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裕光，1893年3月8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廿日)生于南京。父亲陈烈明，是浙江宁波迁到南京的移民，先后生有九个孩子，陈裕光是长子。陈烈明在南京开办了“陈明记营造厂”，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口碑，不少外国侨民、传教士都乐于将工程交给陈烈明建造，当时南京大多数外国人居住的楼房，包括著名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就是由陈烈明的营造厂建造的。
 陈裕光天资聪慧，七岁即能流利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1901年入蒙馆，师从陈省三，陈对陈裕光赞赏有加，有“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的评语。1905年陈裕光入南京干河沿汇文书院成美馆(即附属中学)，取别号“景唐”。成美馆俊彦云集，同学有谢家声、徐养秋、戚寿南、吕彦直、陶行知等，日后均成为各界英才。1911年陈裕光入金陵大学。在校期间，任《金陵光》首席经理员，挚友陶行知任中文主笔。
 1915年陈裕光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时获美国纽约大学毕业证书。在文怀恩(Dr.John Elias Williams)副校长的推荐下，陈裕光于1916年9月赴美留学。先入克司工业大学(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修读化学工程。1917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一年后获硕士学位。接下来四年，专修有机化学，于1922年6月毕业，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有机化学荣誉学会奖状和自然科学学会奖状各一张”，并获“金钥匙”奖，同时被吸收为美国化学会成员。留学期间，陈裕光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金陵大学留美同学会会长、全美中国留学生会刊《中国学生月刊》总干事、中国妇女救济会主席。
 1922年8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邀请，陈裕光到该校任有机化学教授兼理化系主任。期间，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科学教育组，主持编译了柯尔威(Otis.W.Caldwell)和史罗荪(Edwin.E.Slosson)《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1924年1月，陈裕光任总务长，不久又被推举为学校评议会主席。9月，校长范源廉因政府欠薪辞职，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黄郛委任陈裕光为代理校长，恰好金陵大学来函商聘他，遂决定离开北京回母校金陵大学任教。
 1925年秋，陈裕光出任金陵大学化学教授，同时兼任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南京，发生“南京事件”，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美籍教职员在惊恐中纷纷离开南京，校长包文(A.J.Bowen)也辞职回美国。校园被军队占领，学生离校，学校陷于停顿。陈裕光和农林科科长过探先、图书馆馆长刘国均、附中校长刘靖夫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为主席，陈裕光为副主席，负责处理乱局。
 11月30日，金陵大学成立新的董事会，陈裕光因为出身金大，与金大渊源较深，且学识经验均受人钦佩，对教会情况也比较了解，被董事们推为校长。陈裕光因此成为金大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从1927年连任到1951年，时间长达25年之久。
 担任校长后，陈裕光首先处理的棘手问题，是使金陵大学更加中国化。1928年到1936年，陈裕光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整理校务，“使学校大步地或逐步地适应国情”^[1]。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各教会大学取消宗教系。而当时教会大学则规定宗教课是必修的，学生必须参加宗教礼拜。因此，这项政令受到教会方面的巨大阻力。陈裕光认为，“宗教的立足点是信仰自由”^[2]，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强制参加礼拜，这都是“不合近代国家信仰自由原则的”^[3]。因此他提出，不设宗教系，改设哲学系，“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宗教问题”^[4]的解决办法，被董事会所接受。董事会决定，“停止宗教系的排课，将宗教方面的课程分到有关的系里去”，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仪式也改为自由参加，使金大“在淡化其教会大学色彩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5]。陈裕光在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动荡时期，以高度理性的开明的态度，折冲樽俎，妥善地协调了国内外宗教势力与政府和民意的关系，使金陵大学成为把宗教课改为选修课的第一所教会大学^[6]，为其他教会大学树立了榜样，使教会大学在办学中国化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顺利地渡过了反基督教浪潮的考验。
 教会大学由各海外传道团创办，经费、师资概由海外传道团提供，在国内教育界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向来“不大关心国家的教育法令”^[7]，游离于国家主权之外。陈裕光上任伊始，即着手向政府立案，改变此前教会大学藐视国家教育主权的状况，“确定教育主权是中国的”^[8]。1928年9月20日，大学院第668号训令，批准金大立案。金大成为第一所获得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9]，也是继厦门大学后成功立案的第二所私立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收回教育主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裕光对金大的人事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将原由外国人担任的各系主任、院长改由中国人担任，但外籍教授仍可任教。柯象峰、李小缘、刘国钧、过探先、魏学仁、陈纳逊、胡小石、徐养秋、刘继宣、蔡乐生、王绳祖、李方训、戴安邦、沈宗瀚、章之汶、焦启源、戴芳澜、俞大绂等大批华人知名教授被陈裕光委以系主任、院长等重要职务，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民主治校，校务蒸蒸日上。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金陵大学董事长的杭立武曾说：“中国职员中，人才济济，类多杰出之士，尤其几位院长中间，论能力，论学识，颇多可以脱颖而出、更上层楼者，但景唐先生(指陈裕光——笔者注)以其雍容之度，能够笼罩群雄，和睦相处，合力并进，就这一项而言，成功便非偶然。”^[10]学校重要的职务中，只有会计主任仍由美国人担任，中国人仅担任副主任，因为学校经费的大部分来自美国的教会和私人资助。因此，学校的经济权仍然操纵在美国人手里。
