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仁，英文名Eugene Chen，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兴梅地区。父亲陈阿金^[1]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先是当剃头匠，后开杂货铺，成为小康之家。陈友仁从小在特立尼达受英国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

1899年，二十一岁的陈友仁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因得到华侨和印度侨民的信任，律师业务进展顺利，不久便自设律师事务所。由于收入丰厚，他曾投资于可可种植园和油田，但仍以律师工作为主。他业余多在家中读书、写文章，常向当地报纸投稿。平日颇为关心国际政治和中国局势，曾研读有关日俄战争史料。他虽然只受过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民族意识强烈。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度假，激于爱国热情，毅然与马来亚华侨伍连德(1879—1960，著名防疫专家)等结伴回国。

1912年春，陈友仁到达北京，被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施卸任，由于赏识陈的英文水平，转介绍他担任新创办的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总编辑。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各报不敢登载，唯有《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陈友仁的胆识也为人们所称道。1917年5月，他因撰写《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借款一亿元的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捕下狱，判处徒刑4个月。虽不久便获释，但《京报》被封闭。陈友仁遂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为孙中山的一名亲密助手。1919年，陈参加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并游历西欧各国。第二年夏天回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在上海创办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继承《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不久，为筹措办报经费，他出国到伦敦，嘱其夫人^[2]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其全部产业，倾囊办报。

1922年至1923年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并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这次会谈对陈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同北上。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陈在孙的病榻前，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以及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决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3]。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中英文对照的《民报》(People Tribune)主编。由于刊载了不利于张作霖的消息，陈于1925年8月又被捕解送天津监禁，至当年12月冯部进驻天津时才获释。陈随即南下广东，参加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他继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的外交方针，在大革命高潮中，先后主持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开国民外交的新纪元。陈友仁以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革命立场而著称，被时人誉为革命外交家，并称赞其铁腕外交。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分共、清共，宁汉趋于合流。在14日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陈友仁极力反对“分共”，并代表宋庆龄发言，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4]。因反对无效，他便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离开武汉至上海，与宋庆龄等同乘苏联轮船至海参崴，转乘苏联政府特派列车抵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陈友仁的名字同宋庆龄、邓演达一起，被列于革命委员会名单。这年冬天，他和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联名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行径，倡议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

1931年2月，陈友仁游历欧洲后回到香港。5月，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并另组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议和于上海，陈友仁与汪精卫、孙科等作为粤方代表出席会议。同年12月，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任外交部部长。但不到一个月，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支持，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底，陈友仁支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联共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陈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国外，定居法国。此后，他虽身居巴黎，仍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积极活动，通过他的儿子陈丕士同国内多方联系，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助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1938年春天，陈友仁离开巴黎，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同年10月，他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建议四项抗战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5]。由于蒋介石的忌恨，陈终于未能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陈友仁被拘捕并转押至上海。日方曾多次劝诱他参加南京汪伪政权，都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还严正地斥责汪精卫的“和平政策”为傀儡的和平。从此，他被软禁在上海。

1944年5月20日，陈友仁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特将陈友仁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以示尊崇。

[1]据陈友仁之子陈丕士在其所著《中国召唤我》(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of Chinese Revolution, by Percy Chen., Boston: Brown and Co.,1979)一书中说,其祖父阿金系移民时所用名,真名已不得而知。(见该书第3—4页)。
[2]陈友仁之原配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县,1926年5月病故。1930年,陈与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
[3]孙中山:《致苏俄遗书》(1925年3月1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22页。
[4]《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
[5]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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