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娟，女，1924年1月11日生

调查地点： 小杨村15幢

调查时间： 2002年10月15日

调查人： 许书宏

我家原来住在瑞金路一带，住在草棚子里。家里有父母亲、大姐、姐夫、二姐、哥哥、两个侄子和我总共九口人。父亲薛文凯，我家原来是菜农，在小武马桥种地，种什么黄豆、向日葵和玉米之类的东西，那里附近就是国民党的飞机场。由于劳力比较少，我姐姐是招女婿的，帮助家里种地，我姐夫比我姐大十几岁呢!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我家种的菜，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弄到大光路的菜市场去卖，一般都是批发给人家。那时没有钟也没有手表，只知道是鸡叫头遍就起来走了。我小时候很苦，十几岁的时候就拿钉耙刨地，帮助干活，夏天太阳很火的时候，在地里摘四季豆，挖野菜去卖，挖好的野菜先把它放在地里，等多了再洒上井水去卖。小时候的命比黄连还苦，现在的人是在天堂。

1937年，日本人来之前对飞机场进行连番轰炸，那时警报很多，我和家人被迫躲到防空洞里，但是离炸弹的爆炸点太近了，我的耳朵还是被震出了血，我侄子在防空洞里耳朵都被震坏了。

南京不能待了，我们家就开始跑反，先是到沙洲圩，然后和母亲一起到淮安乡下去了。由于家里还有一些粮食，父亲舍不得，就留下来了，看守着家中的几间草屋，没有和我们一起走。一天，来了一小队日本兵，先在家里翻东西，接着烧了草屋，还在我父亲的右腿上连砍了好几刀，在我父亲身上留下了疤痕。然后，他们让我父亲给他们找花姑娘，我父亲如果不答应，就会没命了，只好带着他们走，途经一片葵花地，我父亲就钻进了葵花地逃走了。

日本人屠杀后，南京基本上平静了，我们从淮安回来了，那时我大约14岁左右。回来后，我就住在大光路，依靠种地过活。我还去捡煤渣，用水淘过，把那些黑的留下来卖给烧饼店，捡松果子卖给染坊，换点钱用用，我经常往灵谷寺跑，那儿我再熟悉不过了。给小孩子讲这个，他们还不相信，我也不和别人说，只有和你们说说而已，没有人会相信。

一天在家中，听到日本兵的皮鞋声响，我母亲也在，我母亲说，赶快躲起来，我准备跑到房间外面躲。此时日本兵已经进来了，看到我就一推，我还是拼命想往外面走，如果不走的话，可能就要也侮辱了。我那时很小，长得个子矮。日本兵就用枪托对我猛地一击，顿时鲜血直流，我的胸前留了深深的伤痕。这伤痕已经几十年了，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有和别人说过，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说了我父亲的事情了，我自己的就不用再说了。我跑到外面，拼命跑呀，血一直流着。后来跑到大光路，一个熟人用冷茶替我洗，过了几个月才好。日本人很坏的，到处要花姑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我们已经不敢住在那里了，就到处流浪，跑到水西门外。

那时人一听到日本兵的皮鞋声就吓死了，妇女的脸上都用黑灰抹上了。好的房子，就是那些国民党官员住的房子，大都是二层楼房，也被日本人给强占去了。我们却住在破房子里。

那时没有钱上学，但是我还是读过书的。在抗战时，我送我侄子去私塾的时候，就站在门外听听，那个私塾在皇城。后来，我经过考试，进了国立模范女子中学，那时可是十几个人中才招一个，当时的校长叫万孟婉，校址在石鼓路，就是现在的妇科医院。进了学校后，我学习非常吃力，英语跟不上，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我回答问题，虽然我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就不知所措了。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那时家里穷，一是没有时间去看书，要帮家里干活，不然就没有吃的了，二是没有钱去买照明用的油呀，一次我用家里的食用油点灯，被我的父亲说了一顿，说什么我这么浪费，家里人不用吃了。

于是我就转学了，到了职业中学，希望学一点技艺可以让我好找活干，读到高一的时候，就被保送到了建邺师范。大概一年毕业后参加工作，在茶炉街小学。那时我很小，我上学都是跳级的，我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后来有好多人去了台湾，现在他们还给我写信呢。我对学生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知道苦处的。那时工资就是发点米，我记得一次发了三斗米票，还给我弄丢了，还有香烟票，我又不抽烟，要它干什么?当然这些工资也全部上交给家里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正好是放暑假，我去了海门。不过，我们听了都很高兴。最难忘的就是想起过去的苦日子。有时候谈到了我就想起了过去的苦。我恨透了日本人了，他们太坏了。

(快要走的时候，老人突然唱起了一首歌：日本人呀不讲理，杀我同胞夺我地;小朋友呀快快来，打倒日本出口气;我做小兵气汹汹，架起锣鼓向前冲;一直跑到东三省，我都不怕日本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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