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是尼日利亚现代化历程中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政治上，尼日利亚经历了内战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的10年，政局较为稳定;经济上，尼日利亚迎来第一次石油繁荣。石油收入让尼日利亚在世界富有国家中名列第十三位，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拥有成功的中产阶级和越来越多百万富翁的自信国家。^[1]联邦军政府依靠出口石油得到的巨额财富可以实施任何发展计划。围绕着“石油”，尼日利亚的工业化经历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险。

1. 石油繁荣及其影响

1956年，壳牌-英国石油公司(Shell-BP)首次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地区打出第一口油井，两年后商业开采正式开始。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石油很快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因石油探明储量的2/3位于谋求脱离联邦的比夫拉一方，内战一度阻碍了石油业的快速发展。内战后，亚库布·戈翁军政府(1966—1975)很快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石油业。1958年，尼日利亚原油日开采量仅5100桶，1966年内战前夕超过日41.7万桶。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尼日利亚石油迎来了飞速发展。1970年，尼日利亚共生产原油3.96亿桶，1972年增至6.43亿桶，1974年更是增至8.23亿桶。^[2]随着石油生产的增长，尼日利亚政府从石油中的收入也在飞速增加。1958年石油商业开采的第一年，尼日利亚政府石油收入仅20万奈拉，到1970年已增至1.66亿奈拉。1971年，尼日利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后，其石油产业的前景就与欧佩克的政策、国际油价的波动及国际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1973年，为反对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欧佩克决定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在当时石油紧缺的年代，国际油价从1973年10月的每桶3.8美元暴涨至1974年1月的每桶14.7美元，并且在整个7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高位水平。^[3]受益于此，尼日利亚政府的石油收入在1974年达到37亿奈拉，1976年增至53亿奈拉。^[4]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由1970年的26%、1972年的54%快速增至1974年的82%。^③尼日利亚政府越来越依赖石油实现财政收入，整个经济亦开始极度依赖于这种单一出口商品了。然而，石油也给尼日利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和问题。

其一，在国际油价波动面前，尼日利亚经济变得非常脆弱，潜在风险容易被忽视。戈翁军政府的发展规划和收入分配计划都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时的水平制订的，丰厚的石油收入能够支持政府庞大的支出计划。戈翁军政府扩大了公职人员的规模，为政府雇员大幅增加薪酬，此即著名的“乌杜季奖”(Udoji Award)^[5];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恢复毁于内战的农场、道路和机场;建设新学校;投巨资筹办“黑人艺术和文化节”(Festival of Black Arts and Culture， FESTAC);新建军营并扩充兵力。毋庸置疑，军政府每一项大手笔开支都有充分理由来支撑，特别是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密不可分：内战后的尼日利亚面临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军政权要通过扩大政府的投资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亦需要扩军并提高军人待遇来换取军队的忠诚。^[6]然而，当国际原油市场出现波动而尼日利亚政府错误估计石油收入时，这个短期暴富的国家就会陷入外汇短缺、入不敷出的困境。例如，1974年尼日利亚外汇储备足够支付两年进口，但1977年后因过度进口奢侈品和引进技术，加上国际原油需求量减少，尼日利亚外汇储备逐渐减少，到1978年已借了10亿美元的外债，由此开始了成为一个债务国的历程。1979年，石油繁荣走向尾声，尼日利亚政府不得不计划放弃许多项目，缩小工程规模。^[7]

其二，尼日利亚经济完全依赖石油后，其他产业受到严重忽视，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出现畸形。早在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时期，农业就出现颓势，这种状况在石油繁荣时期进一步恶化，尼日利亚不得不依靠进口食品，就连昔日的主要出口商品棕榈油和花生也需要进口。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9.4%降至1973/1974年的7.0%。^[8]石油繁荣不仅没有助推生产性行业的增长，反而导致进口大增。城市消费的高速增长又引发通货膨胀，1973—1981年间，食品价格增长273%。^③为抑制物价过快增长，政府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进口以保证市场供应，但收效不大，而廉价进口商品又阻碍了本国农业和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出现恶性循环。

其三，石油繁荣导致在征收和分配石油收入的官员中出现大范围腐败现象，尼日利亚蜕化成一个“食利国家”。此时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国内纳税人的钱，而是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Shell)、英国石油(BP)、菲那(Fina)、阿吉普(Agip)等以租金和石油矿区使用费(royalties)支付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盛行就不难理解。政府只要控制资源并保证得到“租金”，就可坐享其成，对国民的批评监督就可充耳不闻。戈翁时期，由于对如何支出石油财富几乎没有什么监管，数以百万计的奈拉不翼而飞，大多都流入联邦或州政府官员和商人的私人腰包。^[9]

