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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历史·雷桂英口述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24日 阅读:136 评论:0

雷桂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镇汤泉西路21号
调查时间:2006年4月15日、4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雷桂英


听我老婆婆讲,我老公公住在靠山的地方,人家喊他“靠山房”,大名不晓得。他会用中草药给人瞧病,还会打拳。他同日本人对打,在模范林那里,就是现在的汤泉水库那里,养龙山庄那个地方,被日本人拖走了,音讯无踪,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边上有几间草房也被鬼子烧掉了。人家讲,他的魂落泊了,后来就剪了个纸人放在棺材里,埋了。这是哪一年的事,我也不知道,许多老人都说不清。
我娘家在上峰关塘堰。7岁那年,父亲得病去世了。那年冬天,母亲到李岗头去弹棉花,又被李岗头的人抢走了。我四个叔叔都很穷,都是光棍。奶奶讲:“我不能一直养你啊,把人(给人)吧,做童养媳。”我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童养媳,就被送到了土桥王家边。我那个男的好像叫曹花,个子蛮高的,像个大人了。
跑反那年我9岁。那天,我在地里倒山芋(注:在挖过山芋的地里再挖一遍,寻找遗漏的山芋),忽然看到地沟那头来了许多人,大人小孩都有。狗也跟着跑,那舌头伸出来老长老长的。有的小娃哭,被大人摔在村前的大塘里。那时候天气冷,第二天塘里结了冰,许多小娃都冻死在冰上。不是一个两个,那塘里冻死的小娃子歹哩(多得很)。
跑反时,我们家留在村里没有跑。老婆婆家有两个大姑娘,十八九岁,都是小脚,走不远,躲在地洞里。我年纪小,一个人在家里,睡在灶间。大人告诉我:“白天不能跑到地洞里去看,日本人晓得了就没命了。晚上我们来家(回家),再给你烧饭吃。”他们给我炒了点葵花籽和黄豆,装在围腰里,我饿了就抓点吃吃。
后来,日本人到村里来抓大姑娘。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人了。有个老奶奶,是我们邻居,躲在柴堆里直发抖,被鬼子看到了。鬼子用刺刀一戳,把她抓了起来,再用水给她洗脸,一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嫌她老,一刀戳在她腰里,她就倒下去了。日本人在老百姓家里烧鸡吃,鸡翅膀是不吃的。他们开枪打牛,牛打得直跳,打了几枪才死的。鬼子割下四条腿,牛肚和牛背都不要。我家大人晚上回来说:“磨一把小刀,慢慢割肉。”老婆婆给我磨快了刀,叫我在家割,割下来的肉放在篮里。我割了满满一篮,背都背不动。牛肉烧好后,每样给我盛一碗,其余的就端到地洞里去吃了。
我在王家边住了三年,采过桑叶养过蚕,还跟着大人到句容卖过蚕丝。后来,我那个男人得了急病,躺在床上直抖,死了。我老婆婆还有一个儿子,在汉口抬了(娶了)个媳妇,她和我老婆婆合不来。我听话,老婆婆喜欢我。可是我那个男人死了,不能再住在她家了,我就到李岗头找我妈。我妈在李岗头又生了几个孩子,我就帮着带小孩。有一次,我抱着小孩摔了一交,小孩脸上的皮擦破了,我妈妈的老婆婆就打她骂她,吵得很凶。我妈对我说:“我也不敢还手,你还是再把人吧。我们作孽,你大了就好了。”后来,我被送到李岗头旁边的寺后村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开染坊的,经常打我骂我,我就跑出来到处流浪,省得受罪。我在外面东讨一顿西讨一顿,吃不饱。汤山有个老奶奶,我不认得她,她对我说:“高台坡那里有的吃有的喝,你进去看看,能做的事你就帮着做点。”我就跑进去了。那门口是有人站岗的,穿便衣,戴的帽子是两边耷下来的,像两只大耳朵,他不带枪,讲话听不懂,没拦我。哪知道这个地方是同日本人联络好的,小姑娘进去就出不来了。
高台坡那个地方是三间两厢的平房,我刚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婊子院,在里面洗洗碗扫扫地抹抹桌子,也替他们送过烧饼等吃的东西。有一间房间里面像杂货铺,有白糖,麻袋装的,专门送往部队去的,就我一个人睡在里头,地上铺的是灯草编的厚席子。年纪大一点的姑娘另外睡,他们要陪当兵的。一天,来了不少当兵的,我吓死了。那里面有一张大床,当兵的拖了姑娘就睡觉,那些姑娘在床上又喊又叫,当兵的跪在她们身上,我还以为在打架,不敢去拉。这些姑娘都是中国人,不知道是哪里抓来的。有的十三四岁,有的十七八岁,也有在乡下结过婚的。
头几个月,当兵的没有来找我。过了两三个月,鬼子来的人多,把我也拉去了。我不肯,拼命反抗,但弄不过他们,就“妈呀、妈呀”地喊,他们淌出来的脏东西弄得我身上全是。有一天,来了十几个人,连我在内只有五六个姑娘,对付不过来,弄得疼死了。他们又不放,一个下去了,又上来一个,命都没有了。有时把姑娘弄死了,就拖到“大楼”后头,放在柴堆上,浇上煤油烧,然后摔在一条沟里。这是后来我跟我老伴在那里捡柴时他告诉我的。
