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泉，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　汤山镇作厂言家村
调查时间：　2004年7月2日、15日
调查人：　费仲兴
我今年76岁，跑反时9岁。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解放后当过大队会计。我哥上到大学毕业的，是汪精卫办的金陵临时大学，学农的，会讲日语和英语。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也因此受牵连，1959年就不当会计了。现在，我在作厂大队老年活动中心当会员，下午有空就过去聊天。
我祖父是句容大卓匡家边人。他6岁时父母双亡，一个妹妹才4岁，后来由他舅父带大。他13岁开始学篾匠。因手艺好，他又带了许多徒弟。后来，他在作厂言家村落户了。我父亲叫王家寅，是在言家村生的，他后来也学篾匠。跑反时，他大约35岁。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土桥张村。那里姓许的人多，言道宏的婆婆家就在张村，我们村好多人都跑到那里去了，言道宏、言道金、言至良、言至珍、言至祥、言至光、言至义、言至锡、言至立，有十多家呢。我祖父祖母一开始留在家里没跑，后来看到日本鬼子太厉害了，家里的房子也烧光了，他们就跑到了江北的瓜洲。
我们在张村住了三天，言至光的老婆就生孩子了。人家很不高兴，叫我们走。我们就经石狮、赤岗，跑到了黄梅桥的巫墅。在赤岗穿越公路(京杭国道)时，看到马路上全是鬼子的军火汽车，一辆接一辆的，都架着机枪。我们趁汽车脱档的时候赶快跑，才算过了公路。过了公路，到了亥家边，看到池塘边全是死人，像麻袋一样堆在那里。言至光的小孩生下来才三天，老是哭，就被大人丢在那水塘边上了。这个小孩没冻死，被人捡走了。有一年，他还跑到黄梅桥丁家边，找他的亲哥哥言道珍。言道珍当过三青团的小队长，解放后被划为反革命。他对自己的亲弟弟说：“你不要来认了，一认就把你牵连进去。”
我们在巫墅住在人家的祠堂里。住了没多久，言道华的老婆也生小孩了，人家就撵她们走。言道华和言至立回村取粮，看到自己家的房子烧掉了，稻谷和大米都烧糊了，岳父又在青林沿城被鬼子打死了，回到巫墅一说，他老婆一急，就死在巫墅了。当时，他们把那个小孩活生生地放进了棺材，同大人一起埋了。
巫墅不给住了，我们又找地方。腊月二十四，我们跑到了大卓的匡家边，在那里过了年，到农历二月里才回到作厂。回来一看，村上大部分房子都被鬼子烧掉了。田边的菜长得这么大，周围都是荒草，路都走不通了。
言道华的老婆去世后，他又找了个老婆，姓高，是高老五(高继功)的女儿，有一只眼睛看不清的，我们都喊她“大丫头”。她的名字不知道。那时候，妇女都没有名字。解放后土改了，妇女才起名字。
1938年9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言志朋请了许多人帮他割稻。他家田亩多，炮营这边有好几亩，言家村西边也有十来亩。他们怕扎稻时遇到鬼子，一边扎，一边望着汤山方向，看有没有鬼子来。谁知鬼子从句容方向过来，言志朋和“大丫头”被打死了。原来，八月十五夜里，新四军攻打汤山陶庐，鬼子连夜追出来，一直追到句容黄梅桥，都没找到新四军。八月十六早上八点来钟，鬼子押着一大群老百姓从黄梅桥回汤山，路过作厂，在如今炮校煤气站的小门那里看到许多人在扎稻，就开枪打人。第一枪就把言志朋打死了，第二枪又把“大丫头”打死了。其他人统统跪下来，举起了手。那稻田就在如今炮营修理所的西门那里，离公路不远。言道华的父亲言至平和母亲听到枪响，就到田里看。一看，两个人都歪在那里了。
鬼子打死了这两个人之后就押着一大群老百姓进言家村，见人就抓，我父亲也被抓走了。鬼子一共掳了五百来人，全带到汤山，在如今“水上大楼”那个地方一个一个地审问。翻译官叫桑水亲，不知是什么地方人。他问我父亲：“新四军到哪里去啦?”我父亲就胡编，说：“我半夜里睡在家里，听到外面有人跑，是什么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审了一回，鬼子叫人统统向后转，脸朝着河，又架起了机枪。翻译官同日本人讲了几句，日本人拔起东洋刀，一刀把树枝砍断了。大家只听到“咔嚓”一声，以为是砍到人头了，都不敢回头看。日本人又同翻译官讲了一阵，翻译官就叫大家回家，有情况马上报告，500多个老百姓就全回家了。这段经历是我父亲回家后对我们讲的。
还有一次，我父亲差一点点就被鬼子打死了。那是跑反过后，有人说我父亲偷了人家的东西，汤山的二鬼子就把他抓进了警察局。一个鬼子喝醉了酒，端着刺刀对准我父亲。他往前一步，我父亲就退一步。幸亏我祖父及时找到了唐大先生(唐庆升，字云阶，汤山人)，派汤山小学校长唐启文赶到了警察局。唐启文会讲几句日语，他同鬼子说了几句话，鬼子就把我父亲放了。要是他晚去三分钟，我父亲就没命了。
