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长道，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区汤山街窑山北村32—2号
调查时间：2006年10月22日、11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龙的，跑反时10岁。
跑反前，我在汤山小学念三年级。那年割稻子的时候，经常有日本侦察机过来，飞得老高的。我们用墨涂在玻璃片上，涂得稍微淡一点，用这样的玻璃片看，飞机就看得很清楚了。后来，日本飞机炸了下关，汤山这里有飞机过来，街上就拉警报，老师就不上课了。
我们许家祖籍在安徽徽县，已经过来好几代了。家谱上有班辈的，我记得是“锁达应世文，旗开谷新长，振锡成家永，朝石如志方。”我是“长”字辈的，“锡”字辈的人往后，取名就不一定按班辈来取了，随便取。以前清明节上坟扫墓，挖坟帽，冬至在祠堂里吃一顿，各户轮流做头。现在坟都迁走了，祠堂也没有了，农村里很少有人这样搞了。
跑反前，我家住在老菜场那里，就在宁杭公路北面，现在的邮局北面。当时，宁杭公路北面没有几户人家。我们家有一间楼房，两间半平房。平房里住的是房客，孙老太一家。她不姓孙，她丈夫姓孙，她们是江北人。孙老太比我父亲大。我父亲叫许兴炎，他当时50多岁，快60岁了。
后来要跑反了，大家都说，一家人要分开来跑，不能一起跑。如果全家一起跑，出了事，一家就全完了。当时我家就四口人：父母亲，哥哥许长金和我。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她们的年纪比我哥大得多。二姐嫁在汤山古泉外干，二姐夫叫陈贞赢。
我哥跑得早，他跟了姑夫、姑妈，老早就跑到了安徽桐城。我和父母在冬月初跑的，孙老太也跟着我们，一起跑到了汤山南边的红庙，就是现在的大凹，住在我表姐家，打地铺，睡堂屋，晚上铺，白天收起来。她家住的人很多，我们自己烧饭。带的米不多，吃完了就问她家要点稻谷，砻好，拿到碾坊去滑一下。碾坊就在红庙，那时村村都有的。
我母亲娘家在句容黄梅陈巷，姓陈。我表姐是她的侄女，表姐夫叫鲍振铭，他父亲叫鲍世成。日本人打来，第一天过来一只大气球，他们的前头部队到了。第二天又过来一只大气球，他们的后续部队上来了。这两只大气球过去了，大家就以为不要紧了。后来，听说家里的房子被烧掉了，我父亲和孙老太就在冬月初十回来看看。他们大概是从朱砂洞往回走的，走到如今地税局过去一点的老虎地，在西凹的一个凹子里，我父亲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孙老太也挨了一枪，子弹从她左耳下边一点进去，从右耳下边一点出来，进去的孔小，出来的孔大。她流了许多血，但没有死，慢慢地跑回红庙了。鲍世成用煤油灯照着，看她的伤口。他懂点医道，用酒给她擦洗，说她真是命大，差一点就没命了。后来，她家的老二、老三和老四都跑到红庙来了，有儿媳照料，吃饭有人喂。她的耳朵听不清了，话也说不清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母亲天天出去找，到处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天，我跟了她跑到了“寡妇营”南面的山头上，被鬼子的哨兵看到了。他端着枪，向我们冲来。我吓坏了，赶忙扑到母亲怀里。母亲拍着我说：“不怕，不怕。”幸好那日本兵没有开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鬼子。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跟着我母亲出来了，直到平安下来了，才回来。
母亲还是天天出来找，有时是她一个人，有时跟着二姐夫，把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她天天站在红庙村外，看着父亲回汤山的路，哭了又哭(说到这里，许长道老人双眼流泪，进屋用毛巾擦拭)。过了年，还是没有找到。
后来，大概是有人去翻尸找钱，看到老虎地那里有一具尸体。别人就跑来告诉我母亲说：“有人在老虎地看到一个人，像是老兴炎。”母亲和二姐夫马上就跑去找。父亲当时是络腮胡子，他们到那里一看就认出来了。当时，把他就地埋了。过了一年多，我姐夫割(打)了一口棺材，把尸体运回来，葬在兽医站那儿的“八分地”。解放后，迁到矿山二处那里。后来，矿山二处要盖房子，又迁到了“大楼”后面的狼山上，墓前没有立碑。
平安下来后，我回到了汤山街。我家的楼房没有烧掉，两间半平房烧掉了。楼房里堆了一层又一层的稻草，是上海撤下来的国民党兵铺的，来一批就铺一层。最后堆到很厚一层。那时，他们乱得很。
父亲被日本兵打死了，我们那时的生活真是苦得不得了。种田种不起来了，就找我舅舅和姐夫来帮忙。后来，我一直没有念书。要是我父亲在，我怎么能不上学呢?我哥比我大5岁，平安下来后，他从安徽回来了。他挖树桩，卖给烧茶炉的。我用斧子砍小一点的树枝，一篮一篮地卖给人家。我还卖过油条、糍粑、烧饼、芝麻糖，维持生活。
