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名敬第,字叔通,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他的父亲陈豪,字蓝洲,号止庵,是清朝同治年代优贡出身,工诗善画,颇有文名,曾先后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和汉川的知县。陈叔通幼年启蒙于家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七岁考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翌年中进士,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
1904年,陈叔通由进士馆资送东渡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并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1906年夏陈叔通回国,在杭州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学堂,用以提倡妇女教育,并参与创办杭州《白话报》。
1910年,陈叔通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在资政院,他目睹清政府的腐朽,开始逐步倾向于革命党。他曾入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后参加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其间,陈从事过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并根据日本法政大学的讲义,编写成《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后于1914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署名陈敬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同时他还担任《北京日报》经理,为共和奔走四方。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职权,尤其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使陈叔通受到很大震动。他发起成立民国公会,其政纲为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民国之进步,保证国民之权利,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等。与此同时,他还加入国民协进会。同年4月,民国公会与共和协进会及民社合并,组成统一党。1913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4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又合并组成进步党,为国民党外的第一大党。翌年,袁世凯设政事堂,陈叔通任政事处礼制官,并为《国民公报》主笔。袁世凯图谋称帝利用进步党为其服务,但陈叔通等人联络各方人士积极反袁。
1915年冬,袁世凯以高薪收买陈叔通,陈坚决拒绝,并参与讨袁活动。是年12月,梁启超居住上海,策划反袁,陈叔通担任了梁与各方人士联系的任务。梁在上海停留七十多天,陈叔通等人起着“参谋本部”的作用。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仍想保住大总统职权,并呼吁停战议和。陈叔通在上海立即指出,袁的求和是阴谋诡计,要求国人切勿轻信。为此,陈向梁启超建议:袁世凯必须退位,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起义各省尽早建立联合机关,统一军事指挥。梁启超到广西后,陈叔通又起着“后勤总部”的作用。他对“出征”在外的“党人”十分关心,多次写信给梁,谓“先生左右不可无一人,各方面均宜小心”,“北京以重金购公甚急,千万慎重”[1]。他对前方的战事也十分关注,时刻关心着前方的粮饷军械。他在给梁的信中提到:“松坡(蔡锷)前敌军械必不足,有何法以济之?”说“逆料前途尚有大战事,请时以此告滇黔,此时筹饷筹械仍为甚急,万不可稍懈”[2]。
袁世凯死后,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陈叔通非常失望。他应挚友张元济的邀请,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看到该馆的下属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互不相关,无一个统一机构,于是提议设立总务处,负责三个所的联系工作。他自荐任总务处的工作,规定三所所长定期会谈,协商制订统一执行的年度计划和规则、办法。1922年,陈叔通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不久离去。为酬其对商务的贡献,董事会于1924年赠陈6000银元。
1927年陈叔通在上海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负责经理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多次派吴鼎昌等人请陈到南京任职,他均予拒绝。在咏严子陵的诗中有“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之句,表示不愿与蒋介石等人同流合污。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击,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与张元济、项揆一等在上海积极支援抗敌,发起募捐;11月上海沦陷,他困居租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他终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日伪认为他是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企图要他出任伪上海维持会会长,陈叔通坚守民族气节,拒不事敌,四处躲藏,匿居于友人家。后来,陈秘密参与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叔通积极投身民主运动。他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大通别墅包达三家中,定期举行双周聚餐会,讨论时局,传递消息。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马寅初、马叙伦、周建人、包达三、胡子婴等人,周恩来也曾到聚餐会讲话。以后,中共上海负责人张执一派李正文以大学教授名义,常来参加这个聚餐会,给大家分析、介绍形势。陈叔通在聚餐会上发言激昂,态度坚决,立场鲜明,表示拥护共产党。此时,他虽靠出卖字画补贴家用,但尽力向友人募捐,用以接济青年学生,并资送进步青年学生前往解放区。
1947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声援南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结果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陈叔通与唐文治、张元济、叶景揆、陈汉第、李拔可、张乾若、胡藻青、钱自严、项兰生十位老人发起了营救活动。6月3日,陈叔通亲自起草了抗议书,由十人署名后分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市警备司令宣铁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是为著名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8月初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面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很多民主人士潜赴香港,陈叔通仍留在上海,但经常同香港的友人秘密通讯,与马叙伦通信更多,研究对时局的对策。当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强令人民兑换时,他在给马叙伦的信中说,这一掠夺,只是为渊驱鱼,有利于加速解放的进程。蒋介石几次欲加害陈叔通。陈布雷以同乡关系告诉陈叔通说:“今后你若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一笑置之,反而托人捎口信答复陈布雷说:“我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否则将无好下场。”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一些御用文人政客发起了所谓“千人通电”,要求停止战争,并请陈叔通签名,他严词拒绝。陈叔通作诗说:“姑息终贻他日患。”
1949年1月,陈叔通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临行前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说:“你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2月28日,陈叔通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乘船离港北上赴解放区。在石家庄,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和接见。从此,积极投身到建立新中国的活动中。5月11日,陈叔通作为产业界代表人在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首次预备会议。15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了话。次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被推选为二十一人的常委之一。当日晚,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被推选为筹备会副主任。不久上海解放,陈叔通被聘为上海市顾问,向上海人民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6月他又和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筹集物资,慰劳解放军。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陈叔通于23日下午代表全国工商界发了言。27日陈叔通担任大会五人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四个决议案:定都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叔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陈叔通一生喜好收藏图书字画和金石文物。解放后,他把全部珍藏都捐献给了国家,包括他多年努力收集并影印出版的《百梅集》。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岁。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778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7—778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2408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3主编
2022-11-18主编
2022-12-08主编
2022-12-08主编
2022-12-02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3-01-03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6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2022-10-27主编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