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开明，男，70岁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14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都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35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反，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24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20岁。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300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里啪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 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
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 “老总，你没有死?”
那是个军人。他说： “没有。”
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 “你不走啊?”
我说： “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 “干什么的?”
我说： “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 “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 “有没有路条?”
“没有。”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 “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50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 “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 “没有菜，将就一下吧。”
吃完饭，他说： “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 “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
我跪下又磕了个头： “老爷爷，谢谢你!”
他说： “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nanjingdatusha/2022122561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