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原名参一、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父亲主要务农，同时兼营靛青的制作和买卖。他六岁入私塾，攻读儒书，并在课余帮助耕种，直到十六岁。
 1906年，陈望道入县立绣湖书院学习博物与算术。其时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深感忧虑与愤懑。以后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在1907年回到故乡分水塘，随同乡间先进青年一起兴办村学。次年，他考入金华府中学堂，专攻理科。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后来，他认为“要实现救国的理想，必须借助欧美的科学”^[1]。为此，于1913年先后在上海某补习学校及杭州之江大学学习英语。1915年初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继而进东京物理夜校，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
 留日期间，陈望道非常关心国内政治。激于爱国热忱，与留日同学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的斗争。课余，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和钻研，接触了新思潮，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在留日学生中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时，他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并和他们一起开展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6月陈望道从日本回国，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聘请，任语文教员。这时“五四”的浪潮已冲击到了浙江，他立即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和其他进步师生一起，对封建文化和旧的习惯势力，进行勇猛的冲击。他们还积极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改革国文教授，却遭到了顽固势力的反对。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进步教员被目为“四大金刚”。不久，第一师范的一个学生施存统在他的指导下，发表了《非孝》一文，从而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省教育厅以所谓“非孝、废孔”的罪名，并以“公妻、共产”等骇人听闻的诽谤，强加在该校进步师生的头上，下令将“四大金刚”撤职查办。这一反动措施遭到校长经亨颐等人的抵制和抗拒，浙江省当局竟悍然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制造了流血事件，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由于得到全国声援，最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撤职查办的成命”，但陈望道等也不得不因此离开学校。
 陈望道经历了“浙江一师”这场风潮，受到一次深刻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3]。于是，他就在这一年年底回到故乡分水塘，潜心研究新思潮，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1920年4月，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的邀请到上海担任编辑。旋该刊因故停办，又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年的5月至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此之前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陈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同年11月，他又参与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随即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首先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中文全译本。8月15日创刊《劳动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11月7日，创刊党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通过该刊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共产党知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期间，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劳动运动通论》等文章，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0年12月，陈独秀赴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望道和李汉俊负责。陈独秀离沪时，把《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新青年》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其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方向，遭到胡适等的反对。陈望道在李大钊和鲁迅的支持下，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期间，陈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在共产主义小组内出任劳工部长一职。先后协助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1920年5月1日，他参加了在澄衷公学举行的上海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后又连续数年参加“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还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参与开办职工补习夜校和平民女学。
 为了扩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阵地，陈望道取得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支持，后来他担任了《觉悟》的编辑，在该刊上增加了介绍苏俄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此外，他还主办《民国日报》另一副刊《妇女评论》，鼓吹妇女解放，提倡叛逆精神，指出妇女解放必须走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与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并牵涉到陈望道。对此，陈望道十分气愤，他坚持要求陈独秀予以澄清并公开道歉。陈独秀不允，陈望道就请求脱离组织，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代表会议。当时他以为不参加组织同样也可以革命。
 1921年11月间党的“一大”召开后，上海、广东等地相继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
 1923年至1927年，陈望道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被英国租界当局武装占领，学校被迫转移。邓中夏去广东领导工人运动，陈接任了上海大学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领导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反帝斗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在革命斗争激烈的时刻，上海大学能够屡仆屡起，陈望道是作出一定贡献的。
 陈望道还积极从事高等文化教育工作，他从1920年9月起就在复旦大学任教。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后，他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29至1930年，他在中共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在他任职期间，“左联”在此召开了成立大会。
 由于陈望道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在关于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许多进步见解。他是我国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1923年，他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系统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著有《美学概论》、《因明学》等书。他还努力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新兴的文艺理论，作为宣传新道德、发展新文学的借鉴，译有《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等重要著作。
 他在192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和友人汪馥泉等创办“大江书铺”出版进步书刊，成为当时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据点。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大江书铺出版了陈望道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发行了《大江月刊》和《文艺研究》季刊。
 1931年，陈望道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时积极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暗害，他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因得避地专心从事《修辞学发凡》的著作。该书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正式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汉语文的修辞学专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人民成立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2月3日，陈望道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2月8日，上海“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成立，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1933年7月，陈望道应聘赴安徽大学讲授“文艺理论”课，半年后又因当地特务控制森严难以继续任教而离职。于1934年2月回到上海，担任左联《文学》杂志的编委工作。
 陈望道与乐嗣炳、胡愈之、陈子展、叶绍钧、曹聚仁等12人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他写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文学和大众语》、《建立大众语文学》等多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1934年9月他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太白》与林语堂等为迎合保守势力而鼓吹的所谓“化沉痛为悠闲”的幽默小品及提倡半文不白语录体而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相抗衡，把小品文作为武器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太白》半月刊办得很有生气，首倡在刊物上用民间的“手头字”，首创“科学小品”，开辟“掂斤簸两”的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鲁迅曾赞扬这个刊物说：“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4]《太白》仅战斗了一个年头，就被迫停刊了。
 《太白》终刊后，陈望道在1935年8月来到桂林良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担任该校中文科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从事抗日救国运动。抗战初期，他留在上海，推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组织。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39年11月，敌伪势力已侵入租界，他不顾敌人的威胁，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举办“中国语文展览会”，不仅是对青年宣传文字改革，实际也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期间他还编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实为中国文法革新研究方法讨论的集结。
 1940年秋，陈望道为避免汪伪汉奸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战后方，回到当时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3年起任新闻系主任，前后长达八年之久，他为了进一步“充实新闻教学的设备与内容，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亲自在重庆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馆内设有编辑室、印刷室、图书资料室、会议室以及收音广播室共十余间。“新闻馆”的建立是新闻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为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新闻馆”落成于1944年，4月5日开馆时于右任特地发来“新闻自由万岁”的演讲词。《新华日报》为复旦新闻馆开幕专发了“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这时，他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给进步学生以支持和帮助，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学生。为此国民党学校当局不断对他施加压力，校长扬言要把他赶走。
 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在当时学校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十分激烈的斗争中，他继续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开展活动。1947年，他首批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1948年他被推选为上海国立大学赴南京请愿代表团的成员。上海解放前夕，“大教联”理事会改选，他出任理事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复旦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等职。他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他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57年6月，陈望道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还担负着许多学术职务，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后来，他在复旦大学筹建了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室的工作，以促进语言科学研究的开展。1960年，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197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两个单印本。1976年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1]陈望道自述。
[2]陈望道自述。
[3]陈望道:《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文艺月报》1959年5月号。
[4]鲁迅:《致吴渤》(1935年2月14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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