在高台坡那里,我们吃的是压扁了的麦子煮的饭(麦片饭),一天三顿。我们牙齿好,能吃饱。菜吗?行行(样样)都有,有罐头,也有青菜萝卜,加点糖和酱油拌拌,但从来不加盐。他们要我们跪着吃饭,我们不习惯,还是站着吃。有一次,我被鬼子戳昏过去了,许多人都来看。唐家汉那时在家,就住在高台坡马路对面,他也去看的。后来又跑过来许多戴大盖帽的汪派(注:指汪精卫的伪军),都围着看。要不是这么多人来看,我就没命了。现在,我手上、头上、腿上还有伤疤。
高台坡的婊子院是山本办的,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不行,快垮台了。他管的姑娘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四个。他有老婆,白天看不到,晚上才回来。他们有两个小家伙。小的是丫头,叫“萝卜酱”(音),才三四岁,叫我抱的。大的是儿子,叫“哈子锣”(音),七八岁,我陪他玩过。两个小家伙都不会讲中国话。山本夫妻俩也不会说,有事就同我们打手势比画。山本三十来岁,脸上没有胡子,鼻子底下也没有胡子。他不高,也不胖,但会骂人,凶得很。我们怎么叫他?我们不叫他的,他也不和我们说什么。他们一家住在一边,我们住在另一边,里面不挤。山本胸前常常挂着一块黄牌子,有这么厚(约0.5厘米),这么长(约8厘米),方方的,上面有字。土桥的老百姓来送菜,送青菜、萝卜、豇豆,他就带了他们把菜送到炮校。有时他到上海给部队买东西,就把那块牌子给我,让我挂着,把他们带到炮校。进了炮校大门还要走好远,一直送到伙房。伙房里做各种各样的饼子,都是疤疤样的(圆圆的),他们给我米西米西,让我拿,拿多拿少不管。我就在衣袖管里装一些,带回来给小姑娘吃。我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她爸爸是剃头的,后来不能剃了,他们家就没得吃了。这个小姑娘就住在高台坡附近,我经常给她拿一点大米、烧饼,从茅房的小门那里偷偷地给她。
高台坡那里的姑娘都是中国人,没有日本人,也没有朝鲜人。她们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都不喊名字的,大家都喊“姑娘”,不分的。
后来,俱乐部里来了许多日本婆子,都是“天福鬼子”弄来的。我有个家门姐姐叫李广英,是李岗头人,在乡下结过婚的,在俱乐部里打工。她同俱乐部站岗的鬼子说了,我晚上去找她,站岗的不拦我。俱乐部里头,一到晚上鬼子就来了,星期六星期天人更多,当兵的人歹哩。接客的日本婆子站在桥上对他们喊:“刺拉的——”我亲眼看到俱乐部里面是婊子堆,鬼子同日本婆子睡在床上,他们穿着裙子,大褂子,男的把腿搁在女的身上,女的把腿搁在男的身上,一起在床上打牌。在俱乐部里打工的中国男人是不让进去的。汤林村的贡义贵在俱乐部里打过工,他知道的事多,但已经去世了。
俱乐部和陶庐是连着的,门口有当兵的站岗,带枪的。陶庐里面兵不多,主要是保护里头的日本婆子。蒋介石洗澡的地方(指蒋介石温泉别墅)有地下室,那里的日本兵养了许多狗。中国人关在里头,有钱的可以保出来,没钱的就喂狗吃。有条狗叫“演男”,日本人喊:“演男,你的米西!”那狗就去咬人了。这是听贡义贵讲的。
我在高台坡呆了一年半,吓怕了,就走茅房的小门逃走了。逃出来后,到过李岗头、寺后,又在句容帮人带小孩。
我17岁那年,鬼子投降了。当时大家传,说鬼子也要当亡国奴了。我不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只看到鬼子不凶了,他们没吃的,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也捡起来吃,还问老百姓讨馒头,我亲眼看到的。
鬼子投降后,当时传说又要跑反了。有人对我说:“你得找个男人,跑反没男人带,你怎么跑呀?”那年冬天,我就结婚了。我丈夫叫唐起云,大家都喊他唐怀宝。他比我大一转,他属大龙,我属小龙(蛇),他喊我“小姑娘”。结婚半年多,他从不打我骂我。当时我们就住在寺桥弹棉花的地方,他出去搭鱼(打鱼),我就帮他背篓子。我问他还会干啥,他说他以前是烂面行的。我问:“什么叫烂面行呀?”他说就是做烧饼、油条、金刚肚脐(一种干饼)。后来,我们就借了五担稻谷,做烧饼炸油条。他是干那一行的,做的烧饼好吃,生意来得好。国民党兵住在83医院里头,有个老板天天来拿货,三四个月不付钱。国民党兵赌钱,老欠账,那个老板对我老伴说:“爷爷哎,我没有钱哎。他们不给我,我也没钱把你。”
刘幸福就是刘老三吧。他烧窑时从窑上摔下来,眼睛摔瞎了。他家原来是磨豆腐的。他以前在俱乐部打过工。他去世了,去世了2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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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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