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岂敢蹉跎

一

潘序伦的家境平常，哪里有自费留学的条件呢？况且自己的英语程度很低，以前所进的学校又都不合资格。不得已，潘序伦就去上海找时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请他帮忙出主意，给一个入学的指导建议。

暌违几载，黄炎培与潘序伦彼此都十分兴奋。黄炎培听了潘序伦的想法以后，很纳闷地说：“你还想再求学吗？”

“是的”，潘序伦说，“将来有机会还想出国游学呢！”

黄炎培说：“你的志愿很好，假如你想出国留学，可先到大同学院去补习英文、数学。”

潘序伦早先因为在镇江中学担任英文老师的时候，自己的英文程度太不行，受了同事和学生不少的讪笑，所以很想到有英文的“庄岳之间”之称的圣约翰大学去补习一番。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原是非常困难的，他岂能侥幸于万一？莫管它，且请黄炎培先生介绍进去做个特别生，或者能够勉强收留罢！

黄炎培慨然应允，答应了潘序伦的要求，给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朱友渔博士写了一封介绍信。

潘序伦拿着信，径直到圣约翰思孟堂去见朱博士。朱友渔博士看了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他说：“潘先生，你想入敝校求学，鄙人是欢迎的，稍后我和你去见卜舫济校长。”

听到这番话，特别是“先生”这一称呼，潘序伦感到很惶愧，因为在旧社会是断乎没有教授称学生为“先生”的。这一声“先生”勾起了他很多的心思。

潘序伦心想，想必是因为我宽袍大褂，年纪看来，当有30多岁的光景（其实这时他不过29岁，只因环境欠佳，心绪不宁，看上去显老些，倒是真的），况且黄先生的介绍信上又说，潘序伦曾经担任过军界、政界、学界种种的职务。虽然朱教授称一声“先生”，确实也是对潘序伦相当的敬重。但在他的心理上，感受却大大的不同，像他这样大的年纪，本来应该做先生了，只因他青年时代，时时更换学校，更换职业，到现在真所谓“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仍回过来做学生。潘序伦思前想后，心中好不难过！好不辛酸！

潘序伦由朱教授引见了卜舫济校长，卜校长很熟练地用英语与潘序伦谈话。其实卜校长能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和普通话，他之所以用英语交谈，无非是要考验潘序伦的英语程度如何。潘序伦很勉强地应答了几声“yes”和“no”。

事后朱教授告诉潘序伦：“卜校长认为你的程度固然还差得很远，但想到你已任职多年，有了经验，且求学精神可嘉，所以收你为特别生（旁听生）。”

这对圣约翰大学来说，也算是一件特别事。至此，潘序伦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活。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出名的教会学校。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年轻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所以，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卜舫济任院长后，着手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大学。1890年，书院增设了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2名；1895年有大学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文理科学制3年，医科收预科毕业生，学制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3，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要缴学费120圆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进入20世纪，上海作为工商都市，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书院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书院只能接受三分之一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学生187人，大部分来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从这一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学士学位。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学士学位。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收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其他多所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后来圣约翰大学又设工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圣约翰大学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四分之一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有250多人。

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都以为潘序伦是个国文先生，后来知道他也是学生，都觉得有些奇怪，常常有人在他的宿舍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

在圣约翰大学里，通用的语言是英文，像章程、规则、通告、书信等都是用英文书写；同学间相互交谈也是用英语；教师讲课更不用说，不论中国或外国教师都是用英语。有了这样好的条件，所以潘序伦就抓紧了英语的学习。

起初，潘序伦在班里的英文成绩很差，教授们知道他不会说英语，所以总不向他提问。

有一次，朱友渔在社会学班上破天荒地问了潘序伦一个问题，原应答个“Yes”，但是潘序伦错把“Allright”一句答出来了，顿时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自此以后，许多教师为顾全他的脸面起见，便再也不向他提问。

潘序伦只有自己拼命用功。卜校长和经济系主任雷曼教授看见潘序伦读书着实努力，又曾经在南京法政大学和海军军官学校读过几年，告诉他说：“倘若你本学期大考各科全部及格，便可以升做大学四年级正式生。”

