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子和、沈锡恩、张德义等： 忆南京沦陷时的回教掩埋队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1983年8月[1]
整理： 杨为仁
南京沦陷的惨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噬了我国东三省后，又悍然出兵卢沟桥，进一步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八一三”沪战开始，淞沪撤防后，蒋介石闻风丧胆，急忙逃往武汉，计议迁都重庆。留守南京的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不战而溃。十二月十三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南京古城。
日军进入南京后，到处烧杀淫掠，罪恶滔天。南京城被日军纵火焚烧，浓烟蔽空，从天空飘落下的烟尘犹如“黑雪”，似在哀悼南京人民的苦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给南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南京的街头巷尾和防空洞中，死尸枕藉，惨不忍睹。在这场浩劫中，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内，也是血流满地，尸体纵横，回族人民同遭残害。当时敌人凶焰万丈，无人敢出来收尸。直到翌年二三月间，日寇暴行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稍事收敛，社会秩序略为平定，有些胆大的人才走出难民区返回家园。伊斯兰教内年高的阿訇也相继回到清真寺探望。结果发现有的清真寺被日寇烧毁，如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有的清真寺被抢劫一空;有的清真寺“寺存人亡”，庭院中杂草丛生，满目凄凉。更多的清真寺内如草桥清真寺、太平路清真寺、汉西门清真寺、长乐路清真寺等处，都倒着被日军残杀的回民尸体，其中草桥清真寺最多，有十余具。目睹这一切，不禁凄然泪下，发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阿訇们在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都深深感到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多么重要!继清真寺内发现有被杀戮的教胞，在市郊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现被害的回民尸体。根据伊斯兰教教律规定，给死亡的穆斯林(即伊斯兰教徒)站“折那子”(即给以殡礼)是穆斯林的“瓦只布”(当然的责任)，何况是被敌人残杀的教胞!
回教掩埋队的筹组
住在难民区豆菜桥二十八号王寿仁阿訇家避难的老阿訇们，对日军的暴行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们见被害教胞露尸在外，急需处理，即由王寿仁、张子惠两阿訇倡议，组织“回教掩埋队”，得沈德成，马春田、马焕庭、余玉书等阿訇的赞同。老阿訇们对青年阿訇说：“日本鬼子看到青壮年要抓夫。你们出去有危险，由我们年纪大的出来掩埋，即使遭到危险也死得着了。”这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顾惜青年，舍身忘我的精神，令人敬仰。
回教掩埋队正式组成，由王寿仁、马焕庭担任殡礼主任。王是鸡鹅巷清真寺的以(伊)玛目(南京解放后曾任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从回教掩埋队成立起，他一直认真负责，坚持始终。马焕庭又名孝福，后更名锦章，是草桥寺的以(伊)玛目。
文书财务由余玉书担任。余玉书又名瑞麟，擅长文墨，负责掩埋队的文书、财会事宜。掩埋队结束后，有关文件、白事账、黄纸簿(捐款簿)等均由余玉书保管。(一九六六年曾找其孙余世衡阿訇查询上述文件，据答，都已经烧了。)
打坑、抬亡人由马明仁负责(马是回民坟山主)。洗亡人由张子惠(老阿訇)和沈德成(鸡鹅巷寺二阿訇)两人担任。杂务由马春田(原中华门外息心亭殡舍阿訇)、余寿春(余玉书侄)、麻寿芝[登隆巷寺以(伊)玛目]和杨振祥(原汉西门寺阿訇)管理。杨振祥是掩埋队唯一的青年阿訇。因其两姊惨死于沙洲圩，感到责无旁贷，遂追随老阿訇参加掩埋。杨办事精明能干，在掩埋队出谋划策，颇受欢迎。如掩埋队有时需用公章，但乱时无人刻字，杨即建议购豆付干一块，自己动手刻成。
掩埋工作情况
阿訇们为了履行宗教职责，掩埋伊斯兰教的亡人，这本是与政治毫不相关的回族殡礼和善行，而且也有益城市卫生。但当时如果不取得伪“维持会”的批准，不仅办不成事，且有性命危险。为此，备文由张子惠出面，通过伪“维持会”负责人之一回民孙叔荣的帮助，办好了备案手续，定名为“南京回教掩埋队”。队址设在豆菜桥二十八号王寿仁家，“维持会”发了十个袖章。掩埋队为保险起见，借用了“南京回教公会”和“南京红卍字会”的名义，制了两面布旗，一面是“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一面是“南京市红卍字会掩埋队”。当时善堂会馆也以红卍字会名义组织了掩埋队，掩埋汉民尸体。回民掩埋队虽动用了“南京市回教公会”、“南京市红卍字会”的名义，但是和该两组织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联系。打着这两面旗子，套上袖章，出去掩埋，的确减少了不少麻烦。
掩埋队当时的掩埋坟地先后有五处，一处在难民区内的左所巷山上，其他几处在广州路东马明仁的山上及桂花坞、峨嵋岭、冬瓜市等距难民区较近的回民坟山上。
难民区内没有清真寺，阿訇们沐浴、小净、礼拜(这是伊斯兰教每日的功课)，都在豆菜桥二十八号勉强进行。而冲洗亡人的条件则更加困难。由于亡人都已露尸一二月之久，不少已腐烂发臭，这就更需要冲洗干净。根据当时的条件，阿訇们只能将亡人置于“讨破”(盛亡人的木制盒子)盒盖上露天冲洗。用水从坟地附近的池塘中提取。亡人用的穿布(裹穿于亡人身上的白布)，是从难民区集市上购买的白布被里子。老阿訇们和坟山工人在北风呼啸的荒山中，提心吊胆地掩埋着被敌人杀害的同胞尸体，心情十分悲恻!有时打坑发现坑内已有尸骨，当时出于无奈，只得将尸骨靠边推移，匀出穴位安葬新亡人。虽然亡人受挤了，但总算达到了回族人民深埋土葬的目的，消除了暴尸露骨、犬噬虫叮的惨状。阿訇们每次出门掩埋时，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当一天的掩埋工作结束，分手回家时，他们都是虔诚地谢主保佑，互祝平安。沈锡恩阿訇在回忆上述这段往事时，无限感伤地说：“在日寇刺刀下，谁能保证自己不遭横祸亦被掩埋呢?”
回教掩埋队前后紧张工作一个多月，共掩埋一百余亡人(知晓的回民死者)。参加掩埋的阿訇都是尽义务的。其后掩埋队又延续约半个月，处理了一些零星白事(丧事)，即无形结束。
掩埋队后期陆续有麻子和(麻寿芝之子)、马慎录等中、青年阿訇参与掩埋工作。其时被日军杀害的回民尸体(知晓的)多已埋葬，而居住难民区回民中病故的亡人，按习惯亦烦请阿訇殡葬，这实质上已不是掩埋队的任务。但那时南京城无一清真寺可去，亡人又不便出城殡葬，只得仍请掩埋队阿訇办理。这些白事一般是交付经仪(阿訇站“折那子”、祈祷的费用)的。这些阿訇都有妻子儿女。原来阿訇生活就很艰苦，在难民区一住数月，已无以维生，所以不得不冒死出来办点白事，收点经仪，以维持生活。
回族人民中可歌可泣的一二事例
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南京沦陷之初，西方庵清真寺的马慎禄，吉兆营清真寺的沙延培两位阿訇都是在敌人刺刀下幸存的。法荣祥阿訇的父亲惨死于太平路寺中。法荣祥为了给父亲收尸殡葬，以尽人子和宗教之义，却不幸被日军拉去背包，后冒万死才逃脱出来。王府巷清真寺的杨希贵阿訇，西方庵寺的金宏祥阿訇，则被日军拉夫一去不复返了。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四师傅张巴巴，因家贫无力逃难，一家三代七口人都住在寺里，他以为自己是宗教信徒，日本人来了与他何妨。当日军闯入他家，要污辱他的媳妇，张巴巴怒不可遏，大骂日本鬼子是畜生，鬼子立即扣动机枪，把他打死。接着竟将其全家其余六口人，赶到院中，用机枪扫射，一家人全被日军枪杀于血泊之中。日军恨犹未消，又放火将清真寺烧光。鬼子走后，邻人发现张的七岁孙女未中要害，将她救护收养成人。可怜张巴巴一家仅此一人幸存。原中华门外坟山阿訇张庆华回忆张巴巴一家惨遭日军杀害的情况时，极为沉痛地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宗教不可无祖国，宗教徒更不可无祖国。”
现已七十五岁高龄的张德义阿訇提供了史实的另一方面。他说：“我们阿訇和教胞中也不乏可歌可泣之人和事。长乐路清真寺的白庆元老阿訇，日军进城时，他胆大留在寺中未走，当他看到日军闯入寺中竟然要向住在寺里的蔡老太进行强奸，禁不住怒火填膺，奋不顾身前往阻止，被鬼子兵连刺两刀，重伤身亡。下浮桥寺杨桂芳老阿訇(即杨振祥之父)的两个女儿抗拒日寇玷污，跳到沙洲圩紫洲里自杀，多么坚贞不屈的妇女啊!住在木屐巷的一位叫张长生的回民，人高体壮，有武功，在水西门外菜市场掌秤，一只手能提百把斤菜，人称之为‘张大力’。某夜，日军闯进他的宅院，他为日寇奸污邻家妇女的兽行所激怒，轮起大木棍打倒一个从房里钻出来的鬼子，正准备打第二个鬼子时，一粒子弹夺去了壮士的生命。这样的事很多，我们回族人民和所有中华儿女一样，是不可侮的!”