孙老太后来成了聋子，讲话还能讲，就是说不清了。平安后，她回到汤山街，住到另一家，解放前就去世了。她的老二没有后代，老三有子女，回苏北去了。老四的老婆不能生养，带了老三的一个儿子，留在菜园队，就是东湖丽岛那地方。菜园队的人现在都搬到教堂那里了。
我的大大许兴聚，就是我父亲的哥哥，他有病，没有跑反。我们跑反回来，发现他死了，被人摔在后门口的垃圾堆上。
许振明的老婆，她妹妹在孟塘葛巷。跑反时，她带了女儿想到葛巷去。走到孟塘，女儿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了，她自己的一条腿也被弹片刮伤了。她继续跑，跑到了葛巷。后来，她的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我们都喊她“老壮腿”。她活到91岁才去世。
听说韩德诚在上鲍亭的土地庙那里被日本兵远远地一枪打死了。
还有尹朝同的母亲，跑反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她。后来，好长时间下来了，有个小孩去拨垃圾，拨到一双小脚，一拽，拽出来一条腿。后来有人认出来了。
西岗头那里，鬼子一次就打死二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活下来。
这些事，解放后一直没有人来调查。
“寡妇营”在汤山小学南面一点，已经拆掉了。日本人刚来的时候，里面住过日本兵。后来日本兵走了，那房子没人住，有的人家里房子烧掉了，就到那里去住。那房子蛮好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阵亡军官的太太住在里面，所以就叫“寡妇营”。“大楼”是弹道研究所，里面有“18间”的长房子，全是水泥捣(浇)的，在里面打枪，子弹不会飞出去，现在还在。
跑反时，汤山唐家的人早就跑了，跑到龙潭北圩，唐家的人没有打死。唐、秦、许、程，都是汤山的大姓。以前，吴家也是大姓，留下了吴家场、吴家坝等小地名。可是，后来败了，吴家的人跑散了，最后只剩下母女俩，汤山没有他们的后代了。
平安下来后，我到炮校当过小工，干了一天，在南大门那里扫马粪，集中起来，抬走。那时，一进大门，有一段轨道，推歪歪车用的。小孩进炮校当小工，就让你拎那段轨道，拎得动，让你进去，拎不动，就不让进。
日本投降后，汤山商会的人叫农民出去欢迎新六军，欢迎的人从汤山街里一直排到现在地税局那里的一个坝上，每人一面小旗子，鞭炮放了好多。我见过“大楼”里的鬼子被缴枪的场面。那时，我们在那里放牛，站在远处看，全看到了。“大楼”里的鬼子不多，就一个排的样子。国民党的军官进去，卫兵拿短枪，其他士兵拿长枪。鬼子出来，翻译一讲，一喊口令，日本兵把刀一拔，一竖，再讲几句，又把刀插入刀鞘。于是，向后转，前进十来步，把步枪架起来，回到原位，站好。国民党兵把枪收到卡车上。我们全看到的，他们也不赶我们。后来，日本兵一个两个地不敢出来了，出来都空着手。后来，在龙潭的高老坟那里，搭了帐篷，日本兵在那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说，火车一下子送不了那么多人。
汤山街上有好几个日本商人。一个是“天然温泉鬼子”，他的名字不知道。夫妻俩年纪都不小了，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女儿叫“史密江”。他儿子和小女儿不古怪，大女儿古怪。后来，他儿子参军了，当了海军。
“天然温泉鬼子”开旅店带澡堂子，他雇了一个老百姓，就是汤泉村的张贵宝。我家里养猪，要去那里打渥水(剩饭剩菜)，认识他，进去玩过。张贵宝同“天然温泉鬼子”的大女儿好。
在高台坡那里开慰安所的是“喜鹊”，他在袁广智家也开过，后来搬到指挥营里去了。白天，日本人去，晚上，有中国人去，管不住的。有些中国人没有老婆，也要去的。
英山在汤山街上开了一家豆腐店，做的豆腐专门送到83医院，不卖给中国人的。他雇了两个人，一个是郭宝林，就住在我家附近，去世没几年。另一个是何开鹏的兄弟，外号“二糊炮”，早去世了。英山豆腐店的房子原来是韩德江的，位置就在现在的天延饭店那里，靠着原来的粮管所。
【11月10日补充】天然温泉浴室不是慰安所，是旅店，日本商人住的，去的人不多。“喜鹊”在袁广智家开的是慰安所，日本人一来就开了。那时，我们常去“大楼”放牛，那里有一大片荒地的。
“喜鹊”这个人并不是长得像喜鹊。日本人叫他，发音有点像“喜鹊”，是这样叫出来的。
我父亲的一枪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听说他身上还有刀痕的，估计当时中了一枪，并没有死，鬼子又去补刺了一刀才死的。
张贵宝是老大，不是“小五子”。他有小名的，现在想不起来了。
新四军打陶庐打了两次。第一次打进去，听说得了不少武器。过了年把，第二次打，也不是从洋桥攻进去的。日本人有防备了，一个新四军被日本人打死了，死尸放在洋桥的栏杆旁，让大家看，他的衣裤、帽子都是黑颜色的，我们都去看了。后来，日本兵拎了两只脚把他拖进了指挥营。解放后，那座洋桥被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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