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状况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殖民当局的经济目标是要将尼日利亚变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为促进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英国人在尼日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公路、铁路、航道、港口、电报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都是以运输农矿产品的需要来设计。尼日利亚经济逐步被改造成了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原料的典型依附型经济。北方的花生和棉花、西南的可可和橡胶以及东南的棕榈仁和棕榈油都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殖民当局对尼日利亚人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如薯蓣、木薯、小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漠不关心。随着尼日利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和货币化，农民被迫生产更多的出口作物换取货币，用来纳税、购买生活必需品。^[1]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英国殖民当局很少关心尼日利亚的技术和工业化问题，这与其殖民政策是吻合的。因此，到1940年，尼日利亚的私营工厂屈指可数，包括四家轧棉厂、一家香烟厂、一家制鼓厂、六家锯木厂、一家肥皂厂和两家棕榈油加工厂。^[2]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从欧洲进口制成品出现困难，殖民当局才考虑在殖民地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并适度进行工业化。1945年二战结束后，殖民当局计划在尼日利亚设立一个机构来协调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次年，商业和工业部成立，其中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进行小规模研究并促进工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受到进一步重视。1954年，殖民当局在尼日利亚引入《里特尔顿宪法》(Lyttleton Constitution)。英国同意尼日利亚在英联邦内部实行自治，改名为尼日利亚联邦，将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按地区设立，各区有更多自由来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管理，工业发展也由各区政府负责。1955年之后，尼日利亚各地出现了一些以当地原料为主的新工厂。各区领导人认为工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纷纷制订激励措施吸引投资者。联邦政府也在1956年成立了联邦信贷局，并在英联邦发展金融公司的帮助下于1959年设立尼日利亚投资公司，为从事制造业、农业和矿产开发的企业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此外，联邦各级政府还直接投资工业生产，三大区政府均成立了促进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的公司。西区政府还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上述政策极大刺激了尼日利亚独立前夕的工业发展。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时，全国共有389家工业企业，许多工厂规模不大，主要生产肥皂、水泥、烟草、纺织品和饮料。^[3]尼日利亚独立时人口约5000万，当时工业发展水平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消费需求，仍需大量进口制成品。^[4]因此，独立之初，尼日利亚工业化水平总体上还是很低的。

2. 基督教会与西方教育

在尼日利亚现代化兴起的背景中，基督教会和西方教育的影响非常显著。早在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传教士就开始在尼日利亚的贝宁和瓦里等地传播基督教，但直到18世纪，欧洲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传教努力收效甚微。19世纪上半叶，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和欧洲传教运动的复兴，非洲又成为传教士的理想之地，但他们在尼日利亚还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由于传教士们采取了种种新的策略，如利用本土牧师、直接与伊斯兰教展开竞争、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通过促进农业和商业在当地培育新的基督徒阶层等，尼日利亚基督教的情况出现了转机，数以百万的尼日利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的巴达格里(Badagri)、阿贝奥库塔(Abeokuta)、拉各斯、伊巴丹、奥约、尼日尔河三角洲及东南部伊格博人聚居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速传播，尼日利亚本土传教士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突出，最明显的是出现了许多由尼日利亚人控制的独立教会，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均反对殖民主义、质疑对西医的依赖、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人所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此，尼日利亚本土基督教具有反抗殖民主义的一面。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基督教已成为尼日利亚东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西部和中部地带(Middle Belt)也是一种重要宗教。^[5]

面对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许多尼日利亚人起初心存疑虑，认为其是殖民入侵的前哨，担心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制度受到威胁，商业利益受损。但到了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已能体会到欧洲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教会学校基本上只教英文读写，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全面建立及殖民地出口经济的不断发展，掌握英文读写能力已成为尼日利亚人步入中产阶级的跳板。受过西方教育就能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如在当地法庭或市政厅担任书记员，在欧洲人的商贸公司任职，在教堂或学校做神职人员或老师。由于能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即使仅仅受过最基本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在求职谋生方面比普通人的优势也要明显得多。1921年人口统计显示，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南方人约为3.2万人，大体占殖民地总人口的0.5%，据称还有4%的人上过西式小学，但没有完成学业。^[6]教会教育主要以培养基本读写能力的小学教育、工业培训和基督教神学教育为主，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最初并没有被考虑在内。因此，大部分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人充其量完成了小学教育，许多人还只是不完全的小学教育。到1926年，尼日利亚已有18所中学，但高昂的学费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中学毕业后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7]或英国等地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成为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神职人员等。到1921年，尼日利亚南部的这类人才仅73人。^③

