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天，乳名翊林，谱名声翊，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学名国权，辛亥革命时从军改名春森，1912年入大学后又改名启天，字修平，笔名明志、致远。湖北省黄陂县陈牌楼村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其父陈子俊经营榨油业兼地主。

陈启天1900年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1905年下半年进入新式学堂，就读于武昌湖北高等农务学堂附属高等小学，翌年秋转入新设的黄陂县道明小学，1910年春考入湖北高等农务学堂附中农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启天投考北伐第二军宪兵队，从军半年，后退伍还乡。1912年秋，入武昌中华大学政治经济特科，攻读政治、经济、法律等课程，对宪法课用功尤多;同时从名儒刘文卿修习“阳明学”，坚持每星期日参加刘举办的“文会”，听讲经学和理学;1915年夏于该校毕业。1917年到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时中学部主任为恽代英。陈从教学中“渐觉未学教育而当教师，未免自误误人”，乃于1920年投考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录取后未立即入学，先应聘赴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任教，1921年春才去南京高师(后改名东南大学)报到。在五四运动推动下，1919年秋，陈启天经王光祈介绍，与恽代英、余家菊等一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于1923年至1924年间担任该会执行部主任。“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知识分子队伍出现分化。这时，陈启天接受了国家主义，在政治上急剧右转。1922年，少年中国学会通过在杭州举行的年会和《少年中国》杂志，讨论学会方针问题。陈启天等主张学会只从事社会活动，反对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提出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主张。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这场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论战的延续。1923年，陈启天撰《何谓新国家主义》一文，宣扬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该文先在同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宣读，后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

1924年6月，陈启天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即赴上海，就任中华书局新书部编辑，主编月刊《中华教育界》。同年9月，中国青年党的首脑曾琦、李璜等从欧洲归国，将该党活动中心从法国移到国内。陈启天与曾、李既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又都主张国家主义，他们于10月10日在上海共同创办《醒狮》周报，以鼓吹国家主义，进行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宣传。陈启天是该报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醒狮》第4号上发表《醒狮运动发端》一文，鼓吹“国家主义是目前中国拨乱救亡的唯一良药”，说它可以“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感情，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他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倡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说“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无论何种职业的国民均可一致趋赴，协力图强，否则阶级划分，争斗益烈。国内混乱的局面无由廓清，而国际干涉的惨祸终难幸免”。

1925年7月，陈启天经曾琦介绍，参加中国青年党，党号无生。同年8月，陈去山西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结识常燕生，介绍其参加中国青年党。在陈的建议下，青年党于10月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作为外围组织。他还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冀以影响教育界人士。1926年7月，他在上海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训练部主任。此后，长期从事青年党的宣传、训练工作，接连不断地到处讲演，并在《醒狮》周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国家主义”的宣传。

1925年的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规模革命高潮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迅速扩大。陈启天害怕广大青年将接受和信仰共产主义，即在《醒狮》周报第44号上撰文，对那些“热心救国而又无确定的主义的青年”们说：“解决目前中国的国事，不是共产主义，便是国家主义。”他在分析了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三大分歧点后，断定“共产主义……处处不及国家主义”，所以他“毅然决然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宣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待这一革命成功后，才能转入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陈启天和当时的其他反共分子一样，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行的最高纲领歪曲成现时的行动纲领，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就要实行共产主义，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若要勉强实现，必招共管之祸”^[1]。以此来恐吓广大青年不要信仰共产主义，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

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青年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起着先锋作用。有的学校当局(如上海同济大学)，为了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竟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陈启天看到“这种高压的手段”，“不但不能制止学生爱国运动，而且足以增加学生反抗”，于是他就向那些学校当局建议：对于学生“与其一味压制不如相机指导”，其主要内容是让学生“认清爱国运动的正当方向只有国家主义。凡与国家主义相反的主义如共产主义、赤化的三民主义……都是亡国主义”，“防止共产党和赤化的国民党员闯入教育界”，“要根据国家主义的目的手段与政策，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以代替共产党的亡国运动指导”^[2]。由此可见，陈启天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攻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不只是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企图把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纳入青年党的轨道。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所向披靡，迅速击溃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革命的迅猛发展，在革命区域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广泛展开，使陈启天极为恐慌。同年11月，他辞去中华书局职务，从上海乘船前往重庆。他入川后，恰逢刘湘等在四川“易帜”，摘下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在此形势下，他无法在四川公开活动，便于1927年1月悄悄返回上海。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陈启天和曾琦先后去北京，并暂将《醒狮》周报移至北京出版，由陈启天代编。陈在北京还主办党务训练班，主讲国家主义、政党与政治运动等课程。7月，他又潜回上海，参加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一二”政变后，陈启天一再呼吁蒋介石放弃北上进攻孙传芳、张作霖的行动，劝蒋不要“汲汲于争鸡虫之得失”而“放松共产党”，希望蒋和北洋军阀、青年党结成联合阵线，共同反共。他声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目前大敌，不是北方实力派，而是共产党”，“我们对于国民党倒共的工作，可在联合战线上充分予以援助。”^[3]陈还鼓动全国的“各种反共的军事势力(蒋军包括在内)”“克期会攻武汉”，消灭武汉革命政权，否则必“同归于尽”^[4]。陈启天的公然献策未被蒋介石采纳，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公开投靠北洋军阀。8月，经同党余家菊介绍，化名陈止韬，前往败退到济南辛庄的金陵军官学校任教，为孙传芳培养军队骨干(还在南京时，陈启天就曾接受该校总办万鸿图之约，去讲演过国家主义)。1928年4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北伐逼近济南，该校被迫再次北迁，在滦州与奉系军阀的东北讲武堂合并，这时陈启天方离去，于同年6月从海路返回上海。8月，在上海参加青年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主任。同年，以明志笔名出版《反俄与反共》一书，对中国共产党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