路洪才： 追述往事 悲愤难已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1983年8月
整理： 彭如清我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那条街的第一家。一九三七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 日军在句容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我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为孩子多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我年龄小(我那时才六岁)，母亲已快临产也不便于行走，只好与外祖一家同留住地。父亲只带着我和大舅跑到中华门外渔圩滩(即沙洲圩)荒岛去避难。我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日军追赶一个农民往我们这个方向跑，只见日军把那个人捉住后，用石块缚住沉入江中。才感到这个荒岛也不安全。这时有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我父亲说： 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我们偷偷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藉，全家人无一生存。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母亲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小弟弟也惨死于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我们归来，哭诉那天遭难的经过。在父亲带我们走后的一天，六七个日军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地搜查。我家首当其冲。他们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出屋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声吼叫，我母亲和外公一家都躲在洞里，日军看见了我的母亲，叫她出来，母亲不肯出来，万恶的日军端起机枪便向洞内扫射，接着又向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侵略军竟拍手狂笑。我家老小七口就这样惨死在日军之手。
陈德贵： 老人的控诉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1983年8月
整理： 彭如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我随着大批难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即今肉联厂)避难。那时我才十五岁。日军侵入南京城，到了下关，发现了这一批难民，遂把我们集中起来。集中后，他们放两个脸盆，要大家把手表、戒指等贵重物品都放入盆内。第二天，在难民中抓出二千八百多个年轻人，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一间仓库关起来，日军端着刺刀枪站在门口看守。第三天清晨，日寇从仓库里叫十个人出来，把他们带到煤炭港河汊口头，叫他们站在水里，忽听一阵枪响，日寇又来叫十个人，又一阵枪声。我心里明白，这是日寇在枪杀我中国同胞，当日寇又进来要十个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八点多钟。我刚站进水里，见日寇正准备举枪射击，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在水底潜游到对面已被炸倒在河里的火车肚里，这时我可以看见对岸的鬼子，鬼子看不见我，我躲在火车肚里亲眼看见十人一批、十人一批被日本鬼子枪杀，从早晨直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鬼子把他们一起赶至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鬼子走后，我从火车肚出来摸到桥底，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把难民丢下的毯子裹着身子盖着头，睡在尸体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桥头经过，发现我在抖动，一枪打来，子弹从我大腿穿过，左手第四指也受了伤，至今在我两腿和左手指上还留着枪疤。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夫子见我活着，把我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姜根福： 南京港老工人的控诉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1983年8月
整理： 彭如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日本侵略军自中华门入城后，沿途烧杀抢掠，逃难的市民，拥挤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日军追来，用手榴弹、机枪向他们投掷、扫射，几万名手无寸铁的难民都惨死在马路上。中央路、中山北路顿时变成了两条血路。日本侵略军从城里又杀到城外。
那时我刚满七岁，一家八口，住在一条破划子上，为了躲避日寇，父亲将破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石梁柱，不幸划子漏了，无法划行，全家人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那里的老百姓都逃走了，沿街全是空房子，但我们不敢住，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分开躲进芦苇丛。因为母亲没有奶水，三个月的小弟弟啼声不止，被路过的日寇听到，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企图奸污，我母亲竭力反抗，灭绝人性的日寇，竟从母亲怀中夺下小弟弟活活摔死。母亲哭着扑向小弟，日寇又开枪将母亲打死。日寇走后，父亲含泪将母亲和小弟埋在芦苇岸边。第三天日寇又将我的父亲活活抓走，一直杳无音信，又两天后，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十一岁的二姐，竟要奸污她，二姐逃跑，日寇紧追，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终被抓到，二姐怀着满腔仇恨，连骂带踢与鬼子拼打，鬼子恼羞成怒，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剩下的我们姐弟四人，都惊吓得哭作一团。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寇杀死我家三口，又抓走了我的父亲，使我家破人亡，姐弟四人失去依靠，度过几年不得温饱的流浪生活。
后来幸亏遇着好心的工人，分别收养了我们弟兄，才免于冻饿。但同胞手足不得不活活拆散。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帮我找到了两个弟弟和日寇进城时就被冲散的大姐，我们姐弟才得以见面。但最伤心的是三姐，后来被人卖去当童养媳，早已夭亡。
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家带来的不幸和苦难。
李秀英： 一场殊死的搏斗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1983年8月
整理： 彭如清我叫李秀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的飞机天天在南京轰炸，房屋倒塌，百姓伤亡，人心惶惶!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日本兵从光华门和中华门打进城来了，鬼子一进城，见人就杀，烧房子，抢东西，街上的人几乎都被杀光了。我的丈夫和弟弟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曾逃走。日本鬼子进城后，我们和一些难友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又小又潮湿，挤了二十多个人，白天不敢探头，蹲在里面，又闷又挤。
十二月十九日一场灾难降临了。那天下着细雨，西北风吹得很紧，我们躲在地下室里冷得发抖。约在上午九点钟，六个日本兵，手里托着枪，跑到地下室，拉走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决定以死相抗。我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渐渐醒来时，知道在日本鬼子走后，是父亲和难友把我抬进地下室放在帆布床上。我感到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不值得，我自幼跟父亲(我父亲是搞武术的)学过一点武术，练过几天功，为什么不同日本鬼子拼一拼呢!拼死他一个，我也不算白死。想到这里，感到有了勇气。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我说：“万一我被日本鬼子杀了，你告诉我的丈夫和弟弟，我没有受辱，要他们为我报仇!”决心下了，什么也不怕了，准备与鬼子拼命。就在这天中午十一点钟，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要把地下室剩下的七八个人全部赶出去，其他六七个妇女被两个日本鬼子赶到另外两间屋子里，准备奸污。我躺在帆布床上就是不走，看鬼子怎么办?一个鬼子拿着枪跑来，说什么“中国姑娘不要怕”，这时我一团怒火涌上心头，当时我穿着旗袍，这个鬼子来解我纽扣，我看到鬼子腰上挂着一把刺刀，这种刺刀我以前见我叔叔挂过的，刺刀装在壳子里，一般不易拔出来，我稍懂一点，所以很快打开刀壳上的锁扣，握住刀柄，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拔出刺刀同鬼子拼搏!鬼子见状大惊!要扒开我紧握刀柄的手，同时按住不让我拔出刺刀，同我争夺刀柄。于是一场殊死搏斗就展开了。这时，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用脚踢、头撞、牙咬，鬼子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两个鬼子听到喊声，就赶过来，被抓去的六七个妇女乘机逃走了。我一个人面对着三个鬼子，死活紧握着刺刀柄，这个鬼子也拼命夺这把刺刀，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拼命搏斗，其他两个鬼子就用刀向我身上乱砍乱刺，我的腿上被刺了好几刀，鲜血直流，我一点也没有感到痛，脸上也被刺了好几刀，鲜血直冒，衣服被染红了，我还是拼命地搏斗，最后，一个鬼子用刺刀向我肚子上刺来，我肚子向后一缩，只感到烁的一声，眼前花了，立刻昏倒了，以后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鬼子见我已经死去，也就走了。鬼子走后，父亲回来见我已“死”，伤心备至，白天不敢抬出去掩埋，等到傍晚，鬼子收兵了，父亲和难友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准备把我埋葬，他们将我放在门板上抬出来行走的时候，由于门板的晃动和外面冷风的刺激，使我渐渐苏醒过来，父亲听见我有微弱的呻吟，就赶快喊我“秀英，秀英!”我耳里好像听到亲人的呼叫，便微微睁开眼睛，用非常细弱的声音对父亲说：“我没有死，我要活下去。”
父亲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怀胎七个月的孩子终于流产了，我浑身是伤，又肿又痛，满身血斑，头发根都结成了血饼，医生将我头发剪光，那时脸肿得像个血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一共被刺了三十七刀，嘴唇刺破了，鼻子刺破了，眼皮也刺破了，吃饭从嘴里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后来医生帮助我一块一块用线缝起来。经过了七个多月的医治，才使我恢复了健康。但是日本鬼子想杀害我的罪证，至今在我身上还找到不少。
张学濂： 刀光血影下的幸存者
——南京沦陷前后的回忆
《白下文史》第五辑1988年12月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历史上最悲痛的日子——南京被日寇攻占沦陷。笔者是在日寇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近观《屠城血证》后引起我的回忆，当时日本侵略军的种种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滔天罪行，比影片所揭露的更加惨重多倍。笔者仅以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略述于下。
南京沦陷前
南京是1937年12月13日沦陷的。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形势告紧，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开始大批疏散撤退。12月1日南京市内已呈现战时气氛。12月5日，下关江边已有伤兵撤下待运。次日，传出日军逼近汤山，城中已隐约听到炮声。8日晚，新街口福昌饭店门前落一炮弹，炸死炸伤多人，遥望城南上空烟雾迷漫，不时有红光冲起。9日，敌军攻到麒麟门，枪炮声更密，八府塘也遭到炮击，敌机在市区上空盘旋侦查，南京已危在旦夕。10日新街口地区遭敌炮击，市民死伤甚众，人心惶惶，大批市民向北方奔逃，南京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走不掉的市民纷纷弃家躲入难民区。12日下午，中山路、山西路街头堆积沙包，交通阻断，但无一兵一卒驻守，至13日夜敌军蜂拥入城，南京遂告沦陷。
在南京沦陷前由在宁国际友人组建“难民区”，划定范围为中山路以西，广州路以北，山西路以南，西侧靠近城根。人们到了难民区满以为是进入了安全地带，而事实并非如此。难民区内设有十几个收容所，所有房屋都住满难民，男女老幼挤在一室，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内要睡20多人。笔者一家三口(夫妻俩及一弟)即进入难民区，在当时金陵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因房内已满，连每层楼梯上晚间都要挤睡两三人。笔者就在楼梯上度过一个夜晚，其状之惨实难尽述。
南京沦陷之后
12月13日，日军从中山门和光华门攻入城内，以机枪开路，见人即杀。在难民区外有不少舍不得抛弃家室留守的老人及小孩，日寇看到不分老幼一律刺杀或枪杀。掠夺财物后纵火烧房，在难民区内看到区外到处是火，映红了天，日夜任其蔓延无人扑救。每条街巷路旁及屋内，都能见到被残杀的尸体，直到一个多月后还陈尸路旁无人收殓。
在难民区内也毫无保障可言，日寇借口搜捕中国军警闯入难民区内，见到男人或就地枪杀，或被强行拉去集体屠杀，尤以14日至16日最为疯狂。笔者当时挤住在鼓楼渊声巷维庆里二号一幢二层楼内，15日早晨日寇闯入搜捕将所有男子驱至楼下，迫令200多名男子4人一排列队由4名日寇押至云南路五条巷口与从其他地方搜来的难民聚集一起，总数不下千余人。鬼子逐个观察头、手、面容以及全身各处，绝大多数人都被叫到靠中山北路一边，分别押到几个地点用机枪集体杀害。我的弟弟张学庆，姑父戴幼三和其他被押走的男人都一去未回。笔者当时害了几个月的疟疾病尚未好清，骨瘦如柴，站立不稳才被放回，幸免于难。我们被释回后和那些躲过搜捕的男人们仍日夜川流不息地遭到鬼子毫无人性的侮辱与蹂躏，被强迫拉走做苦役。不从者或遭毒打或被枪杀，笔者即曾被毒打数次。
日寇进城后，除疯狂屠杀我国同胞，焚烧抢掠外，更惨无人道的是如饿狼一般到处寻找妇女进行轮奸、强奸，鬼子三五成群，见到妇女不分老幼拉到室内进行轮奸，前走后来，妇女被蹂躏得死去活来。稍有反抗即遭刺死，连孕妇、老妪均不得免。以后更公开强迫少年妇女为妓，设立“慰安所”(妓院)供鬼子玩乐，据说，如不同意设置慰安所，就不能制止官兵奸淫。这是多么无耻的禽兽逻辑!
