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兴，男，71岁，南京烷基苯厂退休职工

调查地点： 竺桥

调查人： 陈小敏、汤云龙

日本军队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当时我家住张家衙19号，职业是裁缝。家中有62岁的父亲、61岁的母亲、21岁的弟弟和我的19岁的妻子，共五口人。我当时24岁，那年八月份结的婚。冬月初十上午，我们全家到了大方巷14号后面的难民区。

冬月十四日是一个大晴天，我们全家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下午三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只好跟他出去，因为我们曾看到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不听日本兵的命令，遭到了枪杀。出门后，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东京运来的货物。我们发现，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30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人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才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三十几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百姓，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我心想，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寻死，就和旁边的人商量一起跳江。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这时，天已黑了，月亮也出来了，许多人纷纷往江里跳，我和弟弟也跳到了江里。日军急了，除继续用机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散失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我随水漂流到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上，吓得不敢动弹。突然，一颗子弹从我背上飞过，擦破了我的棉袍。猛烈的机枪声，把我耳朵震聋了，至今还没有好。机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企图毁尸灭迹。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里爬上岸来，看到侥幸活下来的人不足10人;岸边的人，一个个被烧得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当时，我在江里泡了将近一夜，全身麻木，也不知道害怕了，换了一身死人的衣服，爬到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里，在洞里躲了一天，一天没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又饥又渴。(冬月十五日)天快黑时，我又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由于不识路，只好乱跑。跑到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不少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烧茶做饭，直到阳历12月28日，日军要去小丹阳，我才回家。

我弟弟被抓走后，我父亲常常拄着拐杖含泪四处寻访，但弟弟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在那次被杀害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在中山码头搞大屠杀的是中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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