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原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其父褚吉田是当地名医，教子甚严，令其幼年时读“四书”、“五经”，受儒家思想熏陶。1898年，又让他到苏州天赐庄传习医院向美国人柏乐文学习英语。1900年，褚回乡入浔经公学，开始阅读中西文学书籍，并接触数理化等科学知识通俗读物。

1903年，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先入高中，后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阔了视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热血青年，他们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怀着极大的义愤。褚民谊受反清思潮影响，也参加过留学生的某些政治活动。

1906年，褚民谊随同乡张静江去法国，途经新加坡时，由同盟会会员尢列、陈楚楠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抵法国巴黎后，即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刊物，出版各种小册子，“鼓吹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主张民族解放、教育平等、思想自由”^[1]，宣传反清思想。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初上海亦告光复，褚民谊回国到上海。经黄兴介绍，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后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褚民谊赴南京任职。仅三个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落入袁世凯之手。已经十分松散的同盟会亟谋健全和扩大组织，以与一时纷起的党团争逐，于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成立总机关部，5月4日改名“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2]，举姚勇忱、吕天民为正副部长，褚民谊为总务长。但是同盟会的组织继续涣散，8月又与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而为国民党。许多革命党人表示消沉，褚民谊也不例外。同年9月，他再次赴欧，求读于比京自由大学，重过学校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褚民谊离开欧洲，经地中海抵达槟榔屿，“橐笔报界，致力于实际革命工作”^[3]。这时，国内政局更加动荡，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日益暴露，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懑。1915年春，褚民谊随张静江回国，在上海参与倒袁活动。9月褚第三次赴欧，在法国与蔡元培、汪精卫等组织“华法教育会”，办理华侨及留法学生诸公益事。期间褚信仰无政府主义，宣传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学说。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该校副校长。同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1924年，以“兔阴期变论”毕业论文，得医学博士学位。

其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1924年底褚民谊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6年1月，褚民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嗣后递升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褚民谊于10月辞去广东大学及广东医学院所兼各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广州负责后方医务。1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在粤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先后取道湘、赣前往武汉。褚民谊随第二批出发，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等人于12月底到达南昌。这时蒋介石欲以南昌为都，将他们截留在南昌。不久，褚民谊乘蒋介石派他前往北京苏俄大使馆交涉“驱逐鲍罗廷”的机会跑到上海，但他没有北上，直接前往武汉，参与“迎汪复职”活动。

1927年4月初，汪精卫回国，经上海去武汉。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公开分裂。褚民谊追随汪精卫，参加武汉南民政府的反蒋活动。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促成宁汉合流。9月，褚民谊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汪精卫因未能掌握到主要权力，出走九江，策动唐生智另组武汉政治分会;又南下赴粤联合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汪精卫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内各方责难，处境孤立，不得不于年底出国赴欧。追随汪精卫的褚民谊则跑到上海，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

褚民谊为了保持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此后很少与汪精卫公开联系。1928年2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褚民谊仍列名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卫生事宜，先后访问了瑞士、德、法、比等国，在各大学讲演国民党历史及国民党政府之政策。归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卫生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褚民谊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后任中比庚款委员会中国委员长、上海医师公会执行监察委员等职。在国民党内争的年代里，褚民谊表面上不偏不倚，声称“本党同志对于反共之主张已渐趋一致”，因此“在理宜互相团结，无复异议”，“虽政见各有不同，意志容有参差，要当顾全党德，遵守党纪，不宜各逞意志，互走极端，致失友谊，而分党力”^[4]。但实际上，他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和“军阀主义”的主张相呼应，提出“政策统一、权限分明、分工合作、事实求是”，要求“武装同志本佳兵不祥之遗训，而止戈为武，实行化兵为工政策”^[5]，为汪精卫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在“共赴国难”的幌子下实行暂时的“和平统一”，形成所谓“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联袂入京”，汪任行政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褚民谊应汪精卫之邀，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34年又兼任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所谓“国术”的研究，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并改传统的太极拳为太极操。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注重于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实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6]。1934年国民政府正式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的官方纪念日，褚民谊对此有极浓的兴趣，亲赴山东曲阜主持纪念活动。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辞行政院长职出国治疗，褚民谊也同时辞职，后来在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文化教育。

1937年11月10日上海沦陷前夕，褚民谊由南京返上海，因中法国立工学院事，未随国民政府西撤。次年七八月间，曾两次赴汉、渝，对汪精卫通过高宗武与日本接洽“和平”事未曾与闻。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于29日发表《艳电》。褚民谊为了表明“清白”，于1939年春召集中法国立工学院师生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并于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表示对汪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7]。

