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桂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汤泉西路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4月15日、4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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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桂英
听我老婆婆讲，我老公公住在靠山的地方，人家喊他“靠山房”，大名不晓得。他会用中草药给人瞧病，还会打拳。他同日本人对打，在模范林那里，就是现在的汤泉水库那里，养龙山庄那个地方，被日本人拖走了，音讯无踪，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边上有几间草房也被鬼子烧掉了。人家讲，他的魂落泊了，后来就剪了个纸人放在棺材里，埋了。这是哪一年的事，我也不知道，许多老人都说不清。
我娘家在上峰关塘堰。7岁那年，父亲得病去世了。那年冬天，母亲到李岗头去弹棉花，又被李岗头的人抢走了。我四个叔叔都很穷，都是光棍。奶奶讲：“我不能一直养你啊，把人(给人)吧，做童养媳。”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童养媳，就被送到了土桥王家边。我那个男的好像叫曹花，个子蛮高的，像个大人了。
跑反那年我9岁。那天，我在地里倒山芋(注：在挖过山芋的地里再挖一遍，寻找遗漏的山芋)，忽然看到地沟那头来了许多人，大人小孩都有。狗也跟着跑，那舌头伸出来老长老长的。有的小娃哭，被大人摔在村前的大塘里。那时候天气冷，第二天塘里结了冰，许多小娃都冻死在冰上。不是一个两个，那塘里冻死的小娃子歹哩(多得很)。
跑反时，我们家留在村里没有跑。老婆婆家有两个大姑娘，十八九岁，都是小脚，走不远，躲在地洞里。我年纪小，一个人在家里，睡在灶间。大人告诉我：“白天不能跑到地洞里去看，日本人晓得了就没命了。晚上我们来家(回家)，再给你烧饭吃。”他们给我炒了点葵花籽和黄豆，装在围腰里，我饿了就抓点吃吃。
后来，日本人到村里来抓大姑娘。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人了。有个老奶奶，是我们邻居，躲在柴堆里直发抖，被鬼子看到了。鬼子用刺刀一戳，把她抓了起来，再用水给她洗脸，一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嫌她老，一刀戳在她腰里，她就倒下去了。日本人在老百姓家里烧鸡吃，鸡翅膀是不吃的。他们开枪打牛，牛打得直跳，打了几枪才死的。鬼子割下四条腿，牛肚和牛背都不要。我家大人晚上回来说：“磨一把小刀，慢慢割肉。”老婆婆给我磨快了刀，叫我在家割，割下来的肉放在篮里。我割了满满一篮，背都背不动。牛肉烧好后，每样给我盛一碗，其余的就端到地洞里去吃了。
我在王家边住了三年，采过桑叶养过蚕，还跟着大人到句容卖过蚕丝。后来，我那个男人得了急病，躺在床上直抖，死了。我老婆婆还有一个儿子，在汉口抬了(娶了)个媳妇，她和我老婆婆合不来。我听话，老婆婆喜欢我。可是我那个男人死了，不能再住在她家了，我就到李岗头找我妈。我妈在李岗头又生了几个孩子，我就帮着带小孩。有一次，我抱着小孩摔了一交，小孩脸上的皮擦破了，我妈妈的老婆婆就打她骂她，吵得很凶。我妈对我说：“我也不敢还手，你还是再把人吧。我们作孽，你大了就好了。”后来，我被送到李岗头旁边的寺后村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开染坊的，经常打我骂我，我就跑出来到处流浪，省得受罪。我在外面东讨一顿西讨一顿，吃不饱。汤山有个老奶奶，我不认得她，她对我说：“高台坡那里有的吃有的喝，你进去看看，能做的事你就帮着做点。”我就跑进去了。那门口是有人站岗的，穿便衣，戴的帽子是两边耷下来的，像两只大耳朵，他不带枪，讲话听不懂，没拦我。哪知道这个地方是同日本人联络好的，小姑娘进去就出不来了。
高台坡那个地方是三间两厢的平房，我刚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婊子院，在里面洗洗碗扫扫地抹抹桌子，也替他们送过烧饼等吃的东西。有一间房间里面像杂货铺，有白糖，麻袋装的，专门送往部队去的，就我一个人睡在里头，地上铺的是灯草编的厚席子。年纪大一点的姑娘另外睡，他们要陪当兵的。一天，来了不少当兵的，我吓死了。那里面有一张大床，当兵的拖了姑娘就睡觉，那些姑娘在床上又喊又叫，当兵的跪在她们身上，我还以为在打架，不敢去拉。这些姑娘都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哪里抓来的。有的十三四岁，有的十七八岁，也有在乡下结过婚的。
