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字真如，广东省合浦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生于1889年10月15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父陈均镕出身秀才，以教书为生。陈铭枢七岁启蒙，十五岁入公馆文治高等小学读书。

1906年8月，陈铭枢考取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不久，经陈汉柱介绍加入同盟会。其时，陈从谭嗣同的《仁学》中知晓“‘真如’的名词”^[1]，以之作为自己的字号。1909年夏，陈在陆小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

辛亥武昌首义后，南京起义受阻，陈铭枢偕蒋光鼐、陈果夫等军校同学十余人赴武昌，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在汉口参战，嗣后任黄兴卫士，随黄兴回到上海。不久，陈到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任连长。南北和议告成后，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陈铭枢南下广州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陈与方声涛等人亡命日本。1914年他在日本东京黄兴主持的军事学校“大森浩然庐”学习军事，后又入革命党人创办的政法学校学习。1915年陈铭枢从日本回国，在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佛。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方声涛部云南护国军，任连长。1918年，陈脱离方声涛部，任肇军游击营营长。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陈在阳江起义，被陈炯明委为陆军游击第四十三营营长。1921年，在邓演达等帮助下，陈铭枢所部接受改编为新建的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四团，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在孙、陈矛盾中，陈铭枢保守中立。不久即脱离部队，到南京再度向欧阳竟无学佛。

陈铭枢在南京学佛期间，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孙中山与苏俄合作，改组国民党，国民革命运动兴起，而陈炯明只能盘踞东江地区。在好友邓演达等劝说下，陈铭枢决定归附孙中山。1924年10月，陈铭枢策动陈炯明系机关报香港《新闻报》社长兼总编辑陈秋霖归附孙中山，震动很大。回到广州后，陈出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1925年2月东征陈炯明，陈旅立下战功。6月，刘震寰、杨希闵滇桂军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蒋介石和陈分任右、左翼指挥。平定刘、杨之乱后，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任该军参谋长兼第十师师长。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陈在南路平定陈炯明部，进驻廉州、北海。

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筹议北伐。3月9日，陈铭枢和白崇禧到长沙争取唐生智服从国民政府，获得成功^[2]。5月，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出兵入湘援唐，北伐战争序幕揭开。6月下旬，陈铭枢所部第四军第十师集结于湘南前线，8月19日与叶挺独立团等获平江大捷。8月26日，担任主攻的第四军向粤汉铁路重镇汀泗桥发起攻击，陈铭枢指挥第十师血战汀泗桥，于翌日击溃吴佩孚部。随后又乘胜攻克贺胜桥。陈铭枢以卓著战功成为北伐名将，第四军以英勇善战被誉为“铁军”。

10月10日武昌光复，陈铭枢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此后，国民党领导内部发生迁都之争，武汉方面反蒋情绪日趋激烈，陈铭枢不愿反蒋，于1927年3月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转赴南昌，依附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陈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部务，负实际责任。在宁汉分立时期，陈铭枢成为蒋介石的宁方要员。随着“七一五”武汉“分共”和宁汉合流，陈辞职并随下野的蒋介石赴日。11月2日，应蒋光鼐、蔡廷锴之请，陈铭枢从日本回到福州，重任第十一军军长。

12月，广东政局动荡，张发奎和黄琪翔发动政变。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陈铭枢任东路总指挥，回师广东，与张发奎部血战东江获胜。1928年2月，陈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12月，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与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分掌粤省政军。他提倡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由欧阳予倩任所长;又以巨资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创办《读书杂志》，并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和大剧院等。

陈铭枢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全力拥护和支持。在1929年1月南京编遣会议前夕，他响应蒋介石号召，主动裁军缩编，把第十一军三个师缩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并按自己先已表示的“军民分治、党政合作”^[3]原则，将第十一军军部撤销，本人亦辞去军职，蒋光鼐、蔡廷锴两部归陈济棠节制。是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被蒋介石囚于汤山，陈电蒋要求释李;但他反对粤军将领谋议起兵反蒋。他亦反对桂系反蒋，拥护中央的“统一”。11月，陈铭枢助陈济棠部署军事，在花县一带击败张发奎和桂系联军，结束了广东境内的粤桂战争。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指示旧部蒋光鼐、蔡廷锴听从蒋介石号令。6月，他与陈济棠击溃来犯的张发奎部和桂系联军。战事刚结束，蒋、蔡两部即调到津浦线与阎军作战，克济南，并正式编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

1931年1月，陈铭枢发表《广东民国二十年行政计划之旨趣》，在民政、自治、财政、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计划。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反蒋声浪骤涨，陈反对粤军将领起兵反蒋，并与在江西的蒋光鼐、蔡廷锴达成拥蒋的一致意见。4月，陈济棠与胡汉民派同汪精卫结合，筹谋召开“非常会议”反蒋，他因不附和，被迫卸粤省主席职，离穗赴港，旋往日本。6月初陈铭枢回国，蒋介石命他到江西重领第十九路军，并委任他为“剿赤”右翼军总指挥官，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陈到赣州，即同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联名发出通电，拥护中央“统一”。随着十九路军在与红军作战中失利，兵力渐感疲惫;同时陈在战斗中深感蒋的军事指挥能力差，且赏罚不公，对陈部这样的非嫡系部队处处压制。十九路军在广东方面断绝军饷供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未予补给;且蒋调拨给陈统率指挥的各军，实际上仍由蒋直接下令，陈只能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这使陈对蒋的专权独裁产生不满，不得不考虑十九路军摆脱窘境的问题。8月，陈铭枢在吉安军中与邓演达建立联系，对反蒋问题进行密商，并通过杨杏佛与蔡元培联系反蒋，确定反蒋计划：决定利用蒋介石要陈铭枢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4]。

