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思杰，男，79岁

调查地点： 雄州镇荷花新苑6幢102室

调查时间： 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 叶铭、孙扬、吴爱惠

抗战时，我11岁，家住在六合后街，当时在夫子庙小学读书。1937年12月，日本人到了南京。我父亲在海安行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跑反。南京沦陷后，夫小宣布解散，气氛凄凉。当时我五年级，到了班上时，学生都坐得很整齐，一声不响。班主任，姓姚，很激动： “日本鬼子来了，学校办不成了……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他突然喊了一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学生们就跟着喊了起来，当时大家都很激动，随后就宣布学校解散，我们都很痛苦。回家时，家里在打包袱，带了换洗衣服、钱和首饰等。每个小孩身上都背了一个包。我说： “我还有同学，要到学校看看。”那时，学校更加凄凉了，门窗都没关，风吹着直响。大成殿和明正堂之间有防空洞，上面拿木头铺起来。我和同学李永兴进去后，跑到防空洞里，到了大成殿(孔子牌位)，风吹着纸满天飞。后来，我家下乡逃跑，牵着驴子，跑到程桥，先到亲戚家，又向西北方向，往竹镇张武银(音)家走，好几家人住在一起，有当时南京名医朱光中家，还有陈家。没多少时候，就有土匪乘机抢。我们住在张家的粮食仓库里，张家是竹镇大地主。土匪抢他的时候，火光烧得很厉害，还有砸墙的。二十几岁的青年有枪，我们看势头不对，又跑。后来又住到萧家涧。父亲还没有回来，钱不够用，我的小妹妹才断奶，1岁多。我家在农村没有田。在那看到一个姓高家的放牛的，是个广东人。他是广东兵。当时日本人进南京时，他躲在沿江十二洞，还有很多军人也躲在那里，日本人机枪对着洞扫射。“小广东”趴在地上，用尸体盖在身上，没打到。后来，日本人进洞，又用刺刀刺，但没刺到要害，就抱着破船板，漂到九里埂。带乞讨带逃命，跑到竹镇放牛。在我跑反时，我不敢进城，只听到城里鬼子杀人。有时把老百姓成排排在王家田上，拿活人当靶子，用刺刀刺。

1938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当时在长江路后街的王家锅店，有三层楼被炸毁了。那时，我还在程桥，飞机有时也到程桥。当时我不大懂，好像飞机老盯着我。我姐夫带着我躲在草堆里，农民看到飞机就跑，结果被枪打到了。有的人很惨，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四月二十七号轰炸了六合、竹镇、程桥，不是整条街地炸，而是一个地方一炸，带有威慑性。到了1938年，我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父亲也回来了，全家决定还是回去。听说城里有了维持会，可以进城。进城时，我很害怕，到了城门口，买了一张白布做的小飞子，就是良民证，带章，别在身上。进城要鞠躬，不然就要打巴掌，甚至拿刺刀对着你。变成亡国奴的日子，很难受。到家一看，门板都被冲破了，家里全是青苔、马粪，箱子全被人家拿光了。小孩还没什么，大人觉得没法过日子。我们不敢出去，日本人凶狠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上街买蛤蟆酥，回去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宣布戒严，我不懂。日本人一下子拿刺刀对着我，我魂都吓散了。日本人打了我两嘴巴，一下子把我打倒在地，好像要杀死我。日本人骂了几句，就收回了刺刀，我才放心。回到家，我没提这件事，没哭，感到很委屈。

日本人经常下乡，就是“清乡”。他们抓人抓到警备队(现六合一中)，进去后，人就没了。有一次，我那时已上初中了，我家住长江路，后面通向王家田，早上起来，开后门一看，发现桃树上坐着一个人，我就问是谁，他摆手说： “我是从警备队逃出来的。”我问他是新四军吗，他说不是。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陈。然后，我就让他待在上面，中午送饭给他吃，准备救他。傍晚时，天黑了，我和范学海(父亲的学徒)，拿了根绳子，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看他身手，不像农民。当时，日本人杀人杀得很厉害。解放之后，我在六合一中，在操场上挖坑，挖到一串手膀子，少说有20个。后来，在这过程中，我听说在北门一个小庄子，叫茶庵。据说有父女两个是玩杂技、耍把戏的，临时就住在那儿。有一次，鬼子扫荡，看到女娃子就跟在后面追，老头子乘鬼子不注意，用木棍打死他，父女俩将他埋了。日本人发现少了人，就四处找。父女两个连夜跑了。后来，日本人第二次又来，里面估计有坏人，把他们带到父女俩的住处，但父女俩已经跑了，就将他们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实行戒严。据说，新四军攻城，走南门进城，但和北门的时间没对好。北门的还没进来，日本人就把南门关起来了，抓新四军。新四军就从南门城门头问津茶馆一个小楼，一下子就从城楼跳到房子上，然后跳到水里逃走了。这件事传得可神乎了。

当时，在六合的情况都一样，吃的粮食越来越贵。后来，我就到了伪中大附中读书，在伪中大读书很苦，吃霉米。鬼子还强迫学日语，日本鬼子来上课，我们也不理他。到了考试时，教导主任，姓徐，和学生共同作弊。他在印试卷的时候，就把题目告诉学生，但不要全对。结果，平均分都在90以上，我们称之为“糊鬼子”。还有一次闹剧，周佛海控制了在南京的烟馆，林柏生要禁烟，学生到夫子庙砸烟具，后来到了毕业，可以直升中大。我们都不愿意毕业，因为毕业后工作是为日本人做事，我们不甘心。我们都要抗日，认为国共都要打鬼子的。徐老师带了学生到大别山，袁木、夏军也去了，还有我、史字俊、姚斗铭。一天跑100里，看到标语很振奋：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到了六合，看报纸： “伪中大教授徐仲涛，其伪真辨，被拘留。”于是，就去立煌县，离金寨25里，到了金寨，老师已经走了。袁木他们走河南界道回来了，没过多长时间，鬼子投降了，我们看到了国共矛盾的尖锐。有人说，大别山下冤魂很多，很多沦陷区的青年都被怀疑是中共，被杀了。胜利后，我们到了临时大学学习一年，然后调整分配。日本人在时，我们的抗日情绪很高，当时并不知道那边有新四军。国民党李品人的广西军，白天是兵，晚上也是土匪。逃难时的米价很贵，家里带的首饰用来换米吃。良民证一开始是布的，后来换成卡片的，用的是储备券，并不是所有的鬼子都是坏人。我同学陈大由在谊智就和日本兵交朋友，这个日本兵还把他家的照片拿给我们看，表现出怀念家庭，不愿打仗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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