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廉伯,字朴庵,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广东南海人。其祖父陈启源在家乡创办广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在广州开设昌栈丝庄。父亲陈蒲轩,继承祖业,是个丝业富商,与外国商人交往甚多。陈廉伯幼入私塾读书,十二岁时,秉承祖父之命跟外国人学英语,其后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并入英籍。十六岁时,入英商广州汇丰银行工作,为人机灵,受到重用,后升为买办。与此同时,他还兼本家丝庄的司理。1905年起,陈以广州昌栈丝庄司理身份,相继加入广东商会、广州商务总会,成为当地商会中的活跃人物。1908年,与南洋巨商张弼士等,发起创办广东保险公司,担任公司协理佐理财务。与此同时,他扩大昌栈丝庄的生丝收购,联络广州几家大丝商统一购销,垄断当地的生丝买卖。次年,因广州银号发生金融危机,银根奇紧。他利用汇丰银行贷款从中渔利,还大做炒卖银砖的投机生意;之后又依靠汇丰银行,私铸银币,操纵金银市场。
由于陈廉伯能从汇丰银行得到借支,又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且联合数家丝商形成垄断,对产丝、用丝、收购及丝绸商店进行控制,所以在十年左右获利达数百万。除丝业外,他还经营航业、矿业、纸业,以及茶叶、桐油、猪鬃,烟草、竹制品、草席等土特产品,成为广州的出口巨商。在清朝末年,陈廉伯已是一个买办巨商。
民国初年龙济光盘据广东时期,陈廉伯通过英商汇丰银行帮助龙发行新币,在经手造币厂铸造银毫中获利甚巨。1915年,他任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广东出口协会总理、广州出口洋庄商会总理、赴美实业团团员;后任广东丝绢公会、矿业公会、输出业协会等会长;还曾被袁世凯授以二等嘉禾章。1917到1920年旧桂系统治广东时期,他与两广巡阅使兼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交往频繁,借以抬高身价。同时,还多方捐资医院、赈济会、慈善会;在家乡创办克勤义学、女子职业学校,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
陈廉伯以其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和广东丝绸公会、广东输出业协会等会长身份,长期活跃于广州商界,早有组织武装商团从事政治活动的企图。清末他曾向广东巡抚张鸣岐请求组织商团未获允。1912年广州商团组成后,他一再从事商团的组织工作,利用担任广州粤商公安维持会(清末名商团公所)理财课主任之机,支垫商团经费,并借款数万元购置枪械武装商团。1915年,他当上了广东总商会会长后,于1917年任粤商公安维持会代理评议长,更加极力武装商团。1919年8月,正式当上了粵省商团军总团长,从而完全掌握了商团的实权,次年于各地扩充商团,设立分团。
广东历年驻有客军甚多,他们四出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及各种名目的摊派层出不穷,商人受害甚大。具有政治野心并受英国帝国主义指使的陈廉伯,利用商人的此种怨恨心理武装商团,并别有用心地将怨恨转嫁到广东革命政府头上。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借机煽动各地民团与商团一起,向广东革命政府示威,同时秘密纠集各地商团召开联防会议,筹组联防总部自任总长,以佛山大绅商陈恭受和邓介石为副总长。随即利用商团加强商界武装,暗中向香港的德商顺金隆洋行购买枪支弹药,密谋进行叛乱。有些英国人唆使陈买军火练军队,用以反对广东政府。其在香港的报纸表示愿帮助他“组织商人政府”,甚至说要让陈廉伯做“中国的华盛顿”,煽动陈等反对广东革命政府。7月下旬,陈等派出大批商团巡查队日夜出巡,并定于8月13日发动叛乱,暗中派遣刘渔北上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议定一俟推翻广东政府后,陈廉伯即上台任广东督军。8月上旬,陈等加紧其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又向英商南利洋行密谋购买大批军火。广东政府获悉此等严重情况后,于8月9日扣留了陈等利用挪威商船私运的军火。8月13日,陈指挥商团举行示威,竟用“训令”、“指令”行文,强迫商人罢市,“请孙(中山)下野”,要求“发还枪械”。次日,商团千余人前往大本营请愿,广东政府立即下令通缉陈廉伯。陈逃到沙面租界,一面暗中派人与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勾结,由陈炯明的心腹马育航于港、汕之间进行联络;一面煽动商人再次请愿,要求发还枪械,18日广州银钱业在商团胁迫下罢市。嗣后由陈恭受出面将商团总部改设佛山,各地商团迫令商人罢市,并再次要求发还枪械、允准商团总部成立及取销对陈廉伯的通缉令等。广州的工农和革命士兵,主张坚决反击。