这样一来，潘序伦有了一个新的希望，更加努力修习功课。到学期大考，八门功课里，虽然还有一门心理学成绩略差几分及格，但是校长、系主任还是允许他做四年级的正式生，让他把以前在海军学校、法政学校里所读的功课，来充作大学前三年的学分。这对圣约翰大学来说，确实是首开先例。因此，有人说潘序伦是靠了介绍人黄炎培先生的大面子，校长才肯特别通融的呢！

自从成为圣约翰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后，潘序伦在学业上便始终是一帆风顺。潘序伦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便是名列前茅。最后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均为全班之冠，并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得了唯一的一块金质奖章，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接下来的一学期，他八门选课的考试成绩，有四门在90分以上，其余四门也在80分以上。全班同学50人中，考试成绩和潘序伦一样好的，只有方立庆同学一人。这是1921年的事。

这所学校设置的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所用课本就是《圣经》。每逢星期日，全体在校学生照例都要到学校专门设置的教堂里去“做礼拜”。但是，这并未能使潘序伦信仰上帝，他之所以进入圣约翰大学，完全是为了学好英语。潘序伦在圣约翰大学求学过程中，有两点较深刻的体会：一是要在逆境中善于忍耐。如果不咬紧牙关，忍受住周围同学的种种刺激，而贸然辍学返乡的话，将有可能终生堕落下去。二是要有勤学苦读的毅力。如果自己不能勤学苦读，就不会获得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的学位，更不可能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总之，“成功道路多艰难，奋力前趋能过关”。

不过那时候，潘序伦家庭里的情况，极为不佳。对此，潘序伦后来回忆说：

连年鸰原抱痛鸰原为兄弟之代称，鸰原抱痛指兄弟痛逝。《诗经》有“鶺鸰在原，兄弟急难”句。，鼓盆遭戚鼓盆遭戚，指丧妻。典出《庄子》，“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经济上很受打击。兼之以前我糊口四方的时候，多少总好得些薪金，现在重新就学，并且重新婚娶，非但毫无收入，反平添了巨额的特别支出，因之家境很是窘迫，一年半前自费出洋的豪念，至此早知难达目的。潘序伦：《求学经过的自述》，《商业会计》1983年第9期。

以潘序伦当时的经济条件，想要留洋深造，其可能性非常渺茫。他之所以能够去美国留学，全赖简氏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助。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一批爱国人士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发展民族工商业。其中来自广东佛山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成为20世纪初活跃在民族工商业界的两颗闪亮明星。

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成立，在短短的几年中，这家公司就垄断了中国的卷烟市场。1905年春，中国国内掀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给民族烟草业提供了发展契机。简氏兄弟瞅准这一机会，决心投资民族烟草工业。1905年下半年，简氏兄弟集资10万块银元，在香港地区正式成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1916年，简照南在上海租入东百老汇路栈房，购置了卷烟机，次年便开工生产卷烟。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后，效果良好。由于生产顺利，简照南不失时机地扩大生产规模，先将原来租用的地方买下来，后扩建厂房，几年之后“南洋”宏伟的厂房出现在黄浦江畔。1917年，“南洋”盈利150万元，1918年盈利200余万元，营业额达1400余万元。1918年，简照南将无限公司改为有限公司，将上海分厂改为总厂，业务重心逐渐由香港转移到了上海。

1919年，简照南公开向社会招股，并于当年对公司进行改组成立新公司，定名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别在天津、北京、营口、济南、青岛、汉口、南京、镇江、汕头、厦门、香港等地设立分公司。公司还在河南许昌、山东坊子、安徽刘府设烤烟厂，全公司制烟工人总数有数万人。1923年，公司盈利400多万元，1925年盈利1200多万元。“南洋”真正成为民族资本中最大的烟草企业，简氏兄弟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华侨巨商。简氏兄弟所生产的品牌“红双喜”，现仍在上海等地的烟厂生产。

