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思杰,男,79岁
调查地点: 雄州镇荷花新苑6幢102室
调查时间: 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 叶铭、孙扬、吴爱惠
抗战时,我11岁,家住在六合后街,当时在夫子庙小学读书。1937年12月,日本人到了南京。我父亲在海安行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跑反。南京沦陷后,夫小宣布解散,气氛凄凉。当时我五年级,到了班上时,学生都坐得很整齐,一声不响。班主任,姓姚,很激动: “日本鬼子来了,学校办不成了……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他突然喊了一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学生们就跟着喊了起来,当时大家都很激动,随后就宣布学校解散,我们都很痛苦。回家时,家里在打包袱,带了换洗衣服、钱和首饰等。每个小孩身上都背了一个包。我说: “我还有同学,要到学校看看。”那时,学校更加凄凉了,门窗都没关,风吹着直响。大成殿和明正堂之间有防空洞,上面拿木头铺起来。我和同学李永兴进去后,跑到防空洞里,到了大成殿(孔子牌位),风吹着纸满天飞。后来,我家下乡逃跑,牵着驴子,跑到程桥,先到亲戚家,又向西北方向,往竹镇张武银(音)家走,好几家人住在一起,有当时南京名医朱光中家,还有陈家。没多少时候,就有土匪乘机抢。我们住在张家的粮食仓库里,张家是竹镇大地主。土匪抢他的时候,火光烧得很厉害,还有砸墙的。二十几岁的青年有枪,我们看势头不对,又跑。后来又住到萧家涧。父亲还没有回来,钱不够用,我的小妹妹才断奶,1岁多。我家在农村没有田。在那看到一个姓高家的放牛的,是个广东人。他是广东兵。当时日本人进南京时,他躲在沿江十二洞,还有很多军人也躲在那里,日本人机枪对着洞扫射。“小广东”趴在地上,用尸体盖在身上,没打到。后来,日本人进洞,又用刺刀刺,但没刺到要害,就抱着破船板,漂到九里埂。带乞讨带逃命,跑到竹镇放牛。在我跑反时,我不敢进城,只听到城里鬼子杀人。有时把老百姓成排排在王家田上,拿活人当靶子,用刺刀刺。
1938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当时在长江路后街的王家锅店,有三层楼被炸毁了。那时,我还在程桥,飞机有时也到程桥。当时我不大懂,好像飞机老盯着我。我姐夫带着我躲在草堆里,农民看到飞机就跑,结果被枪打到了。有的人很惨,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四月二十七号轰炸了六合、竹镇、程桥,不是整条街地炸,而是一个地方一炸,带有威慑性。到了1938年,我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父亲也回来了,全家决定还是回去。听说城里有了维持会,可以进城。进城时,我很害怕,到了城门口,买了一张白布做的小飞子,就是良民证,带章,别在身上。进城要鞠躬,不然就要打巴掌,甚至拿刺刀对着你。变成亡国奴的日子,很难受。到家一看,门板都被冲破了,家里全是青苔、马粪,箱子全被人家拿光了。小孩还没什么,大人觉得没法过日子。我们不敢出去,日本人凶狠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上街买蛤蟆酥,回去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宣布戒严,我不懂。日本人一下子拿刺刀对着我,我魂都吓散了。日本人打了我两嘴巴,一下子把我打倒在地,好像要杀死我。日本人骂了几句,就收回了刺刀,我才放心。回到家,我没提这件事,没哭,感到很委屈。
日本人经常下乡,就是“清乡”。他们抓人抓到警备队(现六合一中),进去后,人就没了。有一次,我那时已上初中了,我家住长江路,后面通向王家田,早上起来,开后门一看,发现桃树上坐着一个人,我就问是谁,他摆手说: “我是从警备队逃出来的。”我问他是新四军吗,他说不是。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陈。然后,我就让他待在上面,中午送饭给他吃,准备救他。傍晚时,天黑了,我和范学海(父亲的学徒),拿了根绳子,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看他身手,不像农民。当时,日本人杀人杀得很厉害。解放之后,我在六合一中,在操场上挖坑,挖到一串手膀子,少说有20个。后来,在这过程中,我听说在北门一个小庄子,叫茶庵。据说有父女两个是玩杂技、耍把戏的,临时就住在那儿。有一次,鬼子扫荡,看到女娃子就跟在后面追,老头子乘鬼子不注意,用木棍打死他,父女俩将他埋了。日本人发现少了人,就四处找。父女两个连夜跑了。后来,日本人第二次又来,里面估计有坏人,把他们带到父女俩的住处,但父女俩已经跑了,就将他们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实行戒严。据说,新四军攻城,走南门进城,但和北门的时间没对好。北门的还没进来,日本人就把南门关起来了,抓新四军。新四军就从南门城门头问津茶馆一个小楼,一下子就从城楼跳到房子上,然后跳到水里逃走了。这件事传得可神乎了。
当时,在六合的情况都一样,吃的粮食越来越贵。后来,我就到了伪中大附中读书,在伪中大读书很苦,吃霉米。鬼子还强迫学日语,日本鬼子来上课,我们也不理他。到了考试时,教导主任,姓徐,和学生共同作弊。他在印试卷的时候,就把题目告诉学生,但不要全对。结果,平均分都在90以上,我们称之为“糊鬼子”。还有一次闹剧,周佛海控制了在南京的烟馆,林柏生要禁烟,学生到夫子庙砸烟具,后来到了毕业,可以直升中大。我们都不愿意毕业,因为毕业后工作是为日本人做事,我们不甘心。我们都要抗日,认为国共都要打鬼子的。徐老师带了学生到大别山,袁木、夏军也去了,还有我、史字俊、姚斗铭。一天跑100里,看到标语很振奋: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到了六合,看报纸: “伪中大教授徐仲涛,其伪真辨,被拘留。”于是,就去立煌县,离金寨25里,到了金寨,老师已经走了。袁木他们走河南界道回来了,没过多长时间,鬼子投降了,我们看到了国共矛盾的尖锐。有人说,大别山下冤魂很多,很多沦陷区的青年都被怀疑是中共,被杀了。胜利后,我们到了临时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调整分配。日本人在时,我们的抗日情绪很高,当时并不知道那边有新四军。国民党李品人的广西军,白天是兵,晚上也是土匪。逃难时的米价很贵,家里带的首饰用来换米吃。良民证一开始是布的,后来换成卡片的,用的是储备券,并不是所有的鬼子都是坏人。我同学陈大由在谊智就和日本兵交朋友,这个日本兵还把他家的照片拿给我们看,表现出怀念家庭,不愿打仗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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