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坤，男，1912年生

调查地点： 张府园38号

调查时间： 2000年11月5日

调查人： 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原住东关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我和家人母亲、哥嫂及妹妹等跑到难民区鼓楼四条巷12号避难。

1937年12月14日，日军开了四辆车到仁益里，开始搜查，检查手上有没有拿过枪的痕迹，如果有痕迹，就送去做实验。前三部车都塞得满满的，把我押上了第四辆车，当时我大约十九二十岁，几个同事也在。每车60～70人，第四车没满。其所在的第四辆车在上海路阴阳营停下来，其他三辆开往下关。

屠杀开始后，日军用机枪扫射。我倒在一棵柳树下，吓昏了。日军经过检查后发现没有什么活人就走了。红万字会来收尸，穿着胸口有红万字会标志衣服的人员来到河边，发现我倒在树下昏迷不醒，胸口尚有余温。救走后，被送到母亲那里。当时是一万人都难得有一人活下来。

回到难民区两天后，一次出去买东西，不幸的是我又被日军抓走。同时被抓的有四个人。日军强迫我们背枪，到镇江去找青岛部队，大约走了一天多，脚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至今仍受到影响。到镇江后，由于日军部队不在，又折回。在从镇江回来的路上，看见许多惨状。路上、防空洞到处是死尸，我们简直是从死尸堆里跑回来的。在路上，我们四个人死了三人，只剩下我一人，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背到我的身上。到中山门附近的步兵学校，晚上日军让我同死人一起睡觉，冬天，天很冷，和死人待在一起，像冰一样。

后来，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日本人让我回去，日本人给了我一盒大烟，方方的，10只装，在上面盖了一个章。让我抓在手上，作为“通行证”。后来我就拿着烟盒又回到难民区。

安民后，我到《民国日报》工作，在那里，主要从事的是文字排版工作。一天晚上，我跑到后面，发现在楼梯口起了火。日本人怀疑是我放的火，于是被抓到宪兵队，在那里，日军宪兵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如灌自来水、打(竹)签子，甚至放出狼狗撕咬我。过了两天，我的母亲跪在汉奸秦柏声面前求情，后来才保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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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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