后来在1949年9月，简玉阶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是全国工商界15名代表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过军事监管，于1951年2月转为公私合营。简玉阶被任命为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受聘为总经理，公司从此纳入社会主义轨道。1957年10月，简玉阶在上海病逝。而他的哥哥简照南因积劳成疾，已于1923年在上海病逝。

1921年夏，潘序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这时他只希望早日就业，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这时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引起了潘序伦的注意，启事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留学生，录取后，每月可供给膳食费80美元，往返路费、服装费全部由公司负担；但报考条件是要有国内名牌大学保送。

潘序伦早就想进一步深造，于是，他又找到黄炎培先生。

黄炎培让潘序伦赶紧向圣约翰大学申请，并修书给校方，予以保荐。

这对潘序伦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赶紧向圣约翰校方申请，学校同意保送。考试结果公布，他在上海考区圣约翰保送的4名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同时被录取的还有后来成为金融家的王志莘。不久，他们一同去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

潘序伦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文科不是他的专业，此次出洋，在选科上认真斟酌了一番。他是比较喜欢理工各科，可是在中学里，他未能把理化学好，现在到美国大学入工学院，程度是跟不上的；再读文科，仍不是他的专业；读法科师范科等，又不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期望的，所以潘序伦决定选读商科。

然而，在商科中，中国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选修“银行货币学”一科，因为那时银行业一时勃然而兴，大大小小的银行遍设于全国各大城市。而在当时学生中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观念，留学生选修“银行货币学”一科，不仅就业机会多，还可以谋取较高薪金。潘序伦虽然也是从就业考虑，但是他采取了“人弃我取”的方针，选定了会计作为他的终身职业。

潘序伦觉得，会计是一门应用面很广的学科，公私事业单位以及农业方面都有需要。所以，他认定我国日后对于会计人才的需要定会逐年增加。平心而论，潘序伦的选择还是对的。

当时国内学生选读银行系、理财系的非常普遍，选读会计的倒还很少，因此，潘序伦便采取“人舍我取”的策略，决定选读会计，将会计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对这点潘序伦后来说：“说来很是惭愧，现在虽是人人尊我一声会计专家，并且时有过誉我为会计学泰斗的，但在三十岁以前，我还没有好好地学过会计。”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是美国一所声名显赫的私立大学。它创立于1636年，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学校早年开设的课程以英国大学的模式为基础，但是在思想上与这个殖民拓荒地盛行的清教徒的哲学保持一致。尽管它早年的许多毕业生成了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聚居地的牧师，学校却从未正式加入过某一个特定的教派。一份出版于1643年的小册子阐明了哈佛大学的办学目的：“促进知识并使之永存后代。”

哈佛大学有10所研究院、40多个系、100多个专业，其中以商学院和法学院最为闻名。多年来，哈佛大学除了培养大量的美国学生外，还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在哈佛大学计划要设立商学院时，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哈佛大学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1908年成立的哈佛商学院只是一个研究生院，而不设大学本科。招生标准之一是学生必须具备学士学位。这样，哈佛商学院就不仅有别于先期设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管理学院、纽约大学管理学、芝加哥大学管理学院和加州大学管理学院，而且比这些学院更高一筹。因此，哈佛商学院一开始就成了美国第一所授予学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的研究生院。哈佛商学院成立后第一期招生数仅59名，到1916年增至142名，但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18年仅招收了18名学生，是哈佛商学院历史上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随着战争的结束，学生人数激增，1919年招生人数高达412人。目前哈佛商学院每年招生800名左右，包括工商管理博士、在职管理人员课程学生，在籍学生数有4000多人。

那时潘序伦的会计学教师，是哈佛商学院的科尔教授。科尔教授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在美国会计学名家中，他虽然比较守旧，但是讲解非常清楚，说理非常透彻，习题非常多。潘序伦一生会计学的基础，可以说就是在这里奠定的。

