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国家来说，构建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出发点。^[1]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二战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广大非洲殖民地国家以不同方式纷纷独立，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但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用英国学者威廉·托多夫(William Tordoff)的话来说，“它们需要将那些来自不同种类、操不同语言和处于不同社会与政治发展阶段的国民整合为一个民族”^[2]。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民族国家构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的，带有不少与生俱来的缺陷。尼日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尼日利亚三大主体民族豪萨-富拉尼、约鲁巴和伊格博族及少数民族在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疆域大小、势力强弱、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等有很大差异。由于地理因素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在相对独立或封闭的区域内发展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及随后的殖民统治完全打破了这种状况。无论是建立过自己政权的民族，还是处在社会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1914年后都被纳入一个叫“尼日利亚”的统一政治实体中。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谁是尼日利亚人”和“尼日利亚有多少人”^[3]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让这个新生大国很是纠结。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其一，尼日利亚政治上独立了，但现代尼日利亚民族构建却是新生事物;其二，人口涉及民族、宗教及政治经济稀缺资源分配，尼日利亚虽自殖民统治时起就举行过多次人口普查，但结果难获“尼日利亚人”的认可。独立时的尼日利亚其实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尼日利亚民族构建的历史仅仅半个多世纪，要走的路还很长，应对的主要问题无外乎以下几方面：其一，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是许多问题的源头所在;其二，南、北民族、宗教纷争和社会、经济、教育、民生等领域差距明显的问题;其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如“博科圣地”)^[4]以及尼日利亚基督教中激进势力的影响问题;其四，外部势力的影响，主要是周边邻国、北非乃至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的影响;其五，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贫困及被边缘化的问题;其六，尼日利亚政府治理能力差以及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

尼日利亚“国家”的建立先于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要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关于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构建，需强调以下三点。第一，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迄今最大的成绩可以说是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总体稳定，为现代化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第二，对军政权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要做客观评判。第三，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值得深思。

1. 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尼日利亚本可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和强国，让民众过上体面生活，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形象，在地区及非洲大陆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事务中保有一定影响力，但这一切都随着政局的动荡而成为大国的光荣梦想。政局稳定对这个饱受战乱、政变和冲突之苦的国家来说弥足珍贵。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均保持了尼日利亚统一，堪称民族国家构建的最大成绩。这一看似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对于尼日利亚这个颇有特色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易，值得格外珍惜。试想一下，如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持续动荡颠覆了尼日利亚靠石油出口的经济基础，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将尼日利亚引入一场民族宗教战争，那么尼日利亚就会陷入“国将不国”的灭顶之灾，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整个世界或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凡是有利于尼日利亚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的，均对现代化有利，都应该值得肯定。

2. 军政权在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由于尼日利亚特殊的历史，军政权占据了该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军政权对现代化的影响如何，以往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主要原因可能是受民主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军政权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排斥心理，认为其是“武力”、“暴力”的化身，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在梳理尼日利亚现代化进程时，如果不涉及军政权，就会割裂历史，甚至会出现大段空白，因为尼日利亚恰恰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概言之，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军政权的贡献或有益尝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戈翁(Yakubu Gowon)军政府在比夫拉(Biafra)战争中获胜，维护了联邦的统一，显示了军方对“一个尼日利亚”的坚定信念，成为尼日利亚迄今仍能保持统一的一大“法宝”。戈翁在战后倡导的民族和解努力虽难以在短期内抚平战争创伤，但至少能使尼日利亚很快进入战后重建的轨道，在石油繁荣的刺激下，尼日利亚甚至一度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将教育视作民族整合重要力量的普及初等教育(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UPE)。穆塔拉·穆罕默德(Murtala Mohammed)/奥巴桑乔军政府出台的“联邦特征”原则(federal character principle)^[5];戈翁、穆罕默德、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阿巴查(Sani Abacha)军政权的创设新州(states creation);奥巴桑乔、阿布巴卡尔(Abdulsalami Abubakar)军政权的主动还政于民等措施大大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戈翁军政权为“国家的未来”量身打造的以培育国族意识的“全国青年服务队”(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s， NYSC)，号召大学生到非原籍州就业以了解国情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从穆罕默德时期开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迁都，首都从拉各斯迁至国家地理中心区、象征国家团结的阿布贾(Abuja)。此外，建立联邦统一高等院校、各种形式的国家收入分配方案、增加地方政府的数量、建立联合政府(权力分享或曰南北轮流坐庄)、无数次的宪法会议、倡导国家统一和民族宗教宽容的各种机制，都离不开军政府的倡导、参与和推动。^[6]