以上是笔者在南京沦陷前后所见所闻的一部分，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永远牢记住这历史上的惨痛一页，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倪宝富： 难以忘却的历史一幕
《栖霞文史》第二辑1994年2月
访问： 夏爱景、贡强、李发祥、惠新英今年暑假，我们几个同学有幸走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倪宝富老人。虽然我们不想牵动老人那颗滴血的心，但为了让现代青少年能从中得到启示或思索，我们还是请老人翻开那不堪回首的一页……
(一)
倪老人今年七十五岁。很健谈，气色也很好，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沉思一会儿就很动感情地讲开了：
“一九三七年，我才二十一岁。这年的年底，日本小鬼子侵略南京时，我们岔路口一带房子全部都给烧光了，东西都给抢光了。日本鬼子见人就杀，对老年人就用枪打，年轻人则绑起来，用刺刀挑开肚子，有的甚至被用竹片从喉咙直捣到胃，那样子，真惨啊!当时在乱草堆中，在池塘边，到处都可以看见被杀害的同胞，我们岔路口村的王呆子、老韩、王东海等等不就是给小鬼子用枪打死后扔到茅坑里的吗?最惨的还是吴光德的老婆，这群禽兽不如的东西用毛竹片捅入她的下身……”
听着倪老人的话，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具具目不忍视的尸体，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
老人抹了抹眼睛，苦笑着说：“我的亲人、我的邻居都被鬼子杀死了，但我还活着!”我们紧接着问：“您是怎样脱险的呢?”老人想了想接着说：
“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我同村里的几名青年人逃往燕子矶，准备从那里过江到江北，中途正好碰上一小队巡逻的日本鬼子，只见日本鬼子叽里呱啦地示意我们停下来，我掉头一看情况不好。日本鬼子已经从后面端起枪来对准我们，这时想逃只能白白送死，只好硬着头皮停下来，一群鬼子赶了上来，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走过来就给我们几个耳光，还用刺刀挑落我们的帽子。我们看到鬼子凶神恶煞的样子，敢怒不敢言，只能咬紧牙在心里骂道：‘我操你祖宗八代，你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鬼子仔细地看了我们的额头和手掌，并用枪托打我们，才放我们走，但没走多远，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我想肯定是鬼子又追上来了，大家头也不敢回，拼命往前跑，子弹就在头顶上飞。这时同村的彭叔标倒下了，但情势太急，没法救他，只是向前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到了江边，江面上全是烟，水上漂浮着尸体和被击碎的木船，看着这一切我们都禁不住哭了。”
老人还沉浸在回顾往日所引起的深深的悲痛之中。我们几个中学生，以前只是从一些报刊中得知一些日军大屠杀的事情，现在则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好像是自己也在受骂、挨打、被侮辱。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历历在目。是呀!多少善良的中国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丧生，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难道能忘记这一历史耻辱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记住那血腥的一九三七!
(二)
我们又从倪老那里了解到，解放后，政府安排他进了南京铁路分局，倪老人虽然文化不高，可是有一身的好本领。以前在旧社会抬不起头来，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他工作干得欢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热心地手把手地把本领传给青年一代。党和人民同样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曾光荣地出席了五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嘉奖和鼓励。
一谈到这些事情，倪老显得很自豪：“小同志，不瞒你说，我老头活了一辈子，还是共产党好，日本鬼子怎样?凶!国民党怎样?狠!到最后还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得了解放。”老人越谈兴致越浓，从抗战一直谈到解放战争，谈到现在，他对共产党直竖大拇指。我们禁不住问：“你是党员吗?”“是。咋不是?”老人把眉毛一扬，异常自豪地回答：“我现在可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哪!你们看我儿孙满堂，这房子砌得多漂亮，真的，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呀!”老人突然问：“你们不信?”我们笑着说：“信信，哪能不信，我们也是共产党的接班人呀!”老人马上眉开眼笑了，自信地说：“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一定能胜利。”
(三)
这一次采访给了我们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我们的先辈为什么受到外国战争狂人那样的惨无人道的欺侮呢?是落后，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才使人民民不聊生，才使人民受苦、受难，才使人民遭受这血腥的屠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得到了自由，得到了土地，得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的，我们应该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相信没有革命先辈们出生入死，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没有放弃过对社会主义的颠覆。作为现代的青少年，我们的头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警惕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战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一生!
历史虽然翻过了那不堪回首的一页，今天的中华民族不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我们伟大的祖国，好似东方巨龙!在纵情地腾飞!
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尚德寿： 日军残害了我的父兄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1995年8月[2]
整理： 李永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我的一家，直接被日本人害死三人，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是受难者的亲属，每忆及此，辄捶胸泣血，悲愤不已!
我家世居南京城南，经商为生。在南京沦陷前夕，全家老小随街坊群众避居城西宁海路一带的难民区，原以为在难民区有国际人士出面维护，要比较安全些。岂料日本侵略军无视国际公法，竟侵入难民区捕杀居民，强奸妇女，抢掠财物，无恶不作。
有一天，忽有几个汉奸和一些带枪的日本兵闯入难民区，见到年轻人就捆绑带走。我的胞兄尚德仁(当时25岁)、堂兄尚德金(当时28岁)都被日军捆绑带走。尚德仁之子尚照富(乳名长江)当时才五岁，见其父被捆绑，他抱膝牵衣，又哭又喊，不让其父被带走，被日军踢倒在地。当时在场老少人等，被吓得惊恐不安，但还以为这是日军抓劳工，不久会放回来的，岂知这时日军已开始了大屠杀。
我家被捉去两人从此再没有回来，显然已被杀害了。以后日本兵不断地到难民区来捉人，时常枪声四起，各处火光冲天，南京全城陷于恐怖之中。难民区也不安全，难民们的性命朝不保夕，人心惶惶!
我们弟兄四人，尚德仁是长兄，原指望他撑门顶户，养老抚幼，不料他被日军杀害。遭此不幸后，家中景况衰落，长嫂带着刚满两岁的小女儿改嫁了，留下五岁的儿子随祖父生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亲友们也因在那恐怖时代，自顾不暇，也无力相助。我父不得已去帮人做些杂务活，挣钱勉强维持生活。我父因丧子之痛，身体日益衰弱，经常生病。
不幸的事又发生了。1939年，我父帮人送货，在途中经过三山街时，被一日军蛮横地推倒在地上，一跌不起，终于丧命。这是我家死于日寇之手的第三条人命。我父亲死后，经亲属草草殓葬。日寇残害中国人手段毒辣，当时我们受难同胞的亲属只有含恨于心，永远铭记着这个国恨家仇。
我父丧命后，我侄尚照富从此住所不定，生活无依，饥寒交困，情状十分凄惨。后来他流落异乡，随人漂流到台湾，吃尽千辛万苦才苟活下来。
1989年，我侄照富由台回宁探亲，母子兄妹相见，抱头痛哭。亲友们目睹此情，无不怆然泪下。母子分离40余载，重逢团聚时间短暂。岂料照富侄探亲后返台，不到一年其母突然去世。照富来宁奔丧，与其妹跪在母亲灵前痛不欲生。我侄返台后也忧郁成疾，经多方交涉，其妹才得办理签证赴台侍候。
堂兄尚德金是我伯父的长子，被日本人残害后，从此家中无得力之人，其妻未生子女，后改嫁而去，弄得家破人亡。
我们尚姓亲属，每年清明前后都要到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亡魂、祭悼亲人。馆里的遇难者名碑上，尚德仁、尚德金也名列其中。
1946年，我的二哥尚德义以南京大屠杀事件见证人身份，被选送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问大屠杀祸首松井石根等日本战争罪犯时作证。他返回南京后，愤慨地对亲友说，在军事法庭上，日本战犯开始百般抵赖，继而在屠杀人数上进行狡辩，并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经过当年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及南京目击证人当庭作证，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战犯才不得不承认犯罪事实。
杨吴氏、张春林、陈继明、王寿春、杨雨彩、王志林等： 燕子矶日军大屠杀见证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1995年8月
整理： 胡汉林1937年12月中旬，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在南京燕子矶地区，疯狂地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共杀戮了中国军民5万余人。
笔者走访了当年经历过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听取了他们的讲述。提到这场灾难的情景时，他们无不满腔愤怒地说：“日本法西斯军队，实在太野蛮，太凶狠，太没人性啦，实在是太可恨啦!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咱们世世代代绝不会忘记的!”
现住燕子矶镇临江街62号之二的杨吴氏老太太，就是这场大灾难的见证人。她生于1913年，属牛的，今年82岁。当年，她家住燕子矶大王庙附近窑场的三间瓦屋里。那时因为家穷，没有钱往外出逃。听到日本人来了，就找地方躲藏起来。她说： 日本兵住在仁和里的汪炳生家(现在是和燕街27号)，抓到十几个中国士兵，逼着他们互相用绑腿带捆起来，一起赶到小清河边，用机枪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从肖坤家里抓到十几个中国士兵，就在肖家的院子里用机枪给打死。汪炳生也被鬼子抓住，用布给蒙上眼睛带走了。这个汪炳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杨吴氏还讲到： 当时长江里有日本军舰，拦截往江北出逃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江岸上也有日本兵，追杀中国人。日本兵在此地杀了一天一夜，燕子矶山上、小清河西岸、荒草地里和江边芦柴滩上，到处躺着死人，江边堤埂上死尸堆成堆，燕子矶东头大洼荡里都给死尸填平了。
杨吴氏还气愤地说： 那年周景治的母亲，年纪30多岁，正在小清河边涮马桶，被日本兵看到了。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跑过去就用刺刀挑死了，还将尸体拖到周景治家门外，人的肠子露在外面，血淌了一地，死得真惨!日本兵来到此地，还到处向中国人要“花姑娘”。这地方有好几个妇女被日本兵给奸污了，有位妇女被七个日本兵给轮奸了。更可恨的是，有的日本兵奸污了妇女就把她们杀死。
张春林，现住燕子矶新燕街33号，生于1911年，今年84岁。他也是日本部队在此地大屠杀时的见证人。那年，他因为母亲患重病，日本人到来之前未出逃。日本兵来了之后，他白天躲在山林里晚上等日本兵走了，再回来伺候母亲。
张春林讲： 当年，他在燕子矶开饭店。那时候，燕子矶街上，住有200户左右人家。人们听说日本兵要来了，好多人家都逃难出去。没出逃的妇女，都用土灰抹在脸上，躲避日本兵的污辱。日本兵来了后，到各家各户搜查中国士兵;日本兵向户主问话时，动不动就开枪打人，有时用洋刀砍，有的用刺刀刺。那天，一姓吴的妇女，被日本兵抓到了，七个人轮奸了她。这位妇女受了污辱，又受惊吓，事后生了重病，没活多久就病故了。这都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造的孽呀!
张春林还讲： 那天，日本鬼子发现芦柴丛里隐藏着中国士兵，就让翻译、便衣队喊话说，中国士兵赶快出来，缴枪不杀!那些藏在芦苇丛里的中国士兵真的出来了，都把枪放了下来。结果呢，这些中国士兵，都给日本鬼子逼着相互用绑带拴在一起，被赶到江边，用机枪给打死了。那天，日本部队就用这种办法，将抓到的中国士兵，抓到一批杀一批，燕子矶街上、燕子矶周围、小清河两岸，到处是被打死的人。
陈继明，现住燕子矶和燕街13号之一，1912年生，今年83岁，也是日军大屠杀的见证人。他说： 那年，日军在此地大屠杀时，父亲被日本兵抓走了，之后就下落不明。当时，还有个叫胡大个子的，也被抓走，下落不明了。新燕街一户姓周的，户主的儿子叫周敬豪，在小清河也被日本兵打死。日本兵像杀人魔王一样，杀死的人，到处都有;在住户家里，在江边上，都有死人。有的地方死人成了堆;燕子矶西边三台洞、大窝子那地方，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
王寿春，现住燕子矶东边，笆斗山东里，门牌65号。他生于1911年，今年84岁。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过笆斗山乡的乡长。当年，他亲身经历了日军大屠杀时的不幸时日。
王寿春回忆当年景况时讲： 那年，日本兵在燕子矶一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笆斗山附近，中国人被杀害的也不少，还有五名妇女被日本兵奸污了，有一家的房子也给烧了。1937年12月16日那天，有一个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还挎着洋刀，后面跟来一些日本兵。他们在此地，把搜查出的36名中国士兵赶进一座小房子里，用机枪打死。日本兵还把住在此地四名居民，也给打死了，一个叫唐梅海，一个叫胡裕厚，一个是和尚，还有一个住在江边草房里的名叫石头的驼背老人。日本人临走时，又搜查出100多中国士兵，都押解到燕子矶以西杀害了。
杨雨彩，现住燕子矶西边渡师石村41号，生于1928年。他说： 日本人在此地屠杀中国人我亲眼看到过。当时，这地方被日军杀死的中国人有成千上万。其中大部分是从龙潭、栖霞山撤退来的中国士兵，也有一些逃难的老百姓。日本兵跟在后边，一边追一边用枪炮轰打;此地通往城内的大路两边和通往栖霞山的大路上，都有很多被打死的中国人。此地西边，有个叫大窝子的地方，被打死的中国人足有一万多，那片洼荡里的水，都成了红血水。那情景，真是惨极啦!
