培养外，还尽力介绍社会上的会计人才就业。如我所新成立时，就从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商科毕业学生中，选用了顾徇、许敦楷、蔡经济、王澹如等学员，还登报招考录用了韩曼涛等同仁。对自办的会计学校毕业生，除了留用一些成绩优良的同学在我所工作外，一遇机会，我总是竭尽全力介绍他们到机关、企业去工作。后来，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立信会计职业咨询所’，大力开展了这项工作。通过职业介绍，不但扩大了会计人才队伍，也有力地促进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发展。

（3）建立会计专业制度、培训会计专业人才。古时王荆公说过：‘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用现在的话来解释，法就是制度，吏就是人才，要理好财，必须先设计会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而有了好的制度以后，还必须有公正无私、忠于职守的专业人才来执行。所以，我把这段话作为事务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把它作为序言写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同学纪念册上。我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就深深感到非改良企业会计制度和训练会计专业人员不可。因此，我从这两方面着手，一面附设了会计补习学校，一面自行编译会计书籍，并开设图书社，把事务所、学校和图书社三者融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现在看来，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立信会计事业从客观上来说，只能还是为企业主的利益服务，其在会计专业制度建设和会计人才的培训方面，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事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

潘序伦成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不久，有一位当时还起眼的小伙子，出现在他面前，他就是顾准。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顾准。

顾准，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他在家中排行第五，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后举家移居上海。

顾准后来回忆自己幼年时的生活，说：“我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之中。”家庭衰败使顾准在小学毕业后选择了进入职业学校的求学道路，他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早点就业，为家庭摆脱经济困境。即使在学校减免学费的情况下，顾准读完两年初中后，贫困的家庭已无力再供他上高中了。

1927年夏天，顾准因为家境清贫，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不得不中辍学业。这时，他由小学老师殷亚华推荐，并经已在银行供职的王志莘介绍，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王、潘两人系留美同学，1921年同时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因为这一缘故，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一年，顾准不过12岁，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顾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从此进入了会计学这一领域，会计知识和职业给予他的不仅是职业和成就，还有行为方式和思维方法。顾准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活，开始了会计学的研究、教学和实务工作，从事会计学著作的写作，与会计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著名的会计学家。虽然这“并不是出于对会计学的爱好，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机缘”，陈敏之：《顾准与会计学》，《读书》1984年第7期。同时，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不仅限于会计学一个领域，但会计对他的影响很大。

顾准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时虽然非常年轻，但“立信”的训条及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很大。此时的他正在成长，环境对他的身心熏陶、性格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顾准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时是一个练习生，干的是杂活。然而，顾准聪颖好学，勤奋努力，仅上过会计夜校半年簿记课程且只有职校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竟然逐步掌握了相当的现代会计知识和原理。随着会计事业的发展，慧眼识才的潘序伦大胆地使用顾准，从1928年到1929年，顾准便由练习生升任为会计员、查账助理员、会计夜校助教；1930年出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1932年下半年担任了立信会计夜校的教师，继而承担了大专班银行会计课程的教学任务。期间，顾准还担任《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编辑助理，独立编写了《簿记商业习题详解》。1932年，顾准开始编著《银行会计》的讲义，1934年《银行会计》正式出版。《顾准自述》，第8—10页。顾准就这样成长了起来。

潘序伦在现代中国会计史上，创办了富有特色的融学校、事务所、出版社于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在这一事业的架构发展中，顾准既得益成才，也贡献殊多，功不可没。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1980年）还念念不忘，他回忆说：

关于顾准同志参加革命的历史事实，最近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他撰写文史资料。我今天只写他与我和“立信会计事业”的一段关系，作为我追忆悼念他的一篇短文。

顾准同志在1927年，由我的留美同学（他的中华职业学校的前辈同学）王志莘先生介绍，到我那时所初创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他那年只有12岁，生性活泼，孩气未除，常在事务所里跳跳蹦蹦。他来我所时，只是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的毕业生，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1949年以前公私立学校都要向学生收取学膳宿费，私立学校收费更大，贫家子弟当然大都失学），我就命他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学习簿记会计等科。因他是事务所的练习上，白天做些工作，所以由所供给膳宿，每月支给工资数元（当时是用银币的）作为生活津贴；在晚上业余时间补习会计簿记，当然不收学费。

顾准在补校学习一年光景，我看到他的成绩优良，所做簿记会计书中的习题答案，非常准确，就派他充任会计簿记等科的助教，专任批改学生所做习题的工作。此后不久，他的著述天才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他首先为我在那时所编撰的一册《高级商业簿记》编了一本《习题详解》，初版是用蜡纸刻印成书的，后就交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作为立信会计丛书的一种。我那时正在编写我国第一本《政府会计》，请他帮忙，因看他所编写的部分写得很好，就二人以共同名义出版了。当时顾准同志只有16岁，时常被我派到某些银行去查账，他因之对于银行会计发生兴趣，又动笔编《银行会计》一书。他的初稿当然还不能算成熟，我就请银行会计专家金国宝先生（是我的留美同学，任职于中国银行）为他修改订正，对文字不很通顾之处，也加以润饰。稿成之后，也交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列入《立信会计丛书》之中。顾准同志既有志于编写银行会计，我就派他到那时中国银行去担任查账职务，因之他又汇集我国各银行的会计制度，纂写一册《中华银行会计制度》，内容比较前册详尽精密得很多。