当然，上述措施往往是有两面性的，或者说出发点很好，操作起来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旨在消除地区势力对联邦政府的威胁、保护少数民族免受主体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建州计划，虽基本达到了上述目的，却使得尼日利亚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数目在1967—1996年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北、西、东、中西(1963年从西区划出)四个区(Region)扩至目前除阿布贾联邦首都区(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 FCT)之外的36个州(States)和774个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Areas， LGAs)，而一些民族和地区要求增设新州和地方政府的呼声似乎尚未平息。有学者认为，建州计划并不利于尼日利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和当地自治，民族一体化的前途应取决于尼日利亚要有一个目标明确、具有全民族意识的领导层，并对联邦进行适当重组，使其更能代表全民族的形象。^[7]又如，“联邦特征”原则作为一种“民族平衡安排”，实际上是一种“配额制”，以消除地区间和民族间的巨大差距，保障各民族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在政府公共部门中任职的机会，促进各民族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平等分享国家的各种资源。^[8]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尼日利亚主要工业项目布局时原则上要照顾到联邦每一个地区，这就造成违反客观经济规律、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现象层出不穷。这一点下面再作详述。

3. 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9]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就成为一个离不开石油的国家，联邦政府要靠石油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持各级政府的运转。每年国家预算的基础就是要估计石油产量和每桶油的基准价格，然后就将命运很大程度上交给国际原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操控。此外，还要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安全形势如何，因为这与尼日利亚的原油产量直接相关。石油对尼日利亚现代民族整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油区少数民族问题。这是尼日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中的一个颇为棘手的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在石油大背景下的新版本。

在石油出口成为尼日利亚经济支柱和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之前，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以谋求独立的州或地方政府辖区、摆脱主体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控制为目标的地方民族主义运动。随着尼日利亚经济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转向以石油出口为基础，石油资源便成为引发新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产油区少数民族”(oil minorities)的地方民族主义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对尼日利亚来说，石油是宝贵的资源，还是诸多问题之源?许多人的回答或许更倾向于后一个选项，即“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因为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作为非洲数一数二产油国的尼日利亚常常同战乱、动荡、腐败、绑架、有组织犯罪、暴力冲突、少数民族边缘化、环境污染、油荒、电荒、贫富悬殊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尼日利亚绝大部分石油的生产区，同时也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缩影，故此处重点关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

[1]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
[2] [英]威廉·托多夫:《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3]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58; S. A. Aluko, “How Many Nigerians: An Analysis of Nigeria's Census Problems, 1901—1963”,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3, No.3. (Oct., 1965), pp.371—392.
[4] “博科圣地”(Boko Haram),字面意思为“西方教育的罪恶”,系2002年在尼日利亚北部迈杜古里(Maiduguri)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近年来在尼境内制造多起自杀式恐怖袭击,被称为“尼日利亚塔利班”。“博科圣地”不仅反对西方教育,还反对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甚至禁止人们穿衬衫和长裤,并禁止穆斯林在选举中投票。2009年以来,“博科圣地”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引发广泛关注。“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方的沉渣泛起是尼日利亚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南北分野、民族/宗教问题积聚及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关注和解决北方的落后与贫穷问题、消除腐败、改善政府治理能力、提高青年人的就业以及国家坚持不懈的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
[5] 参见李文刚:《联邦特征原则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
[6] 关于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可参见葛公尚《尼日利亚“三足鼎立”族际关系探析》,葛公尚主编:《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9-162页;李文刚:《尼日利亚民族问题与民主化进程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7年5月。
[7] Henry E. Alapiki, “State Creation in Nigeria: Failed Approaches to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Local Autonom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48, No.3 (Dec. 2005), pp.49-65.
[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igeria's Faltering Federal Experiment”, Africa Report, No.119 (Oct., 2006), p.11.
[9] 该部分内容根据笔者已发表的论文《浅析尼日利亚少数民族问题——以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为中心》(《西亚非洲》,2007年第7期)和《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与演化》(《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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