王志林，现任燕子矶镇文化站站长，他家住本地奋斗村，原名叫仇家庄。他是1937年10月生的。他一家，在日本兵大屠杀时，有三口人被杀害了。一个是他的祖父，一个是他的大伯，一个是他的叔叔。
王志林说： 日本帝国主义是法西斯，是杀人魔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的罪，造的孽，中国人讲也讲不完，诉也诉不尽。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我们是仇难解!恨难消!气难平!日军在南京杀了中国同胞30万，仅燕子矶地区就杀了5万多;我们燕子矶街，包括各村各居民段被杀害的有2000多人，被奸污的妇女有200多人，还有几百户人家的房屋被烧毁。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
刘永兴： 对日军在中山码头大屠杀的回忆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1995年8月
整理： 曹敦沭、邢胜华我叫刘永兴，1914年生，今年81岁。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陷南京城的前一天，我家从中华门东搬到了大方巷后面的难民区。我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和我的妻子共五口人。
1937年12月16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把我和弟弟叫出门，一个翻译说：“皇军在江边来了一批货，叫你们去搬货。”我们先被带到国民党华侨招待所的大操场，天将黑时，操场上坐满了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当时我23岁，我弟弟20岁。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30多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我们以为去扛货，再也没有想到是把我们拖去枪杀，因为我们不是当兵的。当时我们看情形不对，周围都架起了机关枪，日军军官拿着指挥刀，我的心慌了。我们是被逼的，膀子上带着膀箍，白布上有个红巴巴。日军把我们的膀箍一齐拿掉，把被俘警察的帽子扔掉。这时还有人陆陆续续被捆着押到江边来，二三十人一串，连同我们先来的共有好几千人。日军命令我们坐下，然后就用机关枪扫射。我和弟弟与坐在一起未被捆的人商量，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吧，死也死在江里。于是我们就一起往江里跳。这时，天已黑了，日军也急了，除继续用机关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死的人多得不得了，江里、江边都是死人。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失散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他。算我命大，我随水漂流到一艘搁浅的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旁，吓得不敢动弹，只听到喊爹叫妈声和猛烈的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我的耳朵就是在那时被震聋的，至今还留下残疾。机关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汽油，纵火焚烧，毁尸灭迹。夜里，日军还守在江边，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幸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里爬上岸来，浑身全是泥水和血水，当时就找了件死人的衣服换上，看见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就一头钻了进去，躲了一天又冷又饿，等到12月17日天快黑时才敢爬出来，跑到下关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一些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我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那个罪不是人受的，日本兵还叫我带他们去找花姑娘，我想我没死掉也不能害人，就说不知道哪里有，日军就打我。后来不知道日军从哪里抓来一个女人，说是让她洗衣服，当晚一小队日本兵就把她折磨死了。
12月28日，日军要去小丹阳，才把我放出来。回家后，我母亲听说弟弟被害了，痛不欲生，她悲伤过度加上病痛，不久便去世了。
仇良矩： 日军在南京民间的掠夺罪行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1995年8月
作者： 仇良矩1937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南京开始了狂轰滥炸。此后，对南京空袭几乎从未间断。我们全家为了躲避空袭，9月初就举家溯江西上，匆匆搭船去汉口避难。临行时仅带了极简单行李，以为国民党不会连首都也丢了。不料想12月份南京竟然沦陷了。敌人入城后残酷地杀害无辜平民，烧毁大批房屋，还掠夺了大量民间财物，其中包括藏书、字画、文物等文化遗产，其价值无法统计。日本侵略军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据沦陷时留在城内的人说，敌军入城后闯入民宅搜寻女人、财物等等，稍有不逞即纵火离去，那时全城火光接天，加上被残害的同胞呼叫声，其景象惨不忍睹。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普及教育，一般人都有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日军士兵都是征来的，也都有一定的文化，有的或多或少还认识一些汉字，知道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所以日军除抢夺财物外，还把搜寻文物书籍、字画也作为掠夺目标。日军把掠夺来的文物、书籍等物品集中在珠江路某处，经过整理运回日本，也有少量的被日军官兵个人据为己有。
我家原住在中华路金沙井7号，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算是书香门第。祖先们收藏了一些书籍、字画、碑帖、古董，我父亲仇埰(字亮卿，号述庵)，尤其爱好藏书和字画，经他收集的数量也不算少。原先，我父亲有间书房50多平方米，四周都是书橱。另外，还有一间专门藏书的大房间，不仅四周摆满了书橱，而且中间还摆了二排，橱中放满了藏书。因为我家不是大富之家，不可能专门考究收藏版本之最，主要是为了读书才藏书的，其中也有一些善本、孤本和抄本。躲避空袭时，我家人慌忙出走，什么都没动。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寇在我家住了一年多。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下半年，我家四处逃难，以后全家才落户上海。南京的住处临时由亲友看管。我曾于1941年回到南京，走进家门满目凄凉，书房里的书橱全没有了，书籍遍地都是。经过初步整理，发现善本、抄本被一扫而光，不剩一本;字画、碑帖全被掳走，一张不留;古玩同样一件也没有了。据邻居告诉我，鬼子要搬走的那几天，周围居民都很紧张，当时连看都不敢看，只知道装了几卡车东西运走了。所幸鬼子没有放火烧房子。日军在杀人放火的同时，还专门搜集那些善本书籍、字画、碑帖、古玩等有价值的珍贵物品运往日本。侵华日军疯狂掠夺，给中国文化事业带来的损失，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
我父亲的好友石凌汉(字云轩)，是南京有名的中医、词人，原住在大石坝街，家中藏书极多。他住的房子最后一进是三大间“河厅”，全是书房，其中一间放有写字台，四周全是书箱、书橱。他的藏书中有多种医书孤本和孤本词集。南京沦陷后，日本人派专人把石家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火把房子烧掉了。石家的损失比我家更大，尤其是他的那些医学书籍非常珍贵，求之不易。这里仅举我们两家的损失惨况，其他类似的读书人家损失惨况南京还有不少，如果调查统计一下，数字肯定惊人。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欠下南京民间的一笔债。
严兆江、赵本洁、张仁炳等： 北家边有冤魂六千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1995年8月
整理： 梁其强北家边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在南京太平门外，位于栖霞区尧化镇乌龙村，距宁栖公路甘家巷车站向西5公里处。1994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日，当地群众首次揭露侵华日军曾在这里屠杀6000余名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笔者闻讯后先后6次来到北家边，寻访侵华日军在此杀害我无辜同胞的“万人坑”，向社会公布了这一历史惨案。
严兆江，76岁，男，当年参加掩埋尸骨于“万人坑”的唯一幸存者。他指着村头土路两边各有一口方圆上千平方米的水塘说：“这就是57年前的‘万人坑’。当初，我和20多位乡亲在塘里捞死尸埋，捞了半个多月，足足有6000多具尸体在这两口塘里。那时，我们是等日军走后，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带上木棍、布条做的简易用具，去塘里收尸。先收有头有身子的整尸，后收光有身子的无头尸，最后用网捞头、胳膊、腿的分尸。有一次，我用网捞，一下子就捞上来7个人头。这些尸体全埋在附近的乌龙山、黄毛山和‘万人坑’附近了。”说到这里，严兆江老人面目便阵阵抽搐，痛苦不堪。“我不能想，一想起1937年的大屠杀我就合不上眼，能有几夜睡不着觉。那塘里是人垛人、人叠人呀，水都被染红了。惨得很哩!在塘边的一个水井里，还捞出一个被日本鬼子‘倒栽葱’扔进去的国民党兵，硬是被水呛死的。捞出来时还有一把盒子枪，可能是当官的。”严兆江老人被日军抓去当民工，日日夜夜给鬼子烧水，一天吃两个剩下的饭团充饥，幸免于难的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把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集中起来后，用刺刀逼着往水塘里赶，先是用机关枪扫，后来人多了嫌费事，就把成箱的手榴弹往人群扔，炸得血肉横飞，日军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一些日军仍嫌不过瘾，不够刺激，就在塘边用东洋刀砍头，用刺刀挑肚子来残杀中国人。
赵本洁，80岁，男，自23岁起一直都是戴着假牙生活的。他指着自己的嘴控诉道：“我这一嘴牙齿，就是被日军一枪托砸光的，这一辈子我都戴假牙。在‘万人坑’遭屠杀的大都是国民党兵，附近的老百姓只要碰到日本兵，也是死路一条。1937年底，一群日军冲到我家抢粮食，母亲不让抢，被刺刀捅了几刀，我上前去护母亲，被日军一枪托砸在嘴上，并用白布勒着我颈子，沿路往‘万人坑’拖，拖到半路上绳子断了，我拼命地跑到乌龙山的山洞里藏起来，半夜偷跑回家，母亲已被日军捅死了。”
张仁炳，73岁，男，北家边乡办工厂退休工人。他说道：“距北家边二里路有个炮台，驻着许多日军，疯狂地杀、烧、淫、掠，老百姓提起北家边一带都毛骨悚然。王家湾有个才20多岁的青年，路过北家边时，被日军拦住，用东洋刀砍了头，头滚到水沟边，牙齿还在动哩!”
