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年顽子

一

沿江苏省宜兴县城东南方向走一段路，便是蜀山镇。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7月14日，潘序伦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地主家庭。

潘序伦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楚颂帖》中说道：“吾来阳羡（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惬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每逢他的生辰，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潘序伦小时候每逢举行这样的仪式，他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

潘家世代书香，潘序伦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他的父亲潘亮之年幼时因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失学，只得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县的虚衔。所以，他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寄予儿辈，他为儿子起名时，将他们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潘序伦起名为“嗣曾”，序伦是他自己成年后另起的），其用意无非是要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

因此，潘序伦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秀才的县试。潘亮之一有机会就私下对潘序伦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

潘序伦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他受封建科举的影响是很深的。

潘序伦12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是他家的一个远亲，后来就是自己的长兄。

潘序伦入学之初，由他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

当时封建礼教的规矩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学生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潘序伦读书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

到了1904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是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潘序伦的长兄叫潘序伦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潘序伦都会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潘序伦长兄特地为他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他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

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24家“大族”，集会讨论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兴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第一期共招收36人，分正科、预科两班。

这年，潘序伦13岁，被选入正科，据说正科毕业生就可以算是“秀才”了。学校规模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设校长、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之外，因学生全部住读，还设有舍监（相当于训导主任）。这些成员，全都是由24个大族论资协商推荐的。例如，校长是由一位年已古稀、姓许的“贡生”担任，他的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学监姓崔，也是贡生；舍监则是一个祖上做过高官的姓吕的人担任。学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仍保留着许多旧科举私塾的痕迹，教职员可以任意斥骂学生。课程除读“四书”“五经”、《史记》等古典文学以外，还有英文、日文、数学、中外史地、体操、音乐等，可以说与现在的高中课程差不多了。

潘序伦因为过去已经看过、读过这些书，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到年终考试得了个第一名。回到家里禀告了父亲潘亮之，潘亮之向来对子女很严厉，面部表情总是冷若冰霜，这次总算对儿子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颅，勉励他继续努力。

潘序伦小学毕业后，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位于浦东六里桥的浦东中学。

浦东中学是由泥水匠起家后来又毁家兴学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说到杨斯盛，他因“破家兴学”而被胡适誉为“中国第一伟人”。

杨斯盛少时父母双亡，无钱读书。后来学做泥瓦匠以糊口，但他咬紧牙关“睁开眼睛料事，立定脚跟吃苦，驼起肩头做工”，辛劳30年，终于成为上海滩一个大富翁。杨斯盛成为富翁之后，没有忘记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没有忘记穷人。“遇了什么天灾人事，务必捐出巨款，赈济受害的人。遇到什么公益事业，务必出钱捐助。他生平捐钱造的马路也不知有多少条，救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但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毁家兴学”。杨斯盛因为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想让孩子们都有书读。于是他捐了10万元，创办了广明小学，还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渐渐扩大，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但这所学校开办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学校用的黑板要改良”。

1907年春，黄炎培在杨斯盛的盛邀下，负责创办浦东中学，黄炎培任首任校长，这是上海成立最早的一所完全中学。在“勤朴”校训的滋育下，该校名人辈出，涌现了张闻天、蒋经国、蒋纬国、王淦昌、陈芳允、范文澜、罗尔纲、钱昌照、潘序伦、董纯才、叶君健、马识途、殷夫、胡也频、谢晋等著名校友。

1908年，刚小学毕业的潘序伦，闻悉浦东中学的黄炎培校长对学生德、智、体三育的训练极为严格，便前往报名应试，经考试被录取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由此，黄、潘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黄炎培亲自担任修身课教师，“讲课时，讲得有声有色，富有兴趣，发人深思，学生认为是难得的乐事。任师（黄炎培号任之——引者）真是一位教育家和心理家，我们和他谈话，犹如见到了严父，又如遇着了慈母。”潘序伦：《缅怀黄任之老师》，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37页。对此，潘序伦在晚年还记忆犹新。

