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玉璞，字蕴山，山东汶上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其曾祖曾任都司、守备等武职，其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家道中落。褚玉璞早年两次投考保定军校均未被录取，一怒之下投身绿林，纠集一批赌徒、恶棍打家劫舍，在众多匪徒中以凶悍暴戾著称。有一年，褚玉璞率领一批匪众救出被清朝官府关押在监狱的刘姓土匪首领。该匪首因受刑太重，被救出后仅两个月死去，临死前将其子刘振邦托付给褚玉璞做义子，他手下的一百多名匪徒也悉归褚玉璞节制指挥。从此，褚玉璞声势更大，成为横行于山东、江苏边境一带的著名匪首。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在北洋军进攻徐州时，出身于胡匪的江苏讨袁军第三师骑兵团长张宗昌在部队被打散后，摇身一变投靠了北洋将领冯国璋。冯国璋随即命张宗昌重组队伍，他除收编残部外，还收编了二三百人的褚玉璞匪帮，编成一个团，随即率领这个团南下，担负攻打南京西门的任务。9月1日，北洋军攻克南京。12月，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次年被授予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为了加强对江苏境内军队的控制，决定成立江苏军官教育团，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1916年5月，张宗昌根据冯国璋的旨意，主持暗杀原沪军都督、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张宗昌令程国瑞与褚玉璞执行，但在暗杀行动当天，褚玉璞借故逃避，实际由程国瑞完成^[1]。

1918年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将侍卫武官长张宗昌外放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随即前往南京编组部队，褚玉璞奉派到当年为匪首时经常活动的鲁、皖、苏边境招募新兵，将一批土匪招入了部队。江苏第六混成旅共三个团，约六千名官兵，褚玉璞任营长。改旅成军后未经训练即编入张怀芝统帅的北洋援湘军第二路军开入湖南与南方护法军作战。因战功突出，冯国璋下令将江苏第六混成旅扩编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张宗昌任师长，褚玉璞任该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故，张宗昌失去唯一靠山，所部孤悬南方，处境艰难。1921年3月，张宗昌所部被直系江西督军陈光远约五个旅的重兵包围于宜春，张宗昌见大势已去，只身一人化装逃出重围跑到北京，褚玉璞按照事先的约定投降了陈光远，但不久还是被陈光远缴械。褚玉璞遂重返鲁、苏交界的丰县、沛县一带，继续土匪生涯。

1922年春，褚玉璞听说张宗昌已投奔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立即赶往东北面见张宗昌请罪，表示愿意继续追随。是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指挥褚玉璞、程国瑞、王万金三个支队司令，他们召集了五六百人的队伍潜入山东，准备在原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内应下，推翻山东督军田中玉。当他们潜入山东时，才发现田中玉已经为他们布下天罗地网，结果除褚玉璞、张宗昌等少数几个人逃回东北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当褚玉璞等逃回东北时，奉军也在直奉战争中战败，张作霖将其司令部撤退至山海关，自封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宣布东北“独立”。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对峙之际，张作霖后院起火，原吉林师长高士傧受吴佩孚的策动，自封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在黑龙江五站一带拉起一支近两万人的队伍，准备颠覆张作霖的老巢。张作霖在腹背受敌之际，紧急起用张宗昌去平叛。张宗昌带着褚玉璞等亲信及张作霖拨给他的一营宪兵从沈阳北上，一路上招兵买马，到达哈尔滨后，又得到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的枪支弹药补给，张宗昌以少胜多，击败高士傧，张作霖喜出望外，立即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芬河)(东)宁镇守使，所部第三混成旅下辖三个团又两个营四个连，褚玉璞任该旅第五十五团团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李景林、张宗昌任镇威军第二军正、副军长，李、张各率所部分两路自奉天进攻直系占领的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指挥的毅军是北洋杂牌部队，战斗力低下，一触即溃，李景林很快进驻承德，抢到热河都统的宝座后，所部不再前进，以后的作战由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来担任，在玉麟山一线先后与直军主力董政国、时全胜、阎绍堂等部接触，战斗中，褚玉璞发挥其凶悍作风，率领部队猛打猛冲，血战数日，击溃直军精锐时全胜部，击退董政国、阎绍堂等部，突破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冷口，然后经过二十四小时急行军，进抵直隶滦州车站，切断直军退路。当直军主力六七万人从山海关像潮水般溃退下来的时候，被张宗昌全部截住，并全部予以收编，张宗昌所部一下子拥有了十万上下的兵力，战后，论功行赏，张宗昌升任第一军军长，褚玉璞因为“功劳最大”^[2]，升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三旅旅长，成为张宗昌手下的第一大将。