夏奶奶，83岁，提及日军恨得直咬牙：“那时候，这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中年妇女都用锅灰往脸上涂抹，有的在家里挖地窖，把女孩藏起来，女人们脸不洗、头不梳，任衣服发臭，任虱子乱爬，让头发发馊、结饼，忍耐臭脏，才免遭毒手。”
赵乃富，51岁，尧化镇政府会计。他回忆道：“1953年，有人在万人坑附近盖房子，地基才挖下去一尺多一点，就看到了成堆的尸骨，吓得掉头就跑，房子也不敢盖了。”
赵乃泉，66岁，南京炼油厂退休工人。他告诉我们：“我的两个叔叔就是在‘万人坑’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大叔叔是被枪打死的，小叔叔是被刀砍死的。”
向北家边村民访问得知：“万人坑”原是修筑土路时，在道路两侧取土垫路基形成的洼地。当时，守卫炮台的国民党官兵未来得及撤退，被日军围住后，用铁丝网封住，成连成排押往北家边杀害。
乌龙山炮台位于尧化门北面。据乌龙村71岁的村民夏安荣介绍道：“1937年12月14日，四艘日本军舰经吴淞口直逼南京，这时江阴炮台已沦陷，敌舰到了镇江十二圩一带水域向南京进发，炮台上的大炮集中火力向敌舰开火，吓得敌舰不敢动弹。这时炮台下面的成千上万老百姓赶快渡江逃命，长江水面上黑压压一片，农民们扛来铺板、大门、竹床等，扎成小木排漂过江去。后来大炮不响了，下午时分，日军从陆地上向炮台包围过来，围住了约有两个多师的国民党官兵。这近5000人被日军抓住后饿了三四天，一个个没有一点反抗能力了，全被带往北家边‘万人坑’枪杀了。”
陈坤林： 日军枪杀村民目击记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1995年8月
整理： 张修淮我叫陈坤林，今年79岁，是南京市浦口区路西村村民。1937年，我已有21岁了。记得阴历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慌忙撤退，士兵过江逃跑无船坐，用树棍绑扎着盆、锅渡江，许多人被淹死漂在江面上。日本兵到浦口后，将逮住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用长绳子捆绑在一起，或关在广福油坊大院内用机枪扫射;或赶着下长江，凡是往岸上爬的，就用刺刀戳;或将他们用船运到江心，一起推入水中。死者难以计数，我们邻村孙家凹的徐加清父亲就是其中的遇害者。
阴历十月二十八日，鬼子就到乡下骚扰了，我有两次与日军遭遇，亲眼看见日军枪杀了几个乡亲。一天，我们到浦镇东门去卖柴，过了三河乡桃园村，眼见杨家村边地上躺着几个老百姓，还望见三个鬼子叫一百姓站直，在他头上放一只碗，然后用枪打。碗打碎后，鬼子手舞足蹈狂笑，那个百姓瘫倒了，我丢下柴吓得跑回来了。
我住的陈庄也接连遭到鬼子的横祸，开始，鬼子进村迟，张正田的父亲天天拄着拐杖，站在山头上望风，见到鬼子就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村民们听见就往山里钻。鬼子进庄抢些吃的，我家的一头大猪，蔡长珍家的两头小猪都给鬼子戳死剥皮后烤着吃了。一次鬼子天微亮就进了村，被我老婆下塘沿淘米时发现，喊了起来，村民多从后门溜进了竹园。我来不及穿上棉衣，上身只套一件白大褂，怕招鬼子眼，就急忙脱下挂在树上，赤膊钻进了竹丛，浑身都给荆棘划破了。邻居张淑兰望见递了一条麻袋让我披上。大伙翻过山梁，奔向金亭庄去躲避，发觉那里也有鬼子，还在路边沟里看到在金亭庄林立鼎家耕田的大师傅被打死头朝下栽着。我们又急切地往村后梨柿洼跑，看见了我们庄的二蛮子、朱四炳和二瘪子被鬼子杀死在石棠树下。鬼子走后，我们回村，又看见有两人被鬼子打死了，一个是在褚家放牛的刘小六子，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一枪从耳朵打进去，死在陈家塘边;另一个是张必旺的姑娘金女子，早晨放牛到塘埂上，人、牛都挨着了枪弹，一路血迹，人、牛都死在她家门前。这一次，林马庄的一个妇女未跑及让鬼子奸污了。我父亲陈德玉也未走脱，鬼子抓住他，逼他把抢到的鸡挑送到东门去。他回来说： 沿途见被鬼子打死很多人，在汤庄鸡头山下一堆就有七八人，他认出有当地村民林立松。过两天，我姐夫王松扬来躲难，说三河乡吴庄接连遭洗劫两天。第一天，鬼子追一个姑娘没有追上，撞着村民王松贵就用他泄气，先打耳光，后用枪打在他肚子上，他挣扎在麦地里，滚撒一片血，到晚才死。第二天早上，他兄弟王松奎刚准备抬他出门去埋，又碰上鬼子进庄。鬼子将尸体及他家房子浇上油一起烧了。
刘志华、丁笃等： 死里逃生的刘王氏
《下关文史》第四辑1995年8月[3]我母亲刘王氏，乳名王羡，1906年生于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夹沟，1930年随当铁路大修工的丈夫刘凯之来到南京，住在下关宝塔桥。
1937年农历冬月十一日(公历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时，我父亲刘凯之正在江西修铁路。母亲准备与一批市民逃离南京途中，被日军抓住，押往下关江边集体屠杀。母亲目睹了自己的同伴倒在日寇刺刀下之后，也被日本鬼子捅了一刺刀，从背后腰间到胸前腹部“攮了个穿心透”，当即昏死倒地。她两日后苏醒，口渴难耐，爬到江边找水喝，被红卍字会的人发现而得救。
对当年的遭遇，母亲不时断断续续地对人讲或自言自语地重复这样的话：
“鬼子冬月十一进南京……我在煤炭港让鬼子兵逮住。男男女女，都让刺刀攮死了……三个男的，攮死了;两个女的，挨几刀也死了……鬼子刺刀从我背后攮了个穿心透，我啥也不知道了。两天过去了，我口渴，爬到江边找水喝，人家把我抬进宝塔桥1号红卍字会……”
在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那场空前浩劫中，母亲虽然得救了，但是给她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在生理上，每逢阴雨天，伤疤剧烈疼痛;两耳也早已变聋，炸雷听不见，家人没法与她通话。在精神上，被“鬼子的刺刀、流血的煤炭港……”等一连串可怕的记忆折磨着。
我母亲的恐惧症与日俱增，10多年以前，已经到了神志不清的程度，常说胡话： 日本鬼子要杀她。她不停地喊：“鬼子来了”，“又要杀人了”，“我痛，我痛……”。她白天紧闭门窗，并把门死死抵住，往床底下钻，每次都吓得浑身发抖，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脸色苍白，眼神发直。
我们对她看护偶有疏忽，母亲便会到处乱跑，说要找地方躲起来。1978年的某天，母亲出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这对一个耳聋、神经不正常的老人来说，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简直把我们吓坏了。找了一整天，最后我们才从新街口石鼓路派出所将母亲领回家。
50多年来，我们千方百计为母亲治病，采取了各种办法。长期以来给母亲服用大剂量的镇静药，即使高出常人数倍也无效，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屠杀中国人的影子始终无法从她脑海中消失。药物对母亲来说已不起作用，多少个日日夜夜，主要是靠我们精心护理和照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打手势，用自编的哑语同她说话。长她一岁的丈夫与她相濡以沫，终日陪伴着她，以慰其伤残之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侵华日军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然而，谁能料想到，当年的国仇家恨之痛，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幸福，请牢牢记住这段历史的教训吧!
黄仲萍： 江面浮尸 惨不忍睹
《下关文史》第四辑1995年8月1938年春，在南京沦陷约4个月后，我与友人从家乡仪征乘小木船去南京，船出泗源沟口沿长江西行，至大河口时，突然发现江滩芦苇间有一具被江水泡得硕大的尸体，复前行，相继发现类似这样两三具一摊的尸体多处，何止数百具。每具尸体都被江水浸泡得肿胀庞大，惨不忍睹，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据船家相告，这些尸体都是从南京方面漂淌下来的，多数为日寇兵舰攻击南京时对附近江面逃难木船滥肆扫射的遇难者，也有部分是在幕府山江边遭日寇集体屠杀后被推入江中的尸体。
崔省福、孙有发、全德发、金福顺： 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的控诉
《下关文史》第四辑1995年8月
整理： 萧宏书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崔省福，讲述当时被日军屠杀时死里逃生的经过： 1937年12月15日夜里，下关发电所47名工人和数千名难民被凶恶的日军拘禁在煤炭港江边，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又冷又饿，站立在潮湿泥泞的江滩上，冻得失去了知觉。妇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棉裤湿到了腰，冻得浑身发抖。在黑鸦鸦的人群中，大家紧紧靠在一起，用身上仅有的一点热气相互取暖。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也不知道有多少挺机关枪，啪啪地对着我们难民开火，顿时人群惊叫起来，喊声、哭声、机枪声连成一片。一颗子弹从我胳肢窝打进去，由后背穿出来，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倒下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待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麻麻亮，棉衣已被血水浸透，难受极了。当我慢慢抬头向岸边看时，满地都是被日本侵略军枪杀的难民。他们死得多惨啊!这时，已见不到一个日本兵了，于是我忍着疼痛，爬过无数个死人，终于逃了出来，成为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老工人孙有发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控诉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说： 12月14日，日军进入英商“和记洋行蛋厂”，将逃至蛋厂内外的数千名难民(包括电厂几十名工人)全部赶到煤炭港江边拘禁。我和电厂几个同事被日本兵叫去替他们烧饭，仍回到蛋厂，成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15日夜间，日本侵略军架起几十挺机枪，对准拘禁在江边的数千难民，以密集的子弹进行集体枪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不忍睹。第2天，受了伤还没有死的，以及又从别处抓来的难民，约有400余人，被凶恶的日本兵拖的拖、赶的赶，一起关在煤炭港的机房仓库内。日兵浇上几大桶汽油，把机房门关死，连房子一起烧。顿时大火熊熊，机房内惨叫声、哭骂声像针一样刺痛我们的心。我和几个同事在厨房的窗口看着，个个咬牙切齿，含着眼泪，又不敢哭出声来。而那些日本兵围着大火哈哈大笑，从中取乐。
1950年11月，遇难亲属、青年工人全德发在下关发电厂召开的“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控诉大会”上抢先跑上讲台，以满腔怒火控诉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惨绝人寰大屠杀的罪行：“首都电厂下关发电所45名工人因奉命留守，坚持送电，也被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兵集体枪杀。我父亲全小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死得好惨呀!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当时我只有5岁，与母亲相依为命，我那可怜的母亲整天痛哭流递，因悲伤过度，没有多久也含恨去世。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儿，过着难以想像的苦难生活……”讲到这里，他已泣不成声。接着，遇难亲属、青年工人金福顺走上讲台，他声泪俱下地控诉说： 我父亲金义宝也是那一天在煤炭港被日本侵略军集体枪杀的。临死前，他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这以后，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吃奶的弟弟，流离失所，到处躲藏。有一天，听到有人喊：“鬼子兵又来了!”母亲抱着弟弟拉着我和其他难民一起，跑到一座桥下面躲起来。弟弟哭着要吃奶。这时已听到鬼子兵的脚步声，母亲怕弟弟的哭声被日本兵听见引起杀身之祸，于是解开棉袄，将弟弟的脸使劲地往怀里裹着，不让他哭出声来。等鬼子兵的脚步声走远后再看看我弟弟时，弟弟脸孔已发紫，停止了呼吸，活活地被闷死了。从此，我们母子二人渡过了苦难的8年岁月。金福顺接着说，这血海深仇，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也永远不会忘记，忘记就是背叛。人们的血泪控诉，激起全厂职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愤恨。“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大家的共同心声。
李锡銮： 我在难民区困了九个月
《四川统一战线》1995年第12期
作者： 朱小鑫眉目慈祥的李锡銮老人现是四川邮政运输局汽车大修厂退休职工。虽已77岁高龄，身板却相当硬朗，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半个多世纪前近280个日日夜夜中发生的事，他记得一清二楚。下面是他对那段屈辱历史的回忆。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民国首都南京，日军的坦克、卡车、马队及步行的士兵狂吼着往南京城涌。当时，我已逃到美国人设立的难民区。当天难民区四周就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管事的美国人四处安慰我们： 日本人不敢破坏国际公约，难民区是安全的。但第二天一早，日军就闯进难民区，专抓中国士兵，我们这个点有五六百号青壮男子，被赶着人挨人地从一个挎指挥刀的日军军官面前走过，日军主要通过观察头发(小平头)，额头上带帽子的痕迹，再看手上的茧子来判断是否当过兵，发现一个士兵就抓一个。那时，我还不到20岁，又比较矮瘦，像个小鬼，轮到我时，就被放了，老实说当时我害怕极了，低着头，慢慢地走。横穿过街道，对面是德国人办的难民区，我一进去，马上躲进厕所跟着蹲在那里，一直呆到天麻麻黑，听人说日本人走了，才敢出来。五六百号人只有一二十人被放了，其余全部抓走枪毙了。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人二闯难民区，把男人全部赶到金陵大学。操场上黑压压一片，估计有2万人以上。汉奸翻译站在石板上训话。意思说，要大家当皇军的良民，安居乐业不要反抗。当兵的，可以站出来，皇军优待，还要安排工作等等，重复讲了几遍。
人群中的老人暗暗告诫，千万不要站出去，便硬是有三四十个人懵懵懂懂被骗出来。放人的时候，日本鬼子在大门排列两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让我们从中间走，又有一二百人被拉出来和被骗的三四十人当场枪毙了。
过了不几天，日本强盗开着卡车三闯难民区，这次专门挑选二三十岁的妇女，装满一卡车，估计三四十人，这些妇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又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四闯难民区，这时难民区里男子汉已不多，老的老，小的小，他们就抓了七八个我这般年龄的人，正在此时，一个大胡子看到情况危急，赶紧跑去找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美国牧师，那牧师赶到，用身子挡住我们，用中国话对日本鬼子说，他们(指我们)是我的教徒，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指着他胸前的十字架，反复说基督徒、基督教。几个日本鬼子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终于不情愿地挥挥手，转身走了。我算是三过鬼门关，留下了命一条。
那时，我人年轻，一天24小时在难民区待不住，就大着胆子往街上跑，还有几次返回老宅——程阁老巷瞧了瞧。整个南京满目疮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被烧了;街上见不到人，唯有红十字会的人在拉尸体;路面、墙边一摊摊一块块已干裂的黑红色的血迹非常刺眼;巷头、门角还不时有尸体。那年冬季很冷，空气中飘散着臊腥的人血气味和焦煳味。国破山河碎，七朝古都，千年石头城，竟成了屠宰场、骸骨冢、墓地、废墟。
1938年初，我因为谋了个邮递员的差事，有了一辆自行车。记得是开春了的4月份的一天，我骑车路过当时的美国使馆附近。路口有一个日本宪兵在站岗，我不情愿给日本鬼子行礼，就绕到他背后，悄悄地骑走了。差不多骑了一百米远了，忽然听到一阵哗啦哗啦枪杆的声音，不好，我一侧身，连车带人滚到田畦里，那日本鬼子一边招手让我回去，一边用日本话咒骂着。我刚到他面前，他一个耳光向我扇来，打得我眼冒金星，耳呜呜响。从此以后，几十年我一直耳鸣、耳背。接着他用中国话问：“良民证的有?”看了“良民证”后，他警告我，再发生这种情况，枪毙。末了还命令我给他行礼。这次躲，不仅没躲过，还挨了一耳光，当时我眼眶里一圈屈辱的泪水，心里默默地呻吟，亡国奴，亡国奴，我是亡国奴啊!