1929年初，陈启天再次入川。他一面以陈修平名义在张澜主持的成都大学讲授社会学、中国近代教育史，一面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同年5月，又离川返沪。8月，接替李璜主办青年党的党务学校“知行学院”，担任院长并亲自讲授课程，直到1930年6月。

1930年8月青年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检审委员会，以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陈启天被选为该会委员长。7月27日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长沙，青年党为了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对抗，由陈启天提议成立了“湘鄂赣反共救民会”。该会在宣言中申明它的三项任务是：“联合全国反共分子使立于同一战线之下”;“领导社会民众，使为扑灭共匪之主力”;“研究反共具体方略，示国人以准绳。”^[5]陈启天在上海创办了以攻击污蔑工农红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宗旨的《铲共半月刊》，并以“湘鄂赣三省党务特派员”名义到九江、南昌、武汉等地，会见国民党军政学界头目，搜集“匪况和剿匪状况”^[6]。之后，他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恶毒攻击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计献策。在一篇题为《怎样才能彻底肃清共匪?》的文章中，针对蒋介石几次派兵“围剿”红军连遭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七条“确实有效剿匪办法”，这就是：“在政治上彻底革新”，“在吏治上须彻底整饬”，“在清乡上须实行保甲”，“在教育上须积极灌输救国的思想于青年脑中”，“在党务上须暂时取消各县党部”，“在外交上须继续与俄绝交”，“在军事上不急于进剿。”他同时也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认为“中国当前的大患，不仅在共匪，而且在执有政权与军权的人们绝少公心与真心”。他说：“当权者不拿出真心和公心来想办法，是自己要塌台，任何人也不能维持他。”^[7]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甘愿投效而未获青睐的怨望心情。1931年他把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全集中有关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容摘录出来，先在《铲共半月刊》上发表，后汇编成册出版，书名为《胡曾左平乱要旨》，供“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参考。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报》，提出“政党休战”口号，想与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党争，握手言和。这时，他一面主张抗日，一面继续持反共反苏立场。1932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国难会议，陈启天是被邀会员之一，但他未出席会议。1932年夏，青年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内部派系矛盾，陈启天与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均未选入中央担任职务。1933年，他仍在上海办《民声周报》和《铲共半月刊》。1934年9月，陈在武昌家中曾被国民党逮捕，解往南昌，10月即被释放。1935年初由上海去日本东京养病五个月。回国后在上海参加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训练部主任。会后，在上海接替常燕生主编《国论》月刊，并在这个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在《夹攻中的奋斗》一文中，他污蔑共产党“是用抗日的幌子来骗人”，反对国民党再次“联俄容共”。他主张要在“夹攻中奋斗”：“一面积极准备抗日，一面彻底肃清匪患”^[8]。

“七七”事变后，陈启天从上海迁居武汉。1938年4月，青年党通过和国民党交换公开信，正式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6月，陈启天担任教育部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7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陈启天作为参政员出席会议。8月，由武汉迁居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滞留四川，担任历届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还在中华大学文学系讲授“韩非子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启天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协助主席曾琦主持青年党的党务。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启天作为青年党的五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并与曾琦、余家菊等联名提出“关于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和“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在1月16日的会议上，陈对青年党的后一提案作了说明，强调“促进民主也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9]，为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伴唱。会议期间，他参加宪法草案审议组工作。在讨论宪草时，尽力替国民党帮腔，后来他写道：“讨论宪草原则时，我与慕韩先生出席说明自治法须以宪法及立法院通过的‘省县自治通则’为依据。同时出席该小组委员会的王若飞、秦邦宪，以我们的主张大不利于共产党的割据，起而无礼谩骂。”^[10]

1946年5月5日，青年党中央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还都，迁往上海。先一日，陈启天由重庆飞往上海，又转赴南京，设立青年党南京办事处。同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陈启天和曾琦、左舜生一道提出了青年党出席伪国大名单，陈也出席了伪国大，是大会的四十八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兼任会议副秘书长。

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青年党正式参加南京国民政府，陈启天先任“国民政府委员”，5月18日改任经济部长。同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陈启天被选为中央常委。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时，陈启天作为上海市代表出席，是会议主席团成员。4月13日他向会议作经济部施政概况报告。会后，行政院改组，经济部改名工商部，陈启天仍任部长。同年12月，辞去部长职务，移居上海。1949年4月，曾亲往浙江奉化溪口，劝已经“引退”的蒋介石复出，收拾败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陈启天逃离上海，经广州飞往台湾。

陈启天到台后，1950年复任青年党秘书长兼代主席及伪总统府“国策顾问”、台北“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同年10月他辞去青年党的职务，随后主编《新中国评论》月刊。1969年夏，又当选青年党主席，直至1984年8月10日病逝于台北。

[1]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周报第44号(1925年8月8日)。
[2]陈启天:《为北京惨案再告全国教职员》,《醒狮》周报第78号(1926年4月10日)。
[3]陈启天:《救国的联合战线与国家主义者的态度》,《醒狮》周报第129期(1927年4月23日)。
[4]陈启天:《苏俄不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与中国的前途》,《醒狮》周报第134期(1927年5月21日)。
[5]《铲共半月刊》第4期(1930年11月10日)。
[6]《由江西到湖北》,《民声周报》第25期(1932年5月21日)。
[7]《铲共半月刊》第26、27期合刊(1932年9月10日)。
[8]《国论》月刊第1卷第11期(1936年5月20日)。
[9]《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10]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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