 1930年陈裕光按照教育部规章，把金陵大学文理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理学院设立电机、化工两个工科专业;改农林科为农学院，形成了“三院嵯峨”的局面。同年又成立以研究和弘扬中国文化，培养和造就研究中国文化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种以文、理为综合大学之基础，以农学为特色，理中有工的学科结构，不求全，“小而精”^[11]，形成了金大鲜明的办学特色。1934年11月，美国纽约州大学院向金大颁发毕业学位永久认可公文，此后，可由金大直接授予国际认可的证书和学位。
 陈裕光把教育视为“建国的工具”，民众应受完满的教育，主张“中华民国应以教育为第一大事”^[12]，把教育摆到了至高的地位。在他的教育理想中，教育应学问、修养、服务三者并重，教导学识与陶养品格并重，不可或缺，教育还应培养、锻炼服务人才。“为学问而致力，为修养而淬砺，为服务而尽力。”^[13]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金大在更加“中国化”的道路上形成了“教学、科研、服务与推广”三位一体的基本办学模式^[14]。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推广。“推广是服务的一种特殊形态”^[15]。服务与推广，成为金大办学极为鲜明的特色之一。服务与推广既表现在学科建设上，也表现在面向基层，直接服务社会中。这两方面，金大都有突出表现，尤其以金大农学院最为杰出。农学院组织师生参加农村社会调查，开展种子改良与技术推广，培育作物新品种，进行农业人员培训等系统的实际工作，使农学院师生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6]。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例如台湾经济的起飞起步于农业，金大校友在其中起的作用常被人们称道^[17]。除农学院外，文学院、理学院也在服务和推广工作中有不俗的表现。
 陈裕光的办学思想以沟通中西为职志，他对中国固有文化极端重视。在他的不懈劝说下，1934年，金大首任校长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将生平所藏的千余件稀世珍品文物，悉数捐赠给金陵大学，以供研究之用。这些文物包括铜器168件，玉器37件，瓷器48件，陶器64件，书画140件，碑帖20件，金石及其他拓本五百余件，其中的周公鼎、宋人手札、王齐瀚掏耳图、宋拓王右军大观帖、欧阳询草书，均为极品文物^[18]。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福开森赠品基础上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商承祚整理和研究福开森赠品中的彝器、铭文和拓片，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考释》、《殷墟佚存考释》、《十二家吉金图录》、《浑源彝器图》等著作^[19]。
 1936年夏，陈裕光担任校长已经十年，在校董会授权下，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考察高等教育，为金陵大学募集经费。期间，应邀出席了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大会。原拟回国时顺路考察苏联的集体制度和合作社制度，因故未能成行。1937年1月回校。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各学校纷纷解散或迁往他处，金陵大学和附属中学继续开学。直到南京即将沦陷的前夕，金陵大学各部分才开始西迁四川。1938年春到1946年夏，金陵大学在四川办学达八年。1939年6月11日，日机轰炸成都，在华西坝投下四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陈裕光住宅附近，陈裕光夫妇和家人受轻伤。
 1944年6月，应美国教育委员会邀请，陈裕光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等六人赴美国讲学。从1944年8月到次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陈裕光先后参观考察了东部的史密斯学院、马萨诸塞州学院、阿姆斯特学院、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大学、中西部城市的学院、西部沿海的学院以及部分文化公司和机构，向美方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私立学校艰苦维持办学的情况，争取美方在资金、图书资料等方面的支持，同时着力介绍“经整理后的中国文化遗产和西方文化配合之可能性”。1945年1月，美国南加州大学盛赞陈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教育家之一”，授予他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5月，陈裕光在纽约出席中国基督教董事会联合会第13届年会，全面报告了金陵大学的办学情况。年会决定，在中国13所教会大学中选定2所成绩优秀的大学，重点资助其办好研究院，以提高中国教会大学的办学水平。结果，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以高票当选。金陵大学被中国基督教董事会联合会所高度认可，成为陈裕光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
 1945年6月，陈裕光回到成都。不久抗战胜利，陈裕光为金陵大学复员穿梭于南京与成都之间。1946年4月，金陵大学开始迁回南京，9月在原址顺利复课。