难民区并不安全，鬼子随时随地可能进来抓人，难道我就如此苟且偷生地当亡国奴?我左思右想，心中开始滋长起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我要逃，决不当亡国奴。不绝的耳鸣也变成了“亡国奴、亡国奴”的吟声，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
1938年9月，我很幸运地从南京逃到上海。一到租界，我就把“良民证”撕了，抛进了黄浦江，结束了我个人历史上最耻辱的9个月的亡国奴生涯。我买了张船票乘英国船“苏州”号到香港九龙，后又到广州，再从广州到衡阳、长沙，最后辗转到柳州、贵阳，漂泊到重庆，因我大哥在成都的邮局工作，最后我又来到成都。
回首往事，感触良多。我在难民区困了9个月，亡国奴一般的生活使我的良心一直不能平衡。我想，如果当时我遇上抗日游击队，或许我也会扛枪打鬼子去，但毕竟这没成为事实。但我是20岁的热血青年，有反抗的能力，在当时条件下，赤手空拳与日本鬼子拼斗是愚蠢的，但逃跑的体力总有吧，所以我逃跑了，我的心愿就是不当亡国奴!恨只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败，抗日不力，还同室操戈，导致中华民族遭此空前大劫难，这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我是一名受害者。
去年，我携妻子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南京，专门去祭扫了几处南京大惨案冤魂的亡灵。触景生情，老泪纵横。
“访旧半为鬼。”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活在世上的已不多，更“应共冤魂语，投诗赠‘天下’”——祝愿我们的后代在阳光普照、鸟语花香、万紫千红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王鹤标： 从首都沦陷到逃出虎穴[4]
《鼓楼文史》第七辑1996年1月[5]八、 大撤退
廿六年十一月七日敌军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北路敌军切断南翔，南路北进作钳形包围，迫使国军后撤。五十万大军于十一月八日夜沿青浦公路西撤，敌机数十架尾随轮翻扫射，伤亡无数，使我官兵星散，失去战力。因我家在河北省白洋淀湖区，从小就会游泳，当敌机来袭时，我就跳下公路边的水渠里，侥幸未被扫中，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二次劫难。
十一月十八日退至南京，八十八师师部设内政部，时政府机关大部迁武汉，市面异常萧条，残军惊魂甫定，又奉命防守中华门光华门一带城防。十二月初江阴失守，十二月八日敌军占领芜湖，南京退路全失，顿变孤城。
九、 首都沦陷
廿六年十二月日寇长驱直入，未受阻拦。从上海到南京沿途预筑的国防工事，没有发生丝毫作用，俗话所说的兵败如山倒，诚非虚言。十二月上旬日军前哨已到光华门外，随即展开炮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攻破，首都沦陷。
十、 沦为鬼蜮
廿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战况告急，随军向挹江门撤退。城防军卅六师奉令守城，在挹江门前摆下重机枪交叉火线，不得出城。坐在挹江门边城墙下耗到十三日天明，只好放弃出城希望，脱下军服，随难民进入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日军攻陷南京前，南京教会方面派人到城外与日本军部联络，请求鼓楼以西地区划为难民区，但未得日军认可)。十二月十四日零星日兵进入收容所，带走年轻妇女，并搜索每个难民身上的财物及香烟。一时中年妇女脸上都涂满烧饭的锅黑，但也不能幸免。
人的求生欲望是最强的，在十三日早晨进入收容所时，看到一位老先生手举救世军旗帜，带着十几个难民到收容所，我认定这位老先生是位热心救人的基督徒，他名李炳森，夫妇二人作小成衣生意，他原籍徐州，南京落户，太太是南京人，有一个眼睛失明，夫妇年龄都约五十多岁，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找到李老先生很坦白地对他说，我是当兵的，在八十八师政训处担任中尉政训员，我是北京人，家乡在河北省保定东安新县，家有老母和新婚妻子，现在只有靠老先生救我了。他毫未考虑，慨然应允。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大批日本宪兵进入收容所，把年轻的男人全部驱到前面广场，日宪兵队长经翻译告诉大家，凡承认是当兵的可以免死!随即将这群人带到新街口交通银行仓库后院，供了一顿菜汤黄萝卜干米饭吃，押回收容所。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日本军又进入收容所，再次把年轻男人驱到前面广场列队，有一个害怕不前的，宪兵队长立刻予以枪杀!这时门外排列若干辆大卡车，把全部年轻人顺序押上车。我因恩人李炳森老先生相救，他把和我事先想好的说辞向年长的大胖汉奸请求，说我在书店当学徒，不是当兵的，请他转达日宪兵队长。大胖汉奸嫌他多事，责问他为什么袒护北洋人?经李老先生苦苦请求，胖汉奸才答应转达。日宪兵队长准我出列，我举步出队，背着队长脸的日本兵没看见队长的指示，打我嘴巴，我闪过去没有打着，就这样未登上死亡列车。
据说日军把这两千人运到长江边，先用机枪扫射，再将死尸全部投到长江里!这是我六十年来遭遇的第三次劫难!也是最长一次劫难。这时全城处处枪声，烟火弥漫，满街死尸，而最显眼的是穿着整齐的黄呢子军服和黄皮鞋的年轻身高的教导总队官兵死尸。日军奸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日军比赛杀人的数目，有一日兵在一天内杀死一百多个中国人而获得冠军(这是教会方面传来的消息)。据我官方估计，日寇进城后，共屠杀我军民卅万人。
十一、 领发安居证
廿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日军布告在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颁发安居证，声明廿七年一月发现无证者，以军法论罪!当日凌晨挽李炳森老先生往候，全城二十万人依次排队候领，有鹄候终夜者，地点是女子文理学院旁银匠营广场，每次约放入棚内二百人，廿七日午我被放进，二百人立在木台下，日军少佐于野站在木台上，以流利的北京话先向南京父老兄弟道辛苦，并宣称皇军宽大保护良民，好的百姓不要掩护当兵的。继说为潜伏的中国兵留一条生路，凡当场自认的，绝对保障生命安全。再加以威吓说，领过安居证再办五家联环保，如发现居民有保中国兵情形的都枪毙!最后加重地说这是最后的一条生路，万勿错过!
于野讲完，汉奸詹荣光上台又重述一遍。并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绝对不骗中国人。”经此哄骗后，一次放进棚内的二百人中，站出来自认的廿余人，约十分之一强。鹤标当时抱定至死不当俘虏的决心，虽然恩人李炳森当时也劝我出来自认，我终不为所劝，宁遭枪杀，也不苟且偷生。日军顺序检查，先量我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注明高大(那时日本人大多是矮子)。再检查我手掌有无老茧，因为持枪日久，手掌心必磨出老茧，幸而我担任政训工作，除有特殊任务外，并未经常持枪，因而又闯过这一关，领到安居证，这是我六十年来第四次劫难。
十二、 难民医院分院挂号员
八十八师政训处处长曹君植最关心我的安危，他常担心地说：“你的身体高壮，又是北方人，一看就是当兵的。”曹处长和鼓楼医院院长是旧知，鼓楼医院院长兼难民医院院长，他指派曹君植担任分院主任，院址在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对面图书馆内。曹主任派我当分院挂号员，月薪六块大洋，手臂套上红十字会臂章，生命暂时获得保障，但我觉得长此下去，将何报国?
