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义，男

提起大屠杀，我要哭啊!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我们人要爱人，要拯救世人。可日本兵却人杀人，这是罪恶，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国永生。我从小在南京，南京危险了，我要逃扬州。我带着老婆、儿女一起到水西门。一条小船上铺了一条芦席，刚要上船，上帝在我耳边说话了： “船漏水了，不能去，要死在江里的!”

我说： “回去!”花了七八块钱，要了两部黄包车，又拖回来。回到青年会，碰到费吴生和密尔士牧师。他们说： “不去好，你搬到安全区去吧。”

我搬到阴阳营47号，是平房，我把丈母、舅舅、姨父母、姐夫四五家三四十人一起叫去。只过了三四天，日本人来了，穿黄呢军服，拿枪拿刀，凶样不得了!是强盗!是土匪!什么都要。还是畜生，见到女人就强奸!我老婆抱着姑娘，脸上涂着锅烟子，穿着她母亲的破棉袄，四十几天不洗脸!我跪在房子上祷告： “主啊，救救我吧!”

没有用。我的亲戚中，有三个姑娘被日本兵抓去了，小的才12岁，过了几天才回来，那天夜里，一人手里拿一支蜡烛，跌跌撞撞的，哪里还像人的样子?小的那个吓坏了，黄胆吓破了，回来就死了，我去难民区开条子，弄了一口小棺材。(他停了好一会，哆哆嗦嗦地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擦去眼角上的泪花。)

我父亲60多岁了，天冷，戴了一顶皮帽子，日本人说他是“太君”，用绳子绑起来跪在地上，要杀头，刚刚举起刀，费吴生坐汽车来救了。耶稣保佑!

中国人可怜呵，一个老头在阴阳营走着，日本兵举起枪托，一下砸下去，满头都是血!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好好地站着，日本兵“嘿”的一声，一刺刀捅到大腿上，血不得了，小孩爬不起来!我眼泪直掉!后来又说要夫子去抬子弹，抓去100多个，一个都没有回来!

我在中华路的三间房子也给日本人烧了，烧了我家不稀奇，烧了教堂我心疼。青年会是两层楼的洋房，烧了教堂哪里去祷告?

(说到这里，朱先生嘴唇不停地颤动，眼圈慢慢地红起来，全身都战栗着。终于，泪水流下来了!)

我一生穷，我一生不做坏事。难民区地板上和我睡的一个人，叫王承典，鼓楼开拍卖行的，日本人来以后，他进了自治会，当个什么社会局长。四五十岁，个子不大。他对我说： “朱先生，我们是难友，我给你弄个位置，当个区长吧。”

我说： “我只能写字算账，我胆子小，这种事你另外找人。”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他说： “一区在夫子庙，日本人要去找花姑娘，你不干，那你去二区，二区在升州路。”

“我不干。”我说。

“你这个人不识抬举。”他在地板上翻了个身，屁股朝我转过去了。

我要是去了，肯定要做坏事，就活不到今天了。那个王承典早死了!我最难过的是当亡国奴，出去左膀子上要戴太阳臂章，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没得办法，忍辱负重啊!中华门城楼下那时有五个日本兵站岗，进进出出都要搜查，女人要脱裤子摸。惨!评事街小学门口有一个日本兵站哨，走过要弯腰低头，我不走，我八年不走那条街!我不喜欢“中日亲善”，我不忍心!你是记者，你是作家，你要讲公道话，你看看我的心!

(他激动地掀起衣襟，露出一根根肋骨和满是皱纹的松弛的皮肤。这是一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胸腔，胸腔里有鲜红的心和鲜红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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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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