潘序伦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颇得师长的青睐，他的文章经常被当时的校刊所采纳，下面的一篇《知非》是潘序伦当年的作文：

世之人于其言行，上之是者，固常自知之。而其非者，则常不自知。不能自知其非，即不能自改其非，而过因之成矣。故夫非也者，过之所由成也知。知非即无过，无过，即圣贤虽然，非岂易知者哉。乡党自好之人，束身自爱之士，清洁自守之吏。鞠躬尽瘁，殚心竭力。以事其事，其心非不正也。其志非不可嘉也，然而偶一不慎，非即乘之迨其既中于非也。又往往未能知其非。而致之甚，且自负为是。而力行之鼓。其一往直前之气，而一线之差，遂如汽车之出轨，强弩之离弦，其祸乃不可收拾。古来英雄豪杰，因自负之，一念以致身败名裂者，岂少也哉。然则知非有法乎？曰：“反省者，知非之法也。虚心者，知非之原也。虚心则不敢，自负其无非。反省则必能自知其非，既能自知其非，故过不能成矣，过虽成必能改过矣。”虽然世又有明知为非，而故为掩饰者焉。亦有既知为非，而惮于迁改者焉。是则以鸩疗渴之类，小人之所为而已矣。

那时潘序伦15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发生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潘序伦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来到潘序伦家访问，并出示潘序伦18岁那年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潘序伦对他们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

成功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但潘序伦和他的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据潘序伦后来回忆：

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和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做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我因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呢。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1—12页。

二

潘序伦在他的青年时期走了许多坎坷之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青年时期由于自己的过错，在求学、就业方面所走过的许多弯路，其中有一段时间，我险些堕入了污泥浊水之中。我这段历程很可以作为现代青年升学、就业的借鉴。因我毕生从事会计事业，因此更希望财会界的青年同志引以为戒，庶免重蹈我的覆辙。”潘序伦：《求学经过的自述》，《商业会计》1983年第9期。

潘序伦被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就转入当时的常州府中学堂就读。那时正值辛亥革命，中学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因此，他很快就获得了常州府中学堂的毕业证书。

当时共和民主国体初创，全国各地都需要政法人才，潘序伦为做官的虚荣心所驱使，就考进了南京民国法政大学。这所大学是当时几位政客筹办的“野鸡式”私立大学。

潘序伦在这所大学读了不到两年，有所长进。但因它不符合大学的办学条件，就被主管部门勒令停办。这样，潘序伦便第二次失学了。

不久，潘序伦又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招收无线电收发班学员的广告，其中所列的学员待遇，除了学、膳、宿费全免外，每月还发给每人生活费18块银元，每学期发给冬夏军服各一套，待遇可算得上优厚了。潘序伦当时想，以前家庭为自己负担的求学费用已经不少了，倘能考进这所军官学校，倒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而没有考虑电信收发工作对自己是否适合，就贸然投考了。这次去报考的学生很多，足足有1300人，想来他们也是和潘序伦一样的心理：学校既不要费用，还有津贴！结果只录取了21名，潘序伦竟得了第一名。这样，他就成了我国第一批学习无线电专业的学生。

海军军官学校的教师，是由海军部用重金聘请来的挪威人，每天学习的是极简单的电磁知识和练习收发无线电报。毕业考试考了五门科目，潘序伦的成绩每科都是100分。根据他的学习成绩，按照学校的惯例，把他留校担任助教职务是不成问题的。但学校领导认为他骄傲自满，对于师长礼貌不周，就把他派到海军某舰上去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每月饷金不过18块银元，和做学生时的津贴相等。

舰上生活既辛苦又单调，待遇又是如此之低，这时潘序伦才意识到，像他这样的人在军舰上当个无线电收发报员，实在太不适合了。于是，他就假报疾病，钻空子请病假回家休养，接下来就呈请退出军籍。

可是海军领导已看出潘序伦是有意规避，便行文到他原籍宜兴县署，追要他回去，否则要他赔偿学校投入的学、膳、宿等一切费用，约计2000多块银元。后来，他总算找到了吴淞海军医院，恳求医师为他出具了“确有疾病，不适合在海军军舰上服役”的证明，才算了结此案。