十三、 大恩未报
南京城沦陷两个月后，因城内物资匮乏，尤其是粮食蔬菜及日常食品，城内外小贩已有进出交易。又听说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化装逃出去，遂与同事五人共商如何出城。出城的前两天，我到收容所向李炳森老先生夫妇报告，李恩人说，你好不容易这条命捡回来，现在又有了安全的工作，还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我答说，长此下去我就落伍了，这样活着有什么价值?还谈到什么尽忠报国?居然把李恩人说服，他夫妇嘱咐我临走的前一天到他那里去，他夫妇为我做油饼当干粮在路上吃，并向神祷告保佑我一路平安。对我有救命之恩的这对老夫妇，令我永生难忘!总想找机会有所回报，谁料抗战胜利不过三年，而山河板荡，至今大恩未报。李恩人夫妇那时已五十余岁，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多岁，不可能尚在人间。不过我知道他儿子的名字，但望将来有机会能追报一二，稍了心愿。
十四、 逃出虎穴
廿七年二月七日黎明，与同事五人化装小贩(我背着麻袋，里面装着十五包小大英香烟)，守门兵也未多问，遂逃出水西门。步行廿里过上新河到大胜关渡口，正赶上午前守渡口的岗兵换岗离去，下午岗兵还未到，遂胜利登舟。因大江流急，要到对岸，必须由纤夫把船向上游拉上去一段放下才成。纤夫拉了十几分钟，就听到换岗新兵来到渡口鸣枪示威，但是江岸很高，日本兵再也看不到我们了。纤夫拉了半个多小时，才放舟驶向对岸。这时江风爽爽，突然来了一个浪花，打了我一头一身，好舒服!好快乐!方体会生命与自由之可贵，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五次劫难。
融通： 一个小和尚眼中的南京屠城
《鼓楼文史》第七辑1996年1月多年来，从报刊杂志上读到不少有关控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的文章，可是都没有我亲眼所见的那样具体。今年，我已74岁，回想当年，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我昔日的日记尚存，今摘录数则，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看见刺刀捅死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农历丁丑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温度2度。今天比前几天平静多了，日本双翅的战斗机飞得很低，连上面的人都能看到，似乎是在侦察什么，从头顶上飞过去的声音特大。城里高射炮停火，城外也不向城里开炮，机枪、步枪声很少。天气干冷，妈叫我和她一同去张府园家中拿棉衣，吃过早饭就一同去了。这时我临时住在石鼓路口的罗汉寺里。我们刚走到催八巷东口(今秣陵路)，见丰富路由南向北排列五路纵队前进的日本兵，路边有六七个居民好奇地跑出来看。只见这个方阵有百余人，一律穿黄呢子军装，扛着步枪，一面日本国旗，另外还有一面长形黑色在边上面有字的旗子。队伍后面是一门不太大的大炮，由骡子拖着向新街口方向前进(此处即今市公安局两边大路)。队伍过去后，我和妈从曹都巷经大香炉到张府园家中，匆匆拿了点棉衣、大米等，仍按原路回石鼓路罗汉寺。街上没有人走路，我心里有些怕，不料刚走到催八巷，一眼就看到一个老太婆手提着一个淘米箩，被刺刀戳死在小巷口;在巷口对面洋房门口还有被刀捅死的一个中年男人。另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挑了两篓木炭回难民区，也在这里被日军刺刀捅死了。挑炭人的妻子跪在尸体旁边，大哭大叫。我和妈见了魂都吓飞了。妈急忙叫我不要走大路，穿过三茅宫，从宫后山绕回罗汉寺。今日想来，早一步也将会遭到同样杀害，这是第一天第一次见到日军大屠杀。
第一个汉奸在高喊
今天太阳很好。我和同院的小朋友在院中晒太阳，四周寂静得很。突然听见大门外路上——石鼓路由西向东有人边走边喊：“日本皇军进城啦!不烧杀掠抢，大家不要怕，快出来欢迎呀!”我把门拉开一条缝，向已走过的人一看，见是一个高瘦男人，戴一顶旧呢帽，穿一件旧蓝布大褂，肩上扛着有四尺长的细竹竿，上面挂一面日本国旗。我心想，这一定是早就培养好的汉奸，我们的国旗再也不见了，从此便开始尝到“亡国奴”的滋味了。
舅舅被杀我当了和尚
今天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晴朗。一生难忘的12月15日。大难终于落到我的头上了。就在日军进城的第三天，日军把靠做小生意养活我和外婆的舅舅和两个邻居抓了差，向新街口方向去了。隔了一个多小时，只见日军押着三人路过汉中路向汉中门方向走去，三人各扛着一缸酒。从此舅舅再也没有回来。后有人发现三人都死在汉西门四眼井附近，因为汉西门老城门是日军驻防地。舅舅几天不回来，急坏了外婆，可谁也不敢向她讲真话，谎说抓了多少人到日本去做工了，迟早会回来的。于是外婆初一、十五烧香求菩萨保佑、拜佛、求签、问卜、算命，我心里难过，但嘴里却说舅舅没死。她老人家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天终于去世了。而我也就从十六岁起当了和尚。
王太太被强奸了
今天是农历冬月十六日，天气晴朗。我和外婆住在罗汉寺，庙里和尚早已逃走了。外婆的干女儿也住在这里，他男人是瓦匠包工头，生了个儿子才三个月，都住在寺中厨房里。我到前边院子里晒太阳，突然大门被人敲得咚咚直响，我连忙答应“来啦!”跑去开门。哦!原来是两个日本兵，前面一个手提红缨枪，穿了双白色尖头皮鞋，枪上溅满了鲜血，不知从何处杀了人又闯到这里来了。后边一个日本兵挟着步枪。前面的进门手一伸，抓着我的衣领(和尚领)一拉，四件衣服的扣子全被拉坏了，见此他才把手一松向后去了。当时如果用红缨枪捅一下，今天也就少了一个揭露其罪行的人了。他先进厨房小门，一眼望见抱着小孩吃奶的王太太。走过去不容分说，一手把孩子抓过来摔到案板上，小孩便哇的一声哭叫起来了，外婆赶忙抱起孩子来哄。两个日本兵拖了王太太出了后门，向隔壁酱园店老板家去了。隔了不久，王太太回来了，抱起孩子就哭道：“要不是为了孩子，至少我要弄死一个鬼子兵。”外婆只有劝劝她，不要再提此事，也叫我不许再讲了。
一枪杀害两代人
沦陷已经十天了，人们也摸出日军的活动规律： 他们早上不出来，要下操跑步、吃饭，所以住在难民区的城南居民，一早结伴从大路走，回家去看看。走到府西街六谊楼茶馆门口(今市一中学大门东边)，被步枪一枪打死两个人。一位长了白胡子的老者，肩上骑着一个小男孩，一枪从老头面部射入，从小孩肚子穿出，老者手抓着小孩的小腿，倒在路边。这里住的是中岛部队。后来听人讲，老头扛着孩子回来，按理说这一老一小，日本鬼子总不会杀害吧，可是畜生不如的哨兵居然一枪打死他们祖孙二人。
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南京大屠杀除街头巷尾遇上老百姓就杀之外，所有从外地调来的中国新兵，皆二十岁上下，也遭到杀害。一个老兵带一个班新兵，新兵从四川、广西等地来的，南京都下霜了，他们还穿着裤头，打着绑腿，住在市一中学校内。这些兵因人生地不熟，上面命令撤退过江集合，下关无船，被日军包围在大路上。日本兵喊：“缴枪不杀，全部在大路上列队站好。”可当中国兵放下枪按要求站好队后，日本鬼却把几挺机枪架好了，一声令下，中国士兵全部倒下。一个老兵是保安队的，在几百人的后边，听到机枪响他先倒下被压在死尸下边，直到日军走后，到夜里才逃走。(保安队直属首都警察厅，该队曾驻防城隍庙，次年夏天幸存者曾来庙中谈及此事。)像这样大批杀害俘虏的事件，当时，在下关江边，中山门外卫岗、龙膊子、灵谷寺的松凤阁和燕子矶岩山十二洞等处都曾发生过。
罕见的诱骗大屠杀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估计有一半人在大屠杀前已随政府内迁，做大生意的人也走了。余下的四分之一，下乡投奔亲友，还有四分之一的是穷人，想走也无处去。加上外来的新兵，城里的人还是很多。当时的难民区(新街口→汉中门→龙蟠里→虎踞关→西康路→赤壁路→江苏路→山西路→鼓楼→新街口)一大片地区除房子里住满了人，连大路边也搭起芦席地棚，地上铺稻草，有的买不到芦席就挂起布帐子挡风。听说这个区域是在沦陷前由美、英、法等国与日本军部划定的，保证不轰炸、不炮击、不扫射。可是沦陷后，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成立了。街上贴出布告，叫居民限期十天去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随身携带，便于查核，没有此证即视为支那暗藏军人，就地枪决。男女从十六岁到六十岁都要去登记。指定地点共有六处，我就知道宁海路金陵女子大学一处，我是在那里登记领证的。
已登记三天了，师傅有病不能去，请公园路西方寺妙机老和尚(约五十岁)带我去的。进了大门，除了一条水泥直路外，全是草坪，有几棵大松树，在草坪上用桌子搭了一个临时讲台，去的人很多，先到台前听讲话。一位身材不高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登上讲台，明确地讲：“……你们当中要有当过兵现在还想当兵的请出来，站在那边;你们当中有不想当兵想回老家的，皇军给路费，你们自己回家;本市居民，失业没事做的，现在要打扫战场，可以去做工，四毛钱一天，妇女老太太不要。大家考虑好，分队站好。”草坪上停了五辆土黄色军用卡车，专门送人。不一会，分类上车，装满后车就开走了。每辆车大约装有五十人，大都站在车厢里，等车开出去，不久后就又回来再装，五辆卡车从上午到下午五点，开个不停，去何处?不清楚。不去的人就到只容一个人宽的竹栏杆内，从东向西排队走，栏杆外有两个日本兵，一个挟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来回巡视，另一个手拿一根毛竹棒子，看到哪个不顺眼就在头上敲一下。他专门挑人的帽子，看额头上有无当兵戴帽子压的圈，再看手掌上有无当兵磨的老茧，有怀疑的就叫去做工。妙机老和尚，身材不高，一脸短胡子，黑皮肤，虽是和尚头，却用一条染成灰色的大浴巾在头上挡风寒，当时和尚白天都这样子，他没主动除去头巾，拿竹棒的日本兵就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差点被打昏过去，额头上立刻就肿了一个大包。我跟在他身后，因为没有带帽子，光着头也就没有挨打。走出竹栏口，有三张桌子，两张桌子上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一边问一边写。“良民证”是用一张和现在工作证芯子大小的道林纸印制的，折起来正面印有“南京市”(上边小字)“良民证”(大字)，旁边印有“维持会”，里面不贴相片，只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等。另半页是注意事项，不许借给人，不许转让他人，要随身带着，以备检查。如果没有，就按支那军处死，期限十天登记结束。
就这样到了第七天，居民产生了怀疑，怎么被车拉去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回来呢?吃住怎么解决?天又冷，没有行李不就冻死了吗?难道维持会长陶锡三是说假话吗?其实从这里拖走的人，全部拖到广州路向西过了火葬场，那里人家很少(我外公的坟就在此处)，有菜地、竹园，在两山之间有一条路，那里早已架好机枪，等车上的人一下车，车再开走后，机枪一响，下车的人，全部遇害，然后再拖到水塘里去。看来这事很保密，山上有岗哨，山下居民早被扫荡死光，谁会知道这个秘密呢?原来，离杀人场不远，有一座庙，名善庆寺(今清凉山扫叶楼)。有一位知诗词、善画的老和尚名叫寄龛，当时五十多岁。日本人大屠杀前在这一带扫荡时，他发现大批日军进寺后乱喊乱叫，自己也听不懂，就藏在用砖砌的空芯神台肚子里。他每天听到汽车向山里开，一会儿机枪响一阵，汽车又向东去。到了第七天，他的干粮也吃完了，天刚有些亮，就偷偷从后门出来，从山上向下看，见到无数尸体吓得目瞪口呆，他立即趁日军没有出来之际沿山间小路到了一个熟人家里，将所见的惨景讲了一遍。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从此，除了老太婆去登记，青年人一个也不敢去了。善庆寺今已改名，寄龛老和尚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过去孩子问我，几十万人被杀为什么不反抗?要知道这是在诱骗之下被杀害的，等枪声一响已迟了。