其四，石油繁荣还让“不差钱”的尼日利亚出现严重的管理混乱和铺张浪费现象。例如，著名的水泥船堵港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75年初，戈翁军政府的国防部宣布购买1600万吨水泥用于建造兵营和其他工程。当200多艘满载水泥的船只涌入拉各斯港后，发生了严重的拥堵事件，一些船只甚至被迫等待一年时间才能卸货。事后调查发现，许多抵达拉各斯港的水泥船装的本身就是劣质水泥，它们之所以趋之若鹜地在拉各斯港排队，仅仅是为了得到滞留补偿费(demurrage fees)。^[10]此外，为尽可能从联邦政府那里榨取更多利润，尼日利亚有权有势的中间商故意夸大投标数目，导致尼日利亚政府对水泥的需求量估计过高，这也是导致惊人浪费的一个主要原因。^[11]可以说，石油繁荣成就了戈翁时期尼日利亚的辉煌，与之相伴的贪污腐败、管理混乱、铺张浪费以及专制独裁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12]

其五，石油繁荣还引发收入分配危机。石油收入分配危机的焦点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财富。产油区各州热衷“出处原则”，即按照各州产油的比例分享石油收入。这一原则遭到非产油州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分配基础应当是各州的人口数。1970年，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石油总收入的45%按照“出处原则”划拨产油州，55%归联邦政府。55%中的一半归联邦国库，另一半流入分配资金池账户(Distributable Pool Account);资金池账户金额再进一步分配：一半资金在各州平均分配，另一半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13]后来，按“出处原则”分配的比例不断降低，联邦政府基本上完全控制了石油收入。由此也拉开了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诸多少数民族与跨国石油公司、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持续不断冲突的序幕。冲突的核心就是要求分享更多石油财富，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和被边缘化的局面。无数源自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不时让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陷入困境，而政府的武力清剿不仅于事无补，还加大了它们与现代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离心力。关于这一点，在石油与现代民族建设部分已作了较深入探讨。

其六，对工业化而言，石油繁荣亦带来许多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石油繁荣引起尼日利亚的一些非理性反应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初期，尼日利亚就出现了一些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自1973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出口。对于许多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往往还包括政界和军界人士)来说，创造财富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已不再具吸引力，若能进入或操纵政府石油财富支出体系就能快捷地实现财富梦想。随着石油收入的不断涌入，要想抑制政治家、官僚和民众分享新财富的冲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尼日利亚的工业化就基本上由政府来主导了，许多私营公司的活动仅仅围绕着追逐政府的项目、合同来谋取暴利。因此，到石油繁荣的末期，私营工业部门仍很弱小，对整个工业或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无足轻重。

2. 核心工业选址之争

尽管尖锐的民族、地区矛盾在内战后依然存在，但随着石油繁荣的出现，尼日利亚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上述矛盾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石油为尼日利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仅仅依靠石油出口，尼日利亚就成为20世纪70年代非洲最富裕的国家。石油繁荣时期，尼日利亚政府主导的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被称为“核心工业项目”(Core Industrial Projects， CIP)的钢铁、造纸、化肥、石化、炼油、机械、液化天然气和炼铝等。政府希望通过建立核心工业体系节约外汇，出口制成品，创造外汇，提升整个国家的声望和综合实力，实现自力更生。在石油收入的支撑下，一些项目很快启动，而另一些则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14]然而，核心工业项目的选址和经营管理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工业项目的选址问题属于经济学范畴，应重点考虑原料供应、土地、劳工、基础设施、市场等因素。但尼日利亚政府在进行核心工业项目选址时，经济因素大多让位于政治因素。政府虽清楚核心工业项目可为加快工业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坚实基础，对国家安全亦具有战略意义，但受民族、地域、联邦特征及权力结构的影响，核心工业项目在地域布局上被“均分”了，表面上体现着整个国家的联邦特色，但事实证明，其对尼日利亚工业化的负面影响颇大。