唐大先生在江(宁)句(容)两县南圩北圩的名声很高。他不贪财，不愿做官，一心帮助乡邻解决纠纷，调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帮了不少大忙。金大贵、鲍世元、廖仲祺都是二鬼子，给日本人办事的，专门敲诈老百姓。金大贵的自卫团在汤山，管汤山、上峰一片。鲍世元的团部在黄梅桥的桥头，管黄梅桥一片，老百姓牵一头毛驴过桥也得给钱。廖仲祺原来是在青林看山的，一字不识，后来搞到了几支枪，就自立一个自卫团，管青林、宝华山、胄王村，收了许多徒弟，到处敲诈勒索。汪精卫的部队叫“和平救国军”，旗子上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上面还有一个黄颜色的三角形，三角形里面写着“和平救国军”几个字。汪精卫的队伍比二鬼子多得多了。
1943年7月中旬，秧快插完了。有天上午，我们刚吃饭，忽然听得“轰”的一声巨响，我以为是谁家的墙倒了，就出去望望。只见街上的人都往东边跑，我也跑去看。原来，一架日本飞机从句容飞过来，失事了，一头栽在言家村东边，烧得很厉害，火光冲天。紧挨着的几家人都抢着搬东西，怕大火烧着自家房子。三个乘务员出不来，“哇啦哇啦”地叫，最后都烧死了。烧了一会，飞机上的机枪子弹又炸响了。
日本飞行员烧死后就埋在附近，坟上插一块木牌，写着他们的名字。炮校里的日本人到了坟前都要下马敬礼。过了一年，那块木牌被偷走了。中山大尉找伪保长，通知村民，一定要抓住小偷。后来没抓到小偷，就贴出告示说，三天之内不交出木牌，就把全村人统统杀光，房子统统烧光。第三天早上，有个叫“三麻子”的小偷偷了言智春家的两只鸡，在如今作厂邮局那个地方被抓住了。那年我15岁，我就赶紧报告。替日本人办事的高从松跟中山大尉说了，准备把小偷送到汤山宪兵队。日本人的宪兵队就在如今蒋介石温泉别墅那里，言家村有个妇女在那里给日本人做饭。刚准备送小偷，还没出门，日本人就进村了，村子周围架起了机枪，小桥那里有一挺，东头开发区那里也有一挺。街巷里都是日本兵，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日本人的确准备血洗言家村了。这时候，炮校的日本人把小偷带走了，部队也就撤了。
那小偷是万安的。万安还有两个小偷，也抓起来了，都带到宪兵队审问。但这三个人都没有偷木牌。后来，大家就怀疑是箍桶匠偷的，就把中新(大队)的箍桶匠袁春桃抓去了。袁春桃说他没偷，但有人向他借过刨子和锯子，这个人叫开根，抽鸦片烟的。日本人把开根逮住一审，他就承认了，说没钱买鸦片，就偷了木牌，借刨子把字刨掉，锯成几段，准备拿出去卖几个钱。日本人审清之后，认为开根是初犯，第一次偷东西，情有可原，把他放了，而那三个偷鸡的是惯偷，要处死。后来，就在如今83医院5病区那个地方，让这三个人挖坑，自己埋自己。埋的那天，许多人都去看，土埋到胸口，他们就喘不过气来了。
那架日本飞机，头大得很，有这么粗(直径约1.5米)。中山大尉专门修了一条路，叫老百姓用绳索把它拉到炮校。飞机在田里撞出一个大窟窿，碎片都是铝的、铜的，老百姓都去拣。这件事叫高麻子看到了。高麻子原先是新四军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叛变了。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爱民党”，找些人给他们办事。高麻子带了个老婆，是言家村的，天天在炮校门口转来转去。他常常带了日本人到句容北山水库那地方去搜新四军。高麻子看到老百姓拣到了铝、铜、铅等金属，就去告诉日本人，日本人就到作厂挨家挨户地收。后来，高麻子被新四军逮住了，新四军当着他老婆的面，一刀把他杀死了。
日本人经常在炮校附近农村里搞演习。演习时，头上缠一条白布，就算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日本人在炮校时，里头也是炮兵。每次打炮，都用绳索拉。大炮架在图书馆那里，朝孟墓、插花那边打，我们都去看过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场面我们也看到的。那天，在炮校大操场上，几千个日本兵站着，听收音机里讲话。那架收音机非常大，就在北操场西头台坡那里，搁在一张桌子上。收音机里哇啦哇啦地讲了半个个时，几千个人全部弯着腰、低下了头。下午四点，门口站岗的人没枪了，他们的枪全部入库了。我们站在村前高处，看得清清楚楚，当时还不知道是小日本投降了。后来，新六军的部队由美国飞机空运到南京，然后从南京步行到炮校。下午两三点钟，汤山响起了欢迎新六军的鞭炮声，作厂人也在京杭国道上夹道欢迎。新六军的士兵个头都很高，一个个穿着美式青年服，大皮鞋，背一个方包，有这么宽(约40厘米)，这么长(约50厘米)，走起路来卡卡卡响，非常整齐。走在前面的队伍持卡宾枪，后面的全是冲锋枪。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种枪叫冲锋枪。进炮校大门时，三个站岗的日本人弯腰鞠躬，新六军立即派三个人站岗，门口一共有六个人站岗，日本人管日本人，手里没有武器，中国人管中国，手里有武器。
炮校里现在车队往南一点，炮场那里，小河以西，原来是炮校的跑马厅。日本人经常在那里烧伤兵和阵亡士兵。那味道特别难闻，我们吃饭都咽不下了。每次烧伤兵，总能听到他们哇啦哇啦的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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