四处放火，人成肉干
南京保卫战初期，有不少伤兵被送进城，许多地方被辟为临时伤兵医院。我就知道一个在王府巷口，专收重伤员，住得满满的。南京沦陷后，没几天，来了十几名日军，带了汽油闯进医院放火，将全部伤兵烧死。据住在王府巷的刘怀义讲，王府巷的棚户区当时还有人住，听到惨叫，又看到失火，人们出来救火，带了水桶等物，可是一到医院门口日本兵示意叫人进去救火，大家奋不顾身进去抢救伤员，背了伤员朝外冲，日军却开枪射击不许出来，大部分救火的人都困在院子的角落里成了人干。当时南京三山街有两家大布店，一名天福布店，另一家名叫瑞丰和绸缎庄，都被烧掉了。
死人也不得安宁
失去国家保护的百姓要遭到入侵者的屠杀和侮辱，就连死人也不例外，同样遭殃。我的伯母住在上新河，在沦陷前几天病故了。于是停柩在家，供在堂屋中。沦陷前两天家里人都逃到江北去避难了，屋里空无一人，这天中午来了两个日本兵，破门而入，一见是灵堂，布幕后边停了一口棺材，也许他怕是伪装的，里面有什么危险品，于是两人用刺刀将棺材盖撬开。盖子揭去，见是一具死了十多天的老太太的尸体，他们把我伯母从棺材里拖出来，把外边寿衣扒下，日本兵自己穿上，把头上的花冠也戴起来，拿起灵前的“哭丧棒”上了大街，一路上又唱又跳，吓得行人不敢看，这是后来堂兄告诉我的。因为尸体被抛在地上，几天后让猫、老鼠啃得不成人形了。
惨无人道的轮奸
当时我住在府西街城隍庙后边的小房子(房子还在)，北边有个三尺宽的死巷子，再北边是砂朱巷小学的教室。沦陷后，南京无水无电，冬天黑得早，吃过晚饭后就睡觉，就在这一天将黑暗时，只听一阵皮鞋声，有两三个日本兵不知从何处拖来一个妇女，拖到小学生的课桌上轮奸起来，只听皮鞋进进出出，日本兵讲话也不懂，女人先是又哭又骂，后也不哭不骂了，我也糊里糊涂睡着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到前边大院子里去扫地，就在这时，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进入我的眼中，烙在我的心上。只见一位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约四五十岁，盘着腿一丝不挂，坐在对大门的青石板地面上，身旁什么都没有，手中拿了一个钥匙圈，上面有几把钥匙，嘴里清楚地在喊：“儿呀!你到哪里去啦?妈在这里等你，快点来呀!家里没有人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喊，天气在零度上下，光屁股坐在石头上不冷吗?怎么地上会有血?我看了害怕，就去喊韩伯伯，他是庙里管香火的，有七十岁了，他随我来一看，知道是被日本兵奸污疯了，于是老伯伯把她扶起来，送到房中，送水给她洗，找衣服给她穿，又去厨房弄来热粥小菜给她吃，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内桥湾，儿子两天没回家，她出来找儿子，让住在一中的中岛部队的日本兵一个排轮奸了一整夜。吃过早饭，我们绕道马巷把她送回家，并叫她在家等着，免得儿子回来进不去屋又要去找她，她答应了。其实，我们知道她儿子两天不回来，一定是遇害了。隔了两三个月，她平静多了。有一天韩伯伯去看她，听邻居讲，早半个月她就跳到内桥河里淹死了。因为她男人在日军进城后第二天抓差走了没回来，儿子不知去向，自己又受了日本鬼子的奸污，终于走上了绝路，一家三口全遇害了。
也有强奸不从的，后果是惨遭杀害。在沙洲圩，一个日军追母女三人，母亲先跳塘，两个女儿也先后跳塘自尽。中华路一香烛店门口，日军要强奸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反抗，让日军推倒扒下裤子用竹笛从阴户捅进肚里一大半，死在那里，路过的人都见到了。还有的是奸污后用刺刀从阴户向上一刀杀死。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我只见到一小部分。我要将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中日两国人民的下一代，战争使双方人民痛苦，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子孙平安。
张学明： 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贵州文史天地》1997年第一期
作者： 陈世玉1994年11月18日，《遵义晚报》第二版影视栏目登载一则题为“《南京大屠杀》赴日本挑演员——应征者甚众，剧组难定夺”的短消息。
报纸发出后约一个礼拜，报社总编办公室收到一位读者名叫张学明的来信。我拆信一看，原来他是谈对这部影片导演及剧组去日本挑选演员一事的一些看法。
《南京大屠杀》影片于1993年11月在南京开拍，1995年春关机，将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期间公映。为挑选饰侵华日军南京战区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等人的演员，导演别出匠心地到日本挑选演员，他对此持异议。他说：“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好几家电影制片厂，难道在中国挑不出饰松井石根这样的演员吗?”接着，他在信中又这样说道：“让日本演员饰侵华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再现屠杀中国人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场景，我实在是受不了……”
原来，今年75岁的张学明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这则消息勾起他回忆50多年前的血泪往事。
1937年春的一天，只有17岁的张学明担柴进遵义城卖，被抓丁，安排在贵州何知重军队103师的后方医院当一名看护兵。不久，部队开赴上海参加“八一三”大会战，后退守河南。日军攻占南京前，蒋介石为死守南京，调兵百万在南京布防，抗击日军的入侵。他所在部队又从郑州开赴南京，任务是守中山门防区。为死守南京，守城最高司令部下令，将长江两岸所有的大小船只全部拖走，切断守军的退路，使百万大军背水一战。谁知，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并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采取侧面进攻： 先攻占南京外围的一些县城及村庄，对南京城实行包围和封锁，然后再大举进攻。
由于日军进攻孤城南京凭的是飞机、大炮、坦克，我守军在无援的情况下，本来就难以抵御，而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他们在日军攻占南京前，丢下部队临阵脱逃，能跑的都跑了，守军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加之城内汉奸猖獗，利用守军矛盾乘机挑拨离间，使其相互残杀，战时不配合。据老人回忆说：“战斗打响后，他们守的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开，将士们用粮袋垒起顽强抗击。经与日军激战了几天，但终因无外援而停止抗击，孤城很快被攻破。”
撤退大约是凌晨2点。城内几十万大军失去指挥，混乱得如潮水般向外涌。老翁是这样陈述的： 在可怕的拥挤中，即使你腿不着地，也会被人潮挤抬着走。人一旦挤倒在地，即被踩死。当他们撤退时，城门已被汉奸用机枪封锁，不许出城。士兵们只好用背包带和绑腿带从城墙上吊下来。出城后，他们三五成群奔到江边，用木筏子渡江，因黑夜辨不清方向，逃到江中心的一个沙洲上，自以为过江得救了，倒地睡了个安稳觉，等醒来才知还未过江。
这个沙洲挺大，约有2000多散兵集于此无人统领。为逃生，许多士兵将老百姓的房屋拆掉，抱着木板或扛着木棒横渡长江。12月的冬天，渡江者不是冻饿死，就是被日寇的舰船撞沉和开枪打死，几乎没人过江。未渡江的人，每天在此啃老百姓的生包谷，夜宿草窝。7天后，洲上的包谷杂粮殆尽，房屋拆光，在难以生存的时候，有的百姓返回江南板桥。没过多久，日军用船将洲上留下的1000余人押运到板桥。
上岸后，他们被押在马路边坐着，一坐就是6个多小时。日寇不给饭吃及水喝，人人饥肠辘辘。一路上，到处是死人。小河桥下，尸体成堆，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接着，他们又被押到一个荒凉地带，这里前面有公路和铁路，后面是环山，有经验的老兵见地形不妙，于是喊道：“我们投降!我们愿意当兵!”他周围的一些伪军(蒙古人)大喊：“蹲下!蹲下!”还用土疙瘩打人提醒。就在这时，只见早就埋伏在山上的日军突然出现，明白的人一看便知，敌人要对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俘虏实行残酷野蛮的集体大屠杀。老翁那时个子小，站在中间，当日寇10多挺轻重机枪齐向他们猛烈扫射时，他随着一排排人中弹倒下了……但万幸的是子弹击中他后面的人，穿过这个死者的身体，又射进他的后背。约过半小时，日军下山在死人堆里检查，发现没死的，就用刺刀捅死，接着用汽油往死人堆上浇，用火焚烧尸体，残忍到何等地步!张学明被压在死人堆里，伤痛难忍想挪动身子，却被压在他下面的人制止。狠心的日本强盗端着上刺刀的枪，又开始查找活着的人。就在这时，他亲眼目睹一位未被打死的人，因周身着火，跳入就近一个牛滚凼里，横着身子在泥水中打滚。火是熄灭了，但人却再也爬不起来了。因12月的寒冷天气，加之他们多天又未进食，饥寒交迫，怎能抵御。当鬼子来到他面前，见其头露外面没死，用刺刀向他的头部连刺两刀： 一刀刺进下颈骨上，另一刀刺入脖子正中，刀尖从口出，他血流满面，当即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过来，爬出臭气熏天、烟雾弥漫的死人堆，并目睹了经火烧仍未死的人在痛苦的呻吟声中挣扎着。一些手脚被打断、双眼被打瞎的人经火烧痛不欲生地大骂：“狗杂种，再给老子一枪吧!”好不凄惨，那恐怖的场面简直难以用文字来形容。此时的他，真想快点死去。想跳岩没山，投河又离江远，上吊无树。他抱着一线希望，挣扎着爬过小山，见有几户百姓家，但均挂着“太阳旗”。他爬到麦草堆上停了下来，是百姓给吃给喝，并叫他藏进山上的防空洞里。第二天天刚亮，老百姓又送饭送水来，并对他说：“赶快到江边去，那里有船送你过江，只要过了江，就好办了。”打霜天，太阳刚一露头，他便赶到了江边。约在此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见江北有一条小木船慢慢地划了过来。船一靠岸，两个身着普通便衣的人上了岸，木船立马调头往回划。就在这时，他急忙上了船，船快速往江北划去。船划到江心，撞上日军汽艇船。船夫拼命地划船，并抢过急流，不然就会被汽艇船掀起的波浪打翻。刚划过急流，两船由远到近，日寇大声向他们喊话，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他们的小木船共中18个枪眼。好在没人受伤。顺着波浪，他们很快过了江，刚一靠岸，船舱进满了水，很快就沉了。
经1个月的讨饭和露宿房檐下，徒步经全椒、合肥、舒城、桐城等地，行程1000多里到后方医院治疗，方才活了下来。南京的沦陷，首先遭殃的是他们这些当兵的，接着就是老百姓。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中，老人至今留下的3处伤疤，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铁的证据。
虽说50多年时间过去了，但只要提起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老人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幕幕屠杀的悲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