既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因石油繁荣而起，我们就先举一个炼油和石化工业的例子。位于南方产油区的瓦里和哈科特港的炼油厂选址并无不妥，但在北方的卡杜纳建立炼油厂则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目的是缓和尼日利亚北部表现出的分离情绪。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选择非常不理性，因为卡杜纳远离产油区，原油供应要通过一条长达3001公里的输油管道，成本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在东南部哈科特港建立的石化工厂也因同样的理由在西南部的瓦里和北部的卡杜纳被复制，重复建设和浪费问题十分突出。再举一个钢铁工业的例子。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业之一，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元素，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意义重大，经济学家通常把钢产量或人均钢产量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对尼日利亚领导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早在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中，尼日利亚就提出要在奥尼查和洛克贾(Lokoja)地区建立钢铁厂。这一设想受到了1955年世界银行尼日利亚工业化潜力调研组报告的影响，从原料供应、运输设施和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可行性较大。但在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1980)中，苏联援建的钢铁厂设在了阿乔库塔(Ajaokuta)，最初考虑是可利用附近伊塔克普(Itakpe)低品位铁矿和拉菲亚(Lafia)的煤。但因运输成本巨大，连接伊塔克普的铁路被废弃，后来发现拉菲亚的煤也不适宜开采。无奈之下，阿乔库塔钢厂的铁矿石和原料都需进口，并由卡车运输。由于阿乔库塔钢厂进展缓慢，国内钢材市场需求的乐观前景让尼日利亚政府很快在1977年与德国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决定在南部瓦里附近的阿拉迪亚(Aladia)建立第二座钢铁冶炼厂。与阿乔库塔钢厂一样，1982年投产的阿拉迪亚钢厂也完全依靠国外铁矿石和技术专家。很显然，对国内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和市场需求前期调研不充分，让盲目上马的两座钢厂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另外，虽然阿乔库塔和阿拉迪亚钢厂均设计有轧钢厂，但在远离钢铁公司的卡奇纳、乔斯(Jos)和奥索博(Oshogbo)，又冒出三家由德国和日本援建的轧钢厂。在第四个国家发展计划(1981—1985)中，位于卡奇纳的轧钢厂要升级成一个微型钢铁联合体，用废钢生产平板钢，理由是从瓦里向卡奇纳长距离运输钢坯的成本让卡奇纳轧钢厂无法生存。这也印证了卡奇纳钢厂选址一开始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常不理性的。到1987年，尼日利亚在钢铁项目上的花费超过50亿奈拉，许多项目尚待执行。上述三个分布在内陆的轧钢厂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增加了尼日利亚钢铁的成本。由于进口成本高，尼日利亚钢铁单位成本比国际钢铁价格的两倍还要高。^[15]此外，沉重的金融负担、市场需求的萎缩让人们对尼日利亚钢铁工业的前景忧心忡忡，世界银行甚至建议尼日利亚关闭钢铁厂。由于尼日利亚国内力挺钢铁项目的势力较强，加之有国外资本的注入，钢铁项目才得以幸存。

由此可见，核心工业项目的选址基本上受到在各地区要均衡分布这一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仅有少数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事实上，所谓的“均衡发展”也仅仅是一个指导原则，核心工业项目最终花落谁家是由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决定的。尼日利亚自1960年独立以来，政权多由北方势力执掌，一些核心工业如钢铁、炼油的选址均难逃这一因素的制约，而不属于“权力圈”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联邦工业很少或几乎没有。此外，大多数核心工业项目管理不善、缺乏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3. 本土化政策

尼日利亚独立之前，英殖民当局曾出台措施鼓励外资在尼日利亚的发展，并保证不实行国有化。尼日利亚独立后，大型工业所有制结构呈现外资所有为主、政府所有为辅的格局。例如，1963年尼日利亚制造业所有权结构中，尼日利亚私人资本占10%，外资占68%，区政府占19%，联邦政府仅占3%。^[16]到1967年，英资占尼日利亚外部直接投资(FDIs)存量的一半以上，分布在制造业、贸易、银行业和石油等领域。美国资本在石油业中的比例也较大。到1970年，外国人仍控制着制造业，拥有63%的股份，尼日利亚政府只拥有约27%的股份，尼日利亚民众所占股份约为10%。^[17]外资独大的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