8月29日,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对商团的叛乱采取镇压政策,下令对商团发动攻击。但驻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和福军李福林等不听从孙中山的命令,站在“中间”立场进行调解,要求与商团妥协。9月上旬,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迫辞省长职,改由胡汉民接任。胡答应依手续发还商团的枪械,之后商团的叛乱气焰愈狂。孙中山感到在广州的处境十分危险,乃于9月下旬以反直北伐为出路,率兵开往韶关。陈廉伯趁机加紧叛乱活动,10月4日在佛山召开地方豪绅代表会,组成“全省临时大会”,向广东政府提出发还扣械等六项要求,并以电文、传单攻击广东政府,宣称将于10月10日举行第二次罢市,再次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
10月10日,在广州各界庆祝“双十节”并游行之际,陈廉伯以商团名义发出“罢业宣言”,强迫商人罢市,贴出“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等标语,同时派出商团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工团军和学生多人。广州驻英总领事此时亦向广州大元帅府提出“最后通牒”,停泊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还把炮口对准广东政府,并扬言如果广东政府镇压商团,英舰将炮击广州市区。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和广大工农、革命士兵再次支持孙中山。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坚决主张镇压叛乱。
10月14日,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组设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武装广大工农,调回在韶关的北伐军,再次下令通缉陈廉伯,次日由蒋介石率部将商团的武装叛乱镇压下去。陈廉伯急忙组织反扑,要求港英政府支持,但港督见势不妙不作表示;陈又请军阀洪兆麟、叶举以武力援助,结果是洪无兵可调,叶指挥不动桂军,江门驻军梁鸿楷改取中立态度;原同情和支持商团的范石生、廖行超经孙中山劝告后改变态度;此时,在各地的商团,有的有言论而不敢行动,有的与当地驻军冲突自顾不暇;它如先施、大新、真光等大公司,银业界的梁朗秋、洋行的罗雪甫和关国士等早就不赞成商团叛乱。陈廉伯发动的武装叛乱,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顿即遭到彻底失敗,只好于17日逃亡香港。
陈廉伯逃到香港后,开设宝元银号,主要靠经营投机炒卖牟利。1928年起,他担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公司监理。在陈铭枢任广东省长的时候,他组成香港观光团到广州活动,后于广州设宝元银号分号。1931年,他升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公司督理,并与该公司简英甫等合办大用橡皮公司。他从南洋公司得到大笔交际费,和军阀、官僚、买办等密切交往。与此同时,还以竞捐手段,先后当上了香港东华医院副总理、总理。一时在香港的商人中,陈仍被视为殷商巨富,一些外国商人愿委托其做代理人。但此时的陈廉伯实际外强中干,除做投机买卖外,主要是挪用南洋烟草公司巨款,款额达数百万元。1934年夏,陈滥用南洋公司巨款事被人检举,公司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罢免其督理职务,同时决定组成股东团彻查,并向港督提起控告,悬奖捉拿其归案。陈廉伯被港警逮捕,旋经人保释后逃往广西。他在广西与旧官僚龚政等经营华林、裕华两金矿,假名陈朴园任公司总经理。经办两三年无利可获,于是返回香港做假古董生意牟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廉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暗中往来。抗战爆发后,他在香港为日军侵华张目,替日军的侵华做宣传。日军侵占香港的前夕,他竟然上书港督,要求将香港“和平”转让给日本,为此被香港警方逮捕。日军侵占香港后,他从监狱获释。1942年2月,日本在香港成立占领部总督部,3月组设“华民代表会”为其咨询机构,他被日军指定为四成员之一,高唱“中日亲善”、“共荣”、“提携”。在日军侵占香港的时期,他仰仗日本侵略势力继续做投机买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廉伯感到留在香港不会有好下场,遂与日本高级官佐乘日轮“白银丸”去日本。船刚离港即在铜鼓湾触雷沉没,陈廉伯和日轮“白银丸”一起葬身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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