这就是潘序伦第一次求学就业的失败。究其根源，无非是因他一时贪图小便宜，以致蹉跎了青年时代的宝贵光阴。

潘序伦第一次的就业失败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失业，更是毫无意义。

那时，潘序伦姐夫的一位胞兄夏某，他在清朝的官职是“候补道”，当时任南京造币厂厂长之职，潘序伦恳求他为自己谋份职业。夏某觉得不好回绝，就发下一张委任状来，派潘序伦在该厂当一名翻译员，月薪30元。

其实在造币厂里没有什么翻译工作可做，而潘序伦当时的英语程度也够不上当翻译员，每月30元只不过是一项干薪。但那时他还嫌太少，几次恳求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另委他职。

果然不久，厂长又给潘序伦加了一个“邦技士”名义，薪金增加了10元。其实潘序伦对造币工艺一无所知，仍是干薪性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事哪会久长？不到两年，潘序伦的这位姻亲厂长就因故去职了，他在该厂任职也就随之告终。

潘序伦从造币厂卷起铺盖回到宜兴蜀山家中以后，不久就担任了乡村小学教师职务。

在这里又过了一段时间，潘序伦听说有位宜兴同乡世交周某做了镇江中学校长，他就极力恳求周某在该校为自己谋个工作。最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教习”（教师）的职务。每周任课10小时，月薪40元。

不久周某又给潘序伦每周增加了两小时的课程，月薪也加到了48元，这要算潘序伦30岁以前得薪的最高纪录了。

潘序伦所担任的课业，虽然每周只有12小时，但科目有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可谓门类繁多，凡是其他专科教员所不愿担任或不便担任的课程，都交给了他，把他作个尾闾。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样样都能，但没有一样精通的人。

于是，潘序伦就发愤自修英语，拿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袖珍字典》，几乎把它读得滚瓜烂熟。但除了死记生字之外，说和写都不行。

五四运动之前，潘序伦自谋职业，就这样浮浮沉沉地度过了六个年头。后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镇江中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世外。这位守旧派的校长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最后离职而去。

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潘序伦这个教课能力不是太好的校长同乡，属于校长这一阵营，当然只能随着他一同离校。

因此，潘序伦这时又失业了。他不禁感叹：自己没有真实的本领，要想在职场混饭吃，实在是太难了。

后来，潘序伦的情况越变越坏。他从镇江中学回来以后，在家乡闲住了半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他竟在乡间结识了一群赌徒，经常出入于乡间赌窟，进行赌博。他的结发妻子储氏不忍潘序伦如此堕落，每次都扯着他的衣襟不让出门，但他总是夺门而出。

眼见潘序伦就要向深渊中沉沦，全家人都为之着急。后来，总算来了一个转机，才使他醒悟过来。事情是这样的：

1919年的农历除夕，按照宜兴本乡习俗，凡是旅居他乡的人都要回乡过年。潘序伦听说西邻的小时同学、现在外地任小学教师的周君已回家来了，就顺便过去与之聊天。

周君对潘序伦说，他任小学教员已多年了，觉得自己没有学识，前途没有希望，听说近来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很多，他也想拼凑一些旅费到法国去留学。这寥寥几句话，似雷轰电击般地打动了潘序伦的心。

潘序伦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整夜不能入睡。心想，周君的家境要比自己清寒些，年龄也比自己大些，天资比自己还要差些，他倒有这样的志气，想到国外去留学，像自己这样不求长进，浑浑噩噩，虚掷光阴，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大年初一天刚破晓，潘序伦就唤醒自己的妻子储氏，对她说明情况，请她不要阻止自己在新春头三天里仍到外面去玩玩，因为自己早和一班赌友约定，不能失信——“从大年初四起，我保证不再赌博闲荡，如有机会，要同周君一起出国留学！”

潘序伦的二哥听到这番话，不禁嗤之以鼻，他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在家好好度日罢，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这种福分，会生一个出洋留学的子孙！”

潘序伦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强忍着未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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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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