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运，浙江慈溪人，1885年9月15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七)，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幼时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十五岁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陈为人稳健、机智，善于辞令。在学徒期间，工作勤奋，对珠算和心算都有过人本领。

清朝末年，大批洋货倾销我国市场，其中洋烛也是重要商品之一。以后英美商人在我国设厂制造，我国各地对洋烛逐渐采用，销路日广。棉线烛芯，一名洋烛芯，系制造洋烛的主要原料之一，英美制造商须从海外购进。当时日商中桐洋行经营烛芯，供不应求，营业颇佳。陈万运和沈九成、沈启涌^[1]三人，认为制造洋烛芯不失为一条生财之道，而且是中国手工业可以做到的。于是他们各出资本150元，于1912年4月在上海士庆路，开办一所烛芯手工作坊。小屋一椽，艰苦创业，不断改进，遂使“金星牌”国产烛芯问世。不久这种国产烛芯逐渐在市场上能与舶来品相抗衡。因为是三人合伙经营，当时的“实业救国”论正很时髦，所以就取名为“三友实业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绵延，英商洋行进口烛芯中断，亚细亚火油公司及美孚洋行等所属在华洋烛制造厂向日商进货，日商居奇抬价。当时“三友”社所产国货烛芯质地较好，售价仅及日货之半，且在国内市场已有相当声誉，英美洋行所属工厂转向该社大笔定货，并透支资金，俾能扩大生产。虽然三友实业社生产的烛芯，仍是供洋商在华工厂，然而这对日货烛芯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陈万运在此期间努力经营，营业兴旺。三友实业社于1915年3月增资至8400元，改组为无限公司;同年12月再增资至3万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17年该社在引翔港(今属上海市杨浦区)购地三十多亩，建造规模较大的工厂，增添机器。除生产烛芯外，并生产毛巾、被单等其他棉织品，进一步与日货“铁锚牌”毛巾在市场上开展竞争。该社所产“三角牌”毛巾，终以产品精良，质胜舶来，遍销中外，盛名历久不衰，而日货“铁锚牌”毛巾在我国市场上卒告绝迹。“三友”的产品有力地冲击了日货的销路，招致日本侵略者对它的仇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该社引翔港工厂首当其冲，惨遭焚掠，不是无因的。

陈万运在“三友”担任经理，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民族轻工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但该社生产烛芯原料，一度采用日货棉纱;该社所需一部分高级棉纱，如32支纱和42支线，因当时国产稀少，也一度仍采用日货，暴露了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对外依赖性的一面。

陈万运为了办好企业，经常住在厂内，和工人同桌吃饭，常去车间与工人、技师研究生产业务，有时工作到深夜。几十年来，他为办好企业摸索了一整套经验，如发行所门市部的安排，新设备的添置，经营方法的更新，会计制度的改革，新产品的试制，广告宣传的利用，工厂管理的加强，得力店员的培养等。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陈万运经营管理得法，使企业得到很大发展。从1912年到1931年的20年间，该社资本额从450元激增到200万元，即增加4400多倍，发行所遍设全国各大中城市。自1920年起，陆续增制各种日用棉织品。如全幅被单、透凉罗蚊帐及不褪色布匹等，皆为该社首创产品。有的产品还畅销南洋市场。

“三友”招收职工注意吸收知识青年。在设厂之初，“三友”曾向杭州中学一次选取毕业生十余人，其中有后来成为陈得力助手的李道发。李在1924年研制回纹浴毯织造成功，使毛巾业获得重大进步，对国产毛巾的革新作出了贡献^[2]。青年进厂后，陈安排他们业余学习语文、数学、技术课程，并提倡正当娱乐，提倡书法。因此早期的三友实业社给上海毛巾业造就了不少人才，如该社继任经理王家珍，太平洋织造厂李道发、赵才生，民光织造厂项立民，大赉被单厂吴骏声，源康祥毛巾厂黄葆康，萃众毛巾厂范家骏、阮树敏，大生被单厂高成源等，都是上海毛巾被单业掌握技术的佼佼者。陈还多次招收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充实三友实业社，使他们担任管理职务。

“三友”在发展过程中，曾向安徽及江苏泰兴农村雇佣了大量女工和童工，发给的工薪很低。在引翔港厂内，来自农村的童工最多时达五百多人，约占全厂工人半数。当时摇纱女工每日工资4角5分，而童工只有2角左右。“三友”在雇佣童工一项上，每年多获利四五万银元。

“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引翔港厂被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焚掠，“三友”把生产集中于杭州“三友”纺织印染厂，陈万运带同李道发去杭主持。原杭厂因管理不善，一度质量下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经陈等整顿、改进后，新产品不断出厂，名闻全国的“西湖”毛巾、“2323”永不褪色细布及彩色印花被单等相继问世，产销两旺，从而使杭厂经营获得好转。

陈万运在经营“三友”期间，与五洲药房、家庭工业社、中华珐琅厂等共同发起组织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并参与主持《机联会刊》的发行工作，对宣传提倡与推销国货作过一定贡献。

“七七”事变后，杭州沦陷，“三友”杭厂亦被日军强占管理，其后日方一再逼迫该社“合作”，均为陈所拒绝。陈万运一度避居杨梅岭，后潜行返沪，深居简出。他情愿放弃杭厂，也不与敌人合作。

在沪宁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之际，“三友”因生产停顿，存货渐少，难以维持职工生活。陈等决定制销中药，权且过渡。所制成药主要有三友补丸、马宝、救苦丸、方便丸等;以后并代销他厂部分棉织品^[3]，惨淡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趁机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经济统制，进行残酷掠夺，“三友”更趋困境，终以生产停滞，入不敷出，资金几乎耗尽。1943年底，“三友”杭州染织厂因无力经营，出盘给国华投资公司和新亚建业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友”企业恢复，陈辞去经理职务，改由王云甫及王家珍分任正副经理，但因资金不足，周转困难，已无恢复当年魄力。“三友”虽称恢复旧业，实徒具虚名而已。这反映了在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遭遇。

陈万运一生自奉俭朴，经常短褐布衣，五十岁以后茹素，不饮酒，不出入游逸场所。1950年10月17日在沪去世。身后无长物，棺椁墓葬都由“三友”实业社为之安排。

[1]陈万运和沈启涌是烟纸店伙友,沈九成原是上海市高裕兴蜡烛店学徒。见朱梦华:《记三友实业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2页。
[2]中国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编:《上海市百货工业产销概况》,1950年10月版,第22页。
[3]据李道发回忆,“三友”当时代销太平洋织造厂及民光织造厂部分棉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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