  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和代表，陈裕光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兼任了政府的职务。1938年7月7日，他作为南京市代表，在汉口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五组文化教育组)。汉口沦陷后，国民参政会移到重庆开会。1946年春，陈裕光当选为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员兼议长。6月，蒋介石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召见南京临时参议会陈裕光等人，要求多方协助调查。事后，陈裕光在参议会内设立“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多次主持调查工作。12月1日，又被推举为南京市参议会议长。1947年8月，陈裕光当选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首届委员。12月，当选国民大会当然代表。次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当选主席团成员。
 1948年11月，金陵大学举行60周年庆典，各界人士对金陵大学的办学成就表示充分赞同，英美两国电台还开办了专题节目，李约瑟等发表了电台讲话。
 1948年底，国民党军事上败局已定。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疏散，金陵大学接到准备搬迁的命令。学校内部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十分激烈，而且三个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相继离职，陈裕光经受了巨大的压力。陈裕光与王绳祖、高觉敷等人坚决反对迁校台湾，经过全体教职员会议和校务委员会的多次讨论，最终作出了“本校在任何情势之下，决不迁台”的决定。1949年春，金陵大学如期开学，陈裕光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组成“金陵大学安全委员会”，负责守护学校。
 4月22日下午，教育部长杭立武(陈裕光胞妹陈越梅的丈夫)去飞机场之前，最后一次苦劝陈裕光一道赴台湾。陈裕光拒绝了妹婿的好意，留在了大陆，并出任“南京维持会”副会长，在鼎革之际，维持南京的秩序，稳定人心。23日，南京解放，陈裕光以议长身份，代表南京市民到下关与解放军联系，表示希望解放军尽早接收南京。金陵大学在次日便恢复上课。陈裕光仍任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裕光“从头学起”^[20]。1950年9月，陈裕光申请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高级政治研究院学习。离校期间，金陵大学由李方训代理校务。1951年2月，学习结束。3月3日，陈裕光向校董会提出报告，请求辞去金陵大学校长职务，“在另一岗位上为人民服务”^[21]，对人民政府领导金陵大学充满信心，在辞职报告中写道“现在华东教育部通知来请李(方训)先生继任校长，这是我衷诚赞同的，也是我原来就想这样向各位建议的。我谨请各位一致拥护这个指示。嗣后在教育部领导之下，本校改为公立，前途是很光明的”^[22]。同日，私立金陵大学校董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陈裕光辞职一案。会议决定，准予陈裕光辞职，拥护华东教育部关于金陵大学行政人员调整的指示;各校董对陈裕光“苦心孤诣服务”金陵大学二十多年作出高度评价，决议称“陈校长在本校苦心孤诣服务二十余年，曾经若干次之艰危局面，不但从未气馁，且竭力扩展，内部如文理工农若干学系之添设，使理论与实际得有结合。抗战军兴，迁校成都。胜利后，领导复员，节节困难，均能奋力克服。本校所以能有今日之发展，实陈校长领导有方之所致”^[23]。
 李方训任代理校长后，拥护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积极向政府办理学校登记手续。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和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遵照政府决定合并，改为公立金陵大学，李方训、吴贻芳任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一年后，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公立金陵大学主体并入南京大学，相关系科分别并入南京、上海的高校，拥有64年办学历史的金陵大学宣告结束。
 辞去校长职务后，陈裕光离开了服务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金陵大学，脱离了心爱的教育岗位，开始“从头做起”^[24]。1951年5月，陈裕光出任华东教育图书仪器清理处副处长。同年11月，又申请参加皖北凤台县古沟区胡集乡辛西村、老胡村、大郅村、孙岗村的土改工作。1952年3月，图书仪器清理工作结束。陈裕光开始考虑今后经常性的工作。由于早年研究高级有机化学，对塑胶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的试验和应用有一定的研究^[25]，他向领导上提出从事科技工作的愿望。4月，陈裕光被派往上海私营工商贸易行担任化学顾问，直到1956年2月。1956年3月，又被派往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担任塑料室化学顾问。同年，陈裕光当选徐汇区政协委员、常委(直到1960年)。
 在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期间，陈裕光参与了聚氯乙烯人造革及泡沫塑料的研制，获得成功并投产。不久，化工部提出由酒精制乙烯，力争人工合成聚氯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三大树脂。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承担了该项任务。陈裕光与同事一起积极讨论技术路径，收集和翻译国外相关资料，下厂调研，使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26]。1972年12月，陈裕光从轻工业研究所退休。
 1980年，87岁的陈裕光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发愿要在有生之年为“促进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发挥最后的余热。为了动员海内外金陵校友参加国家的统一和建设事业，他登高一呼，发起组织了金陵大学校友会。1982年6月，九十岁高龄的陈裕光只身赴美国，看望了散布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各城市的三百多位金陵校友。告诉校友“祖国安定统一的局面前所未有，各行各业的发展异常迅猛”，希望他们回国观光和旅游。还将自己的照片写上16个字“金陵校友，携手前进。振兴中华，造福人群”，赠送校友。
 两个月后，陈裕光回南京参加中国化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学会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同年，他又向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负责人Dr.Paul Lauby提出资助中国教育的愿望。