头几个月，当兵的没有来找我。过了两三个月，鬼子来的人多，把我也拉去了。我不肯，拼命反抗，但弄不过他们，就“妈呀、妈呀”地喊，他们淌出来的脏东西弄得我身上全是。有一天，来了十几个人，连我在内只有五六个姑娘，对付不过来，弄得疼死了。他们又不放，一个下去了，又上来一个，命都没有了。有时把姑娘弄死了，就拖到“大楼”后头，放在柴堆上，浇上煤油烧，然后摔在一条沟里。这是后来我跟我老伴在那里捡柴时他告诉我的。
在高台坡那里，我们吃的是压扁了的麦子煮的饭(麦片饭)，一天三顿。我们牙齿好，能吃饱。菜吗?行行(样样)都有，有罐头，也有青菜萝卜，加点糖和酱油拌拌，但从来不加盐。他们要我们跪着吃饭，我们不习惯，还是站着吃。有一次，我被鬼子戳昏过去了，许多人都来看。唐家汉那时在家，就住在高台坡马路对面，他也去看的。后来又跑过来许多戴大盖帽的汪派(注：指汪精卫的伪军)，都围着看。要不是这么多人来看，我就没命了。现在，我手上、头上、腿上还有伤疤。
高台坡的婊子院是山本办的，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不行，快垮台了。他管的姑娘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四个。他有老婆，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回来。他们有两个小家伙。小的是丫头，叫“萝卜酱”(音)，才三四岁，叫我抱的。大的是儿子，叫“哈子锣”(音)，七八岁，我陪他玩过。两个小家伙都不会讲中国话。山本夫妻俩也不会说，有事就同我们打手势比画。山本三十来岁，脸上没有胡子，鼻子底下也没有胡子。他不高，也不胖，但会骂人，凶得很。我们怎么叫他?我们不叫他的，他也不和我们说什么。他们一家住在一边，我们住在另一边，里面不挤。山本胸前常常挂着一块黄牌子，有这么厚(约0.5厘米)，这么长(约8厘米)，方方的，上面有字。土桥的老百姓来送菜，送青菜、萝卜、豇豆，他就带了他们把菜送到炮校。有时他到上海给部队买东西，就把那块牌子给我，让我挂着，把他们带到炮校。进了炮校大门还要走好远，一直送到伙房。伙房里做各种各样的饼子，都是疤疤样的(圆圆的)，他们给我米西米西，让我拿，拿多拿少不管。我就在衣袖管里装一些，带回来给小姑娘吃。我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她爸爸是剃头的，后来不能剃了，他们家就没得吃了。这个小姑娘就住在高台坡附近，我经常给她拿一点大米、烧饼，从茅房的小门那里偷偷地给她。
高台坡那里的姑娘都是中国人，没有日本人，也没有朝鲜人。她们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都不喊名字的，大家都喊“姑娘”，不分的。
后来，俱乐部里来了许多日本婆子，都是“天福鬼子”弄来的。我有个家门姐姐叫李广英，是李岗头人，在乡下结过婚的，在俱乐部里打工。她同俱乐部站岗的鬼子说了，我晚上去找她，站岗的不拦我。俱乐部里头，一到晚上鬼子就来了，星期六星期天人更多，当兵的人歹哩。接客的日本婆子站在桥上对他们喊：“刺拉的——”我亲眼看到俱乐部里面是婊子堆，鬼子同日本婆子睡在床上，他们穿着裙子，大褂子，男的把腿搁在女的身上，女的把腿搁在男的身上，一起在床上打牌。在俱乐部里打工的中国男人是不让进去的。汤林村的贡义贵在俱乐部里打过工，他知道的事多，但已经去世了。
俱乐部和陶庐是连着的，门口有当兵的站岗，带枪的。陶庐里面兵不多，主要是保护里头的日本婆子。蒋介石洗澡的地方(指蒋介石温泉别墅)有地下室，那里的日本兵养了许多狗。中国人关在里头，有钱的可以保出来，没钱的就喂狗吃。有条狗叫“演男”，日本人喊：“演男，你的米西!”那狗就去咬人了。这是听贡义贵讲的。
我在高台坡呆了一年半，吓怕了，就走茅房的小门逃走了。逃出来后，到过李岗头、寺后，又在句容帮人带小孩。
我17岁那年，鬼子投降了。当时大家传，说鬼子也要当亡国奴了。我不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只看到鬼子不凶了，他们没吃的，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也捡起来吃，还问老百姓讨馒头，我亲眼看到的。
鬼子投降后，当时传说又要跑反了。有人对我说：“你得找个男人，跑反没男人带，你怎么跑呀?”那年冬天，我就结婚了。我丈夫叫唐起云，大家都喊他唐怀宝。他比我大一转，他属大龙，我属小龙(蛇)，他喊我“小姑娘”。结婚半年多，他从不打我骂我。当时我们就住在寺桥弹棉花的地方，他出去搭鱼(打鱼)，我就帮他背篓子。我问他还会干啥，他说他以前是烂面行的。我问：“什么叫烂面行呀?”他说就是做烧饼、油条、金刚肚脐(一种干饼)。后来，我们就借了五担稻谷，做烧饼炸油条。他是干那一行的，做的烧饼好吃，生意来得好。国民党兵住在83医院里头，有个老板天天来拿货，三四个月不付钱。国民党兵赌钱，老欠账，那个老板对我老伴说：“爷爷哎，我没有钱哎。他们不给我，我也没钱把你。”
刘幸福就是刘老三吧。他烧窑时从窑上摔下来，眼睛摔瞎了。他家原来是磨豆腐的。他以前在俱乐部打过工。他去世了，去世了20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