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廉伯，字朴庵，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广东南海人。其祖父陈启源在家乡创办广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在广州开设昌栈丝庄。父亲陈蒲轩，继承祖业，是个丝业富商，与外国商人交往甚多。陈廉伯幼入私塾读书，十二岁时，秉承祖父之命跟外国人学英语，其后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并入英籍。十六岁时，入英商广州汇丰银行工作，为人机灵，受到重用，后升为买办。与此同时，他还兼本家丝庄的司理。1905年起，陈以广州昌栈丝庄司理身份，相继加入广东商会、广州商务总会，成为当地商会中的活跃人物。1908年，与南洋巨商张弼士等，发起创办广东保险公司，担任公司协理佐理财务。与此同时，他扩大昌栈丝庄的生丝收购，联络广州几家大丝商统一购销，垄断当地的生丝买卖。次年，因广州银号发生金融危机，银根奇紧。他利用汇丰银行贷款从中渔利，还大做炒卖银砖的投机生意;之后又依靠汇丰银行，私铸银币，操纵金银市场。

由于陈廉伯能从汇丰银行得到借支，又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且联合数家丝商形成垄断，对产丝、用丝、收购及丝绸商店进行控制，所以在十年左右获利达数百万。除丝业外，他还经营航业、矿业、纸业，以及茶叶、桐油、猪鬃，烟草、竹制品、草席等土特产品，成为广州的出口巨商。在清朝末年，陈廉伯已是一个买办巨商。

民国初年龙济光盘据广东时期，陈廉伯通过英商汇丰银行帮助龙发行新币，在经手造币厂铸造银毫中获利甚巨。1915年，他任巴拿马万国商品赛会广东出口协会总理、广州出口洋庄商会总理、赴美实业团团员;后任广东丝绢公会、矿业公会、输出业协会等会长;还曾被袁世凯授以二等嘉禾章。1917到1920年旧桂系统治广东时期，他与两广巡阅使兼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交往频繁，借以抬高身价。同时，还多方捐资医院、赈济会、慈善会;在家乡创办克勤义学、女子职业学校，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

陈廉伯以其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和广东丝绸公会、广东输出业协会等会长身份，长期活跃于广州商界，早有组织武装商团从事政治活动的企图。清末他曾向广东巡抚张鸣岐请求组织商团未获允。1912年广州商团组成后，他一再从事商团的组织工作，利用担任广州粤商公安维持会(清末名商团公所)理财课主任之机，支垫商团经费，并借款数万元购置枪械武装商团。1915年，他当上了广东总商会会长后，于1917年任粤商公安维持会代理评议长，更加极力武装商团。1919年8月，正式当上了粵省商团军总团长，从而完全掌握了商团的实权，次年于各地扩充商团，设立分团。

广东历年驻有客军甚多，他们四出强取豪夺，苛捐杂税及各种名目的摊派层出不穷，商人受害甚大。具有政治野心并受英国帝国主义指使的陈廉伯，利用商人的此种怨恨心理武装商团，并别有用心地将怨恨转嫁到广东革命政府头上。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府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借机煽动各地民团与商团一起，向广东革命政府示威，同时秘密纠集各地商团召开联防会议，筹组联防总部自任总长，以佛山大绅商陈恭受和邓介石为副总长。随即利用商团加强商界武装，暗中向香港的德商顺金隆洋行购买枪支弹药，密谋进行叛乱。有些英国人唆使陈买军火练军队，用以反对广东政府。其在香港的报纸表示愿帮助他“组织商人政府”，甚至说要让陈廉伯做“中国的华盛顿”，煽动陈等反对广东革命政府。7月下旬，陈等派出大批商团巡查队日夜出巡，并定于8月13日发动叛乱，暗中派遣刘渔北上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议定一俟推翻广东政府后，陈廉伯即上台任广东督军。8月上旬，陈等加紧其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又向英商南利洋行密谋购买大批军火。广东政府获悉此等严重情况后，于8月9日扣留了陈等利用挪威商船私运的军火。8月13日，陈指挥商团举行示威，竟用“训令”、“指令”行文，强迫商人罢市，“请孙(中山)下野”，要求“发还枪械”。次日，商团千余人前往大本营请愿，广东政府立即下令通缉陈廉伯。陈逃到沙面租界，一面暗中派人与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勾结，由陈炯明的心腹马育航于港、汕之间进行联络;一面煽动商人再次请愿，要求发还枪械，18日广州银钱业在商团胁迫下罢市。嗣后由陈恭受出面将商团总部改设佛山，各地商团迫令商人罢市，并再次要求发还枪械、允准商团总部成立及取销对陈廉伯的通缉令等。广州的工农和革命士兵，主张坚决反击。8月29日，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对商团的叛乱采取镇压政策，下令对商团发动攻击。但驻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和福军李福林等不听从孙中山的命令，站在“中间”立场进行调解，要求与商团妥协。9月上旬，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迫辞省长职，改由胡汉民接任。胡答应依手续发还商团的枪械，之后商团的叛乱气焰愈狂。孙中山感到在广州的处境十分危险，乃于9月下旬以反直北伐为出路，率兵开往韶关。陈廉伯趁机加紧叛乱活动，10月4日在佛山召开地方豪绅代表会，组成“全省临时大会”，向广东政府提出发还扣械等六项要求，并以电文、传单攻击广东政府，宣称将于10月10日举行第二次罢市，再次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

