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名敬第，字叔通，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他的父亲陈豪，字蓝洲，号止庵，是清朝同治年代优贡出身，工诗善画，颇有文名，曾先后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和汉川的知县。陈叔通幼年启蒙于家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七岁考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翌年中进士，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

1904年，陈叔通由进士馆资送东渡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并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1906年夏陈叔通回国，在杭州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学堂，用以提倡妇女教育，并参与创办杭州《白话报》。

1910年，陈叔通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在资政院，他目睹清政府的腐朽，开始逐步倾向于革命党。他曾入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后参加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其间，陈从事过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并根据日本法政大学的讲义，编写成《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后于1914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署名陈敬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同时他还担任《北京日报》经理，为共和奔走四方。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职权，尤其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使陈叔通受到很大震动。他发起成立民国公会，其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民国之进步，保证国民之权利，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等。与此同时，他还加入国民协进会。同年4月，民国公会与共和协进会及民社合并，组成统一党。1913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4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又合并组成进步党，为国民党外的第一大党。翌年，袁世凯设政事堂，陈叔通任政事处礼制官，并为《国民公报》主笔。袁世凯图谋称帝利用进步党为其服务，但陈叔通等人联络各方人士积极反袁。

1915年冬，袁世凯以高薪收买陈叔通，陈坚决拒绝，并参与讨袁活动。是年12月，梁启超居住上海，策划反袁，陈叔通担任了梁与各方人士联系的任务。梁在上海停留七十多天，陈叔通等人起着“参谋本部”的作用。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仍想保住大总统职权，并呼吁停战议和。陈叔通在上海立即指出，袁的求和是阴谋诡计，要求国人切勿轻信。为此，陈向梁启超建议：袁世凯必须退位，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起义各省尽早建立联合机关，统一军事指挥。梁启超到广西后，陈叔通又起着“后勤总部”的作用。他对“出征”在外的“党人”十分关心，多次写信给梁，谓“先生左右不可无一人，各方面均宜小心”，“北京以重金购公甚急，千万慎重”^[1]。他对前方的战事也十分关注，时刻关心着前方的粮饷军械。他在给梁的信中提到：“松坡(蔡锷)前敌军械必不足，有何法以济之?”说“逆料前途尚有大战事，请时以此告滇黔，此时筹饷筹械仍为甚急，万不可稍懈”^[2]。

袁世凯死后，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陈叔通非常失望。他应挚友张元济的邀请，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看到该馆的下属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互不相关，无一个统一机构，于是提议设立总务处，负责三个所的联系工作。他自荐任总务处的工作，规定三所所长定期会谈，协商制订统一执行的年度计划和规则、办法。1922年，陈叔通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不久离去。为酬其对商务的贡献，董事会于1924年赠陈6000银元。

1927年陈叔通在上海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负责经理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多次派吴鼎昌等人请陈到南京任职，他均予拒绝。在咏严子陵的诗中有“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之句，表示不愿与蒋介石等人同流合污。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击，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与张元济、项揆一等在上海积极支援抗敌，发起募捐;11月上海沦陷，他困居租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他终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日伪认为他是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企图要他出任伪上海维持会会长，陈叔通坚守民族气节，拒不事敌，四处躲藏，匿居于友人家。后来，陈秘密参与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叔通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他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家中，定期举行双周聚餐会，讨论时局，传递消息。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马寅初、马叙伦、周建人、包达三、胡子婴等人，周恩来也曾到聚餐会讲话。以后，中共上海负责人张执一派李正文以大学教授名义，常来参加这个聚餐会，给大家分析、介绍形势。陈叔通在聚餐会上发言激昂，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表示拥护共产党。此时，他虽靠出卖字画补贴家用，但尽力向友人募捐，用以接济青年学生，并资送进步青年学生前往解放区。

1947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声援南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结果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陈叔通与唐文治、张元济、叶景揆、陈汉第、李拔可、张乾若、胡藻青、钱自严、项兰生十位老人发起了营救活动。6月3日，陈叔通亲自起草了抗议书，由十人署名后分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市警备司令宣铁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是为著名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8月初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面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很多民主人士潜赴香港，陈叔通仍留在上海，但经常同香港的友人秘密通讯，与马叙伦通信更多，研究对时局的对策。当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强令人民兑换时，他在给马叙伦的信中说，这一掠夺，只是为渊驱鱼，有利于加速解放的进程。蒋介石几次欲加害陈叔通。陈布雷以同乡关系告诉陈叔通说：“今后你若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一笑置之，反而托人捎口信答复陈布雷说：“我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否则将无好下场。”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一些御用文人政客发起了所谓“千人通电”，要求停止战争，并请陈叔通签名，他严词拒绝。陈叔通作诗说：“姑息终贻他日患。”

1949年1月，陈叔通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临行前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说：“你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2月28日，陈叔通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乘船离港北上赴解放区。在石家庄，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和接见。从此，积极投身到建立新中国的活动中。5月11日，陈叔通作为产业界代表人在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首次预备会议。15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了话。次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被推选为二十一人的常委之一。当日晚，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被推选为筹备会副主任。不久上海解放，陈叔通被聘为上海市顾问，向上海人民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6月他又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陈叔通于23日下午代表全国工商界发了言。27日陈叔通担任大会五人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四个决议案：定都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叔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叔通一生喜好收藏图书字画和金石文物。解放后，他把全部珍藏都捐献给了国家，包括他多年努力收集并影印出版的《百梅集》。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岁。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778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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