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华，女，1927年3月12日生

调查地点： 长白街632号

调查时间： 2002年9月4日

调查人： 许书宏、王艳飞

我家住在升州路，那条路当时做小买卖的很多，家庭妇女做外活的比较多。我父亲就是做小买卖的，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到别的地方拿一些活计到家中来做。我有哥哥和姐姐，我在家是最小的。

那时家里很苦呀，吃的东西又少。穷人就是无人去管的。

日本人来了以后，我们一家就去了难民区，是金陵大学。同样，在那里，我们吃的是稀饭，每人一碗，像水一样薄。大人一大碗，孩子一小碗。遇到心好的人，他会多给你打一点，如果遇到不是很好的人呢，就会少给你一点。我大姐那时就是因为没有吃的，吃不饱，奶孩子没有奶水。怎么办?就拿钱去买，很贵的。没有办法呀，不然，孩子没有得吃。

那时也是因为没钱才没有跑反。有钱或者有势的都跑反了，溯江而上，一般是去武汉、重庆和云南的昆明。我们去难民区主要是觉得不安全了，日本人到处杀人，不去的话，就没有命了。男的要被抓差。我们门里有一个妇女，她的男人就被日本人抓去了，也没有回来，两个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死去了，而那时她还一直希望她的男人能够回来，她过得很苦了，自己的男人被抓走了，而自己的婆家和娘家都过得不好。所以她一直就是一个人在过，现在有90多岁了，住在水西门外，可能现在已经去世了吧，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哎，那时可怜的人真多!

在难民区，曾叫我们去领良民证。那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姓名、住址，一开始上面没有照片。我也听说女子大学(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华小姐曾经被日本人打了巴掌，是因为日本人要拖走一些妇女，而华小姐不让他们带走。在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美国人也曾阻止日本人把一些妇女带走，为了解救其他妇女，美国人就说： “你们是妓女的就出来。”一些妓女就出来了，大约有几十个吧。日本人把妓女带走后，就没有再带走其他的妇女。

我没有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人。但是我的外公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你要知道，那时在大街上，到处是尸体。

那时日本人还要我们打针，是预防霍乱的。我也曾经得过打摆子病。日本人到处抓人，如果有谁染上了这个病，就会拖走烧死。后来成立了一个组织，有什么甲长、保长和区长，就和现在居委会的工作差不多。那时，我生病，躺在床上，日本人来了，这些组织的人就赶快通知我家说，日本人来了，不要再躺在床上，日本人看到后，要把他拖走，烧死的。我呢，就赶快起来，装做没有事的样子。日本人看了没有什么异常，他们就会走了。我就再躺着。听说，有人就是因为躺在床上，被日本人拖走烧死的。后来，隔壁的大爷用针对着我的颈部进行针灸(用手指着做过针灸的地方给我们看)，当时我十二三岁。他说，这样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得打摆子病了。确实是，以后我再也没有得过。

我大约在1948年的时候和我的老伴结婚了。结婚后还住在升州路。我在家的时候从别人的店里拿一些活计来做，挣点钱来生活。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呀，人穷，需要生存，只有这样了。我们的钱是一年结算一次。我们是穷混。(笑笑)

我们主要用的就是交通银行的票子。另外还有袁大头、龙洋、小头(带孙中山像的)。一个袁大头可以换300个铜板(10文铜板)。10个铜板换1毛钱。如果上街叫一辆黄包车，一般需要1毛钱。是定额还是根据距离的远近呢?当然是根据距离的远近了，如果谈得好的话，那么钱就会少一点。和现在打的有点差不多。

日本人投降后，那些金银券不值钱，但是还是用这个发工资。金银券都是发给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而那些当官的发的都是黄金，有什么大黄鱼(4两)、小黄鱼(2两)以及小金锭(1两)。这些都不会因为物价的原因而贬值的。老百姓拿了工资后，就要立即去买东西，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贬值。所以，受苦的、吃亏的都是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前些天刚从医院回来，主要就是高血压。我有六个子女，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会经常来看看我，所以我也不觉得寂寞。解放后，我在公交公司(解放前叫作江南汽车公司，也就是现在的1路车。那时是从夫子庙到下关车站，而不是现在的这条路线)工作，主要是做内勤，没有什么文化。这当中因为要生小孩，所以曾经中途出来了几次，是单位照顾我们。现在我退休在家，主要就是依靠退休工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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