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城，男，1924年12月生

调查地点：大桥村十四组

调查时间：2006年6月26日上午

调查人：沈丹、李琳琳、周添、董祝捷

孙东城

日本人来南京的时候我住在模范马路，以种蔬菜为生。那时候日本飞机天天扔炸弹，我们小孩子就躲在墙边看。那时候房子都是烂泥巴糊的。国民党用高射炮打日本飞机，飞机中弹后变成一个火球掉下来，中国人看到后都拍手欢呼，飞机坠毁的声音在几十里外都能听到。晚上日本飞机也会来轰炸，机头部能反光，探照灯照在上面就能看见，高射炮就跟着打。

冬月十一下午4点，日本人开始进攻中华门，到十二下午4点，日本兵就进了城。我当时躲在宁海路难民区一个英国人住的大院子里，门口插着英国旗，看着日本兵进城。一开始是骑兵冲，然后是坦克开进来，最后是步兵。晚上开始烧，南京城里通红的，新街口烧得最厉害，天都映红了。日本人烧、杀、抢都全了。

有中国士兵脱掉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也躲在难民区里面，日军进去搜，查看他们的肩膀和手，看有没有扛枪和拿枪磨出来的老茧。有的做苦工的老百姓肩上和手上也有茧，日本人认为是士兵，这时候外国人就用中国话解释说：“老百姓，难民”，“苦力苦力的”，“挑担子压的”，“种田的、劳动的”。还有一些老百姓在轰炸时受了伤，被日军误以为是伤兵，外国人就解释说“炸的”。这些难民就这样逃过了杀害。那些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他们住在难民区外面，有事的时候过来，呆一会儿就走了。我们住在哪个国家的房子里，就归哪个国家保护。日本人一般不敢随便冲进难民区，他们对外国人还算客气，外国人不怕他们，叫他们要保护老百姓。如果没有外国人保护的话，中国人都要给杀光了。我们不敢乱跑，怕出去就被日本人杀掉了。占领多年后还有人被杀的。女同志拿锅底灰和点水抹在脸上，用黑布把头包起来，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我在难民区住了半个月，里面人特别多，大人小孩都有，住得很挤。一家只有一小块地方，我们就拿小被子和草铺在水泥地上，躺在上面，当时只能顾命了。难民区里学生和做生意的都跑掉了，但是水电一天没断。刚进难民区的时候，我们从家里带点米，带点小菜，支个锅烧饭吃。三天后就安民了，金陵大学里面发放稀饭，很稠，一天两顿，上午九点半，下午四五点，一个铜板可以打一小锅，够五六个人吃的。

安民以后日本人把老百姓叫到金陵大学里面开会，让翻译告诉大家：以前给国民党干什么事情，现在还让你干什么。于是以前当过兵、当过警察的，纷纷跑去报名，结果日本人用卡车把他们拉到雨花台，用机枪通通打死了。有一个人在难民区里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也被骗过去了，机枪响起来的时候，他假装中弹倒在死人堆里，把血抹在脸上身上，一动都不敢动。日本人机枪扫射之后，把人翻过来，看见没死的，就用刺刀刺死。他等到晚上七八点日本人走了，才跑回难民区告诉我们这些。他说：“上当了!千万不能说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

安民了日本人就叫大家照相，办市民证。刚照完就可以拿到照片，然后贴到市民证上。有了市民证就可以在市内通行，没有的就不能出城和进城，而且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新四军，因为新四军没有市民证。

有一天我刚走出院子，看见门口一条小街上有中国人在抢劫另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日本兵看到，就一枪打死了。听说日本人最恨小偷，碰到就一枪打死。

难民区解散了以后我就回模范马路家里继续种菜。日本人会抢猪、牛、鸡，让老百姓把皮扒掉，把肉送给他们。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安民后，元旦早上6点，我挎着篮子去三牌楼买菜，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喝醉酒的鬼子，拦住我不让走，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往右他也往右，就是想跟我打架。他打我一嘴巴我也打他一嘴巴，他踢我一脚我也踢他一脚，就这样打了两个小时。鬼子下手重，穿皮鞋踢得也重，我眼睛都被打肿了。后来又过来一个鬼子，带着上了刺刀的枪，我看到就赶紧跑了。一个当时看到我打架的邻居后来到我家说吓死了，因为那时候敢打鬼子的人被认为是新四军，左邻右舍都会被抓，房子也会被烧。

日本人来了以后挣不到钱，给日本人干一天扫地、挖地这样的苦工，中午不管饭不给走，晚上5点放回来，只给日本票四毛钱。那时候日本票一毛相当于汪伪储票一毛二，那时候半斤大饼一毛多，四毛钱不够一个人吃一天。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七八月份，我们家的地给日本人要去了，说是要盖堆东西的仓房，如果不走就放火烧，也不给钱，也不安置。我三爷爷在浦口扛大包，我也去扛，就这样到了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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