张宗昌、褚玉璞随即率领大军南下，赶走江苏军务督办齐燮元，唾手取得江苏(包括上海)地盘。1925年初，张作霖授意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4月24日改任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到济南走马上任，又收编了前任督军郑士琦的部队，所部扩编为十余个军，褚玉璞任第六军军长。不久，著名匪首孙殿英投奔张宗昌，张宗昌将孙殿英的土匪武装全部编入第六军。从此，褚玉璞、孙殿英这两个土匪军阀惺惺相惜，朋比为奸。

1925年10月，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起兵反奉，深入江苏、上海、安徽的奉军未做多大的抵抗即北撤，张宗昌为保住山东地盘，指挥所部与孙传芳部在徐州一带展开激战，结果张宗昌吃了败仗，不得不退到徐州以北。这一仗，张宗昌所部官兵折损一万余人，其中第四十七旅全军覆灭，旅长施从滨被孙传芳枪杀，孙宗先的第五师损失过半。

一直觊觎山东地盘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见张宗昌在徐州吃了败仗，便于1925年11月兵分两路进攻山东：一路是岳维峻收编的原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部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个师，经由徐州进攻鲁南，后加派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另一路是岳维峻的嫡系李纪才第九师，由河南兰封、归德进攻鲁西。战争首先在鲁南打响，战斗异常激烈。12月初，张宗昌向鲁南增兵三四万人，由褚玉璞任总指挥，经过艰苦作战，击败了靳云鹗指挥的南路，生俘靳云鹗等将领。解决南路后，张宗昌集中兵力反攻李纪才等部，将其赶回河南境内。

12月下旬，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击败，李景林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并请求将其残部撤退至鲁北。经过商讨，决定李景林的直军与张宗昌的鲁军合组直鲁联军，张宗昌任联军总司令，李景林任联军副司令，褚玉璞任前敌总司令。从1926年3月中旬起，直鲁联军分三路向国民军发起反攻，褚玉璞率领的西路率先攻入天津，根据事先约定，北京政府于3月21日任命褚玉璞署理直隶军务督办，从此开始了褚玉璞对直隶近两年的黑暗统治，褚玉璞搜括钱财，滥杀无辜，其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直隶人民开展了反对褚玉璞反动统治的斗争，正定人民抗捐，玉田、遵化农民反抗“旗地变民”，直隶南部红枪会的斗争等。

1926年8月，褚玉璞破坏了中共设在英租界里的天津地委机关，杀害了地委书记季达等人。1926年11月25日，褚玉璞通过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包抄了设立在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天津市党部，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了江震寰等十五人，然后引渡到天津警察厅关押，并于1927年4月18日在天津南开广场将江震寰等四名中共党员及十一名国民党党员杀害。1927年1月，褚玉璞又破坏了设在法租界普爱里七十二号的中共领导机关，傅茂公(即彭真)等三十多名革命者被捕，后经中共天津地委营救出狱。

1926年5月10日，直鲁联军将领及已经下台的李景林联名发表通电，公推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副总司令。12月，张作霖在天津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任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根据张作霖的统一指挥，张宗昌、褚玉璞再次率领军队南下，支援孙传芳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作战。

1927年春，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中路军从浙江、安徽分数路向南京、上海挺进，坐镇南京的孙传芳见形势危急，经与张宗昌协商后，将其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撤退至扬州，褚玉璞指挥直鲁联军十余万人及白俄兵一团守卫南京。从3月20日起，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与中路军的江右军向南京发起进攻，经过三天战斗，相继扫清南京外围据点，褚玉璞令直鲁联军收缩到南京城内。3月23日，程潜指挥江右军三个纵队对南京城发起攻击，第二纵队第四师进攻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向武定门、通济门进攻;第一纵队进攻中华门。龟缩在南京城内的褚玉璞，为避免全军覆灭的命运，决定主动放弃南京，23日中午，褚玉璞命令直鲁联军从下关渡过长江，撤退到江北的浦口，旋即退往徐州。