 1986年5月，政府将南京市汉口路71号宅第归还陈裕光。同月，陈裕光由上海迁回南京旧宅定居。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代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看望陈裕光。11月16日，民国元勋黄兴之女黄德华与丈夫薛君度前来拜访，陈裕光嘱咐他们要为中华统一作出新贡献。此间，他表示愿意身后捐献自己的住房，以供金陵大学培养人才之用。1996年5月，子女将该楼出售，将所得500万元人民币捐给“金陵研究院”。
 1987年陈裕光出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建议校务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并且加以制度化，确保决策民主化和运行高效率。1988年5月27日，陈裕光倡议、组织并主持的“纪念金陵大学建校百周年大会”隆重召开，七百多位海内外校友及相关人士参加了庆典大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贺电。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极大地凝聚了金陵大学校友的人心，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陈裕光当选江苏省第六届政协委员。1989年3月14日，各地校友代表以及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领导在鼓楼医院为陈裕光举行了97岁祝寿会。一个月后的4月19日，陈裕光在南京鼓楼医院安详辞世。临终前，惦念着要“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拨款，继续支持中国办高等教育”。陈裕光去世后，埋葬于南京迈皋桥基督教公墓。
 陈裕光是中国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学会的创立和初期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20年留学美国期间，就与吴承洛、侯德榜等留学生倡议过组织中国化学会。1932年8月，中华化学会成立，陈裕光任首任会长，并连任第二、三、四届会长。中国化学会成立之初，经费短缺，开会、活动也没有固定的会所，陈裕光就把自己的住宅当做临时会所，他和吴承洛、侯德榜、任鸿隽密切合作，使学会“有高度的民主气味”，为化学会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基础。1941年陈裕光筹备了第九届年会，并为《化学通讯》第九届年会指南专号撰写了《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年会在蓉举行之意义》，回顾学会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提出了学会在抗战期间的历史任务^[27]。担任校长后，繁重的行政工作使陈裕光不得不放弃化学教学和研究，对此他遗憾终身。陈裕光的译述有《化学与食物经济学》、《我们日用的食物与生活素》，著作有《中国饮食与卫生》、《硒的高级有机化学与研究》、《硒与现代的物质进化》等^[28]。主要参考文献
 陈裕光：《自传》(手写稿)，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陈裕光自填干部履历表，1960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2]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3]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4]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5]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
[6]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7]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8]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9]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10]杭立武:《念校长陈裕光先生》,转引自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11]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陈裕光:《民国20年》,《金陵大学校刊》第12号,1931年1月16日。转引自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13]陈裕光:《在金大举行6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节录),《金陵大学60周年纪念专号》,转引自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14]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7]冯致光:《前言》,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收藏和保管福开森博士捐赠文物的指令(土字第126号)》,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0页。
[19]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20]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21]陈校长向校董会提出的报告,1951年3月3日,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22]陈校长向校董会提出的报告,1951年3月3日,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第76页。
[23]私立金陵大学校董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1951年3月3日,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24]陈裕光:《自传》,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藏。
[25]陈裕光:《干部履历表》,1960年。
[26]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27]《中国化学会第一任会长——陈裕光》,转引自《化学通报》,1982年第8期,第21页。
[28]陈裕光《干部履历表》,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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