10月10日，在广州各界庆祝“双十节”并游行之际，陈廉伯以商团名义发出“罢业宣言”，强迫商人罢市，贴出“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等标语，同时派出商团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工团军和学生多人。广州驻英总领事此时亦向广州大元帅府提出“最后通牒”，停泊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还把炮口对准广东政府，并扬言如果广东政府镇压商团，英舰将炮击广州市区。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和广大工农、革命士兵再次支持孙中山。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坚决主张镇压叛乱。

10月14日，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组设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武装广大工农，调回在韶关的北伐军，再次下令通缉陈廉伯，次日由蒋介石率部将商团的武装叛乱镇压下去。陈廉伯急忙组织反扑，要求港英政府支持，但港督见势不妙不作表示;陈又请军阀洪兆麟、叶举以武力援助，结果是洪无兵可调，叶指挥不动桂军，江门驻军梁鸿楷改取中立态度;原同情和支持商团的范石生、廖行超经孙中山劝告后改变态度;此时，在各地的商团，有的有言论而不敢行动，有的与当地驻军冲突自顾不暇;它如先施、大新、真光等大公司，银业界的梁朗秋、洋行的罗雪甫和关国士等早就不赞成商团叛乱。陈廉伯发动的武装叛乱，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顿即遭到彻底失敗，只好于17日逃亡香港。

陈廉伯逃到香港后，开设宝元银号，主要靠经营投机炒卖牟利。1928年起，他担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公司监理。在陈铭枢任广东省长的时候，他组成香港观光团到广州活动，后于广州设宝元银号分号。1931年，他升任南洋烟草公司香港公司督理，并与该公司简英甫等合办大用橡皮公司。他从南洋公司得到大笔交际费，和军阀、官僚、买办等密切交往。与此同时，还以竞捐手段，先后当上了香港东华医院副总理、总理。一时在香港的商人中，陈仍被视为殷商巨富，一些外国商人愿委托其做代理人。但此时的陈廉伯实际外强中干，除做投机买卖外，主要是挪用南洋烟草公司巨款，款额达数百万元。1934年夏，陈滥用南洋公司巨款事被人检举，公司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罢免其督理职务，同时决定组成股东团彻查，并向港督提起控告，悬奖捉拿其归案。陈廉伯被港警逮捕，旋经人保释后逃往广西。他在广西与旧官僚龚政等经营华林、裕华两金矿，假名陈朴园任公司总经理。经办两三年无利可获，于是返回香港做假古董生意牟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廉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暗中往来。抗战爆发后，他在香港为日军侵华张目，替日军的侵华做宣传。日军侵占香港的前夕，他竟然上书港督，要求将香港“和平”转让给日本，为此被香港警方逮捕。日军侵占香港后，他从监狱获释。1942年2月，日本在香港成立占领部总督部，3月组设“华民代表会”为其咨询机构，他被日军指定为四成员之一，高唱“中日亲善”、“共荣”、“提携”。在日军侵占香港的时期，他仰仗日本侵略势力继续做投机买卖。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廉伯感到留在香港不会有好下场，遂与日本高级官佐乘日轮“白银丸”去日本。船刚离港即在铜鼓湾触雷沉没，陈廉伯和日轮“白银丸”一起葬身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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