1939年5月上旬，汪精卫潜赴上海，即秘密召见褚民谊。经汪的“启发”、“诱导”，褚决定参加“和平运动”。由于褚民谊在国民党内原来就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又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因而落水后，就成了汪伪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同年8月底，汪精卫一伙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褚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并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褚于9月6日发表对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劝降电，对蒋介石改变十年内战期间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痛苦”，鼓吹抗战不能持久，“长此相持，国不成国，民无噍类”，因此“当和则和”。他美化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无领土野心，不割地、不赔款，不妨害吾之独立自由，是吾人抗战之目的已达”。要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毅然决然，打开僵局，从速结束战事。依据近卫之所声明，以为直接谈判之基础”。“推派代表来沪，共商国是”^[8]。一派汉奸论调，不以为耻。

此后，褚民谊追随汪精卫积极筹组傀儡政府。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在上海组织还都筹备委员会，褚民谊任委员长，负“筹备还都”之责，到南京“着手修葺府院会各部、各衙门”^[9]。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褚民谊副之，并兼任伪外交部部长。

褚民谊走马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即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对日广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感谢”，要中日两国“扫除过去之误解与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各出赤诚，共成其事”^[10]，建设东亚新秩序。

同年7月，汪日“调整国交”谈判在南京举行，褚民谊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谈判。11月30日，汪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汪政权获得日本的公开承认，日本则从汪政权那里获得了在沦陷区内所想获得的一切。为了掩盖卖国罪行，12月10日，汪伪召开“庆祝大会”，褚民谊代表汪精卫发表演说，声称日汪条约的签订，“扫除过去纷扰之原因，确立将来亲善之关系”^[11]。接着，褚民谊被派为“驻日大使”，其“行政院”副院长职由周佛海兼任，“外交部长”则由徐良代替。褚赴日后不仅为实施“基本关系条约”谋取汪日间的“根本协调”，还四出奔走联络，先后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签订条约，取得这些国家对伪政权的承认。

1941年10月，褚民谊回国复任“外交部长”，继续秉承汪精卫意旨，为日本侵略战争政策效劳。12月8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挑起太平洋战争，伪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宣布对于与日交战的各国外交官、领事官今后概不承认其职务之执行。翌年5月下旬褚任访日特使，将汪伪“与日本同甘共苦”、“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传达于日本皇室”^[12]。1943年初，汪伪政府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褚民谊声明“我们和友邦日本处于同生共死的同一命运之中，我们决定齐奋步伐，携手迈进，争取我们共同的胜利”^[13]。同年10月，褚民谊又参与“中日同盟条约”的签订。期间，褚民谊还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摇旗呐喊。褚的所作所为，深获日本军国主义欢心，日本天皇特赠褚民谊一等旭日大绶章一枚。

褚民谊为汪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老人，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指挥。1944年11月汪死后，陈公博任代主席，褚民谊认为凡事不使之预闻，让他跑龙套，毫无意义，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1945年7月，褚民谊秉承陈璧君意旨，辞去外交部长职，去广州任伪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和广州绥靖主任，企图加强对广东的控制，做垂死挣扎。

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褚民谊梦想逃脱对他的惩处，立即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表示“负责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等待蒋介石“派员接收”^[14]。10月14日，褚民谊在广州被国民政府军统局诱捕。次年4月经江苏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行，判处褚民谊死刑，同年8月23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处决。

[1]萧瑜:《褚民谊博士小传》(1929年7月20日),《文华》1929年第5期。
[2]《民立报》1912年5月5日、6日。
[3]萧瑜:《褚民谊博士小传》(1929年7月20日),《文华》1929年第5期。
[4]褚民谊:《北伐以来之回顾与希望》(1928年11月),《褚民谊最近言论集》,大东书局1929年版。
[5]褚民谊:《北伐以来之回顾与希望》(1928年11月),《褚民谊最近言论集》。
[6]吴稚晖:《国术源流考序》(1936年5月),载褚民谊编《国术源流考》,正中书局1936年版。
[7]《褚民谊自述》(1945年11月1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信汉奸笔录》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90页。
[8]褚民谊:《致重庆中央执监委员电》(1939年9月5日),建高编辑部编《褚民谊先生最近言论集》,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褚民谊:《对于苏高院检察官起诉书之答辩》,《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第301—317页。
[10]褚民谊:《对日广播》(1940年5月4日)。
[11]《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1日。
[12]《中华日报》1942年5月30日。
[13]《中华日报》1943年1月12日。
[14]《褚民谊自述》(1945年11月11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信汉奸笔录》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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