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发，男，1919年生

调查地点： 长白街小杨村1幢

调查时间： 2002年6月8日

调查人： 许书宏

当时我家住在四条巷27号，总共有六口人，父母亲、姐姐、姐夫、我和弟弟。

日本人来之前，我父亲一直在拉黄包车。日本人到南京后，父亲仍然继续他的拉夫生涯，我们都靠他养活。一天，日本兵来到我家，恰好我姐夫在家，他们想把他抓走。我父亲因为觉得我姐夫比较年轻，决定替他去。这一去就是一二十天左右。我们在家里都很急。

日本兵用父亲的黄包车拉他们抢来的东西。一顿给一个饭团，过了二十几天才回来。我那时在学徒，学做烧饼、油条。我们感觉不行，就到难民区去了，是在宁海路54号。

在难民区，日本兵来找国民党兵。这些日本兵摸头，看你的头上有没有箍印，看你的手心有没有老茧，再看你的肩头有没有老茧，只要发现有其中一个的，就说你是中央军，就把你抓走。另外还欺骗说，给国民党做事的站出来，给工作做。结果有些人站了出来。但是，哪是给你什么工作做呀，是被带到下关，用机关枪杀害了。

我父亲回来后，给人家看房子，一家五毛钱。以后，我们(在安民后)回到了原来的住所，但是房子已经被烧毁了。我们又自己盖房子。我利用我的手艺，做小本经营，维持家庭生存。我做的烧饼、油条，有的被人家批发，有的自己在门口叫卖。那时真是苦呀，和现在不能比。

日本人在南京什么事都做，有些事情甚至带有恶作剧的性质。四条巷服装厂就是一例。几个日本兵在那厂的楼房烤火，走的时候，也不把它熄灭，最终导致大火，把楼房烧掉了。真是缺德。其他的奸盗淫抢什么事情都干。

当然，有些事情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战后，我还是一直做我的小本生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解放后，到1956年，我入了党，我们那时是一心想着为别人做点什么，哪像现在的一些人。我做过人大代表、陪审员、三条巷街道委员会主任。后来，到了60年代，我担任了南京市第五毛纺厂的副厂长，一直到退休，那是1982年，我退休了。我老伴是从乐器商场退的休。我们一个月约有1000多元的收入，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只是有时给孙女一些零花钱。我们的医疗费能够报销60%。

在这一生中，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第一个妻子。我30岁左右的时候，她生病去世了。那时很穷，没有钱治病。她死后，由于没有钱买棺材，我只好向棺材店欠账，等以后有钱了再还。就为了这件事情，她娘家还责怪了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不就是因为那时没有钱嘛。如果是现在就好多了。

因为我的眼睛不好，在一年多前，我眼睛开刀了，视力不好。而且我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字。我基本上不看电视。

去过一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是以前组织别人去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现在不能和日本人和好。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和他和好呢?

我一辈子就这样算了(笑笑)。人，心要开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要保持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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