为降低失业率，限制外国人对尼日利亚经济的控制，促进尼日利亚社会的统一，培育国族意识，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戈翁军政府就开始了本土化政策。简言之，本土化政策就是用尼日利亚本土工人代替外籍雇员，将工厂的外国人所有权移交到本土尼日利亚人所有。1972年，戈翁政府发布《尼日利亚企业促进令》，明确列出实现本土化的时间表和指导原则;将工业中的一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服务业和制造业)限定为尼日利亚人经营;设立尼日利亚企业促进局，对本土化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管。戈翁之后的历届政府直到80年代中期都在贯彻这一思想。1977年，该法令进行修订后试图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本土化、经济多元化和管理尼日利亚化。随着本土化政策的不断推进，尼日利亚人在许多部门中的股份达到了100%，在一些大型工商企业，份额则达到60%，但这并不意味着尼日利亚人获得了控制权及当地人对企业的管理会更好。^③事实上，普通尼日利亚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本地化政策得到改善，只有那些有足够资本、有能力投资商业的尼日利亚人成为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与外国投资者、尼日利亚政客构成了利益相关方。^[18]本土化政策实际上在尼日利亚造就了一个富商阶层。有学者指出，本土化政策对尼日利亚本土企业增长、投资模式、本地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影响很难评估。从总体上说，本地化法令并不具有重大意义，它只不过强化和加速了尼日利亚本已出现的一些趋势，如当地资本在商业领域的壮大，尼日利亚人在管理方面的进步;而一些大趋势，如商业向工业的转变、涉足技术更先进的制造业领域、大型企业的出现等等，实际与本土化法令关系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尼日利亚工业发展中私人投资的显著增长与本土化法令也没有直接关系。^[19]

本土化政策也并未改变尼日利亚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石油工业中的被动局面。尼日利亚政府并未实行左派力量主张的国有化政策，而是通过向石油公司征税来增加政府在石油租金中的份额。1971年，尼日利亚政府规定，在所有新的石油特许权(concessions)中，政府拥有100%的股份，私人公司获石油开采量的一定份额。同年4月，尼日利亚政府成立了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NNOC)，以参股形式获得石油开采公司已有石油特许权35%的股份，这一比例后来扩大到了60%。^[20]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还被赋予了管理和监督石油开采、向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在当地的子公司提供指导意见的职责。1976年，尼日利亚国家原油公司与石油部合并，组成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NNPC)，存续至今。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很多权力，涉及石油生产销售、国内石油冶炼、石化工业和输油管网等。石油部的一名前高官曾表示，国家石油公司的重组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石油定价以及激励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此外，石油工业属资本、技术密集型，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运行，与其他部门联系不多，技术依靠进口，同本地工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虽在技术消化上做了一些有限的努力，但技术进口的高额成本对整个国家的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尼日利亚并没有在短期内培养出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未能参与到石油的勘探和开采。^[21]

此外，石油工业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尼日利亚国内就业的影响无足轻重。跨国石油公司采取了让当权者满意的策略后，就在未关注当地环境污染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开采“黑金”。遗憾的是，尼日利亚政府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的环境恶化现象采取措施，到了80年代，石油泄漏等污染事件让尼日利亚的环境比其他石油开采国要更为恶劣。^[22]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报道发人深省：由于壳牌等公司的污染，尼日尔河三角洲已被环保主义者称作“全球石油污染之都”^[23]。环境污染问题遂成为引发当地民众持续至今的反对跨国石油公司和尼日利亚政府不作为的一个核心议题。

[1] 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0页。
[2] Tom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p.134.
[3]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82.
[4]③ Tom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p.134.
[5] 1972年,戈翁军政府设立以杰若梅·奥普塔·乌杜季(Jerome Oputa Udoji)为主席的乌杜季委员会(Udoji Commission),调研公务员薪酬问题。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建议政府大幅增加公务员薪酬,并设计出了一套分级绩效报偿计划。联邦军政府最后接受了乌杜季委员会的大部分建议。
[6]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p.182-183.
[7] 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1页。
[8]③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83.
[9] Ibid., pp.183-185.
[10]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87.
[11] Tom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pp.57-58.
[12] 1975年7月,戈翁在乌干达参加非统会议期间尼日利亚国内发生未流血的军事政变,穆塔拉·穆罕默德随后上台,戈翁流亡英国。
[13]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p.185-186.
[14] 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遭遇严重外汇短缺,但政府还是坚持了建立核心工业体系的策略。
[15] Tom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p.151.
[16] Tom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p.37.
[17]③ 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2页。
[18]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p.185.
[19] Tom　Forrest,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　p.157.
[20] Ibid.,　p.150.
[21] Ibid.,　pp.150-151.
[22] 托因·法罗拉:《尼日利亚史》,第133-134页。
[23] Caroline　Duffield,　“Nigeria:　World　oil　pollution　capital”,　BBC　News,　Niger　Delta,　15　June　2010,　http://www.bbc.co.uk/news/10313107,　May　2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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