9月中旬，十九路军集中于赣，正在陈密令蔡廷锴准备按反蒋计划行动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陈感到国势危殆，蒋介石又请他出来调停与广东之争，乃打消反蒋计划。9月28日，陈与蔡元培等赴港，调停宁粤分裂;30日，陈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所部十九路军调防宁沪一线，成为拱卫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10月，陈作为南京五代表之一出席宁粤上海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由于新选出的粤方中央委员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到京的先决条件，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蒋介石辞职，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选孙科为行政院长，陈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由于蒋、汪对孙科政府均采取拆台态度，孙科、陈铭枢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于1932年1月14日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特别委员会，规定除重要方针由中政会决定外，紧急政务皆由特委会处理^[5]。但是孙科和陈铭枢均无力解决外交和财政方面的重重困难。1月18日，蒋、汪等在杭州西湖举行“烟霞洞会议”，决定蒋主军、汪主政，重掌国民政府大权，陈铭枢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

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国东北全境，又蓄意进行挑衅。十九路军于1月23日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陈铭枢派人指示十九路军“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6]。1月28日深夜，日军在闸北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袭，我十九路军就地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9日，陈密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光荣传统，并表示即来沪共赴国难。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抗日意志高昂，不畏牺牲，奋勇作战，并在张治中第五军的增援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不断增兵，并三易主帅。只因蒋、汪和何应钦等军政首脑一味主张避战，依赖国联调停，拒不再发援军，使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第五军孤立无援，被迫于3月1日开始退出淞沪，最后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陈铭枢对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使淞沪抗战以妥协求和告终，深为不满;而蒋、汪联袂出山后又迫使陈陆续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及军委常委等职;蒋还下令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之职，并于6月裁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半年间局势的跌宕起伏和连遭挫折，使陈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加深。10月下旬，陈铭枢被迫赴欧洲游历。欧洲之行使他对共和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对蒋的独裁专制更加不满。

1933年5月，陈铭枢由欧洲返抵香港，一面与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络，一面派人和中共建立联系，筹划反蒋事宜。10月26日，陈派徐名鸿作为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与中共及红军代表潘汉年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陈铭枢联合李济深、冯玉祥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告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决裂。陈铭枢任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又组织“生产人民党”，任总书记。但是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进攻下，十九路军难以抵御，陈与李济深等被迫离开福州，亡命香港，坚持近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即告失败。

1935年7月下旬，陈铭枢联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香港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动抗日反蒋运动。1936年9月3日，陈以团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布鲁塞尔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当选总会理事。会后访苏，并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陈铭枢等人的通缉。陈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抗战。9月21日，被蒋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为表达团结抗战的诚意和拥蒋抗日的决心，他主张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积极向蒋介石进言，以求能对抗战作出贡献。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由陈铭枢主持，大会呼吁世界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大会推举陈等为分会理事。他还担任国民外交协会主席。在此期间，陈为抗战奔走呐喊，与中共方面也广泛接触，频繁会见王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固执成见，使陈铭枢对蒋完全失望。1938年8月17日，他致书蒋介石表示“不愿陷入党政派别斗争的漩涡，现决潜修学问，访教逸贤”。随即入川隐居于重庆北碚“作养晦之计”^[7]。但他仍时刻关注着抗战时局。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1943年2月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座谈会，定期举行。8月陈与李济深、谭平山等着手筹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一系列活动，陈都在幕后进行，以防蒋破坏。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铭枢在兴奋之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评和反对态度，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更进一步参与民主运动。10月28日，“民联”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陈铭枢当选常务干事。1946年2月，陈与李济深等在重庆秘密聚会，策划反蒋民主运动，任军事策反小组成员。6月，全面内战爆发，“民联”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转入地下活动，陈更多地从事幕后工作。11月，蒋介石召开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陈坚决拒绝参加，并断言“这是蒋介石最后唱的一出热闹戏，是回光返照罢了”^[8]。此后陈参与国民党各民主派组织的联合活动。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陈任中央执行委员。民革成立后，“民联”仍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继续活动，陈铭枢以其在国民党军政两界中的特殊地位，积极从事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吴化文部起义，1949年初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汤恩伯(未成)，1949年5月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弃暗投明，1949年8月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等等，他都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陈铭枢至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联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1月，任民革常委。1950年9月，他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不久升任部长。1953年1月，他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翌年初，陈铭枢调京工作，任民革理论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6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补选为人大常委会常委。1957年10月，陈铭枢被定为“右派分子”(1962年4月摘除“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平反)，只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委职务。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参加座谈会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

[1]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参见:《湘省输诚国民政府》,《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4日。亦见:贾廷诗等访问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上册第39、40页,下册第796、797页。
[3]《陈主席在联合纪念周中报告》,《广东省政府公报》第138期,第149页。
[4]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5]《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
[6]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7]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8]霍实子:《我所知道陈铭枢的若干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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