在哈佛大学修满了商学硕士的课程，潘序伦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商业经济。同时问业于Kester教授，继续研究会计，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这3年当中，潘序伦自朝至夕，总在书城里过日子。在费用方面，他也极会节省。他在书堆后面，就放着一个煤油炉子，自己做饭，吃完又是读书。南洋烟草公司每月给他津贴80美元，他在波士顿、纽约等生活昂贵的城市，用去不到50元，余下来的一部分买书，一部分还要汇回中国作为家用。

这样，在同学当中，常常有人说潘序伦这种勤奋节俭的生活，是谁都过不来的。可是在潘序伦自己看来，虽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但其他学生能够在这方面比得上自己的，似乎也确实很少。

对自己的留学生活，潘序伦后来回忆说：

我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除了选修经济学、商品学、销售学、市场预测等以外，尽量选修有关会计的学科，如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等。当然这只是20世纪30年代的会计学科目。50年代以后，会计学的分科更多，我只是跟随时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学习，才免于落后。这是后话。当时，哈佛企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主任教授，是年过七旬的科尔博士。他的会计学识虽比较守旧，但讲解得很透彻，习题也非常多。我一生会计学的基础，就是在这里奠定的。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就预定要在毕业后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因之，我在哈佛这两年的课业非常繁重，不仅要学好必修、选修各科，还要准备政治经济学博士考试的各项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勤学苦读，星期日和假期也不休息，放弃了一切游览娱乐。两年期间，我未看过一场电影，也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赁的宿舍内或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连饭也没有工夫做，只好买个面包就着一杯温水充饥。

我在哈佛大学苦读了两年后，取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BA）。随后我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课程，博士课程要博览广学，以自习为主，上课时间较少，而我在纽约和另一个同学合租的宿舍很小，不免彼此干扰。因此，我干脆把学校的图书馆作为自己的自修室，每天从开馆起直到晚上闭馆止，我总是带上几块硬面包充饥，整天在图书馆学习。英、美、德、奥各学派的经济书籍我都借阅，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也读过。但当时不是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挑《资本论》的眼子，批驳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可笑。

博士考试，需要撰写一篇论文和通过口试。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中美贸易论》。初审中，老师对我的论文曾吹毛求疵地提了不少问题，并要求我重写某些章节，这使得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在西里门主任教授复审时，却盛赞我的论文广征博引，写得不错，才使我安下心来。毕业考试的前几天，我因苦读过度，不仅精力不济，而且思想混乱。为了镇定情绪，我干脆把一切已知都束之高阁，整天到纽约各大公园去参观、游览，呼吸新鲜空气，倒也很有效果。考试那天，我精神饱满，体力充沛，对主考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答自如。最后，考试团一致决定，授予我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1—22页。

潘序伦总结自己的求学经历说：“至少给我本人几桩切实的教训。（1）求学最忌毫无计划，多换学校。像我最初忽而投考工业学校，忽而改进法政学校，忽而改进海军学校，年青时代的黄金光阴，白白地胡乱混了过去，好不可惜。（2）求业必须有相当的专门技能，方才能够持久。倘使仅靠了亲戚同乡的帮忙，终究是不中用的，像我担任造纸厂翻译员、邦技士及中学教员，便是一个例子。（3）求学求业，必先立志。倘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则一遭磨折，一受刺激，随时可以有中辍的危险。像我28岁中学教师卸职的时候，倘不立志向上，哪里能够听着邻居勤工俭学的话就立即发奋，再行入学呢？在圣约翰大学里受了许多刺激，倘不立志坚定，又哪里能够继续学习而不辍学呢？幸而我的意志还算坚强，没有沦为乡村中的堕落子弟而不能自拔呢！（4）求学总要能耐劳耐苦。语云：‘好学近乎知。’像我这种天资平常的人，倘使在学校里还不努力用功，断断做不到圣约翰大学的四年级正式生，也断乎考不取出洋学额。这都是我一生事业的关键节点。（5）一生学业事业的成就，倒不关年龄的迟早。俗话说：‘太公八十遇文王’。我总算在本国会计界里取得成绩，但是在30岁以前，尚不晓得会计是什么东西。因之可知人们到了30岁，即使学业无成，断断不必自觉灰心。急起直追，正还来得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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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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