直鲁联军全线败退，张宗昌沮丧万分，这时他又得到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淞沪防守司令毕庶澄在上海驻扎期间与蒋介石有通款的嫌疑，不禁恼羞成怒，起了杀机。张宗昌将褚玉璞从徐州召到济南，让其执行处决毕庶澄的任务。褚玉璞与毕庶澄本是金兰兄弟，但迫于张宗昌之严命，又不得不执行，褚玉璞将毕庶澄召到济南，即将毕庶澄与随他来的旅长马文龙一起捆绑，褚即宣布毕庶澄通敌谋叛的罪状，并出示张宗昌的手令，将二人枪决后向张宗昌复命。

1927年6月16日，褚玉璞与孙传芳、张宗昌等发表通电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所有部队统编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方面军，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兼第二军军长，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军团长兼第十五军军长。第二、七方面军与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共同负责津浦铁路线作战。

7月上旬，第一、二、七方面军在津浦铁路线上对南京方面北伐军发起反攻，身为前敌总指挥的褚玉璞手持张宗昌密令，在前线督战，令官兵有进无退，凡敢后退者，一律立即正法。7月24日，第一、二、七方面军从北伐军手中夺回徐州。8月1日，蒋介石亲赴前线督师严令各路反攻徐州，结果中了张宗昌的诱敌深入之诡计，不仅没有能够夺回徐州，反而全线败退，从徐州向南溃退数百里一直退到长江以北才停下来。

8月21日，张宗昌到北京与张作霖会商后决定，津浦线作战完全交由孙传芳主持，第二、七方面军则专注于陇海线上对付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从10月上旬开始，第二、七方面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以陇海线为中心的豫东进行了马牧集之役、兰封附近两次大战及徐州争夺战。马牧集之役，第二、七方面军小胜。随后的两次兰封大战，第二、七方面军均由褚玉璞担任前敌总指挥，这是两次大规模的会战，双方出动的兵力达万人以上，双方官兵往往白刃肉搏，战斗异常激烈。两次大战均以第二、七方面军失败告终，前后两次会战损失兵力在五万以上。其后展开的徐州争夺战，第二、七方面军虽然暂时守住了徐州，但很快有出现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从津浦、陇海两面夹击徐州的战略态势，12月15日，张宗昌下令放弃徐州，分路防守鲁南，各路统归褚玉璞指挥，张宗昌则坐镇济南^[3]。

1928年1月24日，褚玉璞与张宗昌、孙传芳以庆贺春节为名到北京，与张作霖讨论政治军事形势，针对宁汉合流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再度北伐的局势，决定以张宗昌、褚玉璞为津浦线作战的正、副总指挥，褚玉璞并兼大名方面总指挥，孙传芳则调为鲁西总指挥。此时的直鲁联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集团军的打击下，接连败退。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下令放弃济南。褚玉璞率残部困守天津，所部将领徐源泉、何绍南等相继投奔蒋介石，最后仅剩下卫队，已成光杆的褚玉璞只好逃出天津前往冀东滦州与张宗昌会合。张、褚一再要求张学良允许他们开往关外，但遭到严厉拒绝。走投无路的直鲁军残部官兵五万余人在滦州全部被缴械，张、褚化装后乘坐小船出滦河口经渤海湾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大连。

褚玉璞与张宗昌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野心不死。1929年2月，褚玉璞、张宗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潜入胶东策动旧部准备赶走刘珍年夺取胶东地盘，结果遭到失败，张宗昌狼狈逃回大连。4月22日，褚玉璞在福山县城被刘珍年活捉，刘珍年将褚玉璞软禁牟平县城，在逼迫褚之家属交出四十万元(也有说五十万、三十万元者，其说不一)赎身费后，于1929年8月20日在牟平将褚玉璞枪决。

[1]张用宾等:《褚玉璞的发迹与殒命》,《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2]张用宾等:《褚玉璞的发迹与殒命》,《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上册。
[3]吕伟俊:《张宗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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