欧洲教育多集中在尼日利亚南部主要是由于出口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欧洲教育在南方很有用武之地;南方是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北方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传教主要在南部和中部地带，对北方核心区影响有限。此外，为顺利推行“间接统治”，殖民当局允许传教士在南方用自己的经费开设学校，但在北方却有意抑制他们的热情。截至1921年，尼日利亚南方教会学校数量超过2200所，其中90%以上未得到殖民当局的资金援助。相比之下，尼日利亚北方的教会学校则算得上凤毛麟角。例如，1913年，尼日利亚北部非古兰经(non-Quranic)小学招收的学生只及南方小学水平的2%。^[8]尼日利亚南、北教育水平差距悬殊的根源由此产生，其深层次影响延续至今。

3. 社会精英与民族主义

教会学校和西方教育所培养的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日后将主宰尼日利亚政治、商业和其他行业，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如赫伯特·麦考莱(Herbert Maculay)、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奥巴费米·阿沃勒沃(Obafemi Awolowo)、艾哈迈杜·贝洛(Ahmadu Bello)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贝洛是北方穆斯林外，其余几位均为南方人，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处于南方与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以南方为中心不无关系。令笔者惊讶的是，贝洛是北方穆斯林的军事统帅(Sardauna)，但并不是一位保守、拒绝西方教育的人。他在从政之前不仅接受过西方教育，还于1931—1934年间在索科托中学(Sokoto High School)教授英文和数学，后来还出版了自己的英文传记《我的一生》。^[9]可见，欧洲教育对尼日利亚影响之大、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10]有学者指出，这在非洲是普遍现象。第一代执政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几乎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民族知识分子。^[11]

从社会层面看，西式教育、文化和基督教对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和宗教信仰均产生一定影响。尼日利亚同许多非洲殖民地国家一样，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开始信仰非洲基督教，反对当时还颇为流行的家内奴隶制，倾向一夫一妻而不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喜欢在教堂举行西式婚礼，热衷购买更多进口商品(包括奢侈品，如欧式服装、礼帽、书籍、收音机，甚至汽车)，建造欧式住宅。这些都是其区别于普通尼日利亚人的身份标志。当今尼日利亚社会、宗教、婚姻、家庭、衣食住行中的一些现代元素就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

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特别是具有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虽意识到他们的这一切源自英国殖民统治的客观结果，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殖民当局的抨击，甚至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正义之路。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殖民统治是建立在非洲人比欧洲人低人一等的荒谬理论之上的。欧洲雇主虽雇用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但仍会以种族理由歧视他们。在殖民机构和欧洲公司，尼日利亚人通常干最底层的工作，而且获得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卢加德甚至对受过欧洲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非常蔑视，宣称教会学校向他们灌输“不满、不服管束和妄自尊大”，会对英国统治和传统社会观念构成威胁。在他看来，理想的尼日利亚人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对殖民体系非常有用的人，而不是思索自身智力水平是与白人一样的那些人。^[12]

在此背景下，许多受西方教育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相信欧洲殖民统治的“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将自身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归功于基督教和教会教育的“开化”影响，将自己视作联系旧的传统社会与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纽带，因此积极向同胞宣传商业、基督教及废奴运动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引以为荣的“非洲特性”(Africanness)却被欧洲人污蔑为“落后、野蛮和腐化”，令受西式教育的尼日利亚人难以接受。他们不仅向同胞宣扬非洲传统社会的价值，还试图得到殖民当局的尊重和对尼日利亚人能力的认可，并力图证明“文明”并不是必须要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而模仿一种外来的生活方式。故此，崇尚西方文明的同时，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荣的尼日利亚中产阶级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身份，在服饰、起名字、语言、历史教科书上，无一不体现出非洲传统和西方现代元素的组合。例如，由非洲人领导的非洲基督教会在20世纪初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堂，尼日利亚的多元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中的歌、舞、鼓乐等元素，甚至对一夫多妻制的宽容等都与基督教融合在了一起。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是如此。^[13]总之，基督教和教会学校对尼日利亚传统社会和文化所进行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现代化”不够彻底，也不可能彻底，但其对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的影响几乎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平分秋色。

