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家兴，男，75周岁

调查地点：　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调查时间：　2003年7月13日

调查人：　戴袁支、吴佳莉、李川、冯斌斌

日本人来的时候，是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初四，下午三四点钟来的。东边有个大场，五亩地方圆。日本人来有二三十人，是一个小分队，红巴巴的旗子往场上一插，枪四五个一码，带刺刀。天色见晚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玩，日本鬼子来捞(抓)鸡，苏昌生帮他们捞，日本鬼子没有捞到，顺手用刺刀背打了苏昌生头一下，苏昌生掉头就跑。晚上见到我们说，打人的兵不是好兵，帮他们捞鸡没捞到就打人。

天黑了，我们回来了，吃完饭，听年纪大的人说，日本兵捞了几个人，有戴昌继、戴兴钏、陈开荣、王立荣、戴兴根、戴兴遗。戴昌继和戴兴遗家(之间)有个夹沟，他们就躲在夹沟里。日本人把他们弄到老小学校操场，用刺刀戳死。王立荣见日本人要杀他(日本人先杀了其他人)，他就和日本人打起来，鬼子把他绑在树上用大刀砍头。第二天(初五)早晨我们亲眼看到尸体，王立荣的头挂下来，没被完全砍掉，挂在脖子上。

初四晚上，我们躲在家里，有个严老头的儿子，马群的，三十几岁，受过训练，帽子上有(国民党的)党花(徽)，制服是灰色的。日本兵把他拖到我家院子，他们把前后门都闩上，不让严老头进来，用刺刀把严老头儿子刺死，捅了好几刀。我吓坏了，哭了，我母亲也哭了。听到严老头的老婆子哭，我母亲在哭，村里人以为我死了，就说“龙照子”(小名)被日本兵杀死了。

村里人都跑到岘山上，我们没有去。半夜，中国人部队在岘山上喊“口令”，问东洋人到哪里了，又问村上是不是有兵，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东洋人就是日本人。天亮了，就开枪了，我就跟着父母往外跑。我被日本兵用擀面杖打头，我跟父母跑到旧房基躲下。我妈妈的头被子弹擦破了，妹妹的膀子也受伤了。

中国兵在附近山上，日本兵躲在村子里，在院墙上掏了好多洞做机枪眼。日本兵有飞机、坦克，中央军死了很多人。日本兵有好的也有坏的，有个日本人把我们拉进屋里帮我母亲和妹妹擦了药。日本兵在家里烧山芋和花生吃，都是抢的别人家的。日本兵有望远镜，往山上看，就“咯咯”地笑。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什么是望远镜，日本兵把它凑到我眼前，连山上的石头都看得清楚，也看到山上死了很多中央军，我被吓坏了。

初六、初七，日本军走安基山，从圣村过来，(增援的日本)兵很多，还有坦克。村子门太小，日本坦克把北门撞了个大口子，从坝河过去。中央军死了很多，人都爬不过来，都是(日本)飞机炸的。棒槌山有(中国军队的)炮台，山上没有树，被飞机炸了，蚱蚂山上也有中央军，躲在村子里。中央军自己人打起来，天亮发现了，不打了。中央军尸首没人埋，(村民将他们)拖到山洼里埋了。第二年发洪水，山洪把尸首冲下来，身子肿得像猪一样，衣服涨破了，屁股像笆斗一样大。

戴兴江的母亲戴王氏背着棉被袋往外面跑，刚跑出门，就被日本军一枪打死了。我看见后就赶紧跑回家，告诉我母亲兴江的妈妈死了。

日本人往山上冲，把我父亲带走了，让他背水、饭盒，往崆山上跑。听到枪声，就把我父亲头按下来，没有枪声，就往上爬。和我父亲一同被抓去的还有戴大如和我舅舅谢“呆子”。到西村，日本人让他们俩走路的这一边，他们要走那一边，他们不听话，就被打死了。我父亲被抓去南京40天，母亲就在家里哭，家里有三四个子女，都没饭吃，40天当中担惊受怕，也不晓得我父亲是死是活。日本当官的给我父亲写了个路条，我父亲才回来。我们才知道舅舅死了。舅舅和戴大如的尸体都没有找到。

(1938年)农历二月，我们在家过的年。之后父亲把我们带到江南水泥厂，有丹国“鬼子”在那边，日本鬼子不打。我妹妹在难民区出痧子，死了，埋在栖霞山。难民区里没医院。^[1]每户在地上挖个坑，铺上铺就睡。用稻草搭的棚，在棚外面煮饭。棚子多了，数不过来，上千上万。米是晚上从家里背的，日本兵晚上不敢出来。难民营没菜吃，有稀饭吃就不错了。厂里有(外国)旗，我们在难民营住了两三个月。

有几个人是抬(死难者的)棺材的，见到日本鬼子躲不过，就去迎他们。我亲眼看到这四个人被带到孟北的许巷，他们分别是王恒斌(30多岁)、戴兴钊(30多岁)、苏昌禄(30多岁)、苏立道(34岁)。这是冬月十四日晚的事。有一个叫瘌獾子的人在地主赵礼成家做酒，他跑掉了，到村上报信说看到这四个人被带到孟北许巷后被杀死了。王恒斌被日本人用刺刀捅进嘴里，舌头拖出来四五寸长。抬苏立道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尸体上刺刀刺在心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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