那时日本军阀侵华战起。杭州的之江大学（教会私立学校）迁到上海租界上课。校长李培恩要我介绍一位银行会计教师，我即为顾准介绍。李校长皱着眉头对我说：“顾准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来做大学教师，有些说不过去！”我答道：“顾准所著银行会计教科书，现在我国各地商学院都在采作教本，你要聘请银行会计教师，除他之外，还有何人？你认为他的学历不够，就听你另请高明罢！”同时上海圣约翰大学也要我介绍银行会计教师，我仍为顾准介绍，一言而定。之江大学另聘银行会计教师无着，只好仍请了顾准去担任此课，那时顾准年才19岁。

顾准不久在立信事务所内已担任编辑科副主任职务（我兼任此科主任），工资以及主任分红以每月计算，在当时银币250元左右；他又兼任两所大学的教师，每月薪金也可有一百数十元；我满以为他可能安心在立信工作，做我的资本主义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了。那时我明知他在立信校和其他学校做青年革命工作，但我是不问政治、只重业务的，对于顾准的种种活动，总是眼开眼闭，故作不知。但有时我知道，他在上海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就派他到南京、汉口去查账，使他暂离上海，为他掩护。

到1940年秋，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租界岌岌可危，顾准突然向我提出辞职的申请。我当时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我问他：“你在立信生活很不算差，你辞职将到哪里去高就呢？”他对我说：“我在立信搞会计工作，不过是混口饭吃吃而已，我将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干革命，这才是我的夙愿。”我听到这话，知道无法坚留，就为他在那时福州路的大西洋西菜馆，设饯送行。可是他到苏北新四军去，每月只能领到生活费5元，在沪一家生活难以维持，我就介绍他的爱人方采秀（后来改名汪壁）到某餐馆工作，每月可有百元的收入，足以暂时维持他在沪家庭母弟的使用。这时顾准是27岁，先后在立信14年的关系就是如此。

我与顾准不通音讯，直到1940年底，上海租界随时有沦陷于日寇之势，我也由上海经香港飞往重庆，在那里仍办我的会计师事务所，并建立重庆和北碚许多会计学校。有一天重庆周公馆（周恩来总理在重庆的办公所）转来顾准一信，说他已到延安，生活当然十分艰苦，希望我汇些钱给他补充衣食之用，我随即托周公馆代我设法汇给他已经相当贬值的旧“法币”一万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随着陈毅将军到上海，就到我家来看我，说我在重庆汇给他的一万元已经收到不误。潘序伦：《顾准和我的一段史实》，见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13—315页。

1980年潘序伦又说：

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1927年就参加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所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潘序伦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所作的序言，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年8月出版。

事隔多年，潘、顾两人的友情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逝。通过上述言语，人们仍能体会到潘序伦对顾准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1927年至1940年，这是顾准在立信的13年。这13年是顾准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立信是顾准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革命工作、地下斗争的场所。

潘序伦对刚进事务所的顾准，给予了父辈般的照顾，从经济上、事业上提供方便，同时对其进行培养。刚入职的半个月，除供膳外，顾准领到薪水4元，第二个月提高到6元，以后逐月增加2元，到该年11月薪水为12元。这样维持一年半以后，又有增加。

初进事务所，由于人员精干，一人往往需要身兼数职。当练习生的顾准，每天除了接待应酬，给来所联系业务的客人让座倒茶，到银行送缴款子等之外，有些公司登记和代办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序伦也让顾准去做。

没过多久，事务所人员增加，分工细化，上述业务便有专人承办了。顾准就做一些抄写、跑腿等辅助工作。

这时候，潘序伦根据他从事会计师的体验，深感中国会计人才的匮乏和推广新式会计的紧迫。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设立事务所后不久，就着手进行会计职业教育。1927年夏天，潘序伦先在事务所开办了一期簿记训练班，以在私营工商企业工作的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为对象，利用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上课，由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潘氏本人在内）担任教师。这一训练的教育方针，在于改良旧式簿记的上收下付记账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首期学员虽然仅有23人，但这小小的训练班，可以说是后来规模恢宏、名声远扬的立信会计学校的雏形。

立信的簿记训练班从第二期起正式定名为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时间是1928年春季。顾准成为该校首届学员。同届学员人数很多，事务所原有教室已不敷使用，只好移至河南中路吉祥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屋，并以此作校舍。训练班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顾准利用业余时间，念了一期簿记，为时半年，对会计有了初步了解，这成为他会计生涯的启蒙。此后，他学以致用，当过事务所的会计员、查账助理员，并升任文书科工作（主要代办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业务）。

立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办得很发达，这是由于其教学讲究实效，注重实用，适合了社会需要。招生人数愈来愈多，班级与科目也随之扩大。学员不但有在职青年，还有不少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为了取得一技之长，勤奋好学，成绩大多优良，普遍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顾准当然也不例外。

潘序伦在办学实践中考虑到，学生要掌握会计这门学科，就必须亲自动手实践，这样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立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创办伊始就重作业、课卷多，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从1929年开始，顾准被潘序伦选作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顾准虽然年纪轻、阅历浅，但他勤勉笃实的工作作风，深得潘校长的青睐。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潘序伦的成名作，由潘序伦主编，并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从1929年起，该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闲暇抄刻讲义，每张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2张左右。他边刻边自学，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逐渐熟稔起来。这年年末，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等全书定稿誊正，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这本列入大学丛书的会计书籍十分畅销，为各商业企业和会计学校广泛采用。

通过两三年的锻炼，顾准初步掌握了会计这门学科，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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