对于欧洲文化中歧视非洲人的“糟粕”，尼日利亚社会精英则展开了直接抗议和抨击，矛头直指殖民当局和对英国人趋炎附势的当地权贵。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尼日利亚独立报纸很快就成为知识分子开展斗争和提出诉求的工具。1880—1937年间，尼日利亚出现了50多种不同的报纸。^[14]西南部的主要城市拉各斯、伊巴丹、阿贝奥库塔等，东南部的卡拉巴尔、阿巴(Aba)、奥尼查(Onitsha)、埃努古及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等新兴城市均成为媒体云集之处。这些用英语、当地语言或双语发行的报纸在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4. 城市化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例如，拉各斯1931年人口估计只有12.6万人，到1951年已增至27.4万人，独立初期的1963年超过67.5万人。再如，东部地区1931年时没有人口超过2.6万的城市，但到1952年，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就有四个。^[15]有学者准确概括了殖民时期尼日利亚城市化的几大诱因和特征：殖民政府驻地的聚合作用，如拉各斯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埃古努、伊巴丹和卡杜纳分别是东、西和北区政府所在地;商业中心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吸引力，这在出口型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聚居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城市基础设施如医院、邮局、学校甚至娱乐设施得以覆盖;英语的流行。迁徙到城市的尼日利亚人深刻体会到，在城市想找口饭吃必须至少学会几个英语单词，否则甚至与同胞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讲的是自己的民族语言或方言。^[16]作为殖民遗产之一的英语成为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官方语言，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城市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此外，石油繁荣所带来的财富刺激、经济结构失衡造成更多农民由贫穷的农村向富庶的城市迁徙、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教育普及和大发展等因素进一步推动了独立后的城市化。不仅殖民统治时期兴起的现代城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北方穆斯林聚居区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如卡诺(Kano)、卡奇纳(Katsina)、迈杜古里，南方著名传统城市，如巴达格里、奥博莫肖(Ogbomoso)、奥约等，均在保留原有城市特色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现代元素，成为传统与现代特色兼备的复合型城市。上述城市经久不衰的历史也表明，尼日利亚的城市对环境、文化及政治、经济变迁有良好的适应性。无论是现代城市，还是传统城市，它们面临的问题或称“城市病”是相同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例如，住房紧张，水电等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拥堵，环境问题，青少年犯罪，民族宗教冲突频发，宗教极端势力突出，青年人失业严重，贫富悬殊极大，等等。^[17]虽如此，城市已成为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中心及现代化的象征，其发展势头依然非常强劲。

[1]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3-124.
[2] Toyin Falola and Ann Genova,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Nigeria, Lanham: The Scarecrow Press, 2009, p.172.
[3] J. Onyemelukwe, Industrialization in West Africa, Kent: Groom Helm Ltd, 1982, pp.175-177.
[4] David Aworawo, “Costly Neglect: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Vol.4, Issue 17, Spring 2011, pp.271-272.
[5] Toyin Falola, Violence in Nigeria,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8, pp.32-33.
[6]③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27.
[7] 塞拉利昂是英国为安置自由黑人和从大西洋贩奴船上截获的黑奴在西非建立的殖民地,与美国殖民协会(The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出于同样目的建立的利比里亚(Liberia)毗邻。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系英国圣公会传教协会于1827年在弗里敦(Freetown)建立的西非第一所西式大学,以神学和教育学见长,吸引了塞拉利昂和其他英帝国领地的学子来此深造。在其众多杰出校友中,不乏尼日利亚人的身影,如尼日利亚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之一、著名教育家亨利·卡尔(Henry Carr, 1863-1945),语言学家、英国圣公会在尼日利亚的第一位非洲人主教、“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麦考莱的祖父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 1809-1891),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之“伊巴丹学派”创始人肯尼斯·戴克(Kenneth Dike, 1917-1983)等。
[8]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28.
[9] Ahmadu Bello, M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 当然,贝洛及北区为了自身利益在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中略显保守,受到阿齐克韦等人的批评。但当时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理论和运动,而是带有浓厚东、西、北三区政治精英所直接宣扬或暗示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这是尼日利亚当时的“国情”使然。　
[11]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12]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29.
[13] 详细内容可参见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p.129-130; Toyin Falola, Culture and Customs of Nigeri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pp.77-157的相关内容。
[14]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30.
[15] Ibid, p.155.
[16] Hugh H. Smythe, “Urbanization in Nigeri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33, No. 3 (Jul., 1960), pp.144-148.
[17] 限于篇幅,尼日利亚的城市化问题不再展开,可参见Hugh H. Smythe, “Urbanization in Nigeri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33, No.3 (Jul., 1960); E.E. Okpara,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Nigeri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11, No.1(1986), pp.67-74; Toyin Falola, Culture and Customs of Nigeria, pp.88-96; Paul Lubeck, 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Laurent Fourchard, “Urban Poverty, Urban Crime, and Crime Control: The Lagos and Ibadan Cases, 1929-45”, in Steven J. Salm and Toyin Falola, eds., African Urban Spac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5), pp.287-314; Roy Maconachie, Urban Growth and Land Degradation in Developing Cities: Change and Challenges in Kano, Nigeria,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7;李文刚:《论卡诺古城的历史变迁》,《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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