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贵，男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3000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

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3000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200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 “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

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

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

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地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地给了我一枪。我曲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糊糊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兵抓了夫子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 “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 “你还没有死?”我说： “我不是中央军。”这个夫子40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 “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里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 “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80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走抓走的。我说： “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

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000人至多死几百个，2000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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